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冶炼工艺后来居上，独领风骚。利用和发展青铜冶铸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开始冶炼并使用铁器。据考古资料，现已出土的东周铁器，大部分都是楚国的，楚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块炼渗碳钢和铸铁柔化等工艺。

       历秦入汉，冶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当年楚国著名的冶铁基地宛（汉为南阳郡，即今河南南阳），成为西汉最大的铁器冶炼和生产基地之一。1959年——1960年，在南阳汉代冶炼遗址的三千平方米发掘区内，发现了熔铁炉七座、炒钢炉数座。考察表明，这一遗址既铸造铁器，又用生铁炒钢并锻制器具，使用时期由两汉延续到东汉晚期。故楚之地彭城（今江苏徐州），也是西汉铁官监守的铁器产地。楚国传统的冶铁技术，乃随着西汉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朝廷的重视而得以普及和提高。学者根据出土的楚国铁器和南阳汉代冶铁遗址的考察，对楚、汉冶铁情况作了探讨。

       先秦的冶铁炼炉，尚未在楚地发现。可是，著名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已发现了多座春秋战国时代的冶铜炼炉。这些炼炉都是竖炉。学者经研究和模拟试验后认为，这些炼炉的设计合理，性能较为优越，体现了当时冶炼的先进技术。现今发现的西汉冶铁炼炉，也都是与楚国冶铜炼炉相似的竖炉，只是建筑得更为高大、改造得热效率和料容量更大。“我国古代炼铁高炉是从炼铜高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铜绿山的春秋炼炉不仅代表了当时我国最高的炼铜技术，而且为战国以至秦汉炼铁技术的提高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楚国的铸铁柔化技术，可以将生铁处理成黑心和白心两种韧性铸铁，如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有韧性铸铁制成的六角形锄，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有黑心韧性铸铁制成的凹口锄，但毕竟处于起步阶段，也未能得以推广，故现今出土的楚国韧性铸铁的数量甚少。自西汉中期，冶铁业实行官营，朝廷为了提高铁制农具的使用寿命，着力推广和发展这种可以增加铁器的强度和韧性的技术，于是，铸铁柔化技术不仅发展到成熟阶段，而且普及为常规的工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已能生产白口和灰口混合的麻口铁制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铁锤，就是这类强度较高而耐磨性较强的制品。西汉前期，楚人掌握的这种冶铁技术，又发展成为能够生产低硅低碳的灰口铸铁工艺。在此基础上，汉人进而还发明了生产类似今日的球墨铸铁的工艺。

         以低温还原的“块炼法”炼出熟铁，又进而对其反复加热和锻打以“百炼成钢”的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掌握了。江苏六台的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熟铁条，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用熟铁锻打成的钢剑。这项技术，在汉代乃至后世，一直作为简便易行的传统而承袭下来并不断予以完善。

         冶铁业规模巨大，冶铁作坊遍布全国，中国古代的炼铁炼钢技术在汉代大体完备和基本成熟，钢铁制品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汉代文化的突出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乃与楚人在冶铁技术上的贡献分不开。

快乐的死亡

陆文夫

    作家有三种死法。一曰自然的死，二曰痛苦的死，三曰快乐的死。

    自然的死属于心脏停止跳动，是一种普遍的死亡形式，没有特色，可以略而不议。快乐的死和痛苦的死不属于心脏停止跳动，是人还活着，作品已经或几乎是没有了！

    作家没有了作品，可以看作是个人艺术生命的死亡、职业的停顿。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这不是艺术的死亡，而是艺术的离休，他自己无可自责，社会也会尊重他在艺术上曾经作出的贡献。

    痛苦的死亡却不然，即当一个作家的体力和脑力还能胜任创作的时候，作品已经没有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种苦难和折磨（包括自我折磨）所造成的。折磨毁了他的才华，苦难消磨了他的意志，作为人来说他还活着，作为作家来说却正在或已经死去。这种死亡他自己感到很痛苦，别人看了心里也很难受。

    快乐的死亡却很快乐，不仅他自己感到快乐，别人看来也很快乐。昨天看见他大会上做报告，下面掌声如雷；今天又看见他参加宴会，为这为那地频频举杯。昨天看见他在高朋中大发议论，语惊四座；今天又看见他在那些开不完的座谈会上重复昨天的意见。昨天看见他在北京的街头；今天又看见他飞到了广州……只是看不到或很少看到他的作品发表在哪里。

