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人流行词语探微

    在近几年的流行新词语中，反映社会多元人群的新词语逐渐增多，其在语言结构、语义表达、产生机制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表人流行新词语是流行新词语中的一个小类，表示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一类人，具有鲜明的类指化特征。如“高考移民、宅男”等。此外，表人流行新词语具有信息浓缩化的特点，用一个词就能表达一般要用几个词、一句话甚至几句话才能表达的语义，更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也便于人们记忆。例如，“高富帅”“～控”等。

    从语言结构特征看，表人流行新词语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成群”的方式出现，形成一个个表人流行新词语词群。例如，～族（蚁族、裸婚族、啃老族），～控（微博控、网购控）等。每一个词群，都可归纳为一个构词模式。另一类则以单个词语的形式出现，如“草根”“土豪”等，与第一类词相比，该类流行词语数量较少。从表达色彩看，大部分表人流行新词语的感情色彩浓厚，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与时尚感。很多表人新词语之所以能够流行，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极富表达的感情色彩，如讽刺、戏谑等，不一而足。

    表人流行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多种多样。“闺蜜”是通过简称（闺中密友）及谐音（闺密）两种方式创造出来的，“草根”和“炮灰”是通过借喻产生的“旧词新义”，“粉丝”是音译外来词，并和汉语已有词偶合。在表人流行新词语中，有两种词语衍生方式非常突出，即词语模造词和借用外来词。

    李宇明先生曾指出，当前大多数新产生的词语，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一框架就像是造词模子一样，称之为“词语模”。词语模能批量生产新词语，并使其所生产的新词语形成词族。上文所列举的每一个表人流行词语词群，都是由相应的词语模衍生出来的。词语模造词实际上就是一个类推过程，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汉语创造新词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利用汉语中现有的构词材料和规则创造新词，二是借用外来词。在解决有限的词汇与众多新事物、新概念之间的矛盾时，借用外来词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近年日本动漫、游戏等在中国的流行，不少日语中的表人新词语也随之进入汉语。如“正太”“达人” 等皆来自日语，词语模“～控”最早也源于日语。当然，汉语在引入这些外来词时，会根据汉语词的构造、表义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表人新词语的流行与当前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信息数量日益膨胀、传播手段不断更新的当下，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们的趋同、从众以及追求新异的心理。例如，当“剩男”“剩女”得到了大众的接受和广泛传播后，只要社会中出现具有某些类似特征的人时，人们就倾向借“～男（女）”这一形式来表达。人们对新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有着极强的心理需求，倾向于不断创造新形式或新意义的词语来满足语言交际日益精细化的需求。如“女汉子”“伪娘”等。从表面上看，这种求新求异与求同从众心理是矛盾的，其实这正是人们语言文化心理复杂性的独特体现。一方面，当人们认同某些新词语时，就会尽力模仿，达到趋同；另一方面，为了追逐新潮时尚，人们会在模仿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尽力求新、求异。

    表人流行新词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类词语在快速发展中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观性，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哪些词语能够继续使用下去，哪些应当被淘汰，除了有赖于语言发展规律和交际实际需要之外，也需要大众传媒等社会力量加以理性引导。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相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联阶段为“圆成”，称涅盘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即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爱情是一种精神病

    现在，研究人员正试图分离和确定“爱情”这种看似非常独特的人类情感的神经回路和遗传基础。事实上，生物学家可能很快就可以把爱情的精神状态还原为一系列的生化事件。这对我们了解人类行为的演化有重要意义，并且会引起重大的社会议题

    对一些动物的研究结果也解释了神秘的爱情。

    我们人类不是唯一能形成强烈的、持久的社会联系的动物。拿母婴依恋来说吧，一只母羊和她的小羊羔，或者一个雌性猕猴和她的孩子，与人类的母子关系很可能具有共同的演化上保守的脑机制。在人类、大鼠和绵羊的分娩和抚育后代的过程中，一种叫催产素的激素在脑中被释放出来。对于母羊而言，在其脑部注射一针催产素，能使得她跟一个陌生的小羊羔迅速建立一种依恋的亲密关系。

    对于哺乳动物而言，配偶之间长期的亲密关系是很少见的。这种配偶之间依恋的神经机制可能跟母婴依恋相似。举个例子，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草原田鼠而言，配偶依恋被交配过程中脑中产生的催产素所激励。当一只雌性草原田鼠的脑中被注射催产素时，她很快就会依恋上离她最近的那只雄性草原田鼠。催产素这种激素跟由多巴胺所驱动的奖赏和强化系统相互影响，而后者跟尼古丁、可卡因和海洛因使我们产生欣快感并上瘾的神经系统是同一回路。

    负责草原田鼠配偶依恋的脑区和负责人类爱情的脑区有着令人着迷的重叠。当妈妈们看着她们孩子的照片时，人类脑部跟多巴胺相关的奖赏区域变得活跃起来。而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深爱的人的照片时，同样的脑部活动也可以被观察到。人类配偶依恋可能跟人类母婴依恋在进化上彼此纠结。

    配偶依恋在雄性中的神经回路跟雌性的相似，但是神经递质不同。比如说，在雄性草原田鼠中，后叶加压素能促进配偶依恋，增强对潜在的情敌的攻击性，激发父性本能。而后叶加压素受体基因avpr1a调控区域的变化，能预测一只雄性田鼠和雌性田鼠形成紧密依恋的可能性。

    同样，人类avpr1a基因的不同形式，跟配偶依恋和配偶关系紧密相关。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拥有avpr1a基因某种变体的男性相对于没有这种变体的男性，有2倍的可能性保持单身；并且，在最近的报告中，结婚后的前者在他们的婚姻中出现危机的可能是后者的两倍。同时，前者的配偶相对于后者的配偶，倾向于表达更多对婚姻的不满。

    由此看来，爱情可能只是古老的神经肽和神经递质的混合而出现的一种东西，这种观点引起了重大的社会话题。比如说，异想天开的以操控脑活动增强或者削弱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爱情的药物可能不会很遥远了。

    无论如何，最近生物学上关于配偶依恋的发现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位不择手段的追求者可能会将一剂“爱情药水”偷偷放进我们的饮料。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做了，我们会介意吗？毕竟，爱情是一种精神病。

（选自《环球科学》）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试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捧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于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暗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灵在《》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惑。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颦”（杜甫《襄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正房、厢房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