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之外

朱良志

   中国人有独特的时间观，我们在过程中看待生命，生命是一绵延的流，绵绵不绝，以时间统空间，世间的一切都在时间的流动中活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还有一种超越的思想，即所谓“荣落在四时之外”，就是悬隔时间，截断时间之流，撕开时间之皮，到流动时间的背后，去把握生命的真实，拷问永恒的意义，思考存在的价值。它是中国哲学内在超越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美学中极富价值的思想。

苏州沧浪亭有一小亭，亭廊柱上题有一副对联：“未知明年在何处，不可一日无此君。”亭子不大，景致也无特别之处，但这副对联却令人难忘，只是觉得放在这优雅的处所，格调似过于冷峻。前句是中国诗词中常见的感叹，如欧阳修《浪淘沙》词：“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这是代未来预想，今年很好，当下很好，但来日如何，明年如何？明年不知流转于何处，时间转瞬即逝，人是未来宴席的永远缺席者。后一句引东晋王徽之对竹子的感叹，强调当下此在的感受。两句又有密切的情感逻辑，正因为我们无法把握未来，正因为必将缺席，我们更应该珍惜这当下的人生盛宴。这副对联有无奈，但更有惊悟。中国艺术强调，时间、空间带给我们的是局限，超越时空，领略当下的圆融。这里含有中国人刹那永恒的思考。

   禅家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为妙悟的最高境界，一个悟道者，在一个静寂的夜晚，享受山间之清风、湖上之明月，由当下所见一月，想到万里长空，天下是是处处，都由这一月照耀，由此刻，想到自古以来，无数人登斯山、登斯楼、望斯月，月还是以前的月，山还是以前的山，江湖还是以前的江湖。万古的时间和此顷，无限的长空和此在，就这样交织到一起。这里不是做短长之比、大小之较，也不是强调联想的广泛和丰富，而是在渺小和无垠、短暂和绵久之间流转，作时空的遁逃。强调妙悟就在当下的事实。

   被闻一多称为“泄露了天机”的刘希夷的《代白头翁》诗云：“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诗中表达了在如水的时光中如何抓住一些影象的思考。张若虚以他妙绝人寰的千古叩问震撼着人们的心扉：“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而李白一首《把酒问月》传达了更为放荡的思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应如此。”这些天才诗人几乎是在神秘的颖悟中，和合物我，齐同古今，万古同一时，古今共明月。虽短暂并无局限，虽脆弱但并不能随意摧毁，虽渺小并无缺憾，诗人们在超越中占有了无限，与过去晤谈，与未来商兑。正像沈周诗中所说的：“天地有此亭，万古有此月，一月照天地，万物辉光发。不特为亭来，月亦无所私。”（《题天池亭月图》）在颖悟中顿入了永恒。

   瞬间永恒是禅宗最深刻的秘密之一，也是中国艺术的秘密之一。“万古江山在目前”，大道就在今朝，就在此刻，就在此刻所见的十五圆月。明代心学家陈白沙说：“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东山月出时，我在观溟处。”关键在于“我在”，此在并不因为过去而失去意义，目前不因为广远而丧失可观之处，此顷我在此处，我就是世界的中心，圆满而无缺憾，“我在”，世界因而有意义。

（选自《文艺争鸣》2011年第8期）

汉字的魅力优于拼音文字

    说到汉字，不能不提及世界文明史。世界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等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产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国人对此是充满自豪感的，无论是对汉字的发展历史，还是对汉字所承载的中国独具的文字文明和文化底蕴。

    但是，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所带来的缺陷，如撰文用字多、字型复杂、难记、难读，在过去几十年中，汉字的未来与发展前景便广受汉字文化圈中一些国家的关注和议论。但肯定的一点是，要想准确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必须仔细回顾和耐心审视汉字所走过的历程。写于1988年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引进出版，该书作者阿辻哲次以“事典”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对汉字发展史上的基本事项进行了简洁却明晰的梳理和叙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代的汉字发展史，从前印刷时代的汉字书写工具材料史到汉字印刷的发展史……意在为学习汉字、使用汉字的人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让那些对汉字有成见的人明白：现在就想把拥有四千余年悠久历史、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翼的汉字塞进博物馆里，还为时尚早。

    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连续发展的，从甲骨文、青铜器文字、篆体字，到隶、行、楷，没有文化断层。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图形文字，以物的图形为基础而形成文字，例如“山”、“川”、“日”、“月”等。而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也都跨越广阔的版图，从中国中原，传播到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用文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如朝鲜的自创文字“谚文”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文字，因而朝鲜“正式”的文字依然是汉字，这跟日本称汉字为“真名”，称自创的文字为“假名”相同，都是出于对汉字的尊崇。

