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脸钱

张建生

    当年，开封府有条古玩街，店铺经营古玩字画、珠宝玉器。其中有家古币店，老板刘少白觉得来钱太慢，便打起了歪主意。

    民国年间，兵荒马乱，天灾人祸频发。穷人揭不开锅，就卖祖宗传下来的古董，古地中原，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很多，其中不乏宝物。可惜穷人不知道啥是文物，更不懂得行情，遇见黑心买主就当废物卖，给多少钱是多少钱。

    刘少白经常守在古玩街口，见破衣烂衫者过来就问：“卖东西吗？”穷人不逛古玩街，来了就是卖东西。他坑蒙拐骗，用很少的价钱就把西周的贝币、西汉的五铢、唐代的开元通宝弄到手。

    刘少白的舅舅冯老先生是中原古玩界泰斗，听说外甥发昧心财，拄着拐杖找上门来，言辞恳切苦苦规劝。刘少白竟也当成耳旁风。老人见劝不醒他，非常失望。

    那天，刘少白在古玩街口拦住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那人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他看见后，兴奋得心里怦怦乱跳。这是一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币，椭圆形，币面文字形状怪异，像传说中狰狞的鬼脸，俗称“鬼脸钱”。这种古币在市场上稀缺，价值两三万块大洋，可遇而不可求！

    对不懂行的卖主，要欲擒故纵，不可操之过急。刘少白暗中深吸了口气。努力使情绪镇静下来，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这玩意儿不值几个钱。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一万块大洋成交。

    刘少白心中大喜，自己一转手，至少赚一万块大洋！回到家里，他兴奋地拿出来欣赏把玩。鬼脸钱边缘和币面手感有些毛糙，这枚鬼脸钱却光滑如玉。他觉得事情不妙，急忙去找舅舅鉴定。

    冯老先生古币鉴定道行深厚，单凭手摸就能断代。他接过那枚鬼脸钱，捻须注目端详，微眯的双眼陡然睁大，愕然道：“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不出这是个赝品？真品鬼脸钱，铸造呈自然状态，未经精细摩琢，币面文字一挥而就，书法流畅隽秀。赝品边缘和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滑，实属画蛇添足；而且字体呆滞，缺乏灵气，有明显模仿痕迹，铜质粗杂，分量也厚重……”

    一连几天，刘少白在街头寻找那卖主。可哪里还能找到？他越想越窝火，把假币狠狠摔到地上。好在杂铜耐摔，只磕出个小坑。

    这枚假币像一块石头，沉重地压在刘少白心头，让他寝食难安。他不敢在门店卖，买主发现有假，会兴师问罪，闹腾起来自砸招牌，谁还敢再光顾？思前想后，只有拿出去卖，反正谁也不认得谁。

    开封包公祠附近有个卖古玩的地摊市场。刘少白装扮出一副穷困潦倒的落魄相。虽有人对那枚假币感兴趣，可一问价钱扭头就走。直到日斜西天，他准备收摊子，才有人执意要买，不过对价钱一路猛砍，最后砍到100块大洋。

    拿回去一分钱不值，他只好忍痛成交，拿着银票走出老远，还心跳如鼓。

    第二天，那张百元银票有些变色，刘少白赶紧拿到票号兑现。人家说：“刘老板，你在哪儿捡的假票，颜色都褪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呀！

    刘少白的大儿子一年四季在外收购古币，这天，他风尘仆仆回来，喜滋滋地说：“爹，出去没有收到好货，回来走到西城门口捡个大‘漏’儿，用一万块大洋收来个宝贝！”

    刘少白见是个鬼脸钱，不由喜上眉梢。拿过来一看很是眼熟，定睛再看，见上面有个小坑。天哪，冤家又回来了！他顿觉天旋地转，跌坐在太师椅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两万大洋打了水漂，弄得元气大伤，再无资金周转，古币店面临倒闭，全家人如同末日来临。

    这天，冯老先生让外甥带那枚假币来家里。刘少白见到舅舅，满脸愧色，嗫嚅道：“怪我眼力还不到家，闹出这么大乱子……”冯老先生摇头道：“不是眼力不济你是被金钱乱了心性！”

    一语惊醒梦中人，刘少白经营古币多年，如果仔细察看不会走眼，可惜心思都用在欺骗上，结果掉进陷阱。

    “这枚假币出自‘造假圣手’之手。”冯老先生神色黯然，说罢良久无语。

    中原古玩界对“造假圣手”几乎无人不晓。当年，他在古玩界竟屡作造假大案，特别是古币造假以假乱真，连不少行家都“打眼”，所以人称“造假圣手”。刘少白叹道：“造假圣手有如此高超的造假本事，一定腰缠万贯！”

