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档文化类节目受到热捧。冷静来看，这些节日正是在众多浮躁、模仿、抄袭、千篇一律的真人秀中的一次突围，是在反智、游戏、嘻哈氛围中的高标独立。节目的成功，反映了传播者在文化建设、价值坚守、节目创新上的自信、自觉与自新，为我们找到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钥匙，发现并开掘了观众的真正需求，引领了时代风潮。

    传播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坚持，深知这片土地氤氲成长的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种别开生面的节目创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很多人效仿欧美模式、膜拜韩国风潮的时候，这些节目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而渐入佳境，抵达当下的热度。创作者们从成语、谜语、汉字、诗词、书信这些最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节目风骨和精、气、神的支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找到了丰沛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底蕴。诗词书信有乾坤，里面透露出的意境、情怀、神采等等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富生命力和独特气质的元素。而这些精髓一旦释放，能量无限。

    自信意味着不拿腔拿调，不刻意掩饰。在这些节目中，节目设计、嘉宾选手的即兴评述和发挥，真实与真诚是关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里，复旦附中的武亦姝、北大博士陈更、初一学生叶飞，即兴真实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嘉宾、主持人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现场激发与碰撞的真实信息，来自创作者以自信开放的心态，去发现捕捉这些精彩的细节，而不是刻意去摆设。

    一个有担当的媒体不应去跟风、迎合甚至媚俗，而应自觉引领观众。这种引领是在媒体专业操守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反复考量、磨合与融合。尤其在当前自媒体纷纷扰扰的时代，专业性弥足珍贵。但专业性是正襟危坐？是精深难懂？是曲高和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专业性是用专业理念去引领、激发和满足大众需求。

    文化类节目已经到了讲故事诉情怀的时代。文化内涵的融入，让节目增添了意趣和底蕴，让观众在娱乐中还能细细品味。在同质化节目都在浅表的游戏打闹时，这类节目真正触到了观众的共鸣与痛点，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诗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共鸣、流行歌词的灵感来源，更重要的是诗词里有天地、有历史、有社会、有故事、有人生、有情怀。而书信亦如是。它们让观众领略到了爱到深处的言之切切、情到浓处的低沉婉转、悲到痛处的肝肠寸断。节目的成功也让传播者看到，原来观众并非都追求低俗浅薄，寻求感官刺激。

    一个缺乏故事的节目是没有力量的。这里的故事不仅指参赛选手背后的故事，也指节目设计的叙事环节，更是对故事的核心——人与情感的重视。《中国诗词大会》经过巧妙设计，冲突、悬念、延宕形成很强的叙事张力。选手背后的故事足以引发观众的共鸣。在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关于选手和主持人的微信推送放大了口碑效应。

    文化节目火了，要警惕一哄而上，又可能形成新的抄袭模仿。任何题材和形态的产品同质化地推出，生命力都不会长久。希望它能不喧哗，润物无声，成风化人。而这需要创作者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耐心、更开放的心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滋养，用最好的故事手段，把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选自《人民日报 》，有删改）

中国古代文学数千年的历史不仅产生了经典，而且产生了多种丰富的经典类型。各经典类型之间并不都处于平行并列的层次，互有交叉。作为研究者，重要的是努力还原这种类型形态上的固有丰富性。

    “六艺”本身虽然主要并不作为文学经典来看待，但在正统的文学观念看来，所有的文学作品却都要在“道文合一”的意义上回溯于它并以它为评价的标准。因此，从文学经典的类型这个角度看，“六艺”具有确定无疑的“大经典”地位，其他与之相比只能是“小经典”。就文学经典来说，以秦汉文和《过秦论》为例，秦汉文是大经典，《过秦论》则是秦汉文中的小经典。

    不同的时代审美风尚不同，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也有差异，所以每一个朝代人们心目中的经典也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调整。先秦人虽然未必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明确的文学经典，但对《诗经》等典籍显然极为熟悉，成为教育和训练外交辞令的一项重要内容。如“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等等，如果在外交场合运用得当可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汉代人的文学经典是诗骚赋，司马相如的赋尤被推崇。六朝人的文学经典除诗赋外，更开始了一个骈体文的繁盛时代。到了宋代，随着承续韩柳的欧苏王曾等的古文影响日益扩大，一些古文经典的地位也逐渐得到确认和凸显。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围绕着科举考试科目也产生了策论、经义等供举子临摹、学习的经典范文。有的经典能够远远超出断代的范围，经得起更长时间段的检验，如徐庾的某些骈体文、韩柳欧苏的古文，一直到今天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反之，也有不少经典及身而亡，如随着八股取士制度的废除，原先八股文的经典很快被人遗忘。时代经典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文体经典。

    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关注重点之一，每一代都产生了各自有代表性的文体经典，秦汉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各类文体自身的序列里，长期的实践也确立了经典文体的地位。

    “公开的经典”是指由统治者所确认的正宗经典；“公认的经典”是虽然未被统治者所确认，但却是人们所公认的经典。一直到清代，正统的文学批评承认的经典从文体上看是正宗的诗文，而小说、词、戏曲及相关的通俗文学都难以列入。比较典型的《四库全书》，白话长篇小说与戏曲都不收入，词虽收入，但显得非常勉强。但是，许多上流社会文人与一般民间文人仍然是把它们作为经典的。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古代文学经典成为沉淀在个人心灵之中的无意识，甚至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传统的无意识。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类型》，有删改）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它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一）

