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顸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梁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梁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那屁大的事而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顸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0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

苦痛者的天籁

马德

    那两年，逢年过节，养鱼的蔡婆总要给我家送几条新鲜的鱼来。一进院门，她就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我有点恨父亲。集市上什么鱼都有，为什么父亲偏偏喜欢蔡婆鱼呢？有一次，我问蔡婆，你咋知道我爸爸喜欢吃你家的鱼哩？蔡婆说，你爸爸呀，是个馋猫，为了吃我的鱼，每天晚上敲我的门。父亲真没出息。

    父亲在镇里的一家工厂上班，两班倒。但父亲很少上白班。父亲说，他胆大，不怕走夜路。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其实，父亲是想多挣些钱。上夜班，一个月多挣100多块钱呢。

    父亲每天晚上从镇里回来，要翻过一面坡，再翻过一面坡，七八里路，上坡下梁地要走半天。就在那两面坡中间，有一块洼地，蔡婆的鱼塘就在那里。

    父亲说，蔡婆不容易。蔡婆的丈夫是个跑买卖的人，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闹着要和蔡婆离婚，蔡婆死活不同意，结果，她的丈夫就跑了，临走的时候，卷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只剩下蔡婆，以及三个孩子。

    为了养家糊口，蔡婆凭着年轻时候养过几年鱼的经验，包了山洼里的鱼塘，并在鱼塘旁盖了间简陋的土房子。然后，把孩子扔给老人，一年四季，蓬头垢面地照看着她的鱼塘。

    每天晚上，父亲下夜班，骑车路过那鱼塘的时候，总要去敲敲她的门。笃——笃笃——舅奶，睡了没有？蔡婆是父亲的舅奶，父亲一直这么喊她。屋子里亮着油灯，蔡婆还没睡。她便唤父亲进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然后，父亲才走。有时候，父亲下夜班很晚，蔡婆屋子里的油灯早已熄灭了，但父亲依然要去敲敲蔡婆的门。笃——笃笃——舅奶，我下班回来了，你挺好吧。听着屋里的蔡婆在睡梦中含混地应了，父亲才走。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去敲蔡婆的门，是想吃她养的鱼吗？父亲摸摸我的头，笑笑说，你还小，不懂。

    我已经不小了，都上初中了！我一本正经，又义愤填膺地喊。父亲依旧每晚去敲她的门，蔡婆依旧逢年过节送鱼来。她一进门，依旧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父亲真是个馋猫。后来，我大学毕业了，父亲退了休，蔡婆也不养鱼了。混得不错的儿女们，把她接进了城里，让她去安享清福。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起了蔡婆，谈起了那些年的事。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你奶奶是生你五叔的时候，难产死的。我瞠目结舌，尽管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奶奶就没了，但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些。你爷爷受不了这个打击，想不开，几次想寻短见，随你奶奶而去。村里有一个叫杨有贵的人，和你爷爷岁数差不多，就经常来劝他，说，你还有几个孩子呢，就是为了孩子们，你也得活下去啊。

    但你爷爷还是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那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杨有贵都要来咱家坐坐，或者与你爷爷拉家常，或者聊东说西。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些话说，即便真的没话说了，也要干坐着，一直待到很晚才走。

    你爷爷后来说，如果没有杨有贵这个人，如果没有他每晚来陪着坐一阵子，也许，咱们家就没有今天。所以，你爷爷临去世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伸出手来可以扶人，拿出钱来可以帮人，人在遭难的时候，就是有人陪着说说话，也是能救人于苦难中的。

    爸爸深深记住了爷爷说的这句话。那几年，蔡婆不容易，爸爸想帮帮她。于是，每天晚上去敲敲她的门，就是想让她知道，有人在惦记着她，好让她那颗清冷而孤独的心得到温暖，看到希望。

    是啊，那些夜晚的敲门声，对蔡婆来说，不仅是温暖的，还是敲响在她苦痛心灵里的天籁之音啊！我不失时机地说。父亲笑笑，说，不管怎样，她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也许不愁吃、不愁穿，却在自我心底里痛苦着、挣扎着。他们所缺少的，也许只是陪他们坐一坐、说说话的人。哪怕，在他们最寂寞的时候，能够听到“笃笃”的敲门声，也是好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温暖、最美妙的天籁。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有改动）

错位

朱瑾洁

    今天，刘副教授很高兴，高兴的由头是今年学校实行重大改革，副教授可以招考博士研究生。已副教授多年的他可以带博士研究生，这是刘副教授多年的夙愿，也是他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

