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 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 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 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 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 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虽不排斥客观外象直接作用于感官认知，但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事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人生的本性或宇宙的实相），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 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 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飞扬的诗词文化的乡愁

    中华诗词是文化百花园中最为葳蕤芬芳的一枝。史志、经书、宝笈、医典、铭文、石刻、楹联、题额、戏文、歌赋、唱词、散曲、小令、灯谜、书画、碑帖等文字典籍，哪一个都离不开诗词之美。中华诗词有高傲的颜值和尊贵的禀赋，却以平近的方式潜流在我们的血脉里，滋养了中华民族高贵而纯洁的心灵。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智慧的深泉、文化的航标、思想的峰峦。爱国主义是中华诗词的永恒主题。从春秋楚国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仰天长叹，到战国时期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从南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耿耿忠心，到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浩浩胸怀，爱国、为国、利国、报国是中华儿女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诗词的思想高地。历览前贤先烈，他们在诗词中凝聚了最浓烈、最真挚、最深沉、最持久的爱国情感。在凝成民族性格、传承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心理方面，中华诗词功不可没、无可替代。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中华诗词独有的魅力。寥寥数个字，绵绵无穷理，诗律词格中隐藏着深奥的哲理玄思。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揭示了新陈代谢、新旧转化的客观规律；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因指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深邃如夜空；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道出了知与行、学与思的哲学关系……诗人在诗词韵律中搭建自己人生的亭台楼阁，畅达时自成风景、各领风骚，赋闲时以逸待劳、守静待动，逆境中韬光养晦、不与乱世争英雄，不失为一种人生韬略。

    没有宋词就不是宋朝。北宋九皇、南宋九帝，虽然饱受内乱与围剿，却享国320年，成就了中国古代一次文化的复兴。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李清照、岳飞、陆游等文学名家如烟花绽放在宋朝的夜空。岳飞的“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读得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直教人跃马挥戈征战死；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气势千钧，豪情万丈；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忧心系南宋，正气满乾坤，英雄豪气直上九霄，殉国之心耿耿昭然。这些情感鲜明的宋代诗词大多来自中原、出自汉人，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锋、大汉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战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奇葩。抗辽、抗金、抗元战争几乎贯穿了大宋王朝一半的生命时长，而宋的三个对手辽、金、元对中华诗词也有自己的贡献。如金主完颜亮的“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如此猎猎有声的诗句，怎不令残宋弱帝们胆战心惊！多民族诗词的同坛斗妍，催生了多样多元多彩的中华诗词，建构了共生共荣共享的中国文化。

    继承与创新，分享与共赏，刚健与柔美，雅趣与流俗，正因各个朝代、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流派都为中华诗词盛宴奉献出自己的风味，中华文化才如此流光溢彩、五光十色。

    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乡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又指出：“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责任。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改）

从构思到成文的距离

    构思从何而来 刘勰认为在文学创作中的构思主要运用想象，想象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又可以形成具有“珠玉之声”“风云之色”的具体艺术形象，这正是现代文艺理论中形象思维概念的特点。刘勰所说的“神思”，也就是我们现在创作中讲的灵感，主要从哪里而来呢？当然就是想象。

    然而想象并非凌空产生的，刘勰在论想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还提出了“神与物游”的构思理论。他认为在构思中想象不能凭空产生，也不是离开客观事物的主观空想，作家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的物质世界的一种互相渗透，物我交融。“神与物游”抓住了构思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精神始终与外物一起活动。

    构思中的“神思”活动和作家情感的波澜起伏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当作家在“神思方运”之时，就会产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效果。