    “错了，错了！当年，他明里经营古币店，暗中造假古币，本想大捞一把，最后倾家荡产。常言说，柜台不欺三尺子，买卖义取四方财。有谁靠坑蒙拐骗长久立足商界？”

    刘少白一脸困惑，舅舅对“造假圣手”知道得如此清楚？

    “我就是造假圣手！”冯老先生语调悲伤，缓缓举起那只残手。惨痛的教训让他悔恨不已，就砍下自己一个手指。刘少白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冯老先生收回那枚假币，又拿出两张万元银票，双方物归原主。为了让外甥知道害人如害己，他派人演出了卖假买假这场戏。

    刘少白如梦初醒，“扑通”一声跪下，泪流满面。幸亏舅舅假戏真做，使自己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冯老先生当场挥毫泼墨，写下“戒欺”二字，送给外甥。

    从此，刘少白诚信经营，把“戒欺”手书制成牌匾悬挂，作为经商的座右铭。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5年第2期

    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南部的母亲的信。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

    “谁叫我们只带来一把小伞哪。”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帮我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的眼镜玻璃上。

    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上，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像已是秋深了。

    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这简单的行动，却要叫我终身难忘了。我缓缓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时她只离我五公尺，竟是那么遥远。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溅到我的生命里来。

    为什么呢？只带一把雨伞？

    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着伞，静静地过马路了。她是要帮我寄信的。那，那是一封写给南部母亲的信。我茫然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其实雨下得并不大，却是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年轻的樱子知不知道呢？

    “妈：我打算在下个月和樱子结婚。”

小狗鲍比

马中行

    小弟说，美国比中国先进了一个世纪，你来过过下个世纪的生活。来了个霸王请客，不由分说，把机票寄来了。

    我到纽约才发现，小弟住着一个套房，可他为了省钱，把里屋转租给一个阿拉伯人。

    无可奈何，他为我找了一个中国女医生家，与她和她的12岁的小儿子阳阳做房客。

    我刚走到她门口，开门扑上来的，是一只小不点儿的、全身长着长长的白毛的、小球球似的狗。我生平最怕小动物，见了毛烘烘的猫、狗，我全身的毛孔都会竖起来，感到皮肤发刺，心发紧。这回找了个养狗的户，还和人家合住。

    我吓得够呛，女医生连忙“鲍比！”“鲍比！”叫着，把它轰开了。

    小弟为了多挣钱要上两个班，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带我出去猛玩。平常我就关在家里，女医生出门时总要关照我，有人按铃，你就拿起话筒问他是谁，屏幕上会现出来人的形象，认得了，你再按开门的钮；还要我一定得把通凉台的玻璃门锁上。特别要警惕黑人。

    纽约就这么吓人。

    小弟为解除我的寂寞，给我租了好多录像带。

    每回我要看录像，就和鲍比展开了沙发争夺战。它狗模人样，白天总是躺在正对电视机的沙发上睡觉。

    我看着它那侧卧着安然入睡的小样儿发愁，用录像带顶着它的脊背叫它挪挪窝。可它只要见我坐在沙发上，就要把它毛烘烘的身体偎向我，睁着一双蓝蓝的洋眼睛。

    它那小样儿挺招人怜爱，但我怕那一身的毛。当我轰它走开时，我看到它像小孩受到挫伤，不胜落寞地逃向床底下阴暗的地方。

    它大概像我一样，也感到寂寞吧。

    一次，我陪女医生出去遛狗，碰上住在隔壁的矮墩墩的riben女人，她操着生硬的英语说，白天我们不在家里，她常常听到鲍比哭。

    它也会哭？而且失声地哭？

    当它再偎向我时，我试着去抚摸一下它，它马上就来舔我的手，还用它那尖锐的小狗牙，轻轻地咬往我的指头玩，舔我的脸，钻到我的腋下，爬到我的肩上，没完没了。

    两个天涯沦落的灵魂，一个人，一个狗。

    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它最忙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它立起来正好够得着我的腿。它把两只前爪放在我的腿上拍着要东西吃。我把一块肉从高处丢下，它总能准确无误地用嘴接住，然后津津有味地、张大嘴嚼着。