    但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世界潮流曾缩小了“汉字文化圈”，就连毛泽东 、鲁迅等也曾主张废除汉字，认为汉字终将改为世界通用的表音文字，但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施拼音文字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韩国在文字政策上曾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许多韩国专家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个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所以，韩国开始反思，并于1991年11月和1994年9月在汉城（今为“首尔”）先后两次举行了“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国际汉字学术研讨会，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日本也是如此，它曾减少了可识的汉字字数，但现在又增加了。

    现在，世界潮流不仅在扩大“汉字文化圈”，还在促使汉字为创造21世纪人类的高度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图说汉字的历史》带给汉字文化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让读者明白，汉字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根基，而且是能够超越语言的不同而让彼此知晓共通意思的最佳媒介。透过汉字，不用语音也能达到彼此理解、彼此认同和彼此融合。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和政治领域改革的推进，释放了社会活力，使开放和创造成为时代的主题。西方文化思潮相继涌入，在各个领域跃跃欲试，意图开疆拓土。寻根与西化，个体经验的回归与对现实关注的恋恋不舍，知识分子的昂扬与失落，构成了内涵繁杂的时代情绪图景。在这样情绪氤氲中，流行音乐甫一露面便显示出略显怪异的整体风格，温婉低回的柔情絮语，沧桑慷慨的西北豪情，悔恨煽情的囚中悲歌，广博深沉的大爱情怀，高亢苍凉的莫名绝望，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复杂凌乱的开篇，正是新时期流行音乐元气旺盛的表现。在看似分裂的局面背后，表达着流行音乐面向普通人的情欲，在普通人的情绪体验中创立门户的诚恳愿望。另—方面，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对无所指涉的个体情怀浅唱低吟和反复玩味，还不能完全接受。而年轻人又往往过于心急，迫不及待地弃旧扬新。新旧冲突持续升温，现在看来那些过于古典化的表现形式都被视为禁忌，为主流所压制。原本温和亲切的流行音乐被迫蒙上“反抗”的特质，带着摇滚音乐的精神气质，几乎成为年轻人的专属标签。

    局面一经铺开，在缤纷繁杂的90年代，市场经济的趋势已不可扭转，人们在日益浓厚的商业化氛围中变得精明、世故，对个体的关注多于对外界的关心，对宏大叙事、深沉情感渐渐失去了兴趣。加之主流和意识形态对流行音乐逐步放松了掌控，流行音乐逐渐忘记反抗与顺从，模糊了主流与叛逆，专注在自己的领地里深耕细作。对主题挖掘得更加深刻细致，情绪抒发得更加淋漓尽致。禁锢的闸门突然敞开，意气风发之下难免把各种情绪想象得过于浓烈，一切都追求极致，难免有过度演绎的嫌疑。似乎不到十二分饱满不足以填平人们过于强劲的情感黑洞。戏剧化、类型化是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一致倾向，眼泪、痴情、背叛、伤害、寂寞、柔情蜜意等响亮字眼随处可见；追求饱满情绪、完整叙事和充分抒情，对流行音乐的表达带着“玩赏”的意味。

    21世纪流行音乐不可避免地卷入文化工业的洪流中。商业化运营模式与生俱来带着媚俗和悦众的逻辑，与缺乏深刻追求的时代情绪一拍即合。人们对叙述、抒情已经失去了耐心，开始满足于文化工业提供浅淡轻松的情绪片段。年轻听众成为支撑流行音乐发展的主力，他们在商业化、娱乐化的缝隙里，随遇而安地寻找碎片化的情感慰藉，从中汲取营养，生长经验。流行音乐对他们而言不再是消遣，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触及生活的各个角落。流行音乐与这一时代年轻人的体验和情感想象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变得精致、琐碎、亲切而浅薄。

    过度娱乐化的商业模式将流行音乐浅薄的一面推向极致，甚至成为恶作剧式的游戏。但流行音乐被年轻听众垄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它已成为各阶层如影随形的情绪映照，沉淀可以算是丰厚渊博。如果不过分挑剔，它几乎可以涵盖普通人情感体验的方方面面。所以当年轻人过分放纵的音乐习惯不能抚平所有人的挑剔时，有人开始转向繁芜丛杂的存货里，寻找可用的题材和情绪，加上时代的花边和点缀，改头换面推向听众。一些埋藏已久的流行歌曲在各类选秀节目中被重新传唱，退居幕后的歌手们也频频亮相，部分老歌经过重新演绎后获得新的生命。在人人参与、人人歌唱的民主氛围里，听众和流行音乐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交流，听众的选择促使流行音乐回归到叙述和抒情的轨道里。一种复古的潮流在21世纪最初十年暗流涌动。这是流行音乐应对创造力衰退的便捷手段，也预示着听众在流行音乐审美上逐步走向成熟。

