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和天

牛撇捺

    中国人的日子，是按年过的，或者说在时间上是以年为单位过的。比如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比如一首歌里唱的“黑板上老师的……噢，一年又一年……我的童年”，比如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实事求是年”，如此等等。处处可以看到年的影子。

    中国人要弄件什么事，常常要搞个什么什么年，比如很多省区很多行业很多单位提出的“创新年”“发展年”“落实年”等等。提出这些概念，动机是好的，创意也是好的，口号是响亮的，说明要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做一两件大事，解决一两个大问题。但效果如何呢？“创新年”你有哪些发展，“落实年”你又落实了什么？结果呢，我有些悲哀地发现，好像什么也没有。提口号与没提口号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甚至连不根本的区别也不多。一切按部就班，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怎么干怎么干，与口号无关。

    为什么好的创意好的动机好的思路没有带来应有效果？是倡导者自己就没有把它当真？不是！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好，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口号变成群众的行动，哪个领导不想把看书的蓝图变为现实？有刻意作秀者，但为数极少。那么是中层干部不配合，是群众不贯彻？似乎也不是。单位搞好了，对中层干部、对职工有什么坏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出在“年”上，是“年”坏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年”挺大挺长，三百六十五天呐。有这么长的时间，倡导者布置者便十分从容，报告一念，文件一发，就等好消息了。就以为自然会有人贯彻，就以为可以今天未干明天干，本月未动下月动。“日月长在，何必忙坏。”中层干部呢，多少也有这样的思想，某某年，一年时间，着什么急。群众呢，你上面不着急，我更没有着急的理由。于是乎，大家心安理得地迈着习惯了的四方步向前缓行，优哉乐哉，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谁也不会惊诧，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某某没抓也就没抓，写总结的时候硬往某某上靠就可以了。我想，一个又一个某某某某年就是这样在温馨与恬静中流产的。

    与年相比，我以为月和日更为可靠。如果提倡某某某某年的领导们改为月，倡导某某某某月，而且以天为单位去抓，可能其新的创意和举措就会见效。比如以前搞过的“民族团结月”“质量月”等效果就不错。改年为月甚至天，领导者就会考虑敢不敢提什么口号，如果不想真干，喊出口号会遭遇尴尬。如果确有想法，要搞某某某革月，那他们会真抓实干，会下功夫，会去督促、去检查，会靠前指挥，甚至会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会同全体干部群众一起搞出点名堂来，而不会使某某某某月落空。“月”孤悬“年”外，好掌握，好监督。如果连“月”也把握不住，提了某某某某月也等于白提，那么我建议，一妨抓住一年中的几天，切切实实干几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如此，领导得的威信尚在，事业也还有希望。不妨试试

（选自《特别文摘》2016A版7）

观众为何吐槽文学改编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向来是影视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近期荧屏银幕上，改编作品数见不鲜，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热播，根据热门青春文学《匆匆那年》改编的电影也已上映。然而在叫好背后，吐槽之声也不绝于耳，不少原著粉丝抱怨这些影视改编“毁了原著”。而知名小说《三体》即将被拍成电影的消息传出后，读者的此类情绪更是爆发到极点，以至于该剧的制片人无奈地说：“《三体》要毁也得毁在中国人手上。”

    那么，为何满意的读者比满意的观众多？改编影视作品是否就是“毁原著”利器？依笔者看，观众纷纷吐槽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不仅和两种艺术形式自身特点不同有关，也与当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泛滥的风气有关。

    我们常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学作品的文字、人物和故事情节在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后，每个读者都对作品有个人性的体会，都可以根据作品构建出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空间。面对影视作品时，大部分观众更看重影视作品在有限时间内呈现的故事情节和画面，不会去在意影视艺术本身的剪辑、配乐等技巧。但相较于美国大片营造的精彩画面，中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常简单地选择展现故事情节。

    然而，和原著丰富而又个性化的内容相比，影视作品只能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导演或编剧想要截取的内容，更不用说这些内容还要经过编剧的重构、演员的诠释，实现从文学艺术到影视艺术的转变。若观众捧着原著对比影视作品来看内容、看情节，发出抱怨之声也便不奇怪了。

    这个结论并不是对眼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维护。抛开情节不谈，作为影视艺术，目前很多作品还没有探索到好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品位也常常谈不上，因为影视作品总是要和市场挂钩，难免随市场而动，迎合流行。更值得忧虑的是，当下影视行业正处于“剧本荒”的时代，原创剧本少之又少。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经推出影视公司便立即出面抢购，“趁热打铁”赶市场推出相应的改编作品，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成了影视制作流水线上的工具。如此，作品免不了会粗制滥造，“毁原著”也是意料之中。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灵感来源，优秀的影视作品更会实现对原著的推广。想要拍出好的作品，可以如张艺谋一样聪明地选择《陆犯焉识》中的一个章节，也可以如魏德圣一样，十二年磨一剑推出《赛德克•巴莱》。看到原著火了，影视剧不能以着急上马的心态强求改编，对原著情节贪大求全，否则观众吐槽改编作品的现象还将一直存在。