我为女医生和阳阳表演我的拿手菜贵州鸡和红烧肉，阳阳一边大口吃着，一边抱怨他妈不给他做。

    顺便我们也喂鲍比点，谁知它的胃口越来越高，它先是不吃狗食了，然后是不吃面包要吃香肠和肉饼，到吃过贵州鸡、红烧肉以后，它连香肠也不吃了。喂它吃的，它不再张开嘴接，而要用鼻子嗅，是贵州鸡或红烧肉，它才张开嘴，否则一律不接。

    别看鲍比如此矫情，它从不敢找阳阳要东西吃，不但不敢斗胆去拍他的腿，甚至不敢挨着阳阳拍我或女医生的腿。阳阳其实非常爱鲍比，但他是顽童式的爱法，没轻没重地拍它一下或吼它一声，鲍比坚决不接受阳阳这种爱的方式，总是远远避开他。只要阳阳一声叫它，它马上悄悄躲进床底下。

    女医生因工作忙，无暇养狗，决意把鲍比送给在洛杉矶的女儿，无论阳阳怎么抗议、闹情绪，女儿的朋友还是来接鲍比了。

    女医生、阳阳和我三人送鲍比到机场，鲍比被关进了一个小铁笼子。我们三人决意要一直把它送到登机口，和它一块儿通过X线检查。

    我刚越过X线，看见迎面两个黑人女工作人员，捂着嘴、哈着腰笑得不可收拾。我一回头，X线口的工作人员和入口的乘客也都在哄然大笑。这时我才发现，在打开铁笼检查时，鲍比跑了出来，此刻它正立起来竖在地上，为自己冲出铁笼洋洋得意地蹦跳。

    他们又把它关进笼子，放在登机口，等候检票。

    这时，阳阳突然说，鲍比在哭！我俯下身去，果然看见它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哼哼叽叽地抽泣。我赶忙打开笼子把它抱起来。阳阳伸手要抱鲍比，可鲍比突然很愤怒地抗拒他，咬他。虽然常和阳阳斗气，可从来没有真正咬过他，今天可没准，它是真的生气了，可能以为自己被送进笼子全是阳阳害的。

    送走鲍比，我们回到家，再也听不见它欢乐的吠叫，看不见它那蓝蓝的眼睛和嬉戏的娇态、憨态。

【注】①没几天，女医生的女儿打来电话，说鲍比到洛杉矶后，天天都寻寻觅觅，似在找我们。一天，带它上街，它远远看见前面一个妇人，以为是我，挣脱绳子，穿越马路，奔跑追去，被一辆急驰的汽车撞倒，猝然死去。②一个孤独的小生命，为了寻求爱，惨死轮下……

（有删节）

渐渐消散的炊烟

晓晓

    老了。这是老木最近的发现。

    慢慢地，就没了热度，还怕冷，把云彩当衣服裹在身上。还没了力气，直往西山里坠。老木挤巴几下眼睛，定定神，继续往山凹里望。

    记得还是放牛娃的时候，也喜欢坐在这块大石头上，往山凹里望。那片竹林里，是二蛋、毛哥和三顺的家。那长有一大团雪白梨花的梨树后面，是瞎眼奶奶家，眼睛虽瞎着，却灵醒得很，还没靠近梨树呢，就戳着棍子叫骂开了，龟孙子，又磨牙了吗。但真到梨子大了熟了，每家每户的娃，人手一个是棍打不动的。那是小琴的家，她的笑声最好听。那是黑妹家的两间茅草屋，她家最穷，她也最不讨人喜欢。

    老木闭着眼都能指出各家的位置。小时候，老木还和伙伴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根据各家屋顶上冒出来的炊烟，猜各家在烧什么好吃的东西。老木是赢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让伙伴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木笑了，露出豁了牙的嘴。其实那算不上什么秘密的。那时候，没有哪家有大鱼大肉吃，除了玉米、南瓜和山芋，其他的就是想吃也吃不上。谁家种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种得多，哪天又收获了什么，在村子里窜上窜下的老木能不知道吗？鼻子长，才是老木的神通。

    可如今不行了，那些像树林一样密的炊烟呢？怎么就不见了？二蛋的儿子是包工头，在城里买了房子，把二蛋老两口给接走了；黑妹考上了大学，据说当了官，早就把家给搬到了省城；瞎眼奶奶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孙媳妇都在外打工，那一树梨子早就没人管了；三顺家的小子是最迟去打工的，据说也混得不错，一家人都带出去不说，连山场和田地都不要了。

