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她)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②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祅，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③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楼顶的玉米

吴宏博

    儿子给我说：“爸，语文老师为了让我们体会粮食的来之不易，要求我们每个人种一种粮食作物，观察它生根、发芽、生长的全过程，最后再写一篇作文。你说我种什么好呢？”

    现在的老师事可真多，我心想。

    在阳台正侍弄那盆辣椒的老父亲开口抢先回答了儿子，“孙子，这事你得问爷爷，爷爷种了一辈子地，你爸一直忙着上学、考试、进城，哪懂种庄稼的事啊！”

    老父亲是我在儿子上小学后接进城的，让他帮忙接送儿子上下学。离开了土地的父亲不会打太极也不会遛鸟，于是就在阳台上开起了荒。父亲找了很多花盆，种了辣椒、西红柿、韭菜等，还有一盆豇豆蔓爬满了防盗窗的铁栅栏，一尺多长的豇豆挂满了阳台。我总是说，爸，你也不种些花草，都种了一辈子庄稼了还没种够啊？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这些不比花草美吗？

    儿子跑过去问父亲，“爷爷，那你说我种什么好呢？”

    父亲一手提着花铲，一手抚摸着儿子的头说：“爷爷帮你种几棵苞谷，咋样？”老家把玉米习惯叫苞谷。

    第二天，满手是泥土的儿子跑到书房，激动地给我说：“爸爸爸爸，爷爷在楼顶帮我种了几盆玉米，有两盆还是我亲手种的呢，过两天发芽了我领你去看。”

    父亲也进门了，边拍打身上的土边自言自语似地说：“城里这土没啥营养，还得好好给追肥。”

儿子初学稼穑，每天兴奋地拉上父亲去楼顶。父亲是个耐心的人，每次都会乐呵呵地提了水和铲跟儿子一起上楼顶。

    过了几天，听儿子说楼顶的玉米已经发芽了。我终是没有上去看，忙。

    父亲每天都会往楼顶跑一趟，说着“都一尺高了”“没想到花盆里也会长出杂草来”之类的话。儿子隔三差五也会跟着父亲上到楼顶去。

    一个月过去了，父亲还是坚持每天打理完他阳台的盆栽蔬菜后再去楼顶忙活一阵。

    儿子早都不上楼顶去了，过了那个新鲜劲了。父亲有时上楼顶去的时候会叫一声儿子，“走，看你的玉米走。”儿子总会懒洋洋地说：“爷爷，你去弄吧，等长棒子了你再叫我。”

    父亲并不在乎儿子的态度，也似乎早忘了这是当初给儿子种的观察苗。他自己倒乐在其中，每天还是边拍打身上的土边似自言自语地说着“都一人高了”“有两棵都抽穗了”之类的话。

    父亲毕竟老了，有天从楼顶下来时踏了空，在楼梯上闪了腰，在家里养了几天后，给我说：“我还是回老家去养吧，你们都要忙着上班，照顾我会影响你们工作。回老家让你妈伺候我也方便，乡下空气也好，好得快。病好了，我再来照顾孙子。”来城里这么久了，父亲应该也是想母亲想他的农活了，这是我事后才悟到的。

    父亲走的时候，给我和儿子说：“没事就去楼顶给那几棵苞谷浇浇水疏疏土，估计快灌浆了，红缨子都长出来了。”

    我跟儿子都“嗯嗯”着。

    父亲走后，我和妻子只好把儿子送到了托管班。儿子忙他的学习，我和妻子开始忙各自的工作。

    秋季说来就来。

    有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楼顶的包谷应该快熟了吧，记得让铭铭掰棒子写作文啊。”铭铭是儿子的小名。其实父亲不知道，儿子的作文早都交了，不过不是写的玉米的种植过程，他是根据网上的QQ农场的种菜经验写的。老师还给了他一个“优”，说是虽然有投机取巧之嫌，但却能大胆独辟蹊径。

    接完电话，我给儿子说：“铭铭，爷爷让我提醒你掰玉米棒子呢！”儿子兴奋地说：“哦，我差点都忘了自己种的那几棵玉米了。”其实，我也忘了。

    儿子兴高采烈地找来一个小篮子，非要拉着我去楼顶掰棒子。

    来到楼顶，我们傻眼了。那几棵玉米早已枯萎发黄，盆子的土早已干结开裂，那秆腰的棒子空瘪瘪的。

    我们真傻，快一月多都没有得到照顾的玉米，怎么会给我丰收的景象呢？从父亲种下粒到长成苗，我终是一次都没有上过楼，对于它们的生长，我都是从父亲的自言自语里了解。

    看着枯黄的玉米，我突然想到了父亲，那个我整天忙得都顾不上好好陪着说几句话的老人，就像这几棵被我遗忘了的玉米……

    我给儿子说：“走，周末回老家，看看你爷爷奶奶去。”

