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壶

梁晓声

    喷壶做成后，老者很久没来。

    而铁匠常一边吸烟，一边望着那只大喷壶发呆发愣。往日，铁匠每每手里敲打着，口中哼唱着。自从他做成那只大喷壶以后，铁匠铺里再也没传出过他的哼唱声。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替老者来过一次。她将那只大喷壶仔仔细细验看了一遍，分明的，想要有所挑剔，但那大喷壶做得确实无可挑剔。姑娘最后不得不说了两个字——“还行”。

    “还要做九只一模一样的，一只比一只小。你肯做吗？”

    铁匠目光定定地望着姑娘的脸，似乎在辨认从前的熟人，他知道那样望着对方有失礼貌，但他不由得那样。

    “你说话呀！”姑娘皱起眉，表情显得不耐烦了。

    “我……肯做。当然肯……”铁匠一时有点儿不知所措……

    “那么，记住今天吧。我们一年以后的今天见。”姑娘说完，转身就走。

    铁匠跟出了门，铁匠的目光不但忧郁，而且，竟很有些伤感了。他转身时，碰了那串铁皮葫芦，悦耳的声音刚一响，他便用双手轻轻捂住最下面的一个，仿佛捂住一只蜻蜓或一只蝴蝶，于是整串葫芦被稳住了；悦耳的声音也就停止了……

    世上有些人没结过婚，但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爱过的。

    铁匠由于自己是瘸子至今没结婚，但在他是一名初二男生时就爱过了。那时的他眉清目秀。他爱上了同班一名沉默寡言、性情特别内向的女生。初二下学期他和她成了同桌。起初他连看都不敢看她。某一天，他终于鼓起一百二十分的勇气塞给了她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他“少年维特之烦恼”。

    三十几年前中学生的早恋方式与今天没什么不同，也都是以相互塞纸条开始的。但结果却往往与今天很不一样。他首先被与自己的同桌分开了。接着纸条被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了。再接着是找家长谈话。他的父亲——三十几年前的铁匠——从学校回到家里，怒冲冲地将他毒打了一顿，而后是写检查和保证书……

    这是初二男生的耻辱，直至“文革”开始以后方得以洗雪。他第一个冲上批斗台抡起皮带抽校长，他亲自操剪刀将女班主任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他对他同桌的报复最为“文明”——他命她拎着一只大喷壶，在校园中浇出一片滑冰场来！那个冬季真是特别的寒冷啊，而他不许她戴着手套 拎那把校工用来浇花的大喷壶……整个冬季她也没浇出一片足以滑冰的冰场来。

    后来，他们再无交集，他上山下乡，瘸了一只腿，之后返城。

    返城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一名女同学告诉他，其实当年不是他的同桌“出卖”了他，是那名和她特别亲密的女同学。当时他听了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都是少年的冲动和时代的过错。但是当他又听说，三十几年前，为了浇出一片滑冰场，她严重冻伤的双手被齐腕锯掉了，他没法再认为那是时代的过错了。他的忏悔远远大于那名当年“出卖”了她，也“出卖”了他的女同学。

    每一只喷壶的打做过程，都是人心的审判过程。他那颗心的疤疤瘌瘌的数层外壳，也终于一层层地被彻底敲砸开了。他看到了他不愿承认更不愿看到的景观。自己灵魂之核的内容，丑陋而又干瘪，像一具打开了石棺盖因而呈现着的木乃伊。他自己最清楚，那丑陋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从自己灵魂里生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灵魂里自幼便缺少一种美好的养分——人性教育的养分。忏悔并不能抵消他所感到的战栗……

    他一天天等待着他的“赎罪日”的到来……那条老街却在年底就被提前推平了。他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处门面房，而且是里外两间，而且是在一条市场街上。动迁部门告知他 ，因为有“贵人”关照着他。否则，他凭什么呢？休想。

    他所等待的日子终于等到了。那老者却没来，那姑娘也没来。一个认识他的孩子将一封信送给了他，是他当年的同桌写给他的。她在信中这样写着：我的老父亲一直盼望有机会见到你这个使他的女儿失去了双手的人！我的女儿懂事后也一直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他们都曾打算替女儿和母亲惩罚你。他们有报复你的足够的能力。但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反对报复的人，所以他们反而在我的劝说之下帮助了你。因为，对我在少女时期爱过的那个少年，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