    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现实中的悲剧只能激起人的同情、义愤，迫使人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曾多次出现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被打甚至险遭枪击的事件，这是人们以实际的道德评价代替了审美活动。现实的悲剧只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美学上所谓的“以悲为美”才能实现。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二）

    曾经有人说沈从文是个文体家。沈先生曾有意识地试验过各种文体。《月下小景》叙事重复铺张，有意模仿六朝翻译的佛经，语言也多四字为句，近似偈语。《神巫之爱》的对话让人想起《圣经》的《雅歌》和萨福的情诗。他还曾用骈文写过一个故事。其他小说中也常有骈偶的句子，如“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地方像茶馆却不卖茶，不是烟馆却可以抽烟”。但是通常所用的是他的“沈从文体”。这种“沈从文体”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充满泥土气息”和“文白杂糅”。他的语言有一些是湘西话，还有他个人的口头语，如“即刻”、“照例”之类。他的语言里有相当多的文言成分——文言的词汇和文言的句法。问题是他把家乡话与普通话，文言和口语配置在一起，十分调和，毫不“格生”，这样就形成了沈从文自己的特殊文体。他的语言是从多方面吸取的。间或有一些当时的作家都难免的欧化的句子，如“……的我”，但极少。大部分语言是具有民族特点的。其中写人叙事简洁处，受《史记》、《世说新语》的影响不少。他的语言是朴实的，朴实而有情致；流畅的，流畅而清晰。这种朴实，来自于雕琢；这种流畅，来自于推敲。他很注意语言的节奏感，注意色彩，也注意声音。他从来不用生造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用的是人人能懂的普通词汇。但是常能对于普通词汇赋予新的意义。

（节选自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

（三）

    1973牛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比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二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黄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入《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之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时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有删改）

宣纸——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宣纸”作为纸张名词的出现，始于唐代。其时嗜画成癖的大理寺卿张彦远在他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第一次提及，所指应是宣州宣城郡所产的贡纸。这是以产地为名的宣纸的由来说。

    宣纸的制造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晋说、唐代说、宋代说、清代说各不相同，《中国宣纸史》著者曹天生认为，宣纸创始于元明之际，成熟于明代中期。曹氏的依据，出于《小岭曹氏宗谱》对宣纸生产的记载，以及明宣德年间所制造的皇室监制的加工纸——陈清款宣纸，即为青檀皮所制的真正的宣纸，其质量为其他种类纸所难以比拟，与宣德炉、宣德窑一样，被称之为“宣德纸”，这是宣纸的另一种命名方式。

    宣纸与其他种类纸张之别，首在用料，即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水质、药料，并使用特殊手工技艺而造出的宣纸，方能成为真宣。曹氏有据可查的推论有其道理，但也有疑问。如果说晋代便有楮皮纸、麻纸、竹纸等类似于宣纸的纸张诞生，其时所造之纸尚有新疆楼兰出土的“罗布淖尔纸”，甘肃武威出土的“旱滩坡纸”，以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魏晋时纸”，当然还有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中期的灞桥纸、马圈湾纸、居延纸等等，这些用不同原料造就的纸可谓年代久远，而最适于造纸并造出上好宣纸的青檀皮是久已有之的植物，为什么到明代才有人用来造纸？如果说宣纸是唯一以青檀皮为原料作为标志，那么，唐代的宣州贡纸是否均为青檀皮所造？其中是否有青檀皮纸？若有，则该是早年的真宣了。如果以小岭制造宣纸的写于宋元之交的《曹氏宗谱》作为宣纸创始的依据，恐怕有割断历史之嫌，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最佳宣纸即曹氏宣纸的创始期，而未见记载的或已难以查考的事物，并不等于不存在。在我看来，宣纸的创始期只能存疑，尚难以有令人信服的定论。

    宣纸制造所用为檀皮的韧皮纤维，纤维长度在一点七至三点七毫米之间，且百分之八十的纤维长度十分接近，因而成纸匀度好。电子显微镜下，人们发现其纤维细胞壁分布诸多细密且均匀的皱纹，与纤维长轴向平行，故宣纸着墨时，易留住笔痕、墨迹，淡墨与水会沿着皱纹沟槽向外逐步渗扩，形成不同层次；重笔时又自然分界，互不溶混，造成主体感；再加上规整的檀皮长纤维与草浆短纤维均匀交织，使水墨扩散均匀，无锯齿形辐射状态，正是这样的特征，鉴定了宣纸为中国书画的最佳用纸。在观赏一些中国画时，浓淡相宜，满纸云烟水汽，这是宣纸留住了水墨，渍渗晕染，生成空濛缥缈、淋漓尽致的气韵与妙境。真宣所用青檀，以泾县的皮质最好，且生在山石崎岖倾仄之间者，方为佳料。

    宣纸的制造，于青檀皮和稻草的纸浆中，还需掺入杨桃藤（即猕猴桃）的汁液，被俗称为纸药、滑水。杨桃藤汁是纸浆中的悬浮剂，能使纤维均匀地悬浮于水中，让捞出的纸厚薄一致，结构紧密。

    自然，宣纸的制造是离不开水的，泾县的泉水清醇洁净，浑浊度为零，四季长流，水的硬度低，水温低，故能使宣纸不惹灰尘，洁白度高，并能延长纸的寿命。所谓纸之“似玉雪者，水色所为也”。看来，真宣之所以在泾县的制造达到极致，是因其得天独厚，皖南山区特有的最佳青檀和稻草，纯净的泉水，适宜的气候，吸纳天地之灵气，承受日月之精华，加之人的聪明才智，安能不出绝无仅有的真宣！

（选自《人民日报》）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