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里

吉布鹰升

    一条小径通向树林，旁边水渠里的水缓缓流淌，白杨树叶一片淡绿色，谷底的河流潺潺流淌。

    一只黄嘴黑羽的乌鸫鸟寂静地从地上起飞，落在一棵白杨树上，忽而张开尾巴和翅膀，忽而收敛翅膀，忽而东张西望。

    我蹬过了几条溪流，翻过几道弯，欣赏着路边的草木绿叶。刺玫盛开了小小的白花，青绿色的叶子衬托着，极为鲜艳夺目。柳莺、山雀等鸟儿在竞相鸣啭，为暖和的阳光欢呼 ， 为心仪的异性歌唱，为新春的气象赞美。一片片鲜绿的蕨草随风摇曳，一种紫白色的花朵 ， 望去如轻柔的丝绸披挂着。粉色、雪白的索玛花开放了，凑近嗅闻，一股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令人醉。它们绽放在树林里，在山冈上，犹如一群群白羊在漫游，又如天上的朵朵白云散落在那里。

    远处，不时传来牧人的声音和羊儿的咩咩声，然而又很快消融在空旷的大山里。沿着一条山梁走去，登上另外一座山，我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天空云雾在飘浮，这里那里露出一片蓝天。一条洁白的如练的溪流潺潺声响在谷底，它不分昼夜地流淌着，为过往的飞禽走兽提供了引用水。它的一条源泉，在那遥远的山顶上。从前的泉水，不知流到了何处，听过、饮过泉水的人，很多都已经如烟消失了。你就知晓了人不过是大地上匆匆的过客，那些名利、权力、金钱都是身外之物，什么都不是而已。那么，何不与先哲那样，乐于山水呢？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很多人都随着移民浪潮流入了城市和外地。我面对的三座山，各有一个村落和五六座房子，然而留下来的只有几家了，甚至我的对岸和上方的村子各剩下了一家人。他们是经济窘迫，或是习惯了祖辈半农半牧的生活才未搬走的。然而，这些年来随着草木覆盖面积增加，生态的改善，野猪又猖獗了。它们糟蹋洋芋、苦荞、燕麦地，与人争着庄稼，我不知道，留下来的那几户人家还能守住多久呢？

    天空渐渐地露出了广阔的蓝色，天边群山上白云似乎凝固，又似乎慢慢飘散着。远处，隐隐约约飘来牧羊人和羊儿的声音，又立即消失了。

    我赤着脚，踩上草和砂砾，慢慢徜徉。我的脚底下分明感到石头的炽热，和草的抚摸时候的舒适快意。很久没有这样接地气了，让我感到是那样美妙和踏实。

    几头牛在谷底溪流旁吃草，几个人在那里悠然地晒着太阳。

    一只鸟儿低低地飞过，落入我对面的树林里。那里，密林深处，只有鸟儿才能有幸造访。遥想从前，这里的荒野原始林木参天，狼、虎、熊、鹿等出没，上空有苍鹰在盘旋。想到它们早已消失，不禁让人悲伤起来。

    山林里，不仅是人们的家园，也是其他动植物的家园。鸟儿依恋树林，树林依恋山 冈，我呢，依恋草木、鸟儿、蓝天白云，空气里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的气息，让人心清神静。

    时间到了下午两三点，我走上一片树林。那里，并非像远处观望的景象那样茂密，甚至显得稀疏。可以想象，很多天然的树木消失了。如果整个树林消失了，鸟儿也会飞离消失，大山会变得荒凉。

    我想去拜访留守下来的那家人，走进他们的生活。然而，我的突然到来，会令他们感到惊讶吗？我们似乎隔着一道山，我无法走进他们的灵魂。

    忽然，又隐隐约约飘来人语声。可是，举目望去，不见人影。夕阳西下，我又一次想留宿下来，和那家人畅谈，聆听大山，体验山里寂静的夜晚。然而，我最终放弃了。

    白云又悄悄然遮住了蓝天，太阳隐没了。风送来了一阵阵凉爽的气息，鸟儿在鸣叫，几头牛在慢慢朝着村子方向归来。

    我要尽情享受着这山林里的风光，寂静呼吸。

（选自2017年第1期《随笔》，有删改）

玉麒麟

焦辉

    老人把哑巴兄弟的手放进邵林手里，用力摁。邵林说：“爹，我给叔养老送终。”老人笑了笑，咽下最后一口气。邵林按乡村习俗埋了父亲，哑巴叔拖着瘸腿送棺到坟地。第一锹土落在硬木棺材上，哑巴叔哭昏了过去。

    邵林收拾旧物。哑巴叔佝偻着背蹲在枣木门槛上，怀里抱着邵林父亲的遗像，刀刻般的皱纹藏满秋阳的余晖。邵林从父亲枕头下翻出一个小铁盒，打开，一个红绸卷，展开，一根白色羽毛。邵林看不出是什么鸟的羽毛。没听说父亲生前喜欢鸟啊！怎么会珍藏一根白色鸟羽呢？邵林不解。母亲早已过世，只好问大姐。大姐电话里很嘈杂，说：“鸟羽毛？不知道啊。”邵林想，既然老人把白羽珍藏，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说明它是老人生前喜爱之物。邵林就把白羽放进旧衣旧被褥，拿去河边焚烧了。豫东乡村习俗，过世人的衣物一般不能留过头七，要寻个僻静处烧掉。