将军的部队

李浩

    我越来越多的想到将军了。想到他，就想到他的部队。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只巨大的木箱里，我仿佛又看见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闻到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全部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一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阴，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站在这支部队的前面，将军一块块一排排地看过去，然后把目光伸向远方。将军只有站在这支部队前面的时候才像一个将军；其他的时候，他只能算一个老人，有些和善、有些孤独的老人。将军从他的部队的前面走过去，他就又变成一个老人了。他的腰略略地弯下去，然后坐在屋檐下的一把椅子上，向远处眺望。

    如果下雨，下雪，将军就会叫我在他的书房里把木箱打开，他把那些木牌一块块拿出来，从某个墙角排到书桌上，然后又排到椅子上，再放在地上。两箱子的木牌摆完，将军就把自己摆出了书房，那些密密麻麻的木牌在房间里那么排着，它们带有一种让人不敢呼吸的肃穆。书房的门敞开着，里面的光线昏暗，那些或高或低的木牌在昏暗中静静地呆着，一言不发。

    将军的那种自言自语一片一片地传入我耳朵。

    将军说，你去吧。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将军说，……

    有时将军也和我聊一些和他这支部队相关的陈年旧事，他选取的不是战争而是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譬如某某爱吹笛子，吹得很好，有点行云流水的意思，只要不打仗了停下来休整的时候他就吹。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手被炸掉了，笛子也丢了，他很长时间都不吃不喝，闷闷不乐。他被送往后方医院。两个月后将军又偶然地见到某某，他正在吹笛。因为没有右手的帮助，他的笛子吹得很不成调。他对将军说笛子就是原来的笛子，他用了三天才把它找到。譬如一个战士特别能睡，打完一场战斗，将军一发出休息的命令，即使他站着也会马上鼾声如雷。他脚还特别臭。将军说我原本想让他当我的警卫员来着，可我受不了他的臭脚。说到这里时将军的声音很细，并且有种笑意。他笑得有些诡秘，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年轻了很多。

    将军还跟我说过逗蛐蛐、抓毒蛇、吃草根一类的小事，说过某某和某某的一点琐事，他很少跟我谈什么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要知道将军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要知道将军在这无数次的战争中很少失败，要知道他现在指挥的这支木牌上的部队，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啊。

    ……

    经过近两天的昏迷，将军在那个窗外下着小雨的早晨醒来了。他对医院里的一切都好像有些陌生，甚至是恐惧，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在颤。他的手很烫。你是叫某某吧？我不知道他叫出的是不是他的那支“部队”中的一个名字。我犹豫了一下，我说不是。那么你是某某？我再次对将军说，不是，我是您的勤务员，我叫某某。

    他放开了我的手。他的脸侧向了一边。他手上的力气一点点地消失了。

    ﹣﹣你帮我，把箱子，箱子，拿来。

    在将军的面前我打开了他的那两个箱子，在他昏迷的时候我早已把箱子给拉到医院里来了，我知道将军少不了它。我把那些木牌依次摆开。将军欠了欠身子，他望着那些原本白色，现在已变成暗灰色的木牌，突然淡淡地笑了：哈，看你这小鬼，真是，真是……

    将军的手伸得相当缓慢。他的手指向了排在地上、茶几上的木牌，但我未能看清他手指确切的指向。现在我想，在一个人最后的时间里，他指向了谁，他想到的是谁都不算重要了。

    将军带着那种淡淡的笑意，他走了。

    那些木牌，燃烧的木牌，在将军的墓前变成了一缕缕的烟。它们升腾的样子就像一支远征的部队，我甚至听见了人喊马嘶，听见脚踩在泥泞中的声音，子弹穿过身体的声音。将军会把他的部队带向哪里呢？

（有删改）

驮水的日子

温亚军

    连队所在的山上离盖孜河有8公里，全连每天吃用的水都要由驴去河边驮。新买回来的驴和原来负责驮水的下士犟上了，在挨了无数鞭子后才勉强驮回两半桶水。连长决定让上等兵去接驮水工作。

    第一天早上，上等兵把驴牵出圈，往驴背上搁装水的挑子。驴极不情愿，一把摔了挑子。上等兵也不急，也不抽打驴，驴摔了挑子，他再搁上去，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和驴较量。他和驴都折腾出满身汗，可硬叫驴没有再往下摔挑子的脾气了，上等兵才牵上驴下山。

