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面对真实还是面对文学？

李德南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有的批评家甚至认为非虚构写作“已经在打破传统文学思维乃至文学秩序的‘新的生机、力量和资源’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在我看来，提倡非虚构写作，对于纠正当代文学中出现的虚构之无根性、虚构文学与生活世界的隔膜越来越深等问题是有益的，却也不宜过分放大其作用与意义。相反，我们应该理性而审慎地对待非虚构，仔细辨析非虚构写作中所隐藏的理论与现实的问题。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非虚构在理论层面一直存在问题。到底什么是非虚构？着眼点通常在于，非虚构对“非”的强调，即所写的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由于非虚构的所指含糊，许多作品就只能笼统地归于名下。不少非虚构的实践者与提倡者又强调，非虚构中可以有变形，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大胆虚构，是开放的，包容的。这就使得，非虚构和虚构的边界变得更为模糊。

    无法给出相对清晰的界定只是非虚构的困境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模糊感觉的指引下，非虚构写作内部出现了许多陷阱。比如说，非虚构写作强调真实性，强调直接经验的呈现，强调对现实的直面，这就使得真实、经验与现实压倒一切，从而构成对写作者和文学自身的束缚。

    受非虚构强调真实性的驱使，很多作家在讲述普通民众的命运时，往往采用实录的手法，以为只要把所见的一切记录下来就足矣。问题是，单是再现，而不能借助思想之光来穿透层层叠叠的表象，抵达问题的核心，不通过各种文学手法来调动读者的情感，在美的层面有所创造，那么文章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更不可能持久。很多非虚构作品就没有找到一条合适地讲述相关事件的方式，也没有抓住人物命运中能让读者的心灵发生共振的细节，更因为缺乏文学性而经不起反复阅读。本来是文学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许多作家却受制于真实的律令而止步，所写下的作品甚至比新闻作品还要单调。

    王鼎钧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久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达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取代的特性。”他的这一番话，虽然不是针对非虚构而言，但是对于我们理解非虚构的局限，不失为好的提醒。

    对于非虚构的意义与局限，李敬泽其实在《论非虚构》《我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等文章中有清晰的认知。他曾坦然指出：“我认为梁鸿和慕容雪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能充分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能做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记者、一个社会调查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当代精神的见证者，是一个文学家？我一直期待着类似于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刽子手之歌》那样的作品，依靠文学的叙述和洞察发现世界，在社会景象中、在哪怕最普通的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状态，看到史诗般的宏伟壮阔。”

    李敬泽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非虚构写作的瓶颈所在。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仅靠某‘一味药’来解决”。我所能想到的其中“一味药”，是不妨拆除非虚构和虚构的分野，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很多人在提倡非虚构写作时，已有意无意地把虚构排斥在外了，而虚构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无疑是有意义的。虚构的能力，或者说想象力，往往是诗性得以产生的根源，是与洞察力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从现实出发，从现实中发现各种不同的可能，那未必是对现实的悖离，而是发现了更为深层的真实。当卡夫卡让格雷戈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他并不是为了将现实引向怪诞，而是因为发现了骇人的现实：异化将会变得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这是想象力的飞跃，也是洞察力的显现，一种黑色的、残酷的诗意由此产生。

    借用木心的话语方式，也可以说：非虚构与虚构，其实都是莫须有的，哪种文学与虚构无关？哪种文学又不跟非虚构有关？

    真实不能成为拯救文学的救命稻草，非虚构也不能把文学从当下的危机中真正拯救出来。这种拯救是暂时性的，就好比在右手受伤时，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左手来完成某些工作；然而，要想真正进入上手的、自如的状态，还是得靠左右手的互相协调。我们需要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即意识到好的文学作品是综合性的，就像傅雷所说的：“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巧，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节选自2015年1月23日《文学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

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世故

朱鸿召

    在中国，不懂世故，难以成事；太懂世故，难成大事。

    世故与人情相伴而生，依傍而存。人情很温暖，很圜涧，世故却很冷漠，很丑陋，甚至很丑恶。世故不登大雅之堂，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世故是中国人的处世经验，源于人间时事之变迁，人生命运之浮沉，变迁中有利益得失，浮沉中有生命荣枯，趋利避害，尚荣弃枯，所谓会做人，会处事，八面玲珑，什么人都不得罪。这种经验，往往是语言文字所不可企及的。