    不过，在有了构思之后，作家在进行的创作的时候，却往往会遇到一些问题，使得表达不能“言尽其意”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词不达意”。刘勰也意识到了仅仅只有想象，亦即“神思”，在文学创作中是远远不够的，“意空翻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无论思绪在脑海中怎样翻飞，波涛汹涌，但是要付诸笔端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万途竞萌”之时，却“难归于一”，或者“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使心折”的现象。下笔之前踌躇满志，作品出来之后觉得和心中所思的大打折扣。更有甚者，还会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文思如泉涌，下笔却无神的境况。刘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意”是处在观念里的形态，是虚的，所以容易出奇出新；但是语言表现而是将虚的东西变成实的，所以有相当大的难度。这是构思和传达之间的矛盾。这其中，意是由思产生的，言是由意产生的，但是他们之间是很有独立性的，这里的重点在于意和言之间的关系。疏密之间，大相径庭。密就是语言表现的自如贴切；疏则是言和意之间差之千里。刘勰强调了创作中语言表现功力的修养，而不在于临机的冥思苦想。范文澜先生注释《文心雕龙》时，说道“‘或理在方寸’，以下指‘疏则千里’而言，夫关键将塞，神有遁心，虽穷搜力索何益。若能秉心养术，含章司契，则机枢常通，万途竞萌，正将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又安见其不加经营运用之功耶。”就正是说的这种状况。

从构思到创作成文，作家们要经历不仅仅是一个思维层面的活动过程，还需要进行语言方面的历练。任何思维活动都要借助媒介来将自己表达出来，艺术构思完成后，作者要寻找合适的表现方式，把自己独特的艺术意象传达出来，没有不依赖与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所谓的思想活动。作为艺术思维的想象活动本就是一种极复杂的心理现象，刘勰在列举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创作实例时指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认为作家行文构思，或快或慢，一方面是基于个人才能禀赋和构思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作品的大小规模和体裁特点，对于这些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不管作家的写作会出现怎样的分歧，上面描述的“词不达意”等状况却仍然是存在的。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作家平时的磨练和积累，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点悟；名师点悟，不如阅人无数”。最后还是要落脚到作家个人自身的积累上来。作家个人的阅历再经过艺术的加工，合理运用想象，才能在创作的时候游刃有余。刘勰也提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四句，就是申明了这一要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刘勰所说的“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并不是要人无所用心，轻易落笔，把写作当成一种游戏。相反，作家只有积年累月的辛勤努力，才能在写作的时候从容不迫，直抒胸臆。

（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将面世，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据悉，英文版《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以三部、九卷的形式陆续出版。

    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传入我国后亦常被冠以“侠”的称号——《三个火枪手》变成《侠隐记》，《巴黎圣母院》变成《钟楼驼侠》……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更是把“江湖”这个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叶  生

蒲松龄

    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 ， 困于名场。会关东丁乘鹤，来令是邑。见其文，奇之。召与语，大悦。值科试，公游扬于学使，遂领冠军。公期望綦切。闱后，索文读之，击节称叹。不意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铩羽。生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公怜之，相期考满入都，携与俱北。生甚感佩，辞而归，杜门不出。无何，寝疾。公遗问不绝；而服药百裹，殊罔所效。

    公适以忤上官免，将解任去。函致生，其略云：“仆东归有日；所以迟迟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则仆夕发矣。”生持书啜泣，寄语来使：“疾革难遽瘥 ， 请先发。”公不忍去，徐待之。

逾数日 ，门者忽通叶生至。公喜，逆而问之。生曰：“以犬马病，劳夫子久待，万虑不宁。今幸可从杖履。”公乃束装戒旦。抵里，命子师事生，夙夜与俱。公子名再昌，时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绝慧，居之期岁，便能落笔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旋中亚魁。公以其久客，恐误岁试，劝令归省。惨然不乐。公不忍强，嘱公子至都为之纳粟。公子又捷南宫，授部中主政。携生赴监，与共晨夕。逾岁，生入北闱，竟领乡荐。会公子差南河典务，因谓生曰：“此去离贵乡不远。先生奋迹云霄，锦还为快。” 生亦喜。

    归见门户萧条，意甚悲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具骇走。妻遥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所以淹君柩者，以家贫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勿作怪异吓生人。”生闻之，怃然惆怅。逡巡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妻惊视之，大恸，抱衣悲哭。公子闻之，涕堕垂膺。即命驾哭诸其室出橐营丧葬以孝廉礼又厚遗其子为延师教读言于学使逾年游泮。

    异史氏曰：“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天下之昂藏^①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噫！”

