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艺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传向欧洲并在欧洲发展壮大。在当时，对于这种简单的“乱涂乱画”作品并没有人过多的去关注和探讨。到今天，涂鸦艺术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种时尚潮流，从一种自发的、简单而随意的现象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尽管近年来国内有一些对于街头涂鸦扩展到视觉领域的零散论述，但基本上局限于对涂鸦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的揣摩，并没有能够深入系统地对城市涂鸦艺术的精神特质和其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以及街头涂鸦在城市环境中未来的发展进行研究和探讨。

    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习惯了涂鸦这一独特的“艺术”。我们时常能看到它的踪迹，但涂鸦艺术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艺术形式，比如：雕塑、壁画。涂鸦艺术有着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以城市环境中的墙壁、地铁车厢、树洞甚至垃圾桶等为画板，有着夸张的造型和艳丽的色彩，表达创作者对现今社会的看法和立场，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向往。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环境。

    在城市环境中，商业街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店铺、广场、步行街等，其环境中的色彩比较靓丽，饱和度和明度都比较高。涂鸦创作者追求自我和个性，所以他们对那些商业环境中摆放的许多套路式的印刷广告很反感，经常会去“破坏”这些常规的商业广告形式，以大红大紫、怪异的手法来引起行人的注意，成为城市环境色彩中很生动的点缀。

    工业区是现代化城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工业用地占据城市环境的大部分，但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许多工业区搬迁至城郊，于是老工业用地被废弃，变得陈旧，墙体暴露，杂草丛生，这些地方通常成为涂鸦者的聚集地。因为不受拘束，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将精力放在涂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破旧冷清的环境恰好烘托了涂鸦艺术作为街头艺术原始和冷酷的感觉，在这些地方能看见许多精致且赋有创意的作品。

    在现代城市中有许多老旧街区，年代久远，在自然和人为等因素作用下变得脏乱差。用涂鸦作品覆盖墙面，那些原本被风化腐蚀的污渍都被涂鸦作品覆盖或成为涂鸦的附属品。比如，一个破旧的墙面就如一张陈旧的画纸，在上面画上图案后，原先斑斑点点的小颗粒、小细节可能会成为画面的肌理，为画面做出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因此，街头涂鸦对建筑本身的缺陷有覆盖、弥补、改善的作用。

    涂鸦艺术与城市环境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影响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当然，涂鸦艺术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和规划，才能充分发挥它对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仁民爱物”。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规定：“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摘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把那方山水那座城作为叙事的背景，伴随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故事线的起伏缓缓流淌、沁入心灵，未尝不是高明的方法。

    ②日本是不少游客出境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除了各种旅游资源和服务软环境，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影视作品中对日本特色景观的精心塑造。

    ③比如，不少人童年时代都看过的动漫作品《灌篮高手》，画面多以日本镰仓为背景。去江之岛电铁停靠的“镰仓高校前”站拍照，“打卡”幕府时代神社和寺院，成了很多动漫迷的必选旅游地。此外，《夏日友人帐》中的熊本，《名侦探柯南》中的京都，也吸引着游客前来探索、游览。据报道，日本动画协会与航空公司合作成立了动漫观光协会，为动漫迷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事实上，将地域风物搬上荧屏并不是日本的专利，从迪士尼动画到宝莱坞电影，其中的城市、乡野，宫殿、民居，都成了影视作品的加分项和扩大地域知名度的助推器。

    ④“影视旅游”“取景地观光”只是彰显地域特色的一个窗口。风土人情等文化精髓，反过来也可以很好地涵养影视作品的文化味。动画片《大鱼海棠》就描绘了在任一方位结构模式、大小面积、通风采光都相同的福建永定客家土楼，体现了中国哲学中与自然为一的思想。电影《邪不压正》中，白墙灰瓦的全景镜头，还原了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将四方四正的规划设计、老北京的民情风貌呈现得干净伶俐。随着电影的热映，天地和谐、师法自然、诗书忠义等传统元素，成为提升文化浓度的增味剂，也随着影像的脉脉流转而播撒。