（选自《中園文化报》有删改）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被删减的消息引发各界热议。支持删减者拿出“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做论据，反对删减者认为鲁迅精神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双方争执不下，让编教材的老师们好生为难。依我看来，鲁迅的文章，删点为妙。鲁迅是生活在上世纪早期的人，虽然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但毕竟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又曾在日本留学，文风难免古风萦绕，中西夹杂，拗口难懂。不只学生看了如吃了“摇头丸”，就是老师们讲起来都觉得头疼。删除一点这样的文章，可能师生们都会拍手称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硬汉”形象，毛主席就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删了鲁迅杂文，换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会不会无意识中让祖国的花朵们误入迷途？

    鲁迅不是常青树，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所以至今被人们深深地怀念。中国有个古老的新词，叫“与时俱进”。对于鲁迅的文章，照抄照搬，“拿来主义”，是不是违背了鲁迅先生的初衷？我们学的是鲁迅的精神，而不是他夹杂着日式表达的拗口白话。在教材中删除鲁迅的原文，难道不能用新时代具有鲁迅精神的文章“取而代之”？

    新时代有没有活着的鲁迅？我看肯定是有的。否则鲁迅逝世了，中国岂不真的折了“脊梁”？当今社会拿着“匕首投枪”，对不平、不公、不正大声疾呼，叹国人之麻木，怒国人之不争的大有人在，针砭时弊的好文章也比比皆是，编辑们选用他们的文章进入教材，既继承了鲁迅之精神，又克服了晦涩难懂之弊端，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鲁迅”在教材中也应与时俱进。把鲁迅当成权威，放进“神坛”，本身就是对鲁迅的污辱。依我看，世上的千里马不少，只是有些人相信权威，没有伯乐的眼光罢了。真正继承鲁迅精神，是善于发现继承鲁迅衣钵的人，而不是硬着头皮念鲁迅创造的“三字经”。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熟，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资本论》）

材料二：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三：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摘编自宋清辉的《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城，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期，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的《“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颜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民国女性诗人长期被遮蔽，较之于同时期出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在文学史中成为经典的“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无疑是失语的一群，只有清末民初的吕碧城、秋瑾等女杰诗人得到不少关注。

    民初闺秀幼承庭训，按传统闺阁才女模式成长起来，但她们受新时代风气影响，形成了故常与新变同在、封闭和开放兼有的新闺秀派。政权更替与战争使得她们脱离闺阁化的生存场景，将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的命运，开拓与发掘爱国题材，在诗词中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闺秀的心态与心境。作为新闺秀诗人代表的丁宁是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典型，郭沫若评价她“清冷彻骨，悱恻动人”，施蛰存认为其文采“足以当帜摩垒”“过于诸大家”，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女性新文学家，她和其他新闺秀派诗人一样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信服与眷恋，所以她们在抗争的道路上频频回首，步履蹒跚。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拉锯，成就了别具情感张力的诗词风貌。

    名媛有才情和学识，出入于众多社交场合，穿梭于各种公共空间，比普通闺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们出身非富即贵，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受世家之风熏陶，甚至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她们的诗词比闺秀呈现出更突出的商业气息与时尚特质，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如由上海名媛陈小翠、陆小曼、李秋君、何香凝、潘玉良、周炼霞等自发组建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曾举办画展，开办专栏，刊印画册，参与慈善，是女性团体思想解放的代表。她们未必需要倚仗诗词书画谋生，但上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她们的诗词中常出现当时沪上各色西式的生活情景，以女子特有的柔媚绮丽的笔触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名媛形象，突出其才、貌、情、艺等象征符号，表达出对女性美的欣赏、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女子互怜互爱之情的袒露和对情谊的刻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名媛在才德观和婚姻观上比闺秀更进一步，尽管身处战争时代，她们的诗词仍在表达平和喜乐之情。

女学者诗人跻身文化精英阶层，经历过完备的高等教育，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新女性，张汝钊、王兰馨、孙荪荃、冼玉清、冯沅君、盛静霞等可为代表。她们不少以教师为职业，追求经济和精神的独立，把拥有共同的理想看作最重要的择偶标准，怀抱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此国比民的情怀，在创作实践中模糊性别界限，以积极入世的姿态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兴亡联系起来，体现出为国家分担责任的愿望，甚至表达要亲赴沙场保家卫国的意愿。女学者诗人观念的形成与现代大学的教育密切相关，大学的体制，完善的课程体系，众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老师，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使女学者诗人形成丰富多元的思想观念，从侧面促进了现代女性观念的生成和发展。而经济独立、社交自由的职业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家庭的拘囿，具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对个人及社会命运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她们身上流淌着现代气息，在新旧之间选择了一种调和，这种调和实质上包含两极：传统士人身份的认同和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三个群体尽管处于同一时期，但在才德观、婚姻观和家国观三个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递进模式，新闰秀诗人为闰秀诗词传统注入新的内容；名媛诗群走出家庭，以独具时尚特质的美貌与才艺争取社会地位；女学者诗群则从创作、教育、治学多方面实现自身价值。三种形态的交错并存，是绵延承续又递进更新的三个环节，折射出民国女性诗词内部的演变趋势。

(彭敏哲《民国女性诗词的多元书写》，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