（节选自《聊斋志异·叶生》，有改动）

【注释】①昂藏：仪表堂堂，气度不凡。

材料一：

明清以降，随着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关于月球的叙事亦随之一变。现代物理学知识的传播，令人们渐渐知晓月球是人类难以抵达之地。192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外火箭理论的发展和实验的纷纷展开，中国人对于火箭实验也有了自己的兴趣，除了介绍西方科学家的旅月理论外，一些国人更自觉阐述其有关构想。1929年，刘开坤在《中国工程学会会刊》上发表的《火箭机游月球之理想》一文，可称此种思想之代表。在刘开坤看来，德国初造火车轨道、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等最早都曾受到过世人的质疑，但它们最终都实现了，因此火箭登月的实验决不应停止。他说以往自己与亲朋好友“茶余酒后，尝作空谈，每有往游月球之梦想，谓吾人伏在炮弹上，不难一射而抵月球也”，如今这样的“玄谈”，“以科学之理想，已证实其或可能成功”。针对世人关于登月的种种疑问，作者均一一作出回复，他认为月球上虽没有空气，但是人类却可以仿照潜水服，“背负着气袋，则不患无新鲜空气”。至于冷热转换人类难以适应的问题，可以通过“制造一种器具，令其寒冷不至悬殊”。同时，人类登上月球后，还可以利用月球上的太阳光，“借光学各种镜片收光之理，而设日力电厂”。至于如何能到达月球，首先需要找到一种高速行驶的方法，只有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才能够突破地心引力的约束。刘开坤甚至还设计出了地月飞行的轨道图（图1），认定唯一可行的交通工具只有火箭（图2）。若以“后见之明”来看，刘氏的一些设想，正是后来探月的发展方向。

图1刘开坤所绘飞行轨道图                                图2 刘开坤所绘火箭

（摘编自李世鹏《“到月球去”：近代中国火箭探月知识的传播与演变》）

材料二：

中国探月工程中航天器的命名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嫦娥六号只是其中之一，在月球上还有很多带有中国元素的地名。

“广寒宫”“天河”“织女”“泰山”“华山”……这些独具中国韵味的元素，以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的形式标记着月球上的山脉、盆地、环形坑等。目前，月球上以中国元素命名的地名共35个，其中，包括3个着陆点、22个环形坑、2条月溪、5个卫星坑和3条山脉。

给月球上的地理实体命名，不仅是起一个名字那么简单。月球地理实体命名与探测成果、科研水平和国际贡献相关，比如具备原始探测数据是取得月球地理实体命名权的基本条件。

我国科学家利用嫦娥一号影像数据，申请获批了“毕昇”“蔡伦”和“张钰哲”三个环形坑的命名。嫦娥三号取得成果后，着陆区包含“广寒宫”在内的4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被正式批准。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背面的着陆区“天河基地”和“天津、河鼓、织女、泰山”等名字被批准。嫦娥五号任务，“天船基地”等8个月球地理实体被命名。

（摘编自2024年1月10日央视网相关报道）

材料三：

8月29日，在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与阿里云联合发布国际首个“月球科学多模态专业大模型”（以下简称“月球专业大模型”）。该大模型以视觉、多模态及自然语言等通义系列模型为基模，结合RAG 检索增强等技术，在阿里云百炼专属版平台进行微调及训练，目前最佳落地场景为月球撞击坑识别。

撞击坑的大小、深浅、形状等特征是研究月球地质演化的重要依据。据统计，目前月球上直径一公里以上的月球撞击坑数量已超100万个，直径一公里以下的撞击坑数量还无法确定。如果完全依赖人工，识别所有月球撞击坑几乎无法实现，大模型的应用将极大提升这项工作的效率。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忠介绍，在月球撞击坑年代和形态识别上，月球专业大模型的准确率已达到80%以上。

研究人员只需输入月球撞击坑的图像和相关问题，大模型即可调用通义视觉、多模态模型，从光谱、高程、重力等17种多模态数据中判定该图像对应的模态类型；通过检索知识库、调用通义语言模型，月球专业大模型可回答该撞击坑的形态、大小、年代等相关问题，并给出推理过程。“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准确把握，大模型不仅可以对撞击坑进行分类，还可以解决一些目前仍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刘建忠说。

“人工智能正在为月球和行星科学的科研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表示，随着人类深空探测活动的快速推进，探测数据呈井喷式增长，科学大数据已经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在数据管理方面，我国已经取得先发优势；在数据应用方面，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月球专业大模型将大大加速海量数据的处理，帮助科研工作者挖掘新的科学发现。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4年8月30日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