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七弦妙制有洞天

    有宋一代，琴学大兴，甚至引起封建帝王的浓厚兴趣。宋徽宗本人乃操缦名手，对传世名琴更是汲汲以求。当时朝野上下，无不以能琴为荣，一部迎合最高统治者审美趣味的《洞天清录》也便应时而生。

    《洞天清录》的作者赵希鹄，生平事履未详。据明代张萱跋万历刊本《洞天清录》，言其为“宋宗室子”，自幼受高尚生活元素之熏染，便将其多年来对各类古董珍玩的鉴赏心得与审美经验著成此书，“以贻清修好古尘外之客，名曰《洞天清录》”，列于其首的便是，“古琴辨”35条。与中国传统琴学论著偏重于琴曲解题、琴人传略、演奏技法、审美意趣不同，《洞天清录》“古琴辨”部分主要是对古琴材质、斫制方法、形制样式进行品鉴的经验总结，“其援引考证，类皆确凿，固赏鉴家之指南也”（《四库全书总目》）。

    唐宋时期，古琴制作工艺取得长足进展。从朱长文所言“四美”——“一曰良质，二曰善斫，三曰妙指，四曰正心”（《琴史·尽美》）不难看出，古琴选材与斫制（良质、善斫）已然超越演奏技法（妙指）和审美意趣（正心），被提到首要地位。无怪赵希鹄感喟，“古材最难得，过于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制之，斯可矣”（《洞天清录·取古材造琴》）。古人在斫琴的实践中发现桐木是制作古琴面板的良材。正如赵希鹄所言，“桐木年久，木液去尽，紫色透里，全无白色，更加细密，万金良材”；“宜择紧实而纹理条条如丝线细密、条达而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而梓木纹理坚实细密，可以让琴音在槽腹内回旋，取得余音绕梁的共鸣效果，适合用作琴的底板，“今人多择面不择底，纵依法制之，琴亦不清，盖面以取声，底以匿声，底木不坚，声必散逸，法当取五七百年旧梓木”（《洞天清录·择琴底》）。对于底面也采用桐木的“纯阳琴”，赵希鹄指出“古无此制，近世为之”，虽然音色古朴浑厚，但共鸣效果不佳，“必不能达远”，非为佳构。古琴取材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梧桐，以山石中生长的为佳。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梧桐还象征着高洁美好的品格，如“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卷阿》）：或是忠贞不渝的爱情，如“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正是梧桐这种独特的文化品质，才使其成为琴材的终极之选。

    用阴阳理论解释琴材的选择，大约始于北宋《琴书》，“凡制琴，以桐木为阳，楸木为阴”，阴材、阳材分别指琴底和琴面。古琴面料所用桐木按生长方向分为阴材、阳材，首见于《洞天清录》：“盖桐木面阳日照者为阳，不面日者为阴。”为此，赵希鹄还提供了两种验证方法：一是以水试沉浮，二是在晴天和雨天、清晨和傍晚抚琴以辨别音色。对于后者，赵希鹄还颇为自得，认为“古今琴士所未尝言”（《洞天清录·古琴阴阳材》）。将音乐声学的实践经验纳入阴阳体系加以阐释，在当时并不鲜见，我们只要略一翻检同时代的《梦溪笔谈》之类的科技典籍便可见其端倪。由于日照条件等不同，桐木材质也会存在差异，在音色上存在细微差别，当然是可能的。但居然能随着旦暮、阴晴等环境变化而发生条件反射，甚至“此乃灵物与造化同机，非他物比也”，未免耸人听闻。

    在制作工艺与藏品选择上，赵希鹄提出“制琴不当用俗工”“择琴不必泥名”“制琴不必求奇”等原则，对雷氏琴（唐代名琴）、百衲琴等当时推重的“概念琴”颇不以为意，“弹之则与寻常低下琴无异，此何益哉”，主张“依法留心斫之，雷张未必过也，惟求其是而已矣”，对如今泥沙俱下，甚至存在以收藏为名行诈骗之实的收藏品市场而言，倒不失为一针见血的确论。

（选自2017年1月《光明日报》，作者黄敏学，有删改）

    《礼记·祭统》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古人把祭祀作为诸礼俗中的首重。依时有春杓、夏稀、秋尝、冬蒸。流传至今的中元祭祖和中秋祭月，当是“秋尝”的重要内容。而无论是中元祭祖还是中秋祭月，都是为了合道，是趋吉避凶的方法论。

