心理的调整

梁漱溟

    大家来到此地，都抱有求学研究之志，但我要告诉大家说：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除非赶紧注意自己的缺欠，调理自己的心理才行。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是真学问；若能如此，才算是真进步。

    人类所以超过其他生物，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能变化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改变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这从何处见出呢？就是在于他能自觉；而更进步的，是在回头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调理他，譬如我们种植花草，或养一个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我们爱惜她，就必须调理他。又如自己的寝室，须使其清洁整齐，这也是一种调理。我们对外界尚需要调理，则对自己而忘记调理，是不应该的。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与心情两方面。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要条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作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如缺乏条理，徒增多知识是无用的，因为知识是要用调理来驾驭的。至心思之清楚有条理，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懈是一种顶不好的毛病，偶然懈一下，这事便做不好；常常散懈，则这人一毫用处没有。在写文章时的苟且潦草敷衍对付，都是从懈来。文章写得短不要紧，最不好是存苟偷心理。一有这心理，便字不成字，话不成话，文不成文。苟且随便从散懈心理来，干什么事都不成样儿。乱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点激动，内部失掉均衡和平，容易自己与自己冲突，容易与旁人冲突，使自己与环境总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关系。乱或暴乱，与散懈相反；散懈无力，暴乱初看似乎有力，其实一样的不行。因其都是一种机械性，都无能力对付外面变化，改造环境。然则如何可不陷于机械而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就要能自觉，不散懈，亦不暴乱，要调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中精力。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的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初上来心很乱，或初上来心气尚好，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难得成为一气。所以我们的东西不要拿出则已，拿出来就要使他有力量。诸同学中有的却肯用心思，但在写文章时，条理上还是不够，有随便苟且之意，字句让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学还更差些。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根本所在。

    ①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应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毕竟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了解逐步深入、真实，对莫言作品的认可，就显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积极的意义。

    ②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之前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然而，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或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尽管莫言的作品有特色和很成功，但就作品境界的开创、世界观的拓展方面，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尚有不少的距离。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高塔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③莫言通过展示“吃”、“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建构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和外国报刊上报道的中国不太一样，给人许多陌生的东西，会让人看到中国成长进程中的复杂性。莫言不是一味写中国美好的一面，他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莫言以其作品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惯常认知视阈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被世界所接受。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换言之，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正如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④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导致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

    自笛卡儿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困惑于二元论问题：精神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意识是大脑中一千亿个神经元共同工作的结果，是大脑的产物。大脑通过神经细胞的动作电位、神经递质与神经突触的变化改变神经细胞的活性，产生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于是便产生了意识。大脑的其他功能还包括通过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身体功能、运动行为、激素释放等。从解剖学角度看，意识是“额外的”脑组织工作的产物。这部分额外的脑组织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它们位于那些调节身体基本功能的脑组织之“上”。因此，小鼠、大象、鲸鱼的意识都比我们人类要少得多。

    大脑工作的结果是“主观的”的吗？不是。它们不过是由大脑特定脑区内神经细胞的神经递质释放和活性改变产生的结果。例如，眼睛视网膜内光感受器细胞——视锥细胞对不同波长的光起反应，“颜色”被编码于这些视锥细胞的电活动里，然后在大脑皮层进行解码。我们看到红色是因为大脑皮层内特定的神经细胞对红色波长的编码进行了解码。各种意识的活动基础都是神经细胞某种特定的功能改变或神经细胞与其他特定脑区的神经细胞进行交流，这些大脑活动就是我们的意识或定性的经验和体验。这些精神心理状态可以被反思内省，也可以用语言表述。而无论是反思内省还是语言的基础都是客观的（物质的）。现代神经科学技术甚至能使人们对本来具有神秘感的脑——意识（身——心）关系进行彻底的“祛魅”。人们可以通过客观的方法如电极、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神经递质水平的一种方法）、分子检测技术、显微镜、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也可以通过行为学检测来测量大脑的工作。越来越精密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电生理技术、化学方法等已经开始解读大脑的意识活动。这些观察难道还不能说明意识是“客观的”吗？

    如果说大脑神经细胞活动即意识是一种“共性”，那么个体因具有独特的大脑而具有的独特意识就是“个性”。对于人格、性格等所谓“主观”现象，目前神经科学也可以提供较好的解释。物种、遗传背景、大脑早期发育环境的差异与后来的成长环境或经历共同作用，使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拥有不同的大脑，不同的个体甚至可以基于不同的意愿而采取相同的行动。这些意识差异既然都可以由大脑的不同结构和功能来解释，那么，我们为何要称它们是“主观的”呢？

