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商：幸福者的必备

   智商IQ和情商EQ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又流行一个新概念AQ，它是Adversity Quotient的缩写，指人们面对逆境的反应能力，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通常译为“挫折商”或“逆（境）商”。IQ、EQ和AQ并称3Q，成为人们获取成功必备的不二法宝。有专家甚至断言，100%的成功等于20%的IQ加80%的EQ和AQ，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说法毫不夸张。

   逆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情商的一部分，但由于它在人生事业成功中的特殊地位，美国职业培训师保罗·斯托茨提出了“逆商”这一概念。他认为逆商包括四部分：控制感、起因和责任归属、影响范围及持续时间。控制感指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主观控制能力。面对逆境，控制感强的人会尽力改变环境，控制感弱的人则只会逆来顺受，信天由命。起因和责任归属指造成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高逆商者往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使自己陷入逆境的原因，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积极采取有效行动，痛定思痛，在跌倒处尽快爬起来。影响范围指困境的负面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面有多大。高逆商者通常能够将某方面逆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程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中的逆境而影响家庭生活。持续时间指我们主观上认为逆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持续的时间。逆商高者往往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逆商低者则会认为逆境将长时间持续，他们甚至会因此丧失努力改变的希望。

   例如，被领导批评恐怕每个职场人都会遇到，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挫折。但是，同样的打击，逆商高的人产生的挫折感低，逆商低的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逆商高的人会吸取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改进，逆商低的人则会怨天尤人，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

   智商、情商和逆商这3Q在整个人生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情况下，三者的重要性不同。有人认为，20岁前，智商显得最重要，情商和逆商作用一般；20—3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30—4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最重要，逆商很重要；40岁以上，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逆商最重要。可见，除了在校学习期间，在我们大部分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情商和逆商。情商让我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智商和情商共同帮助我们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目标；逆商让我们在摔倒时用最快的速度爬起来继续前进。这三者，少了谁恐怕都很难幸福。

   有言道：成功没有尽头，生活没有尽头，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对我们的考验没有尽头，在艰苦奋斗后我们所得到的收获和喜悦也没有尽头。当你完全懂得了“成功永远没有尽头”这句话的含义时，幸福的生活也就向你绽开了她迷人的笑容。

    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而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肩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对联的起源，就其两两相对的艺术哲理来说，源于我国古代《周易》所阐述的天地赋予万物的阴阳对立与阴阳互交这一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就其两两相对的表现形式来说，则源于我国远古的民谣和古代诗文的对偶句，是由对偶句嬗变而来的。古代民谣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诗经》上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屈原作品中，对偶句更是不乏其例。以上各类对偶句，都含有对联对句的因素，但严格说来，都只能算作对联的影子，还不能说这就是对联的开端。

    对联的正式开端究竟始于何时？以往一般都遵从清代著名联家梁章钜在他的《楹联丛话》中所言：“楹帖(楹联)始于桃符。”据蜀《梼杌》所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梁氏所言，即据于此。于是，我国对联界即普遍认为“联萌五代”。但近代以来，我国许多对联学者经多方考证，发现对联实萌于晋唐而兴于五代。因此，“联萌于五代”之说是不对的，至于说“联兴于五代”则符合事实。

    据《晋书》记载，张华曾建议初次见面的陆云、荀隐素互作通报，陆以“云间陆士龙”、荀以“日下荀鸣鹤”互报姓名。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我国古代的第一联。而我们能见到的保存至今的唐代规范联作则更多。如夏民安《联人心声》中有唐太宗在藏晋祠贞观宝翰门前题的“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莫高窟发现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等，还有日本人写的《史馆茗话》一书记载的唐人联“闭户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

    到了宋元阶段，对联进一步发展，不仅数目大量增加，而且类别除春联外，又有了题赠联、书院联、名胜联、喜庆联、哀挽联、谐音联、灯联等等。就其语言运用和表现形式而言，不但坚持了从律诗借鉴来的艺术特点，而且有所突破，吸收词曲语言变化特点，以长短句创作对联，形式更加变化多姿。同时，出现了不少联作名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文天祥等等。

