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儒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为政在人”，“人”即治于人的“人民”和治人的“人才”；为政在人的核心是服务人民的人才与人民的需求要和谐促进。

②为政之首在选人，儒家推重“尚贤使能”，打破亲亲关系。孟子认为，选用贤才时，应当允许关系疏远的人越过关系亲近的人。荀子也宣称：王公贵族的子孙，如果没有德才，那就只能沦为平民百姓。相反，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德才兼备，就应当把他选拔到政府去担任官职；推举贤能只应遵循一条标准，即使他是一位有德才的人，既不能因他是自己的仇人而不推举，更不能因他是自己的亲属而降低条件。

③其次在管人。儒家认为礼治德教是最根本的。孔子说，平时对老百姓不进行教育，而到他犯了法时就杀他，这叫做暴虐。推论下去，人才也需要时时接受教育，而不能单靠法的威严来慑服他们。礼治德教是建立在人们内心自觉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自觉性的，而每一个人也很难时时事事处处都做到自觉。尤其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才们，稳定而持久的自觉性更难得到保证。因此，为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带有强制性的法治刑罚，也是不可缺少的。

④儒家强调“为政在人”不是说不要“法”，是说在“法”与“人”二者中，“人”的因素更为重要。荀子指出，不用道德教育，只依靠刑罚，法律条令再详细周密，也是防不胜防的。相反，如只用道德教育而不用刑罚，那么丑恶就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这也是不行的。荀子认为：法是不能独立起作用的，而依法所推衍出来的各种政策条令也不可能自动地产生。只有有了好的执行者，法令和律条才能发挥其作用，否则就没有任何作用。法是治理国家的基础，而有德有才的人则是法的本原。法是需要人去执行的，特别是需要人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去施行的。所以，儒家主张人法并重，重在择人执法的思想，很有积极意义。关于礼与法之间的关系，荀子认为礼是立法的依据和基本原则，因而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⑤为政的目的是养民。孟子总结夏、商二代灭亡教训时说：夏桀和商纣失天下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民心。养民莫于养心。那如何才能得民心呢？那就是，人民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想方设法给予他们、满足他们，而人民厌恶的东西绝不要强加给他们。当周推翻商纣统治后，周武王和周公旦等认真地结了商朝亡国的教训，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德和失民。因此，他们反复地告诫其子孙须“敬德保民”，然后才有可能长久地保住天下。

⑥荀子说天生万民，并不是为了君主；相反，天设立君主，则是为了人民百姓。其“立君为民”的思想得到了黄宗羲的进一步发挥。黄宗羲认为设立百官是为天下、为万民服务，而不是为君主、为一姓卖命。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但都得为天下万民服务。因此，他们之间应是平等的师友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

⑦养民须富民。荀子说使国家和人民富足的重要方法是“节用裕民”。“节用”即严格按照礼制规定，限制各级官吏和行政部门的费用不至于过度。“裕民”是说要给百姓以优厚的政策，使他们得以富裕。如：少收农田赋税，减轻交易市场的税收，尽量少动用民工，绝不能误了农时等。百姓得到优厚政策的保护，生产就会成百倍地增长，人民就会富裕，物产就会丰裕。老百姓富裕了，自然也就知礼节了。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其实，陈涉这点儿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杨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坐上羊拉的车，走到哪里，随幸哪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儿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那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簿、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锃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皇帝的排场大，中国有钱。

    讲究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家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外人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儿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节选自《张鸣说历史·朝堂上的戏法》）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宋宁宗就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对此南宋人的解释是显示皇恩浩荡，“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恩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最初官员在谢恩时不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纳直集贤院祖士衡的建议改为在殿庭中间集体跪谢，成为定制。宴会结束后，御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其中又以千叶牡丹最为珍贵，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过，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官员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狈不堪，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南渡以后，由于财政拮据，御花多以普通的罗、绢为主，远不能与“滴粉缕金花”相媲美。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选白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事物都混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

    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的，需要也是多方的。真善美三者具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过去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成功和失败也都过去了，只有艺术作品真正是不朽的。数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东南飞》的作者还能在我们心里点燃很强烈的火焰，虽然在当时他们不过是大皇帝脚下的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车书；曹孟德带八十万人马下江东，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这些惊心动魄的成败对于你有什么意义？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但是长城和《短歌行》对于我们还是很亲切的，还可以使我们心领神会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气魄。这几段墙在，这几句诗在，他们对于人永远是亲切的。