    我不害怕自然的死亡，因为害怕也没用，人人不可避免。我也不太害怕痛苦的死，因为那时代已经过去。我最害怕的就是那快乐的死，毫无痛苦，十分热闹，甚至还有点轰轰烈烈。自己很难控制，即很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为我觉得喝酒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少喝一点可以舒筋活血，据说对心血管也是有帮助的。作家不能当隐士，适当的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可以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对创作也是有帮助的。可是怎样做才能不酗酒，不做酒鬼，这有益的定量究竟是多少呢？怕只怕三杯下肚，豪情大发，嘟嘟嘟，来个瓶底朝天，而且一顿喝不上便情绪不高，颇有怨言，甚至会到处去找酒喝。呜呼，快乐地死去！

谁的心中不曾有过远方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当微信朋友圈被北京的沙尘暴刷屏，这句话给人的“小清新”之感，更显强烈。近日，河南一位女教师这封“最有情怀”的“辞职申请”，引来无数人共鸣。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句话撩动心弦，正是因为它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说出了不少人心中的渴望。所谓“世界”，其实是相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异质性存在。从朝九晚五的按部就班中跳出来，从办公桌边的循规蹈矩里跳出来，打破思维方式的条条框框，摆脱现实生活的患得患失，拥抱一个更广阔也更精彩的世界。即便这个世界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但谁的心中没有激荡过一个远方？

    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着普遍稳定性的社会。这不仅会少一些可能引爆社会对抗的易燃点，也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想去看世界”的辞职，虽然点赞者甚众，但真正能“从心动到行动”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毕竟，情怀不能当饭吃，甜点也不能当正餐。辞职的女教师去“看世界”了，更多的人却选择了留下来，在讲台上继续自己的事业，换个角度看，没去看世界者不才是这个社会的基石吗？

    说到底，渴望远方，还是因为现实的砝码更重一些，它让说走就走的旅行难以成行。黄土涵养农耕，农耕孕育家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让生存状态的“稳定性”，成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最基本的诉求。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有着“超稳定结构”，其实，从安土重迁的观念到家族聚居的方式，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或许也是一些稳定的职业有着很强吸引力的原因。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现世安稳”是一种扯不断的心理牵挂、情感羁绊。

    站在这个层次上，或许更能理解“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引来的共鸣。身处开放的环境、面对信息化的洪流，“世界”是个诱惑十足的词。然而，在竞争激烈、“压力山大”的社会中，面向大海的转身难以避免地遭遇更多艰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去世界看看的人们，终究还是要面对“娜拉出走之后”甚至“娜拉回来之后”的问题。“出门看世界”和“回到老地方”，成为当今中国人一组难以解开的心结，惟有在朋友圈里徒然羡慕着远方。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看起来文艺腔十足的表达，背后是时代的发展、文化的演进，诠释着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其实，生活充实，何必别处？心有梦想，何必远方？过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未尝不是同样精彩的人生。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减。）

材料一：

    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绩、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向苗族的盛装刺绣，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8根或12根同色丝线纳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鸟爸”）的盛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先在绣布上绘或贴上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

    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材料三：

    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明代地方学校建设力度之强、成果之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首屈一指的。这既源于明太祖朱元璋所提倡的“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同时也和明代学校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延师设学。洪武二年，他诏令地方设学，自此地方儒学逐渐在各地府州县铺展开来。洪武十七年，明朝开始在都司卫所建立学校，这一举措推动地方学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地方学校最大的功用是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明朝建立之初，新生的国家机器需要大量的治理人才，但忠于元朝的遗民和囿于纲常的儒士不愿意入仕新朝，再加上战乱后人才匮乏，科举制度尚不完善，于是学校便成为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朱元璋即位初期在南京设国子学，各部官员也多从国子学监生中选拔。地方学校通过岁贡这一方式为国子学提供充足的生员。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明初科举、学校、举荐三途并重的选官方式逐渐被科举一家垄断，原本“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状况也变成了“非科举毋得与官”，于是士人欲入仕必由科举，欲科举必入学校。

