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

   在古往今来的各式地名中，最为奇妙的应该数“江南”了。

   这个地名早在先秦就已问世。但到隋代为止，它主要指长江中游的今湖南、江西一带。

   “江南”的现代意义起源于唐代的贞观十道。这个地方先是被叫作“江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传统中有以左代东的习惯，这一地名又被雅称为“江左”，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称“道”。北方、南方各五道，江南道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的一大片地区。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又将江南道从西到东依次分为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闽、浙及苏南、皖南地区。

   唐朝人非常强调地域差异，可是被举出来进行对比的，往往是“塞北”和“江南”，“塞北”总是令人想起恶劣的自然环境，残酷的人文环境。而江南呢，从地理位置上它并不位于南方的最南端，它被拉出来是因为它处于环境质量的另一个极端，此地从南朝以来便是有名的“佳丽地”。

   这种对比方式让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在北方，各地区之间大致是平行的关系，没有哪一个区域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北方代表的身份出现。当时较为突出的地域成见是山东与关中的对立，两地经常相互取笑、斗气。史载唐太宗曾谈起山东人如何、关中人又如何，言辞间颇有“同异”，大臣张行成当即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唐太宗才猛然醒悟。而在南方，各区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落差关系，岭南自不必说，因为地多瘴疠，西南的巴蜀之地，也因为僻处一隅，有“蜀道难”之称，杜甫有联著名的诗“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由此可见一斑。

   真正能够让人想起南方的好处来的是“江淮”。在唐人的概念中，它是“江南”和“淮南”两个地域之和的简称。“淮南”指长江和淮河之间的那个地域，当时留下来一个著名的口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惜淮南的好地方仅止一处而已。“江南”在上文提到开元二十一年时已有“江南西”“江南东”之分，到了唐后期，“江南西”已经简称为“江西”，照此逻辑，“江南东”该简称为“江东”了吧——可是不，它仍叫“江南”。

   唐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地说，它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由于安史之乱以后道（藩镇）的数目增加到几十个，并且转化为事实上的高层政区，此时仍常用贞观十道作为一种提纲挈领的地域概念。

   但更常用的是“江南”的狭义，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此时它已分属宣歙、浙东、浙西三个观察使管辖。其中，宣歙（今皖南）相对于两浙已处于边缘。而浙东（今浙东，浙南）、浙西（太湖流域及今浙北）的两浙之地，唐人又很敏感于吴和越的区别，在当时人心目中，吴地（太湖流域）才是江南的典型。

   唐代以后，虽然有时人们把扬州也视作江南的一部分，但地道的江南一直稳定地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

    “儒”本来是亡国遗民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义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一西周民族的新建设也都建立在“周因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这不再是那个“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柔道所能包涵的了。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_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士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柔顺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块，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可见，孔子提倡的儒道是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论语》记载了一次对话——于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又记着一条有趣的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这便是当时人们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那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从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只是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

    《中庸》中有子路问“强”一节，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一个人自信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柔道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踽踽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要“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选自胡适<说儒》，有删改）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縢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论说性作品要传达的是知识一一在读者经验中曾经有过或没有过的知识；想象文学是在阐述一个经验本身---那是读者只能借着阅读才能拥有或分享的经验---如果成功了，就带给读者一种享受。因为企图不同，这两种不同的作品对心智便有不同的诉求。我们都是经由感官与想象来体验事情，我们都是运用判断与推论，也就是理智，才能理解事情。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思考时用不上想象力，或我们的感官经验完全独立于理性的洞察与反应之外，关键在强调哪一方面的问题而已。小说主要是运用想象力，这也是为什么称之为想象文学的原因，这与理性的科学或哲学相反。

    有关想象文学的事实，带引出我们要建议的否定的指令：不要抗拒想象文学带给你的影响力。我们讨论过很多主动的阅读方法，这适用于任何一本书，但在论说性作品与想象文学中，适用的方法却不大相同。阅读论说性作品，读者应该像个捕食的小鸟，经常保持警觉，随时准备伸出利爪。在阅读诗与小说时，相同的活动却有不同的表现方法。如果容许的话，我们可以说那是有点被动的活动，或者，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那是带着活力的热情。在阅读一个故事时，我们一定要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让故事在我们身上活动。我们要让故事贯穿我们，做任何它想要做的事。我们一定得打开心灵，接纳它。阅读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规则应该以达成某种深沉的经验为目标，这些规则应该尽可能去除我们体验这种深刻感受的阻碍。

    因为目标完全不同，这两种作品的写法必然不同。想象文学会尽量使用文字潜藏的多重字义，好让这些文字特有的多元性增加文章的丰富性与渲染力。作者会用隐喻的方式让整本书整合起来，就像注重逻辑的作者会用文字将单一的意义说明清楚一样。但丁的《神曲》使用的是一般的诗与小说，但每个人阅读起来却各有不同的体会。论说性作品的逻辑目标则是完全清晰，毫无言外之意的解说，在字里行间不能有其他的含意，任何相关与可 以陈述的事都得尽可能说个一清二楚才行。相反，想象文学却要依赖文字中的言外之意。多重含意的隐喻在字里行间所传达的讯息，比文字本身还要丰富，整首诗或故事所说的东西，不是语言或文字所能描述的。

    在想象文学中，不要去找共识、主旨或论述，那是逻辑的，不是诗的，二者完全不同。诗人马克·范多伦曾经说：“在诗与戏剧中，叙述是让人更模糊的一种媒介”譬如，你根本就无法在一首抒情诗的任何文句中找到任何他想要“说明”的东西，然而整首诗来看，所有字里行间的关联与彼此的互动，却又陈述了某种完全超越主旨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小说在我们想象中所创造出来的经验中学习，为了从这样的书中学习，我们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思考。

（节选自《如何阅读一本书》）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陈秉公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并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朝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选自2018年l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沉默不是金

刘墉

    ①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②（    ）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    ）坏人的喧嚣，（    ）好人的沉默。”

    ③这显然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习惯于关注言说，因为言说总是推推搡搡试图挤进我们的视线，但在言说和言说的缝隙之间还有沉默，沉默正如言说，也有不同的光泽、质材、结构、密度，也千折百转，也惊心动魄。

    ④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的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⑤在英文里有个词叫做“房间里的大象”，就是指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这种沉默也许是源于善意和礼貌。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和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⑥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⑦所以，沉默的人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旋涡，从这个旋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

    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⑨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⑩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也意味着承担。谈论全球变暖意味着我们要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选择不买车、少开暖气和空调、刻意节约用水。所以，沉默是金。但是大象并不会因为你不谈论它而消失，你可以不谈论它，甚至不谈论这种不谈论，但是全球还会继续变暖，而我们还是要在所有这些痛苦面前接受良心的审判。

    ⑪所以，我们应当直视我们生活中的沉默。直视沉默也就是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和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会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选自《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序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