    邵林回城时把哑巴叔从老家逊母口邵家营子带走了。他联系了一家老年公寓，把哑巴叔安顿好。哑巴叔很安静，一直抱着邵林父亲的相片。

    哑巴叔一辈子没找到老婆，一直住在邵林家。邵林父亲对这个兄弟好，衣食相同。哑巴叔知恩德，吃罢饭就拖着残腿下田干活。年月黄黄绿绿过去了。邵林母亲去世后，他父亲和哑巴叔一起生活，倒也是个伴。

    领导喜欢鹌鹑，邵林下班就跑去东关小同街。小同街是个背街，街上有个鹌鹑市。想学习鹌鹑知识，这里可是个好去处。有个细白眉毛老者，腰间一溜四个色彩各异的鹌鹑袋子，大家都喊他老白。有人把着鹌鹑问：“老白，看看我这个品相咋样？”老白斜睨眼，嘿嘿笑，搖头，说：“麦鼻，蒜头，下品。”又一人敬烟举鹌鹑：“老白，您给掌掌眼。”老白接过烟，有人打火。老白吞吐口烟，指着鹌鹑的眉，说：“黄须同金，白银一线。可惜啊，阔过额顶了，眉硄，一见诸鹑先躲藏。”有个粗汉不服气，问老白：“你到底见没见过上品鹌鹑，不要只会背书格子忽悠？”老白冷哼一声，长脸上满是不屑，说：“我打小跟父亲走街串巷，七八岁时就在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见过玉麒麟。”

    邵林听见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忙凑到近前。老白说的豆腐铺是他祖父开的，邵林祖父的豆腐铺是邵家营子历史上唯一的一家，做豆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煮豆腐，白天就要拿出去卖，邵林父亲没有子承父业。人群听见“玉麒麟”也纷纷聚拢过来。粗汉不肯示弱，说：“‘玉麒麟’不就是白鹌鹑吗，打斗时不定咋样呢，好多事都是看景不如听景。”

    老白叹口气，神色黯然了，说：“可惜啊，‘玉麒麟’还没调养，就被开豆腐铺那人的儿子吃了。”人群也发出惋惜的嘘声。老白又说：“听我父亲讲，那人原打算把‘玉麒麟’献给伪县长刘金坡，换回骂日本人的商铺许老板，‘玉麒麟’没了，许老板被狼狗咬死了。那人气得一棍子打断了儿子的腿。听说那人的儿子还是个哑巴。”

    邵林听到这里，忽然想起父亲珍藏的那根白色羽毛。那根羽毛会不会是老白口中“玉麒麟”身上的？可惜那根白羽已经焚烧。要是“玉麒麟”的羽毛，父亲为什么珍藏呢？哑巴叔的腿，也一定是祖父打断的。邵林没见过祖父，他出生前，酗酒的祖父已醉死在河里。

    没等邵林精通鹌鹑经，单位领导被双规了。邵林不再去小同街。

    几年后的一天，哑巴叔到了落叶之秋。他很虚弱，用手比画着，想吃什么东西。邵林脑海中闪过那根白羽，忙打车去小同街，买了只鹌鹑，炖好。

    哑巴叔吃了一块鹌鹑肉，笑了笑，咽气了。

    后来邵林不止一次想，当年哑巴叔吃“玉麒麟”时，父亲在干什么呢？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7年第17期，有删改）

赤着的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子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着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他的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就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像巢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全是人头，大部分人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着，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得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在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的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他们又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也在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他们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着，说着话。广场上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那说话的情态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在陆续地来着，广场上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不过这时人头仿佛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异常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的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双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们的脚：那是些赤着的脚，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脚面上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的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陷入到沉思中了，虽说只是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了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也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自己家族的命运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常常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的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曾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有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更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自己曾经为了这些想法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知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今天的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全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特别关注地去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夹杂着酸楚的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 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也跟着潮润了起来。

    他回头又看了看他的夫人，宋庆龄夫人正举起她的手巾，含着微笑代表自己向热情与会的农民会众致意致谢。

心底最挂念的人

吴念真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们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笨蛋！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描容

张晓风

（一）

    有一次，和朋友约好了搭早晨七点的车去太鲁阁公园管理处，不料闹钟失灵，醒来时已经七点了。管理处派人来接，但来人并不认识我，于是先到的朋友便七嘴八舌地把我形容一番：

    “她信基督教。”

    “她是写散文的。”

    “她看起来好像不紧张，其实，才紧张呢！”