（摘编自夏建平《当谈流行音乐时我们在谈什么》）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古今一脉的。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相关记载在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慤而好佐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爇草为灰……”这正可与《荀子》的记载相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

（选自刘钊《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审美救赎何以可能

潘知常

    ①对于审美救赎的思考，首先当然应该是审美救赎何谓。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审美救赎何为。审美救赎何谓，是对于审美救赎的本体属性的回答，审美救赎何为，则是对于审美救赎的审美功能的回答。在这回答的背后，则是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生存权、审美与艺术的尊严的回答。当然，这也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有关。黑格尔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熟知非真知。无疑，这句话用在这里也是非常合适的。显然，对于审美救赎的审美功能的思考，其实就是对审美与艺术的本原、审美与艺术之为审美与艺术的思考。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进入美学殿堂的唯一通道。

    ②人类失落的生命，过去只能在宗教中才能够被赎回，这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宗教救赎，然而，在宗教退出历史舞台的主导地位之后，人类失落的生命就只有在审美与艺术中才能够赎回了，当然，这就是审美救赎的登场。可是，为什么只有审美与艺术才能够赎回？审美救赎又何以可能？过去几乎所有的美学家对此大多一笔带过。之所以如此，无疑是因为他们都只关注到了审美与艺术的一般本性，并且只是从审美与艺术的一般特性入手，去对此加以说明，但是却都忽视了审美与艺术的特殊本性，也忽视了从特殊本性去对此加以说明，因此，也就未能促成这一困惑的最终解决。

    ③换言之，对于审美与艺术，过去我们经常去询问的，是美从何处来？其实，我们还应该去询问的，却是美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美是如何帮助我们生存下去的？美是如何拯救我们的？过去我们经常去询问的，是人类是怎样创造了美？其实，我们还应该去询问的，却是美如何创造了我们？审美与艺术帮助我们去挖掘出真正的力量，去唤醒我们。

    ④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审美与艺术的特殊本性——意象呈现。

    ⑤意象呈现是内在的自由生命借助于外在形象所进行的自我建构。正如吉尔伯特、库恩在《美学史》中断言的：“它体现了人们创造象征和符号的独特而神奇的力量。”区别于“超验表象的思”（宗教）、“纯粹的思”（哲学），黑格尔把它称之为 “感性直观的思”。而且，在外在世界不再引起宗教的神秘联想之后，确实已经隐秘地进入了审美与艺术的情怀寄托。它代表着：当今生命中难以解决的东西，都首先可以在审美与艺术中得以象征性地解决，昔日宗教的神奇作用当今也已经被审美与艺术取而代之了。

    ⑥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意象呈现并不是我们日常所常见的维系于客体、维系于现实。意象呈现维系于主体、维系于精神生活，是由客体形象与自由生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关系，是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异质同构，是意在将人类的精神生活凸显而出，也将人之为人的无限本质和内在神性凸显而出。因此，应该是一种象征呈现。劳·波林曾经说：象征，就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中国人也常感叹“形象大于思想”。事实上，就是因为它呈现的是主体内涵，是生命的对象物，而与赋予形象以意义无关，也与充当形象的注脚无关。

    ⑦由此，不难发现，所谓意象呈现，作为象征，其实就是人类精神生命的进化的强大杠杆。人类正是通过意象呈现而拥有世界。意象呈现是生命的庆典。通过意象呈现，我们从物的世界迁徙到意义的世界，从功利的世界迁徙到虚无的境界。意象呈现即最后的救赎之物。而现在我们最大的失败也正是遗忘了这一点。语言已经被物化了、工具化了。意象呈现也因此而隐遁不见。因此，我们现在所应当去做的，就是让意象呈现超出自身而指向另外的东西，呈现出意象背后的无名的真实的东西、高于生命的东西、高于死亡的东西。借助于它，我们得以亲近自然而毋需跋山涉水，并且可以在精神上回到自然中的人的自然。

    ⑧由此，意象呈现为什么能够达成审美救赎？应该说，也就一目了然了。由此不难发现：过去以情感来区别审美与艺术，是错误的。艺术的核心不是情感，而是意象呈现，也就是象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