    总之，当前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和意识都是物质性的，这意味着二元论的难题事实上并不成立，或者说应该回归于大脑一元论。大多数相信二元论的学者们在意识与物质之间划分出明显的界线，认为意识作为大脑的特性，与物理特性有根本的不同，比如它必然是“觉醒的”或“有意识的”。然而，大脑进行工作其实大多是“无意识的”，却能很好地完成许多在常人看来需要意识去完成的工作。这种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是大脑的一种客观属性。

《左传》的叙事艺术

童庆炳

    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中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几大战役”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影响，像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不如此。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主要是中国古代“尚农”，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不误农时”。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所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 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把人带到一种令人震惊的、出人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突然风暴兴起，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来，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这种逆时倒叙演进，决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

    《左传》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

    什么叫做想象呢？它就是在心里唤起意象，想象有再现的，有创造的。一般的想象大半是再现的。原来从知觉得来的意象如此，回想起来的意象仍然是如此。艺术作品不能不用再现的想象，但是只有再现的想象决不能创造艺术。艺术既是创造的，就要用创造的想象。创造的想象也并非从无中生有，它仍用已有意象，不过把它们加以新配合。艺术不同哲学，它最忌讳抽象，抽象的概念在艺术家的脑里都要先翻译成具体的意象，然后才表现于作品，具体的意象才能引起深切的情感。比如说“贫富不均”一句话入耳时只是一笔冷冰冰的总账，杜工部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思想家往往不是艺术家，就因为不能把抽象的概念翻译为具体的意象。

    从理智方面看，创造的想象可以分析为两种心理作用：一是分想作用，一是联想作用。

    我们所有的意象都不是独立的，都是嵌在整个经验里面的，都是和许多其他意象固结在一起的。比如我昨天在树林里看见一只鸦，同时还看见许多其他事物，如树林、天空、行人等等。如果这些记忆都全盘复现于意识，我就无法单提鸦的意象来应用。好比你只要用一根丝，它裹在一团丝里，要单抽出它而其他的丝也连带地抽出来一样。“分想作用”就是把某一个意象和与它相关的许多意象分开而单提出它来。这种分想作用是选择的基础，许多人不能创造艺术就因为没有这副本领。有分想作用而后有选择，只是选择有时就已经是创造。雕刻家在一块顽石中雕出一座爱神来，画家在一片荒林中描出一幅风景画来，都是在混乱的情境中把用得着的成分单提出来，把用不着的成分丢开，来造成一个完美的形象。诗有时也只要有分想作用就可以作成。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诸名句都是从混乱的自然中画出美的意象来，全无机杼的痕迹。

    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就不能离开联想。联想分为“接近”和“类似”两类。“怀古”、“忆旧”的作品大半起于接近联想，例如看到赤壁就想起曹操和苏东坡，看到遗衣挂壁就想到已故的妻子。类似联想在艺术上尤其重要，《诗经》中“比”、“兴”两体都是根据类似联想。比如《关关雎鸠》章就是拿雎鸠的挚爱比夫妇的情谊。因为类似联想的结果，物可以变成人，人也可变成物。物变成人通常叫作“拟人”。一切移情作用都起类似联想，都是“拟人”的实例。例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和“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一类的诗句都是以物拟人。人变成物通常叫怍“托物”。“托物”者大半不愿直言心事，故婉转以隐语出之。最普通的托物是“寓言”，寓言大半拿动植物的故事来隐射人类的是非善恶。托物是中国文人最欢喜的玩艺儿。庄周、屈原首开端倪。“拟人”和“托物”都属于象征。所谓“象征”，就是以甲为乙的符号。甲可以做乙的符号，大半起于类似联想。象征最大的用处就是把具体的事物来代替抽象的概念。

（选编自朱光潜《谈美》）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去，我们不仅为灿烂的5000年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所骄傲，而且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革命文化和改革创新精神所折服，为新中国建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新时代文化自信首先源于500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基因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基因得以留存和传衍，并在新的时空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文化意识的萌生发端，经历了文化元素的衍生，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文化形态的进化，文化遗产的传承等过程，经过几千年文化积淀，遂成强劲的中华文化基因。

    新时代文化自信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40年改革开放胜利的实践。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在随后的近30年革命斗争实践中，找到了以社会革命推动文化变革的正确道路，并最终建立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活动，用了7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再次增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40年改革开放，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为新时代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文化自信，还源自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再创造。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模板”“再版”“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改革创新精神进行集成创新的原创版。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新时代理论文化再创造的集中体现，增强了中华民族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自信的动力。中因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我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了公民各项正当权利，为我国成为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保驾护航，坚定了中华民族的制度自信，“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再创造，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再创造，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强，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摘编自李征《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