    形容完了，几个朋友自己也相顾失笑，这么一堆抽象的说词，叫那年轻人如何在人堆里把要接的人辨认出来？

    其实，不怪他们，叫我自己来形容我自己，我也一样不知从何说起。

（二）

    有一年，带着稚龄的小儿小女全家去日本，到了富士山腰，我在一座山寺前停了下来，那里贴着一张大大的告示，说两个月前有个六十岁的男子登山失踪了，他身上靠腹部地方因为动过手术，有条十五厘米长的疤口，如果有人发现这位男子，请通知警方。

    叫人用腹部的疤来辨认失踪的人，当然是假定他已是尸体了。否则凭名字相认不就可以了吗？

    寺前痴立，我忽觉大恸，这座外形安详的富士山于我是闲来的行脚处，于这男子却是残酷的埋骨之地啊！时乎，命乎，叫人怎么说呢？

    而真正令我悲伤的是，人生至此，在特征栏里竟只剩下那么简单赤裸的几个字：腹上有十五厘米长的疤痕！原来人一旦撒手了，所有的学历、经验、头衔、土地、股票持份或功勋伟绩全部不相干了，真正属于此身的特点竟可能只是一记疤痕或半枚蛀牙。

    山上的阳光淡寂，火山地带特有的黑土踏上去松软柔和，而我意识到山的险峻。每一转折都自成祸福，每一岔道皆隐含杀机。如我一旦失足，则寻人告示上对我的形容词便没有一句会和我平生努力以博得的成就有关了。

    我站在寺前，站在我从不认识的山难者的寻人告示前，黯然落泪。

（三）

    对我而言，做小人物并没什么不甘，却有一项悲哀，就是要不断地填表格，你必须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你是哪年生的？生在哪里？生日是哪一天？家在哪里？身份证号码几号？

    然而，我一面填表，一面不免想“我”在哪里啊？我怎会在那张小小的表格里呢？我填的全是些不相干的资料啊！资料加起来的总和并不是我啊！

    对我来说，最美丽的理想社会大概就是不必填表的社会吧！那样的社会，你一个人在街上走，对面来了一位路人，他拦住你，说：“咦？你不是王家老三吗？你前天才过完三十九岁生日是吧？我当然记得你生日，那是元宵节前一天嘛！你爸爸还好吗？他小时顽皮，跌过一次腿，后来接好了，现在阴天犯不犯痛？不疼？啊，那就好。……”

    那样的社会，人人都知道别家墙角有几株海棠，人人都熟悉对方院子里那只母鸡，表格里的那一堆资料要它何用？

    其实小人物填表固然可悲，大人物恐怕也不免此悲吧？一个刘彻，他的一生写上十部奇情小说也绰绰有余。但人一死，依照谥法，也只落一个汉武帝的“武”字，听起来，像是这人只会打仗似的。像那个会说出“何不食肉糜？”的皇帝，死后也混到个“惠帝”的谥号。反正只要做了皇帝，便非“仁”即“圣”，非“文”即“武”，非“睿”即“神”……长长的一生，死后只剩下一个字，冥冥中仿佛有一排小小的资料夹，把汉武帝跟梁武帝放在一个夹子里，把唐高宗和清高宗做成编类相同的资料卡。

（四）

    而茫茫大荒，漠漠今古，众生平凡的面目里，谁是我，我又复谁呢？我们却是在乎的。

米开朗琪罗走了，但我们从圣母垂眉的悲悯中重见五百年前大师的哀伤。而整套完整的儒家思想，若不是以仲尼在大川上的那一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长叹作底调，就显得太平板僵直，如道德教条了。一声轻轻的叹息，使我们惊识圣者的华颜。那企图把人间万事都说得头头是道的仲尼，一旦面对巨大而模糊的“时间”对手，也有他不知所措的悸动！那声叹息于我有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录音带，至今音纹清晰，声声入耳。

    艺术和文学，从某一个角度看，也正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描容吧。

    马来西亚有个古旧的小城马六甲，我在那城里转来转去，为五百年来中国人走过的脚步惊喜叹服。正午的时候，我来到一座小庙。

    然而我不见神明。

    “这里供奉什么神？”

    “你自己看。”带我去的人笑而不答。

    小巧明亮的正堂里，四面都是明镜，我瞻顾，却只有我自己。

    “这庙不设神明——你想来找神，你只能找到自身。”

    只有一个自身，只有一个空无依傍的自我，没有莲花座，没有祥云，只有一双踏遍红尘的鞋子，载着一个长途役役的旅人走来，继续向大地叩问人间的路径。

    好的文学艺术也恰如这古城小庙吧？香客在环顾时，赫然于镜鉴中发现自己，见到自己的青青眉峰，盈盈水眸，见到如周天运行生生不已的小宇宙——那个“我”。

    某甲在画肆中购得一幅大大的弥天盖地的“泼墨山水”，某乙则买到一张小小的意态自足的“梅竹双清”，问者问某甲说：你买了一幅山水吗？”某甲说：“不是，我买的是我胸中的丘壑。”问者转问某乙：“你买了一幅梅竹吗？”某乙回答说：“不然，我买的是我胸中的逸气。”描容者可以描摹自我的眉目，肯买货的人却只因看见自家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