    8公里在新疆算不了什么，说起来是几步路的事，可上等兵赶着驴，走了近两个小时。下山路上，驴故意磨蹭，上等兵不急不恼，任它由着自己的性子走。到了河边，上等兵往挑子上的桶里装满水后，驴又闹腾开了，几次把挑子摔下来，弄了上等兵一身的水。上等兵也不生气，驴摔下来，他再搁上去，摔下来，再放上去。他一脸的惬意样惹得驴更是气急。直到下午，上等兵才牵着驴驮了两半桶水回到山上。倒下水后，上等兵没有歇息，又牵着驴去驮水。如此折腾到天快亮时，驮够了四趟水，才让驴歇下。

    第二天，刚吹起床哨，上等兵就把驴牵出来去驮水。这天虽然也驮到了半夜，可桶里的水基本是满的。一连几天，如果不驮够四趟水，上等兵就不让驴休息，但他没有抽过驴一鞭子。

    慢慢地，在上等兵不愠不怒、不急不缓的调教中，驴没了那份暴烈，心平气和得就像河边的水草。上等兵感觉到驴已经真心实意接纳了他，便对驴更加亲切友好了。驴读懂了那份亲近，朝空寂的山中吼叫几声，又在自己吼叫的回声里敲出鼓点一样的蹄音欢快地走着。上等兵感应着驴的欢快，知心地拍了拍驴背，把缰绳往它脖子上一盘，不再牵它，只跟在一边。他又想到该给驴起个名字，兴奋起来，一点没犹豫，就给驴起名“黑家伙”。连长喜欢叫兵们这个家伙那个家伙的，驴全身黑色，就该叫“黑家伙”。虽然驴不是兵，但也是连队的一员，是他的战友。

    渐渐地，“黑家伙”熟悉了每天的水要驮回哪里，它总主动走到那里。一天，上等兵在路上耽搁了一下，“黑家伙”没有接到叫它停的命令，径自走出好远。待上等兵追到山上，“黑家伙”已经把两桶水分别驮到一班和二班的门口，正站着等他喂草料呢。上等兵冲到“黑家伙”跟前，“黑家伙”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扑闪着大眼睛，等着一个不高兴的表情。上等兵没有骂它，却伸出手抚着它的背，表扬它，“黑家伙”兴奋地冲天叫了几声。

    有了这一次，上等兵决定让“黑家伙”独自驮水回连。在河边装上水后，他对“黑家伙”说你自己回吧，“黑家伙”就自己上山了。“黑家伙”第一次独自上路时，上等兵有点不放心，悄悄跟在后面，远远地看着，他发现“黑家伙”稳健的身影，竟是群山中惟一的动点。这惟一的动点，一下子使四周沉寂的山峰山谷多了些让人感动的东西。过了一个多小时，“黑家伙”驮着空挑子回到河边。上等兵高兴极了，扑上去亲了它一口，并把自己在河边割的青草奖赏给它。“黑家伙”吃着，不停地甩着尾巴，表示它的高兴。

    上等兵买回一个铃铛，拴到“黑家伙”的脖子上。铃铛声清脆悦耳，陪伴着“黑家伙”行走在寂静的山道上。“黑家伙”喜欢这铃铛声，离上等兵越来越近，步子也越来越快，铃铛声也越加响亮，远远地传到盖孜河边。

    为了打发“黑家伙”不在身边的时间，上等兵带上了课本，在河边复习功课，他心里一直做着考军校的梦呢。复习累了，他背着手在草地上散步。他想到考上军校后，会和“黑家伙”分开，心里一阵难受，就拼命给“黑家伙”割青草，想把“黑家伙”一个冬天甚至几个冬天要吃的草都割下、晒干，预备好。

    在铃铛声中，又过了一年。这年夏天，上等兵考取了军校。

    走的那天，上等兵叫“黑家伙”驮着自己的行李下山，再最后一次给“黑家伙”背上的挑子里装上水，看着它往山上走去，直到走出很远。等他恋恋不舍地背着行李要走时，突然熟悉的铃声由远及近急促而来。他转身向山路望去，“黑家伙”正以他平时不曾见过的速度飞奔而来，纷乱的铃铛声大片大片地摔落在地。上等兵的心不由一颤，眼睛模糊了，模糊中，他发现，奔跑着的“黑家伙”是这凝固的群山中惟一的动点。

（有删改）

真相

江峰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

    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哥安慰着男人。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