    一个个乡里乡亲，都只剩下印象了，而且越来越模糊。每次走过已经不再有人居住的老宅，老木都会站上半天，总感觉门会突然打开，会有人笑嘻嘻地走出来，叫老木进去坐坐，喝口水，唠上一时半会。可除了一刻不离跟随自己的阿黄，什么也没有。总是阿黄的几声叫，把老木给唤醒，滞重的脚步才继续缓慢挪动。

    汪，汪，汪。阿黄在叫了，有气无力的，就在身边。以前的阿黄可不是这样。记得儿子媳妇才出门那会，有老伴陪着，倒没感觉什么。地种着，田耕着，孙儿孙女带着，照样其乐融融，只是多受些累，但老木心里踏实。一场病，把老伴给送到了山上，再也不回来了。儿子媳妇要老木一起出门，说一家人在一起放心，可老木不愿意。

    老木舍不下那几间土屋，只有在那屋里，身心才舒坦；舍不下田地里用汗水浸泡的庄稼，那也是儿女呀，是自己的根；舍不下屋对面山上孤零零的老伴，谁去给她清除坟头上的杂草。

    阿黄是老伴走后的第三天头上出现的。瘦得皮包骨头，一身的瘌子，是老木治好了它的病，然后收养了它，从此形影不离。老木到哪，阿黄一准到哪，听到阿黄的叫声，老木才踏实。可阿黄的皮也塌拉下来了，越发灰暗，声音早没了洪亮，以前一叫就是高亢的连声，现在成了短促沉闷的一下一下了。

    柿子树后面，有炊烟升起来了，若隐若现，淡淡的白。老木来劲了，仔细地瞅。老木站起身来，想看清楚，到底是哪一家。老木成木桩了，好半天才跌坐回冰冷的石头，那是李家的女儿在给她娘做“三七”，根本就不是什么炊烟。

    想到李家嫂子的过世，老木又添了心事。全庄子的人都来了，还站不满一堂屋。最关键的，是没几个能做事的人。一个个佝腰驼背，稍微出点力，就动弹不了了。该走的程序省了大半，将就着才把人送上了山，抬棺的本家老二还闪了腰。

    等自己老了的时候，儿子媳妇又到哪张罗帮忙的人呢？听说城里都是火化，以前老木一听到火化就动气。人活一辈子吃苦受累也就罢了，死了连个全尸都没有，造孽呀。可现在老木不这样想了，人死了，还知道什么呢，能肥几棵庄稼也算是做了好事。烧就烧吧，总比没人料理要好。

    山凹里终于有炊烟袅袅地升起来了，甚至没有老木抽的烟锅里的烟浓厚，就那么稀稀落落着，不用风，转眼即逝。阿黄也沉默了，一双浑浊的老眼默默地望，老木也是，直到暮色像沉重的幕布，缓缓合拢……

（《天池小小说》2012年第9期）

1935年的羊

徐建宏

    找到学校，老旺看见曹老师正在巴掌大的操场上给学生们布置下午上山打柴的事。冬天的阳光把曹老师的脸照得暖洋洋的。山里太穷，孩子们读不起书，只能隔三差五地到山上打些柴，然后到镇上卖了弄点钱。老旺看到自己的孩子狗娃一狗娃二也在中间。

    等学生散了，老旺急忙把曹老师拉到一边，哆哆嗦嗦地从破棉袄里掏出一个布包。大概是午后的阳光显出了力量，曹老师注意到老旺的额上微微出了点汗。老旺说:“曹老师你看看这里面写的啥?”

    曹老师疑惑地打开布包，从里面露出一张缺角的纸条。由于年深月久，纸条已经清黄不堪，上面不规则地分布着一些细洞。曹老师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借条

    兹借到瓦村邢元富家羊20只，俟革命成功后以两倍奉还。此据。

    红军指挥员叶××

    1935年10月25日

    曹老师抬头看看老旺，此刻老旺的眼睛像两把钳子钳住了他，曹老师说:“老旺，这东西你从哪儿找到的?”

    “俺家的一个破墙洞里。”老旺急切地说，“上面写了些啥?”

    曹老师莞尔一笑说:“邢元富是你家什么人?”