    先秦诸子中，孔子尚礼倡仁，以恢复周礼，重振纲常伦理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尽管靠开门授徒的学费收入，小日子过得挺滋润，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当时就发现生活中存在一种左右逢源者，谓之“乡愿”。他痛斥“乡愿，德之贼也”，实际上是无可奈何，为人情世故所困扰。孟子主张性本善，倡导仁义礼智，颇有大义灭亲之慨，遭到以滑稽善辩著称的淳于髡的责难，如果嫂子落水怎么办？回答是，可以救助，是为权，权衡轻重，权宜之计，变通之策。在人情面前，原则让出了局部空间。放眼望去，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都留下了人性的一角缺失，从而为人情世故留存了滋生蔓延的缝隙和空间。老子、韩非与兵家一脉相承，直接建立在对人心人性的琢磨开掘之上，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精神气质。从各种兵法，到三十六计，只要能够战胜对手，什么都可以作为手段，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人情世故无所不用其极。流风遗韵，刀光剑影之外，还有《菜根谭》《增广贤文》，传授的都是历久弥新的为人处事的世故经验、人情技巧和潜规则。

    世故是人治社会的生存策略，是专制集权环境下的人生智慧。最严格的体制，最缜密的制度只要是人治社会环境，在执行过程中就可能被人情所浸润，所腐蚀。因为哪怕是一个人处于制度之上，可以不受制度约束，这个人便无可避免地要遭遇到人情的簇拥和侵扰。陈陈相因，上行下效，每个人都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什么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什么奴才嘴脸，阿Q精神；什么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比恶婆还凶狠，等等，都是世故里的众生相。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可以很崇高，但难免腐败，因为人情世故是一柄犀利的双刃剑。

    更严重更复杂的问题是，我们世世代代不断传习操持着人情世故，甚至在私下里羡慕着深谙此道者，却在庙堂高处或高头讲章中，极力回避之，甚至鄙弃之。所以，在古代汉语语境中的世故，是四处丛生的野草，在每个王朝的早春时节，草色遥看近却无，随着季节的更替，这草色逐渐蓬勃茂盛，终成燎原之势。尔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节选自《家园里的世故和风流》）

生长

残 雪

在朦胧的天地里，有一种景象最能引发我热烈的遐想，那就是生长的景象——动物和植物的生长。

那一天，我们走了很远，爬了山，来到一个庙里。我们从和尚们那里买了一篮子水淋淋的、细小的白菜秧子。将白菜秧子带回家之后，外婆和哥哥他们就开始栽种了。太阳当空照，白菜终于栽完了。多么令人沮丧啊，先前水淋淋的秧子被栽进土中，浇了水之后，好像死掉了一样，一律倒伏在泥土上，“死了吗?死了吗?”我不断地问自己。睡觉时我还在惦记着那些可爱的小秧子。

清晨，我在雾气中来到地边。啊，大部分的秧子都有一两片叶子竖起来了!虽然犹犹豫豫的，虽然有的叶子已经变黄，但我看到了复活者内部奔腾的汁液。“活了，活了!”我在心里欢快地说。下午我又去看了一轮，又有更多的叶片竖起来了，几乎每一棵都活了。

不知道是第三天还是第几天，我发现了新叶。新叶是那么的细小、柔嫩、洁净、精致!新叶一点都不羞怯，吸取着地气、阳光、露水，发出“滋滋”地生长的声音。六岁的我为这魔术所倾倒，常常往菜地里跑。当然，缺少肥料，白菜长得一点都不好。我不关心它们长得好不好，我看过奇迹了。奇迹啊。原来没有，后来长出来了。

外婆在叫我，可我不想挥动，我在守着那株野牵牛花，我要亲眼看到它如何攀到旁边那林小树上面去，那果软的藤如动物的触角，它缓慢地为自己探路，先让开一点，形成一个松一点的弧，然后试探着贴上了树干，缠绕就开始了。植物体内被发动起来的生长力是很疯狂的，只要几天不来看，你就认不出原来的藤了—一它早爬到了树梢。