    明初，由于洪武皇帝除夕传旨，无论公卿士庶，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对联创作进入繁荣阶段。清朝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对联创作更是盛极一时。明清时代，由于对联融合了诗词曲赋的各种句式以及骈散并用与文白齐行，使得对联语体多样化，连同对联篇幅的增长，使其不仅可以写景、抒情，而且可以叙事、议论；不仅可以用来谐谑，而且可以讽刺。这一时期，不仅运用范围大为扩展，涌现出大批如解缙、纪昀般的联坛高手，甚至出现了理论研究与专论著作。

(选自戴本恒《对联艺术探微》，有删改)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成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标题党”是网络上利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标题，来达到增加点击量或知名度等目的的个体或组织。“标题党”主要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严重夸张、转移重点等方式来拟写新闻标题，以吸引受众、提高传播率、增加舆论张力。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媒体竞争的加剧，“标题党”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标题党”现象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媒体的角度看，一方面，媒体市场竞争加剧是“标题党”现象盛行的直接原因。在受众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增加点击量，用标题博人眼球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相较于纸媒，门户网站和新媒体新闻的标题和内容是分开的，只有点击标题才能看到具体内容，如果标题不能及时留住读者，文章再好也没有意义。而不能获得足够的点击量，便无法获取更多流量来维持媒体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流量变现是王道”成为主要经营原则，媒体自律精神式微，记者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面临着严峻考验。被关注就意味着利益，“标题党”现象也就很容易在各大媒体上蔓延开来。

    从网民的角度看，媒介素养匮乏和碎片化阅读习惯加剧了“标题党”现象的泛溢。如今媒介渠道多元化，信息爆炸式增长，这种局面导致网民习惯于粗略地浏览标题、图片或摘要，对新闻细节却甚少关注，这为制造“题不对文”的标题提供了条件。另外，“标题党”现象与网民对新闻事件表现出的“老不信”和“审丑”心理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环境巨变、利益格局调整导致社会诚信问题、社会矛盾和各种诉求与日俱增，因此，一些网民便借助自媒体，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发布一些耸人听闻、混淆是非的标题新闻，从而达到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目的。而网络媒体为了点击量，也往往迎合、利用网民这样的心态和诉求，通过精心炮制的标题来引发围观，甚至引导舆情。

    “标题党”新闻在未被证实的情况下，借助于舆情的裂变式传播迅速扩散，容易造成信息传播失真，给网络谣言的滋生提供温床，给突发舆情的应对处置带来阻碍，甚至有可能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另外，纵容“标题党”新闻，对那些坚守社会责任的媒体和媒体人来说是种不公平，可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破坏媒体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及时制定措施整治“标题党”现象，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监督和制约，加强对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从根本上解决“标题党”现象泛滥的问题，以保证网络媒体良性发展，净化舆论环境。

（摘编自詹婧《热点事件舆情传播频现“标题党”》）

    ①关于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以复意为工。”又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南朝刘勰所说的“复意”“重旨”，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多义性。在西方，对诗的多义性也有人谈到过。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讲的“双意复言名词”以及“三义”词、“四义”词，就是一个与多义性有关的问题。不过，对多义性的深入研究，却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符号学认为，许多理论问题都可以通过分析、研究表达这些理论所使用的语言符号，而得到解决或说明。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理查兹的学生恩普逊，在1930年出版了一部书，书名叫《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它的主旨是说明，为什么对同一首诗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恩普逊找出七条原因，归纳为七种类型。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诗多义举例》的文章，就是用恩普逊的方法分析了四首中国旧诗。可惜朱先生对这个问题没有继续深入地研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没有重视，以致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仍无进展。

    ②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又是语言最精粹的一种文学体裁，那么，研究诗歌特别是研究诗歌艺术，自然离不开诗歌语言的研究，离不开语义的研究。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

    ③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不同。词汇学中，词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的反映，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

    ④另外，在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一般说来，一次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