    《易·系辞下》讲：“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华夏先祖视太阳为寰宇之间阳性之最，名为太阳；视月亮为寰宇之间阴性之最，名为太阴。作为中国民间农时重要依据的阴历即是据月亮运行周期编成。既然月亮在天地间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有着祭祖传统的中华先祖当然就要献祭。《国语》记载：“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力于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所谓“夕月”就是祭祀月亮的仪式。不过当时祭祀月亮是在秋分这一天。据《周礼·春官》郑玄笺注：“天子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历代王朝也都把祭月列入国家祀典，严格执行。

    古人发现，秋分之日太阳行至赤道上空，昼夜相等。此后，白昼渐短，阳气渐衰；黑夜渐长，阴气渐增。所以，在秋分这个阴阳相当的时刻祭月，既是敬送阳气之往，又是恭迎阴气之来。但秋分是据太阳的运行确定的，在农历中不固定，或在月初，或在月中，或在月末。若在月末，就很难见到明月，无从献祭，后遂演变为农历八月十五进行。

    在民间，中秋献月饱含着百姓浓烈的感恩之情。一年劳作，托福于天地护佑，风调雨顺，日丽月清，五谷和瓜果成熟了，作为受益者，就要首先把果实献给天地和祖先品尝，所谓“秋尝”。

    在古人看来，祭就是吉。因为祭是人天中介。生命来自父母，父母又来自他们的父母，寻根究底，肯定有一个第一父母。这个“第一”应该就是老子讲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也是万物之一，自然也是由道生的。要保持生命力，无疑就要保持和道的联谊。古人用的方法是祭。可见祭是人类和宇宙能量保持畅通的一种形式。

    按照现代科学的说法，任何事物都由三要素构成，即信息系统、能量系统、物质系统。

    月亮作为一个巨大的天体，肯定有它的信息系统和能量系统。这就是古人讲的“月神”。既然真有“月神”，《论语》中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显得必要。

    古代国家和集体层面的月祭都是要诵读祝文的。向西设坛，由祭官或女性贤淑沐手恭诵祝文，然后向月焚化。祝文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先是歌颂，再是立志。作为阴性能量的载体，月亮有着太多值得人们歌颂的地方。

    为了让这种能量具有存在感，祭祀之后要分食祭品，古人名之为“饺”。随着祭礼的不断演进，月饼和瓜果就成了中秋的主要祭品。无疑，祭品是一种祝福化了的食品，因此，在祭礼之后，我们看到，许多人舍不得吃掉自己分得的祭品，要拿回家，让老人和小孩分享。

(选自《中秋是归途》，有删改)

    文化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但创新性的文化也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不具有自然的或天赋的性质。创新性文化的生成既受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制约，也与人们的主观自觉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否蕴含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较之处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就其一般性与总体性的文化性质而言，前者呈现出保守性，后者呈现出创新性。中外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常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中国人看重的是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传承，西方人看重的是知识的批判与文化的创新。这种看法如果仅就中西方文化国的近代史的比较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但若从全部中面文化史的比较而言，这种着法难以成立。在西方近代以前的中世纪，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与代表的西方文化，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时期，而且在文化运行的方式上，儒学与基督教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尊经重典、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其主要特征，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对经典的诠释与论证。

    所有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具有保守性，无论东西方，概无例外。深刻的原因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之所以发生了深刻性的质变，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中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明显落后，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机器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取代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才使得西方文化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在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新性的文化是生成的，它既受自发性因素的影响，但也需要人们自觉地倡导与培育。首先是倡导，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的创新是一项群众的事业，只有当全体国民都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其次创新性文化的形成也需要培育。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放弃文化保守主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性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再一次辉煌，再创造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

（节选自林剑《论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所有的人都习惯了一个现状，那就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街道上密布的天眼监控摄像头记录着你所有的活动，在公安机关的监控大厅里，通过多个摄像头的联动，你的行走轨迹一览无余。出入机场、车站，甚至住店的信息都被完整记录着，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已经不再成立。买房、买车、子女入学，你登记的个人信息早已经泄露，人们早已经适应了隐私权被逐渐剥夺的信息化社会。