疯狂的生长力导致植物不停地否定自己，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图案，一个图案完成，立刻转入下一个阶段。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那种转化了。白菜由细小的秧子变为绿油油的大白菜，最后还要抽出菜苔长出花，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期待、展开和实现，直到达到饱满、完成。牵牛花的展示最为壮观。有露的早晨，我看到十来朵紫红的喇叭沿着小树的树干排列上去，花瓣的质地如丝绢，底气那么充足，色彩和形态那么抒情，我便在小树旁发起呆来。牵牛花只开一天就谢了，可是秋子内部又在酝酿新的爆发。第二天早上，我又看到了更头的景象。它要开好几茬花儿才会穷尽自己的创造力。

我喜欢用食指去勾植物的藤须，让它绕着我的小小的指头生长。我抬起头看太阳，在阳光里面，生命是可以触摸到的。你瞧，它将我绕住了，一图，两图……指头上可以感到细微的扯，对于它未来说，那是何等巨大的爆发力啊。我屏住气，等啊，等啊，它终于向我的手背延伸过来了。我不忍心骗它，于是小心地松开它，将它放国它附的竹篱笆。

我也见过暴烈的生长——一株藤将幼小的树活活缠死。自然界并非都是莺歌燕舞。真实的暴力总是让我万分害怕，我连观看都害怕。但暴力是普遍的，无论你看与不看。我最后将生命中的暴力转化成了我内部的戏，这个戏就是我的文学。无害的暴力如同体育竞技场上的搏斗，将生命的精彩完整裸露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刺激读者体内沉睡的生长机制，使之发动内力，进行创造。

（选自《残雪文学回忆录》

    历史名人实在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时代需要生于其时之“时代名人”，也同样离不开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历史名人。前者好比文化之快餐，后者却类同于人体不可或缺的素养，这当然需要细细品味、咀嚼并积淀。当时代名人被岁月洗尽浮躁与铅华后，一旦显露出其真正的人文精神之底蕴，他往往会被后代记惦并予以诠释，此可谓时代名人之“再生”，由此，时代名人已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历史名人了。

    毋庸讳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需要历史名人，在于其文化与精神的倡导者与追随者怎样发掘这些历史名人之底蕴并巧妙地与时代与社会相吻合，一旦历史名人被赋予了这种时代之文化视角，它便往往具有一种烛照与启人心智的魅力，其所释放的文化素养，便能很好地被吸收与借鉴了。

    历史名人也有世态冷热。有些历史名人是“恒温”性的，如圣人，大抵每一时代都需要，并不热得炽人，却能时时在人们的语言与文字中出现。有些历史名人则有点骤冷骤热，某一时代需要，便可能如日中天，热劲一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只在其追随者的思想库中有点忿忿而已。这种现象的形成，就历史名人本身来说，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内质有莫大的关系，在于其文化内质是属于人伦人性等永恒性的还是其他非永恒性的范畴。

    历史名人圈的形成，也同样折射出太多值得深思的内容。有些名人在当其世并无甚影响，到了后世则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有些名人在当世十分风光红火，随着时光一轮转，便被历史所淹没；有些名人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冷冷热热，历经“世态炎凉”。但无论如何，其属归历史，几千年的演绎，已是后世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以正面或反面或中性等词汇来界定历史名人，必然限制了审视历史名人的思维与视角。但似乎每一时代都在有意无意地用本时代的文化视角去审视与诠释历史名人，喜欢对历史名人重新认识与评价，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就历史名人本身的文化内涵上，还其真实，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去评判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由于各时代的对历史名人的解读之差异，对历史名人的扭曲也在所难免，因而对历史名人的误读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千古罪人”至少有其时代选择的理由；“名彪青史”者，则反映的是一种历史文化与精神的沿续与倡导。对于历史名人来说，当其生时，创造了一种文化，其使命似乎都已完结了。其千秋功与过，是与非，便可任人评说了。