    然而，刘副教授高兴之余多少还有点儿苦恼，苦恼的根源就是虽然能带博士生了，可毕竟自己早年是工农兵大学生，在英语上是一片空白，所以文凭上仍留有博士生的空白。这也是他多年的遗憾

    今年能带博士生了，心里不免生出愧疚和些许不安。况且，如果早考上博士生，刘副教授的称谓老早就去掉“副”了。所以，刘副教授在高兴之余，心中立马就草拟好了今年的两点打算：一是向学校学部委申请招考博士研究生；二是报考本系博士研究生。

    因为有了招考博士生的打算，刘副教授就给他的硕士生王威打了电话，关切地问他毕业后的打算，最后还提醒王威别忘了报考他的博士生。刘副教授对他的这个学生很欣赏。

    挂了电话没有半小时，王威就来到刘副教授家，刘副教授见爱徒前来，高兴地说：“王威，打算好了报考我的博士生？”王威有点胆怯地看了老师一眼，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我不打算考了。”刘副教授睁大眼睛急问道：“为啥？”因为他太了解他这个学生了，没有特殊情况，他不会拒绝他这个老师的意见的。王威说：“前几天，我回了趟家，自留田里的小麦旱得很厉害，地面上的麦叶都枯死了。”刘副教授说：“这我知道，电视不整天放嘛。可这和你报考牛头不对马嘴啊。”王威说：“能对上。麦子枯旱死，家里就拿不出供我上学的钱了，从小学到现在，我已上了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我都是伸手要钱，家里攒的钱都供我上学了，可俺娘的慢性心脏病已经拖了多年……”王威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哽咽起来。看着爱徒十分忧伤地在抽泣，刘副教授心里也不是滋味，就关心地对王威说：“老师理解，也能体谅你的难处，不过，你还是考虑考虑，毕竟考上博士生是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台阶，没有这个，你想向更高层次发展谈何容易。”沉思了一会，王威抬头看了看刘副教授说：“老师，我想报考咱校的聘师考试，成为您的同事，为您分担一些教务。”见王威意志有点儿坚决，刘副教授有些生气了，就说：“你不要急于下决定，还是考虑考虑吧。”王威说：“行，老师，过几天我给您回话。”

    很多天过去了，离规定报考博士生期限还有最后一天，刘副教授没有等到王威任何只言片语的回话。不能再等了，再等自己的报考时间也耽误了。到了离报考截止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刘副教授来到学校的报名点，毅然决然地在报考博士生考试的花名册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刘副教授写完自己的名字后，还有点挂心学生王威，便把花名册从头至尾滤了一遍，没有王威的名字，不放心，又从尾到头细看了一下，还是没有，教授知道，到这个时间段说什么也晚了，内心深处很替王威惋惜。

    过了三个月，学校聘请教师的考试开考了。在刘副教授监考的教室里，王威认真地答着试卷。刘副教授几次从王威身旁走过，用眼睛的余光扫描试卷，发现王威答的试题没有错的。三天后，王威如愿成为母校的一名正式教师，成为老师刘副教授的新同事。

    又过了一个月，博士生考试如期进行，在新教师王威监考的教室里，刘副教授认真地答着试卷。虽然王威怕影响老师的发挥而不敢走到老师的身旁，可从老师淡然自若的答题神情看，老师一定答得不错。果然，一个月后，刘副教授如愿通过笔试进入了面试。

    又过了一个月，刘副教授顺利通过面试，成为他系招考的唯一一位博士生。不过，刘副教授进入博士生学习阶段出了点小麻烦。因为现阶段他这个系能带博士生的只有刘副教授，而刘副教授是他这个系考上的唯一博士生，这就出现了自己教自己的尴尬。不过，再难的事也难不倒具有教授级别的校领导们。通过调阅王威的硕士论文和有关科研成果，校领导们一致认为王威的科研成果已居世界前沿水准，一致同意推荐王威作为学校破格提拔副教授的唯一人选，并特事特办，以学校党委的名义向学校学部委推荐。不到一天，王威破格提拔为学校副教授的批文就下来了。

    按照学校今年重大改革的规定，王威成了他老师刘副教授的博导。

笨拙的土豆

王晓莉

    桌子正中央是一大盘土豆。我凑到饭桌边，仿佛还没有吃就已经感到满足。尤其是，这样自己极中意的、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吃不厌的食物，这样圆滚滚、笨嘟嘟，甚至可说丑兮兮，但又热乎乎的土豆。

