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他，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具佳的境地。

    乐府诗在入唐以前已存在两个传统，一是上承“诗教”风刺一面的汉魏传统，二是以艳歌艳词为主的六朝传统。初唐乐府沿袭齐梁绮靡的路子，内容不出白氏所批评的“赞君美”或“悦君意”。“初唐四杰”的乐府虽体现闻一多先生所谓“由宫廷走到市井”“由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的倾向，但现实的针对性不强。盛唐以边塞为题材的乐府诗，更多地歌颂盛唐的武功气象。中唐以后，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集中创作乐府，试图在理念的层次上直接继承《诗经》的“风刺”传统，甚至否定汉乐府的价值，但选择以“乐府”而非其他诗体干预政治，还是反映出他们对于汉乐府观风知俗观念的继承。不仅如此，中唐乐府诗人吸收了六朝的部分传统，展现出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书写兴趣。

    中唐大量出现表现地方风土或风俗的乐府，与中唐观风观念的转变关系密切。初唐、盛唐之观风俗以政治治理为中心；另一方面，更是要通过礼乐教化来“移风易俗”。但安史之乱后，中唐人不再视地方风俗为负面的无条件改造对象。高郢《礼部试策五道》指出“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欧阳詹《鲁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说得更加清楚：“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欢乐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

    同时，“采风”或“采诗”的理想被中唐诗人不断提出。但其“采诗”与汉人有异，所采并不是真正来自民间，而是从士大夫的创作中收集而得，与其说是“采诗”，不如说是“献诗”。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乐府大家，白氏真正主张的是“采诗以补察时政”，新乐府如《上阳白发人》《卖炭翁》《道州民》都已涉及唐世风俗的叙写。刘禹锡《淮阴行》“以裨乐府”其实就是一种采诗的思硌，他在《采菱行》《插田歌》中明确表示要赋之“以俟采诗者”。这就进一步把与六朝乐府有亲缘关系的中唐乐府赋予汉乐府的政治意义，并在题材上进行了扩充。

    这种“采诗”的思路为中唐文人所共有：随着中唐文人纷纷到地方就职，送行者常期待被送者因为在地方施政得当而能让当地民众作歌谣以颂之，这预设的正是“采诗”的可能。此外，有些作品本身就是在表达某州县长官的“政教得失”，背后还是体现“采诗”的观念。这一类型的创作未见于初、盛唐，却为中唐文人所发掘，这都说明汉代“观风”或“采风”的传统在中唐复兴。

    各类文体中，乐府的起源本与“采诗”或“采风”的理想直接相关，当采风的传统被再次强调，“观风俗得失”不再依附于“察吏人善恶”或王朝礼乐的落实，而是更直接地与百姓生活的具体情况相关，这就让与“观风俗”最直接相关的乐府产生创作上的转变。中唐之所以出现大批书写风俗的乐府，背后正涉及唐人在观念上的转变。

（摘编自吕家慧《论中唐乐府中风俗题材的兴起》）

沉默

梁实秋

    ①我有一位沉默寡言的朋友。有一回他来看我，二人默对，不交一语。等到茶尽三碗，烟罄半听，主人并未欠伸，客人兴起告辞，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这位朋友现在已归道山，这一回无言造访，我至今不忘。

    ②明张鼎思《琅琊代醉编》有一段记载：“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客意甚倦，或谓去，辄不听，至留之再三。有问之者曰：‘人能终日危坐，而不欠伸欹侧，盖百无一二，其能之者必贵人也。’以其言试之，人皆验。”可见对客默坐之事，过去亦不乏其例。不过所谓“主贵”之说，倒颇耐人寻味。所谓贵，一定要有一副高不可攀的神情，纵然不拒人千里之外，至少也要令人生莫测高深之感，所以处大居贵之士多半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两眼望天，面部无表情，纵然你问他一句话，他也能听若无闻，不置可否。这样的人如何能不贵？因为深沉的外貌，正好掩饰内部的空虚，这样的人最宜于摆在庙堂之上。

    ③謇谔之臣，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其实他是根本负有诤谏之责，并不是图一时之快。鸡鸣犬吠各有所司，若有言官而箝口结舌，宁不有愧于鸡犬？至于一般的仁人君子，没有不愤世忧时的，其中大部分悯默无言，但有间或也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这样的人可使当世的人为之感喟，为之击节，他不能全名养寿，他只能在将来历史上享受他应得的清誉罢了。在有“不发言的自由”的时候而甘愿放弃这一项自由，这也是个人的自由。在如今这个时代，沉默是最后的一项自由。