    在当代名人风光流转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的时候，对历史名人的幽思，又是否能提供一种别样的思维视角？你觉得呢？

（摘自陈家兴《历史名人的幽思》2016年4月版）

母亲的搓线瓦

黄孝纪

①二00一年门前橘子花开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不经意间，已经十三年。这期间，沧海桑田，原先居住的那半栋瓦房，连同门前的小溪、池塘和橘子树，也早已夷为平地，成了高速铁路桥墩下的荒草空坪，再也寻不了一点旧时的踪影。

②母亲本是一个朴素的人，又一向家境寒微，去世时那些穿过的旧衣物，我们已经按照村里的风俗，连同她睡过的席子被褥，一同在江边的一阵烟火中化去了。待到瓦房拆迁的时候，父亲也已离世，那些残旧的坛坛罐罐及家什用具，或损或丢，或拿或送，经过几场风雨霜雪，也已杳然无痕。如今能够睹物思人的，除了那把铜茶壶，也就只有母亲的搓线瓦了。

③母亲的搓线瓦是一片特制的粗糙青瓦，凸面刻着朴拙的树枝和树叶，四角各为“劳动幸福”中的一个字。凹面刻着“运莲”、“方成”四字，分别是我母亲和我舅舅的名字。瓦的两侧边缘中央，对称钻有一对小圆孔。今年春节，我到舅舅家拜年的时候，曾专门问起这块搓线瓦的缘由。舅舅告诉我，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生产队烧砖瓦窑的时候，特地为他姐姐我的母亲制作的，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④记忆中有一片苎麻地。过了村前的石桥，沿着江边的石板路，穿过田野，再逆着一条溪水上行，溪的两岸是红壤的旱土和油茶山，那片苎麻地就在溪的北岸。一年里，周边的旱土随着季节不断变换着色彩和作物，金黄的麦子，碧绿的花生和红薯，唯独这片苎麻地，似乎年复一年不需要翻垦，每年都齐刷刷地一轮一轮长出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苎麻来。苎麻长有半个人高的时候，我们是不敢到那里面去玩的，据说时常隐藏有很多蛇。只是在南风呼呼的夏日晴空，看着苎麻地哗啦啦作响的叶浪，一会儿碧绿，一会儿雪白，幼小的心境竟也感到十分欢愉。

⑤苎麻长到差不多成人高的时候，打苎麻的日子到了。全家人出动，到苎麻地里砍苎麻，每人一把镰刀，把一根根圆圆笔直的青色的苎麻秆子齐蔸割下，砍去顶端的枝叶。一捆捆苎麻挑回家，在浸泡一段时间之后，剥皮、刮皮、晒皮、搓线等一系列需要精巧手工的活计就全凭母亲一双手了。

⑥脑海里便永远刻着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在厅屋里，或者门口的石板巷子里，母亲低着头，坐在一张小矮凳上，右脚裤腿卷到大腿上，露出一条光腿来，拿了那块搓线瓦盖在膝盖骨的位置，左手从旁边的篮子里抽出干苎麻丝放在搓线瓦上，右手张开五指，在瓦上不停搓着，面前一根粗细均匀的苎麻线不断延长，垂下来，一圈一圈在脚下的簸箕里重重叠加。

⑦搓好的苎麻线，母亲一束束整理好，之后和了木柴灰在大锅子里煮沸，捞出来，在水圳边用木槌捣击漂洗后，挂在竹篙子上晒干。赶圩的日子，母亲用竹篮子挑了苎麻线去卖，换得一些钱来，或者油盐酱醋日用的物品。剩下的苎麻线和干苎麻丝，母亲放在木柜里收着，空闲的时候，给我们纳鞋底，缝补衣服，或者随时搓一些她所需要的或粗或细的苎麻线。

⑧几十年反复搓线，这块搓线瓦凸凹两面许多原本粗粝的刻痕，都已经被母亲的手掌和腿膝磨得光滑发亮。如今它静静地躺着，在我书房里书柜的一角，偶尔拿出来端详抚摸一番，都禁不住地勾起深情的过往。

（原载《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