（选自朱光潜《谈美》，有节选）

    中国古人确信天地山川、花草树石有某种德性，并力图借助它们砥砺自己修德。比德观是从自然物象中体悟人伦之理，然后效法自然物象，因而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与以人合天的逻辑延伸。

    比德观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观念，认为自然物象的某些特征有若德性的显现，通过欣赏、效法它，可以从中得到道德的夹持。

    从义理逻辑上讲，“比德”首先是一种道德功课，但它又对中国古人的审美意识产生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屈原常以青草美人比况志行的高洁，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的《橘颂》，便是一比德的名篇。而“四君子”“岁寒三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绘画永恒的画题，原因正在于它们是人格的象征，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

    有相当多的论者错误地认为“比德”是儒家独有的观念。实际情况则是比德观是中国古人的普遍观念，既不是儒家所创始，亦非儒家所独有。《老子》也常用天地、水、江海、溪谷等自然物象来比况道之玄德，最简洁的说法莫过于“上德若谷”“上善若水”，这些都是再明确不过的比德观念，只是没有点出“比德”二字而已。这说明，在儒家之先、儒家之外，已存在鲜明的比德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尊天情结”。中国哲人之所以尊天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天地有着崇高的德性，世人需要悉心体取，进而依照所谓的天德行事，以来塑造人的在世方式。这种观念自天而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自人而言，是要求人道去合天道。如果人能“与天地合其德”，就是天人合一了。

    这种“德配天地”的观念推扩开来，很容易使人由天地迁想到山水玉石、花草树木等自然物象，因为它们也属“天”的范畴。中国古人往往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物象中体味出道德启示，这在《周易》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当然，自然物本无德性可言，事实是人将德性附会到自然物上，所以有论者质疑比德观，他们认为，这种“远取诸物”的类比推论从无生命跨到生命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且把物的特性和人的品德对应得越确凿，就越显得生硬而勉强。笔者以为，这类质疑确有一定道理，但不能上升为对比德的全盘否定。在强调天人感通的古人那里，认为自然物若有德性的比德观念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这种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内含着某种独特智慧。

（摘编自汪韶军《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

农业文明时代，绿水青山是真实的自然景观，金山银山则是悬设的物质财富梦想，虽然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山水，但对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相关的联系。在这一历史阶段，绿水青山是人们栖息的家园，具有灵性色彩，仿佛就是人们生命的背景和底色，向人露出诗意的微笑，辛弃疾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在古代，人们触目所及，都是自然的美，与山水共情，把自我寄寓其中，但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古往今来，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虫灾、旱涝、瘟疫等也是史不绝书，“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送瘟神》中的这段著名诗句，就非常形象地刻画出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时代，大自然从消极方面给广大民众带来的灾害性的压迫与伤害。当人类的力量尚未达到足以抗衡大自然所带来的困境，自身生命时刻受到严重威胁时，美丽动人的“绿水青山”，不照样是“枉自多”吗？只要生产力尚处在低下状态，人类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匍匐着的命运就难以改观。

    工业文明时代，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凭借科学技术的现代革命插上了翅膀，不但让物质财富魔鬼似的奔涌，而且导致人对大自然态度的深刻变化。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征服，使自然景观与财富梦想的界限被打破了，绿水青山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征服，大自然在人们面前仿佛打开了无尽的宝藏。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下，人们不惜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征服和占有，如此一来，自然界便不可遜免地褪去诗意的形象，沦为表现人的占有欲和征服力的主战场，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尽管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它却体制性地忽略了自然承受能力的限度。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是“金山银山”的堆积，另一方面则是绿水青山的消遁，更为令人担忧的是，“金山银山”的背后是剩水残山，甚至是恶水穷山，毒水污山，最终不得不失去賴以栖息的家园，人类在强调自然是可以随意开采和占有的“金山银山”时，同自然界的关系便不再是和谐共生，而是相互异化。

    在当代，我们正面临着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折，当我们从工业文明带来的消极的、可怖的后果中猛然惊醒之时，保护自然、修复生态就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我们不但要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还要实现金山银山还是绿水青山的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和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其本质在于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其现实表现则是既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金山银山”的物质保障；又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以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

（选自光明日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哲学意蕴》2018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