    ④有道之士，对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赏沉默的境界。这种沉默，不是话到嘴边再咽下去，是根本没话可说 ， 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华示众，众皆寂然，惟迦叶破颜微笑，这会心微笑胜似千言万语。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二十年不开口说话，也要把口闷臭，但是语言道断之后，性水澄清，心珠自理，没有饶舌的必要。基督教Carthusian教派也是以沉默静居为修行法门，经常彼此不许说话。“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⑤庄子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现在想找真正懂得沉默的朋友，也不容易了。

（有删改）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最关键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1956年，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阐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明确把什么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依据和前提。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那以后，我们党一再强调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并且都是将其同国情、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讲。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同国情问题、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紧密联系的。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更多要求，比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起来。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从物质文化领域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拓展。二是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比如，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指面对新的社会需要，我们的供给还有许多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新时代凸显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所谓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不平衡，比如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有城乡发展不平衡；有供需结构不平衡，比如既存在落后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有群体发展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质量和效益还需要提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这就要求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成为我国制定各方面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这个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因此，应把对最大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在与时代同行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节选自2017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这就是说，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物”，存在于自然之中。作为一种自然存在，隶属自然的本性规定了人如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这是人存在的客观方面、物质方面。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作为一种自为存在，人的活动总是灌注着一种内在的渴望、憧憬，即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通过自我意识，把自身从自在的自然世界中提升出来。这是人的存在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共在、共存，人才能成为有生命创造的人。梁漱溟的“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的议题，同样也暗含着对人的两重性存在的肯定。“形为心役”，一方面肯定了“心”这种精神内驱力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形”与“心”、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正是因为两重生命的共在，人才能在生产自身、满足肉体物质需要的同时，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与意义，从而形成人独有的身心不二、体魂合一的存在方式。

    但进一步看，人的两重化生命存在对人的意义并非等量齐观。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内在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过有意义的生活，这才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赫舍尔直言：“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人所固有的。”面对现代人的沉溺于物欲，皮兰德洛的“我为什么不是我自己？”以反问句式和更强烈的指向，说明了精神生命、意义生命是人的生命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述共同表明，能将人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人的存在的容观方面、物质方面，而是人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其中，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人独有的内容。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对意义的渴望与追求，是人的精神支柱，是人的最高意义上的精神权威，是人独有的最高之境，也是人的本性的重要方面。它使人立于自然而又能超越自然，受制于肉体生命而又能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成为一种超越之物，一种“超自然的自然体”、“超生命的生命体”。

    总之，人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而是具有精神意味、意义向往的物质存在和在自然界中的精神存在。

（摘编自李丽《文化困境及其超越》，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智慧对人类永续发展可能作出更大贡献。

    长期以来，在西方，人与神，心与物，此岸与彼岸，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统统被打成两橛。中国哲学则打破了彼此的隔阂，强调两者的互动互补。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他们不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

    ①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佛教的“平常心即道心”，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具佛性，是儒家与佛教的最高信仰。实际上，儒、道、佛与宋明理学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因此其共同点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②中国思想传统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留在社会精英层，相反通过教化，通过民间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各种方式，如蒙学、家训、家礼、戏文、乡约、行规等，把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八德等价值渗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伦理。中国人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

    ③中国哲学特重理想社会的追求与现实社会的治理，具有系统的社会治理的智慧与制度。在礼、乐、政、刑相补充相调剂的治理社会的方略中，“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古代有“一夫授田百亩”的诉求并转化为计口授田制，有养老制度与“移民就谷”等荒政，对灾民、鳏寡孤独与聋哑等残疾人都有救济与保护制度。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作用，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④中国哲学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中国哲学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国哲学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及现代性的偏弊，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

    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与境界上。儒家是德性与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工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是空灵、逍遥、放达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佛家是解脱的、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放下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有人说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其实三家都可用于治世、治身、治心，都具有调节性。

    “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孔子以“爱人”为“仁”，爱人、同情人、关切人，是“仁”的主旨。“忠”与“恕”接近于“仁”。“忠”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忠”“恕”是仁道的一体之两面。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民族、文化、宗教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之道。

    诸子百家、佛教禅宗与宋明理学，是我国主要的思想传统。吃透了这些思想传统，我们就可以一通百通。这些思想传统中有无限珍宝，尤其是在个人修身齐家、社会与国家治理、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有很多借鉴意义。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内在心灵的关系方面，在人类永续存在与发展的方面，人类一定要认真吸取先哲的智慧，切不可太过自我中心，自我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