    明代的地方学校承担着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出于对儒学的服膺，再加上对元朝动乱的反思，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崩溃固然是由于统治腐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教化的忽视，尤其是对儒学的轻视。事实上，明代地方学校的很多社会功能，都以増强社会控制为核心。明代统治者不仅将学校作为育人之所，也使其成为推行教化、管控地方的有利武器。因此明代统治者一方面认为地方学官应当关心时务，多言政事，但同时又严格控制生员的言行。此外，朝廷还通过指定教学内容等方式控制学校教育。在边疆地区以及新征服的地区，明代同样积极地进行学校建设，如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等当时的边疆地区，都有大规模的兴建学校的举措，其中大多数学校都是明朝首次兴建。

    作为国家在全社会推行教化的重要机构，明代地方学校还承担着举办地方礼仪活动的职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乡饮酒礼和孔庙祭祀。明代对乡饮酒礼的要求十分严格，有固定的举行时间、固定的参与群体和严格的座次安排，无故不赴宴之人要受到严厉惩罚。在乡饮酒礼的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便是习礼读律，府州县官员于地方学校召集社会的各个阶层，如良民者、年高有德者、无过犯者，大家共坐一堂，颂读朝廷律法，通晓教化之意。明代地方学校一般都有先师庙和明伦堂等建筑。先师庙是祭祀孔子等儒家先贤之地，而明伦堂是生員的讲习场所。学校从国子监到地方儒学，学官从祭酒至训导，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释菜礼，地方官知府以下至知县及其佐贰等官，则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香。明朝政府旨在通过这种定期的儒家祭祀以及乡饮酒礼，达到教化地方、扶正民风的目的。

    然而，任何制度、机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明代的地方学校亦是如此。由于生员的逐渐冗滥以及书院的兴起等原因，明代的地方学校逐渐走向衰败。

（摘编自吴晗、苏建文《明代地方学校的兴衰》）

材料一：

“知人论世”源出《孟子》中的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浓缩为“知人论世”。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就必须知晓他所处的时世以及他在这个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

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家都把“知人论世”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晋人刘琨的作品时说：“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是用刘琨罹逄厄运的经历，来解释其诗作何以多感慨悲愤之词。

“知人论世”常被学者视为重要的人物研究法。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历史学者朱成甲写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用的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朱成甲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朱先生这样研究李大钊，无疑比只研究李大钊本人的材料要全面、准确和深刻得多。李新、刘桂生两位史学名家评价朱成甲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时说：“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句话是对“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的极好说明。

（选自李乔《也谈“知人论世”》，有删改）

材料二：

孟子所谓“知人论世”，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成为一种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窗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人间词话》）。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介绍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通过持续的背景介绍，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表面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而本意却是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张籍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选自王美智《例谈“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有删改）

材料三：

文本的创造虽然脱胎于某种事件、特定社会环境，但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它就有了独立性，就有了普遍意义，加上阅读者、理解者的多元性及其自由发挥的特性，人们不一定关切作者是谁，不一定关切它产生的时代。这就是文本所蕴含的理想性，或者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这对读者是有价值的，但这与作者是不是“如此”没有什么关联。由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意义一旦创作之后，与创作者便是若即若离的，其即其离取决于研究者对文本的需求。如果研究者仅仅是满足艺术上的需求、满足某种共同的意义需求，那就是“离”；如果研究者想对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文本的来源和特点等作深入的研究，想对作者创作这种文本的缘由进行探索。那就是“即”。在前一种情况，文本是独立的存在，文本并不必然与创作者一致。因此，文本的阅读与解释，与“知人”“论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文本的价值与影响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关于作者主体信息的情境下产生。司马迁说读到孔子的书，就想象孔子的为人。他根据文本去想象作者，没有人怀疑其想象的可靠性。而这种想象之所以存在、可靠，是因为它的“公式性”，即对每个作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去想象他，但那不属于“身处”和“时世”了，而属于观念的逻辑，属于人文的理想，属于公共精神的需求。如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研究与理解，如果限定在“世”的范围，无疑有其解释学意义，而且是“知其所以然”；但只有跳出“世”的窠臼，我们才能“知其所以不然”。在解释文本实践中。离开“知人”和“论世”，并不是离经背道、毫无收效的行为，尤其不是缺乏创造的行为。

（选自李承贵《“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