    很难想象，有三十年，我是个绝对不吃土豆的人。

    那时我有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误区：以为吃了土豆、红薯这类外形圆头圆脑、看上去憨厚笨拙的食物，自己也会变得这样肥圆不堪。我总觉得土豆、红薯，都是那些膀阔腰圆的人才吃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吃了土豆、红薯，他们变成了膀阔腰圆的人。

    于是我总是偏爱甜食与水果。它们散发出的甜美、浓香，像一层又一层面膜，覆盖在我的感觉之上；它们以一种味道遮蔽了其他真实之味。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口味还是心灵都有些褊狭的人。一个明明很笨拙却又极度害怕笨拙的人。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有过这样与甜食、水果为伴的时期吧。

    2003年秋天，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一位男子。他当时在翻的一本《凡·高画册》吸引了我，我们渐渐攀谈了起来。我说我喜欢的是凡·高那一系列自画像。

    对面的他说，那么，凡·高有张早期的画作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呢？

    临下车前，这个男子把这本边页已经翻得有点微微卷起的《凡˙高画册》送给了我。正是在这画册里的中间某页，有他着重提到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

    现在，这幅《吃土豆的人》，我闭上眼睛即可回忆起画中任意一细节，我若有任何绘画天赋定当临摹一千次。

    它那么悲伤刻骨，而又坚忍不拔。

    画面正中是一盏悬挂的昏黄油灯，使整个画都带着深褐色的凝重。灯光下，一家五口正围桌而坐，木纹餐桌上摆放的，正是还冒着腾腾热气的一大盘土豆。热气袅袅地上升到他们的头顶，有了温暖的氛围。

    一个老太太正把一个特大个的土豆递给那一家之主妇模样的人，仿佛在赞赏地说：瞧，这一个，多大个啊。主妇则低眉筛着茶（许是咖啡），她的粗眉有些皱起，仿佛有点不耐烦眼前这样的生活了，却又依然惯性地深思着这样的生活该怎样才可过得更如意更体面些。

    主妇的对面是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矿工，手指叫煤炭染得发黑他也懒得去洗洗。他凝望着他老婆，仿佛要跟她商量什么事情。而另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又凝望着他。一个穿裙子的姑娘，身形要娇小些，背对着我们。他们的手关节都出奇地大，骨突着，你知道，那样的手是可以把食物或茶壶抓得很牢的，也可以把生活抓得很牢的。他们的鼻翼也很宽，鼻孔粗大，他们的呼吸，一定是粗重的。劳动，改造一切。包括他们的呼吸。

    在我看来，这一幅画里，有笨拙的男女，有笨拙的土豆，还有笨拙的一壶茶，是一个农民之家全部的笨拙不堪的生活。

    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信证明了我的看法。

    据说提奥一见到这画，就鼓动哥哥拿去沙龙参加展览。但是凡·高回信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某样司空见惯的事物，如何在某一天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实在是有各种契机的。就比如那些我忽视惯了的、生活中无以计数的、我眼中无比笨拙的土豆，就这样经由一幅百多年前的画作引领，重新进入我始终睁开却始终有盲点的视线。

    我开始爱上吃土豆，煎、炒、炖、煮；或单独吃，或搭配其他食物吃；当饭吃，当菜吃，当零食吃；没有一样不尝试。没有一样不好吃。土豆那满满的淀粉里，还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清香。

    我也开始关心跟土豆有关的一切。我最喜欢探究的是土豆的成长。所有的蔬果，都是裸露在空气与光线中，它们一生都与风和光线打情骂俏着，最后用碧绿的、红彤彤的颜色告诉人们：我熟了，来吃我吧！只有土豆、红薯，那不多的几样，从春到秋，它们完全地埋伏在泥土之下。命中注定它们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黑暗里沉默与积蓄。它们从土地里出来的那天，就是它完全成熟的日子。土豆可以露天存放几乎整整一个季节。它的构成分子，该是有多牢固啊。

    每一次，听了这些，我总是外表平静，内心却热血沸腾地想，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去种植至少一季土豆，去观察、了解、亲近那些披着大地色外衣的土豆，那些外表粗糙、内心扎实的土豆，那些在市场的菜堆上与人们的菜篮中笨拙地滚动的土豆，那些养育生活的土豆。