    “俺爷爷哪。”老旺说，额上的细汗已经变成了颗粒。

    “老旺，恭喜你啊，”曹老师一巴掌拍在老旺的肩上说，“你家发财了。”

    消息从这天午后开始像花朵一样开遍了整个瓦村,到黄昏时老旺家的院子里已挤满了人，没有谁对老旺怀里的40只羊持怀疑态度。整个瓦村似乎隐隐听到了从1935年传来的羊叫声。瓦村虽然偏僻，但历史上也是个弹痕累累的地方。离村不到一里，马蜂窝似的弹坑足以印证瓦村昔日的荣光，应该说，这张借条对老旺的确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我们想象的范围，老旺一家六口人，妻子长年捧着一只酱黑的药罐，加上自己腿脚不灵便，儿子狗娃一狗娃二还是因为曹老师才读上书的，靠着几只咩咩叫的羊养家糊口，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这天夜里，瓦村的所有家庭都在斑驳的泥墙上寻找历史的破洞，1935年的羊叫声弥漫了整个瓦村。

    根据曹老师的指点，老旺第二天一大早就翻山越岭到镇上去了。曹老师关于纸条的一些看法，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得到了证实。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打着手势对老旺说,这张借条非同一般,我们一定要认真核查。尤其是首长的签字,需经专家鉴定。老旺听了这番话，心里像冬天的风紧一阵松一阵的。这时候恰巧镇长进来，镇长把老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还给老旺泡了杯茉莉花茶，这使老旺在茉莉花的清香中毫不犹豫地把那张借条留在了镇长那儿。

    冬去春来,日子的流云在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中随风而逝。老旺日复一日地把羊群赶到山坡上,看远处山梁上腾起的黄尘,也看曹老师带着狗娃他们上山打柴的情景，老旺的心里酸了又湿,涩了又酸。据村里人说,曹老师的父亲是个烈士遗孤,战争年代被寄养在瓦村。后来曹老师是从遥远的大城市来到瓦村教书的,几十年的青春在黄尘古道中悄无声息地献给了瓦村,老旺记得,几十年间曹老师才回过五次家。

    后来的消息是曹老师从镇上带回来的。那天曹老师和几个学生挑着柴火到镇上去卖，归路上顺便去了趟镇长办公室。镇长答复说，经多方鉴定，现在已经确认了那张借条，首长的签字也真实无讹，再过几天县里就会派人把折合的1万块钱送到瓦村去。镇长的叙述让曹老师喜出望外，以致在走出办公室时曹老师一脚踩空把脚崴了。

    县里派人在镇长的陪同下来到瓦村是在几天以后。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整个瓦村到处尘土飞扬。人们看到腿残又老实巴交的老旺从县里同志的手里接过一个大红包，那鲜艳的色彩在灿烂的阳光下让人热血沸腾。这个中午,我们的农民兄弟老旺像一颗挂在秋天树上的红柿子引人注目。1935年的羊叫声又一次回荡在瓦村的天空。

    第二天,老旺找到学校时天刚蒙蒙亮,曹老师扶着墙壁出来开门。看到一脸土色的老旺，曹老师开玩笑说:“老旺,你的脸是不是被钱烧了?”

    老旺站在门口,从门外进来的光线照出曹老师房间里的摆设简陋又寒酸,灶上的白烟袅袅散开。老旺迟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塞到曹老师手上说:“俺想了整整一宿,这2000块钱就送给学校吧,往后你和孩子们不要再上山打柴了。”

    曹老师张了张嘴,一时无从说起。

    老旺粲然一笑说:“狗娃这几年全靠了你才念上书的,还有俺们家……你的恩情俺们忘不了,留下的那几千块钱,够俺们还债和添些羊啥的了。”老旺慈厚的笑脸在逆光中灿烂而令人心动。

    曹老师凝视着老旺一瘸一拐地走入晚春的早上,眼前一片模糊——他仿佛看到了有许多可爱的羊簇拥在老旺身后,老旺就像站在洁白的云彩上,在他耳边,1935年的羊叫声如水而来。

住在“本葆将军”旅店的老船长

（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当年我父亲开“本葆将军”旅店的时候，有一天，一位皮肤黝黑的老海员到我们旅店来投宿，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黏糊糊的辨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谣：

十五个家伙争抢死人箱——

哟——嗬——嗬，

快来一瓶郎姆酒！

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饮，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量着四周，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不错。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单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也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将军”旅店来投宿，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

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他就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嗬——，再来一大瓶郎姆酒”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于是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给我父亲看病，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旅店没有马厩。这位医生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笨拙、醉眼惺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水手谣∶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箱——

哟——嗬——嗬，

再来一瓶郎姆酒！

我察觉到，医生对此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他在同花匠老泰勒谈话，他只是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声音略微高些，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的咕哝着。

医生继续说道：“现在，你听着，先生，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出你。”

不久，利弗西医生的马被牵到了门前，他就上马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节选自《金银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