    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服务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隐私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基本权利，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以剥夺人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恰恰相反，人工智能应该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应该包括隐私权，这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移动互联时代，我们普通用户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认证信息，例如我们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另一类是我们的内容信息，例如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等信息。身份认证信息必须由用户本人绝对掌控，不能让渡给任何商家，甚至也不能让渡给政府，这应该是人工智能的一条铁律。

    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你的身份认证信息一旦泄露和被坏人利用，就可能遭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事项，绝不能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仅不能相信他们的诚信，也不能相信他们的能力。近年来出现很多知名网站泄露用户身份认证信息的案件，这些企业是有诚信的，但防护能力不够，被黑客抄了家。

    我们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的内容信息呢？与身份认证信息不同，这部分信息就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为了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有时必须得让渡出去。人工智能有智能感知、智能推理、智能学习、智能行动四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受数据驱动的，你不给它提供数据，它如何理解你的需求？又如何通过学习和推理为你提供精准的服务？

    但内容信息即使让渡，也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数据统计结果归商家，个人信息所有权归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使用滴滴打车APP时，我们个人用车的车型、时段、路线、费用等信息会上传到滴滴公司的服务器，海量的信息形成了大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这个统计结果归滴滴公司所有。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统计结果贡献了九牛之一毛的数据，例如和平小区每月平均叫车量为500人次，住在和平小区的您为这个数据做了贡献，但您在和平小区叫车这个信息的所有权是您的，未经您的授权，滴滴公司不能使用。

    然而，有人反应，商家对用户的信息使用之快超乎想象。比如，有一次某教师妻子用他的笔记本电脑搜衣服，隔天他去办公室指导学生，一打开电脑，浏览器就给他推送了大量女式衣服，还特别标明“这是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未经用户授权，商家不应该搜集用户的喜好习惯。即使收集了，那也只能用作统计分析的原始素材，而不应借此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这违反了“个人信息未经授权不得利用”的原则，是人工智能的滥用。

（摘编自新浪《人工智能与隐私保护》）

    ①勤劳是华夏子孙的传统美德。中国人的劳动精神一代代传承，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劳动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弘扬劳动精神，是当下国人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国人建立文化自信的一个历史基点。

    ②人类劳动发展分为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自由劳动四个阶段。对人类社会劳动的认知和热爱，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多有论及。《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屡铭》中写道：“慎之劳，则富。”强调的是财富和劳动的关系。自古以来，对劳动的肯定和赞美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今药石·续自警篇》中写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勤可以免饥寒也。”意思是人们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缺乏衣服与食物，勤劳能够让人避免饥饿与寒冷。先秦儒家关注“礼制”，为中国古人构建了一种脱离田间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后世儒家分离了“劳”和“思”两个概念。正如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表明劳心和劳力都属于“劳”的范畴。墨家本就是劳动者的学派，它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建立劳动为本位的积极性劳动伦理的范式，这体现了劳动和知识的有机结合。《墨子》中有“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还蕴含着中国社会福利、劳动保障思想的萌芽。佛、道两家对于劳动和农业所持的消极态度，常常遭到治国者的批评，法儒两家主张繁衍人口，认为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民思想，经过长期的文化大融合，儒、释、道、墨、法等多家思想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勤于劳动”被看作是“修齐治平”的根本性的道德品质，深深滋养着一代代华夏儿女的精神心田。

    ③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生活本身和精神意境，诗人妙作可窥一斑。诗人李绅写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融洽地将珍惜食物与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一直影响塑造着中国人的勤俭节约的美德。诗人王维写道：“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这首《春中田园作》的前四句展现出了古代人们愉快劳动的情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可见，劳动不仅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劳动的协作性还可以培养人的互助和团结精神。自强不息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困难的智慧之源。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反应在各个领域：巍峨长城、巧夺天工的都江堰、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等等，尽责、乐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使这些遗宝成为历史的烙印和华夏子孙精神的内核。

    ④伟大梦想不是等来的、喊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人们的辛勤劳动。国家、社会、企业各界需要提供更有利的劳动保障，更好的劳动条件，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劳动，使劳动尊严得到维护、劳动价值得以实现，更好地营造平等劳动，勤奋做事、勤勉为人、勤劳致富的正能量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内生动力。只要我们守护中华劳动伦理的深厚底蕴，弘扬工匠精神和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劳动美德，一代代的劳动者就必定能创造伟大的历史，不断开创未来美好生活。

（摘自2019年6月3日光明日报夏月明《弘扬中华传统勤劳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