    有时在灯下吃着土豆，会想起火车上偶遇的那人。他当时那么坚定地指出我会忽略凡·高那幅《吃土豆的人》，也许并不是他的武断，而是他看出了当时的我。

（本文有删改）

月白湖荡

余显斌

    六月，湖里绿了一片，绿的是苇草，是荷叶，是其它水草。水草下当然有鱼，有虾。水面有菱角，青嫩嫩的，随手捞起一个，洗一洗就可以生吃，味道青鲜鲜的。水下呢，还有嫩嫩的藕。这儿的湖泥很软，提一根荷梗，轻轻地扯起来，就带出一根藕来，白嫩嫩的。用水一洗，吃上一口，满嘴都是莲藕的香味。

    棒子捞了几个菱角，还有几个嫩藕，不是自己吃，是给小王叔叔的。

    每次等待小王叔叔时，棒子都会这么做。等到芦苇那边传来两声鸟鸣，小王叔叔就会出现，来时，骑着匹大白马。小王叔叔吃着菱角，还有嫩藕。棒子就跑过去，羡慕地摸着大白马的鬃毛。

    小王叔叔笑道，想骑？

    棒子点点头，当然。

    小王叔叔就老气横秋地说，小鬼，太矮了，脑袋高过马背时，才能骑。

    棒子噘着嘴，暗地里和白马比比，头刚刚挨着马背。

    他想，再过一年就高过马背了，就可以了。

    可是，离开后，小王叔叔却再没有来过。那天，棒子撑着一只小划子，藏在苇草里，等着小王叔叔送信来。没有等到，几声鸟鸣后，他等来的是一个陌生人，是张叔叔。棒子忙问，小王叔叔呢？

    张叔叔红了眼圈，轻声告诉他，小王叔叔遭遇了小鬼子，牺牲了。

    棒子眼睛顿时模糊了，远处的天，近处的水，还有苇草、荷叶、荷花，都一片朦胧。他喃喃地道，怎么会？小王叔叔有大白马，又高又大，跑起来飞快。

    张叔叔叹息，小鬼子的东洋马比新四军的马更高更大，跑起来比小王叔叔的大白马快多了。

    棒子咬着牙，狠狠地道，东洋马，真可恨！

    张叔叔也点点头咬着牙说，我们要报仇。

    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原来，张叔叔这次来，是传达上级命令的，最近，一支新四军骑兵营要经过这儿，准备和湖东新四军二团会合，端掉小鬼子的碉堡。张叔叔告诉棒子，骑兵营来时，希望棒子能给带路。

    棒子高兴极了，说声是。

    张叔叔拍拍棒子的肩膀叮嘱，小鬼，注意安全啊。

    棒子点点头，送走了张叔叔，撑着小划子，出没在密密的苇丛里，等着骑兵营的到来。

    骑兵营来时是在一个晚上，月光水亮亮的一片，笼罩着湖面。湖面浮荡着淡蓝的雾，苇草和荷叶在雾里如淡墨画的一般，朦朦胧胧的。

    张叔叔带头，将骑兵营长介绍给棒子。

    骑兵营长笑着夸棒子是好样的。

    棒子很高兴，看看这匹骏马，又摸摸那匹。骑兵营长开玩笑说，没骑过吧？棒子使劲地点头，傻乎乎的样子，逗得骑兵营长笑了，张叔叔也笑了。

    湖里芦苇丛中隐藏着一条暗道，在湖中间，有新四军的监察哨把守着，有可疑人经过，监察哨马上鸣枪报警，对岸的新四军二团听到枪声，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因此，鬼子几次来袭，都大败而归。

    棒子当然能带人顺利通过，因为棒子是新四军的通讯员啊。

    他手一挥，带着骑兵营出发了。

    已经是后半夜了，湖上月光变得更亮更白。苇草深处，不时传来露珠滴落声，还有“咚”的一响，是青蛙跳水的声音。棒子带着部队，静静地走着，沿着那条路走着，新四军监察哨看见了，没有阻拦。棒子带着骑兵营走到一处湖湾处，将两根手指插入嘴里，“嘘”地吹响一声口哨。在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已抱着身边的张叔叔，“噗通”跳入湖水深处的苇草丛里。

    湖里的月光顿时碎了。枪声响起，打破湖面的寂静。

    骑兵营士兵一个个在枪声中倒下，不一会儿，全被消灭。

    新四军战士划着水，从苇丛里浮出来打扫战场，同时寻找着棒子。一片荷叶下，一个声音道，在这儿呢。随着声音，棒子浮出水面，拖着肚子已经灌满水的张叔叔。

    张叔叔不是什么通讯员，是日军间谍大木三郎。

    大木三郎一直想破获新四军的交通线，就悄悄盯上了小王叔叔，摸清一切后，他枪杀了小王叔叔。然后，自己扮成通讯员，哄骗棒子，准备带着日军特种部队，假扮做新四军骑兵营，将湖东新四军一举歼灭。