    在五月的阳光下，在五月的微风中，铁匠铺外那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响声悦耳……

（选自梁晓声博客《喷壶》，有删减）

    万二喜穿着中山服，干干净净的，若不是脑袋靠着肩膀，那模样还真像是城里来的干部。他拿着一瓶酒一块花布，由队长陪着进来。家珍坐在床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破了一点，倒很干净，我还专门在床下给家珍放了一双新布鞋。凤霞穿着水红衣服低着头坐在她娘旁边。

    万二喜把酒和花布往桌上一放，就翘着肩膀在屋里转一圈，他是在看我们的屋子。我说：“队长，二喜，你们坐。”

    二喜嗯了一声在凳子上坐下，队长摆摆手说：“我就不坐了，二喜，这是凤霞，这是她爹和娘。”

    我送走了队长，回到屋中指指桌上的酒，对二喜说：“让你破费了，其实我有几十年没喝酒了。”

    二喜听后嗯了一声，也不说话，翘着个肩膀在屋里看来看去，看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家珍笑着对他说：“家里穷了一点。”

    二喜又嗯了一声，翘着肩膀去看家珍，家珍继续说：“好在家里还养着一头羊几只鸡，福贵和我商量着等凤霞出嫁时，把鸡羊卖了办嫁妆。”

    二喜听后还是嗯了一下，我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坐了一会，他站起来说要走了，我想这门亲事算是完了。他都没怎么看凤霞，老看我们的破烂屋子。我看看家珍，家珍苦笑一下，对二喜说：“我腿没力气，下不了地。”

    二喜点点头走到了屋外，翘着肩膀看看屋顶的茅草，点了点头后就走了。

    我回到屋里，在凳子上坐下，想想有些生气，就说：“自己脑袋都抬不起来，还挑三捡四的。”

    凤霞尽管不能说话，但一看到我们的样子，就走到里面的房间，换了身旧衣服，下地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耕田时，有人叫我，我抬起头来，看到五、六个人在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还拉着一辆板车，只有走在最前面那人没有摇摆，他偏着脑袋走得飞快。远远一看我就知道是二喜来了，我是一点也想不到他会来。

    二喜见了我，说道：“屋顶的茅草该换了，我拉了车石灰粉粉墙。”

    我往那板车一望，有石灰有两把刷墙的扫帚，上面搁着个小方桌，方桌上是一个猪头。二喜手里还提着两瓶白酒。

    那时候我才知道二喜东张西望不是嫌我家穷，他连我屋前的草垛子都看到眼里去了。

    二喜带了五个人来，肉也买了，酒也备了，想得周到。他们来到我们茅屋门口，放下板车，二喜像是进了自己家一样，一手提着猪头，一手提着小方桌，走了进去，他把猪头往桌上一放，小方桌放在家珍腿上，二喜说：“吃饭什么的都会方便一些。”

    家珍当时眼睛就湿了。

    二喜他们把桌子和凳子什么的都搬到了屋外，在一棵树下面铺上了稻草，然后二喜走到床前要背家珍，家珍笑着摆摆手，叫我：“福贵，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赶紧过去让家珍上我背脊，我笑着对二喜说：“我女人我来背，你往后背凤霞吧。”

    二喜听后嘿嘿直笑。我把家珍背到树下，让她靠着树坐在稻草上。看着二喜他们把草垛子分散了，扎成一小捆一小捆，我看一眼就知道二喜带来的人都是干惯这活的，手脚都麻利。下面的用竹竿挑着往上扔，二喜和另一个人在上面铺。别看二喜脑袋靠着肩膀，干活一点都不碍事，茅草扔上去他先用脚踢一下，再伸手接住。有这本领的人，在我们村里是一个都找不出来。

    没到中午，屋顶的活就干完了。我给他们烧了一桶茶水，凤霞给他们倒茶水，看到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干活的人，凤霞笑开的嘴就没合上。

    村里很多人都走过来看，一个女的对家珍说：“女婿没过门就干活啦，你好福气啊。”

    家珍说：“是凤霞好福气。”

    二喜从屋顶上下来，我对他说：“二喜，歇一会。”

    二喜用袖管擦擦脸上的汗说：“不累。”

（选自余华《活着》，有删改）

注：万二喜，患歪脖子病；凤霞，因年幼发高烧未能及时医治，致哑。

作为“狐狸”的“刺猬”

陈少明

    以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认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只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地追逐、猎取目标。伯林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进行分析。《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伯林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史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说  吻合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难，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以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出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有删改）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 ， 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

桥边的老人^①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②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③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茏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本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选自人民交于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

【注】①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②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③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

真相

江峰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

    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哥安慰着男人。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

    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

    “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