    ⑤今年，《国家宝藏》《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等优秀电视栏目登陆法国戛纳电视节，为中国原创节目模式走向海外迈出一大步。然而，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少海外受访者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名片，仍然是中医、武术和饮食这“老三样”。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文化库存还有待发掘，很多人对本国文化并不“知根知底”。中国文化的“出海”状况与“内生”发展，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地位仍存在差距。如何改变“文化逆差”，如何开采文化富矿，如何打造文化“代言人”，如何让“中国好声音”传遍四海，仍然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⑥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润物无声的经营。影视利用声音、图像的优势，在传播中可以轻松跨越语言、文化甚至国界的隔阂，可成为增强本国文化认同、促进对外文化传播的利器。正面解读发展道路、解码文化精髓是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把那方山水那座城作为叙事的背景，伴随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故事线的起伏缓缓流淌、沁入心灵，未尝不是高明的方法。正如电影《黄土地》之于陕北，《城南旧事》之于北京，多样的水土养育了多样的风物，多元的地域作品展示出文化的影响力。

    ⑦每一位文化工作者，创造具体的每一部作品时，都应当把接续文脉作为自己的责任。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符号、美学观念乃至国民的生活形态作为汤底和食材，加上鲜活的人物和圆融的故事文火慢炖，方能烹出一桌桌适合世界口味的影像大餐。

（摘编自康岩《文化传播何分荧幕内外》，《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2日09版）

    ①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麻风、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②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③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④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

    ⑤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要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要坚持守正创新。

    ⑥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

    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

    ⑧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

（摘编自《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05月14日）

中国古代的健康观

谭华

健、康二字，分别见于殷商时代。“健”字偏重于指精神和意志的坚强，《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康”字初见于《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康”字的意思偏重于指身体的健康无疾，非常接近于今天“健康”一词的含义。

古人认为气是健康的本质和基础。阴阳二气在人体内外不停地流动运行、人体内阴阳二气的平衡与和谐，就是健康状态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健康长寿的基本要求。具体说来，体现为和、动、度三个字。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中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对于中国文化有非常深广的影响，也同样为历代医家及养生家所推崇，如董仲舒就说过这样的话：“能以中和养生其身者，其寿极命。”不能做到“和”，还会危及生命：“反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

“和”就是指不偏离常态，不过分。“阴阳并毗（毗，即偏），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和”又有平正的意思。《管子·白心》说：“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匆之所生也。”总而言之，“和”意味着阴阳二气的调和、流通。“和”的状态是通过阴阳二气的流动、运行、升降而实现的。

把“和”即健康这一看法发挥得最清楚的还得数《黄帝内经》。《内经》把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看作是健康的基础；一旦平衡被打破，健康也就同时被破坏了。

天地之气在不断地运行流动，人自身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因此，阴阳之气也就在人体因时、因地、因气象的变化而变化。阴阳的平衡和调和状态也就不能不时时有受到扰动乃至破坏。《内经》把“气”的这种运动归纳为“升、降、出、入”四种形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字。器散则分之，生化息也。”所以，古人主张在动态中把握平衡、进而实现中和的状态。

动态平衡的关键是把握“度”，即把握事物发展变化以及自身因应变化的最佳程度。

恪守中道的孔子早就认识到了度的重要性，所以他说：“过犹不及。”似乎孔子也已经注意到了“度”与养生长寿之间的联系，《论语》中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命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所说的时、节、度，都是限度、程度的意思。

大体上说，古人对于如何把握“度”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以儒家以及《管子》为代表的一派，强调“过犹不及”，主张通过控制自己不要逾越规矩来达到保持“中和”的状态。《荀子》说：“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则触陷生疾。”用“礼”来规范自己的饮食起居，就会达到“度”的理想境界（“和节”），否则就会发生疾病，危及健康。

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主张清静无为、顺天法道，自然而然地达到符合自然规律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度”实际上就是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道”的自然状态。“道”是自在无为的，只有自然无为才能实现适其“度”。

《吕代春秋》以及古代医生们则大多主张积极地去认识世界，认识规律，从而达到知度守节、应时而动的境地：“天生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汉末三国时神医华佗则进一步把“度”解释成人体运动的“度”这就使他比别人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了：“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不当使极”就是“不要过度”的意思，华佗还具体提出了因人而异掌握“度”的标准，即活动到“怡而汗出”的地步。

总而言之，按照传统的看法，人、社会、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复杂联系。这种统一的基础是“气”，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气”的运行流动变化来实现的。人们为了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保持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

（节选自《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