    他最终自投罗网，却弄不清自己究竟在哪儿露了马脚。

    棒子得意地说，是你自己吐露了真相的。

    棒子说，大木三郎曾告诉自己，东洋马比小王叔叔的大白马高大。当骑兵营出现时，自己走过去，站在马旁暗暗一比，那些马都高过了自己的脑袋，而大白马和自己脑袋齐平。他终于清楚，他遭遇了日军。因此，发出信号，让提前防备着的新四军出击。

    大木三郎一听，傻了眼。

    棒子随着新四军战士押着垂头丧气的大木三郎，迅速消失在月光下的苇丛中。月光慢慢变淡了，照着湖面，苇丛里有只小划子，如一牙月亮，一晃一晃的。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

书匠（节选）

葛亮

秋天的时候，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

小龙说，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没把我气死。

父亲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许多业界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他竟然和那些权威叫起了板。说起来，还是因为馆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很稀见。可是书皮烧毁了一多半，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省外的专家，都主张将整页书皮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我倒要看看，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永远离开修书行。你说说看，仪器做了电子配比都没辙。你一个肉眼凡胎，却要跟自己过不去，还立了军令状。毛羽，再想保他，我怕是有心无力了。

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怎么应承我的？

老董不说话，闷着头，不吱声。

父亲说，你回头想想，当年你和夏主任那梁子，是怎么结下的。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吗？

老董将手中那把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

后来，父亲托了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

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是帮了我大忙。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

父亲说，谈何容易，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

老董笑笑，凡蓝五种，皆可为靛。《天工开物》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吴、苋”。这造靛的老法子，是师父教会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

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老董家里，沙发套和桌布、窗帘，都变成了靛蓝色。这是让老董拿去当了实验品。

中秋后，我照旧去老董家练书法。父亲拎了一笼螃蟹给他家。老董说，毛羽，今天放个假。我带孩子出去玩玩。

老董穿了一件卡其布的工作服，肩膀上挎了个军挎。父亲笑笑，也没有多问，只是让我听伯伯的话。

老董就踩着一辆二十八型的自行车，带着我，穿过了整个校园。老董踩得不快不慢，中间经过了夫子庙，停下来，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我问老董，伯伯，我们去哪里啊？

老董说，咱们看秋去。

也不知骑了多久，我们在东郊一处颓败的城墙处停住了。

这里是我所不熟悉的南京。萧瑟、空阔，人烟稀少，但是似乎充满了野趣。沿着水塘，生着许多高大的树。枝叶生长蔓延，彼此相接，树冠于是像伞一样张开来。我问，这是什么树？

老董抬着头，也静静地看着，说，橡树。

老董说，这么多年了。这是寿数长的树啊。

老董说，我刚刚到南京的时候，老师傅们就带我到这里来。后来，我每年都来，有时候自己来，有时和人结伴。有一次，我和你爷爷一起来。

你爷爷那次带了画架，就支在那里。老董抬起胳膊，指了指一个地方。那里是一人高的芦苇丛，在微风中摇荡。

你爷爷说，这是个好地方，有难得的风景啊。

他说这个话，已经是三十年前了。

老董的目光，渐渐变得肃穆。他抬起头，喃喃说，老馆长，我带您的后人来了。

我问，伯伯，我们来做什么呢？

老董俯下身，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放在我手里。那东西浑身毛刺刺的，像个海胆。老董说，收橡碗啊。

我问，橡碗是什么呢？

老董用大拇指，在手里揉捏一下，说，你瞧，橡树结的橡子，熟透了，就掉到地上，壳也爆开了。这壳子就是橡碗。

这时候，忽然从树上跳下来个毛茸茸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松鼠。它落到了地上，竟像人一样站起了身，前爪紧紧擒着一颗橡子。看到我们，便慌慌张张地跑远了。

老董说，它也识得宝呢。

我问，橡碗有什么用呢？

老董这才回过神，说，捡回去洗洗干净，在锅里煮到咕嘟响，那汤就是好染料啊。哪朝哪代的旧书，可都补得赢喽。我们这些人啊，一年也盼中秋，不求分月饼吃螃蟹，就盼橡碗熟呢。

我听了恍然大悟，说，原来是为了修书啊，那咱们赶快捡吧。

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率，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基本完美地将雍正年间的官刻品复制了出来。

因为本地一家媒体的报道，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请他参与主持修复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工作，老董摇摇头，说，本来，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