    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

    “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

信誉之花

尚书华

    城市不大，不足百万人口。

    小区亦小，只有十几栋楼房。

    罕见的是在西北角，紧挨供热站的地方，有两间简易平房，每天早晨6点至8点，门口常会有十几个人排着队。干什么呢？买豆腐、豆浆的。

    这就有点新鲜了。若说四五十年前城市里买豆制品需要排队，很正常，那时供应不足。可如今，寻寻常常一块豆腐，让人家排队等着买，这豆腐得好成啥样？

    别说，还真就有人把这个豆腐坊比喻成了一朵花——信誉之花。

    老住户都记得，十九年前，这个小区刚刚建好，就有一对年轻夫妇背着行李拎着提包住了进来，租用了供热站废弃的一个材料仓库，月租一百五十元。

    偶然一天，小区里出现了一位腰扎围裙、胳膊上带着套袖，衣着得体、落落大方的年轻媳妇，脚蹬三轮车，在小区里响亮地吆喝着——卖豆腐！

    她的出现，如一缕春风，荡漾在小区各个角落。

    闲聚在楼头的大叔大妈富有生活经验且眼睛最尖，一眼就看出她卖的豆腐跟市面上的不同。那豆腐实而不老、嫩而不囊，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黄色油脂，说明制作加工时，大豆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凝缩在豆腐里，让人看见就有想尝一口的欲望。于是，你买一块，他买一块，各自拿回家“火力侦察”去了。一品，果然好，久违的口感，豆腐本真的味道。

    豆腐好，卖豆腐的人亦好。爽快，嘴甜，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凡是买豆腐的人，个个被她叫得心里甜滋滋的。没用多久，人和豆腐在小区都赢得了好声誉。

    有热心善良的大妈给她出主意：闺女，你的豆腐这么好，不放添加剂，不揭豆腐皮，原汁原味，谁吃都觉得可口、放心。可你跟那些没有正味的豆腐卖一个价钱，太亏啊！得涨涨价，哪怕一块豆腐涨两毛钱。别人卖一元钱一块，你卖一元二角，优质优价，公平合理。

    她听了嘿嘿一笑，说，谢谢大妈。涨价是要涨的，可现在不行。您想啊，我这豆腐才卖不到仨月。小区这么多人家，没尝过我家豆腐的多得是，若现在卖得比别人的贵，谁还肯买我家的。我慢慢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但知道我家豆腐好吃，还得让他们知道我家豆腐是怎样做出来的。

    她们家的豆腐可以出来卖，而豆浆只在豆腐坊卖。这样一来，想喝豆浆的人只有到豆腐坊来买，顺便也就把她家制作豆腐的过程看了一遍。两口子要的就是这个参观率。

    去过豆腐坊的人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干净、卫生、传统工艺、货真价实。

    陡然一天，豆腐涨价了。一块从一元钱涨到一元二角，一袋豆浆从五角钱涨到六角。奇怪的是顾客并没有因为涨价而减少，倒是不断增加，连外小区的人也来买。

    豆腐坊火了。周围小区的居民少有不晓。

    小两口倒是不温不火，淡定如初。每天一百五十斤豆子，重复着同一样式的劳动。顾客从豆腐坊进进出出，一天天数点着日子。表弟的农用三轮车在城乡之间往往返返，运送着岁月，驮载着憧憬和希望。

    人们看到的是，夫妻俩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入托、入学、住上了小区的取暖楼。

    伴随着生活变化的还有涨价的豆腐。别人卖一元五角一块时，他家卖一元八角；别人卖二元一块时，他家卖二元五角——比别人卖得稍贵一些。可大家都买账，依旧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有人向夫妻俩建议：豆腐、豆浆在小区内外已经形成了品牌，可以扩大一下加工规模，增加人手，多创造些利润。两个人听了都直摇头。男人说，若往大了整，闹不好会砸饭碗的。女人连忙随着说，可不是咋的。这些年多亏邻居们的支持、帮衬、照顾，成全了这么个生意。让俺在城里买了楼，供孩子上了大学，老人也可以时不时从乡下来城里住几天，享享福，俺心里挺美的。俺两口子不是不想把这豆腐坊做大，是觉得没那本事。一旦大了就难免会走样，一走样就啥也不是了。这豆腐、豆浆若想好吃，不但豆子得好、水得好、技术得好，最重要的人心得好。人心若不好，只盯着赚钱，什么坑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近二十年光景，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男人的背略微有些驼了。女人的眼角生出浅浅的皱纹。没变的是：春夏秋冬，凌晨3点，豆腐坊准时点亮的灯光；早餐时，那条排在门口的长队；还有那辆往返于城乡来去都不空载的农用三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