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虫夏草
        ①不是什么幼虫都能成为冬虫夏草菌的寄生体。
        ②小虫活动的天空是如此高阔，土地是如此辽远，小虫更是如此之多，何以冬虫夏草菌偏要选择蝙蝠蛾幼虫作为寄生体呢?选菜青虫就不行吗?——其形象并不怎么高雅，但毕竟还是虫，还能够化蝶，翩翩然上下，亦虚亦实，恍兮惚兮，饶有诗意的。蝙蝠蛾幼虫作为冬虫夏草茵的“培养体”，是被宠幸还是命运的安排?
        ③也不是任何真菌都能生长在蝙蝠蛾幼虫的身体里。
       ④我们比较熟悉的真菌如蘑菇、霉菌，还有酵母菌等，谁也不会想到要深入如此逼仄、窄小的“虫体环境”。冬虫夏草菌寄生于蝙蝠蛾幼虫体内，也不一定是出于什么冤家路窄。我想，一开始也可能只是一种偶然事件，只是这种偶然多了，才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最后形成如此特定的自然选择。
       ⑤寒冬是萌生冬虫夏草的季节。雪野洁白，四野寂静，千山鸟飞绝，野渡雪自白。这样的日子，蝙蝠蛾幼虫只能躲藏在寒冷的泥土里，随着体质的下降，冬虫夏草菌终于强行钻入它的身体，吸取体内的营养，在体内萌发菌丝体。经过隆冬到初夏漫长的日子，可怜的幼虫终于被“吃”得只剩下一袭皮，皮中全是密密实实的菌丝体（菌核）。入盛夏，菌核茁壮成长，不久，便从“虫”嘴巴那头伸出一根中间肥两头略尖、表面上生着一些小球体、里面隐藏着不少冬虫夏草后代（子囊孢子）的棒子。这棒子窜出泥土以后，怎么看都像夏天的草叶。
        ⑥也不是任何地方都能生长冬虫夏草。
       ⑦江南烟雨，天潮潮地湿湿，不适合冬虫夏草的生长。岭南天气，风热温湿，也不适合冬虫夏草的生长。根据科学考察，冬虫夏草只适合生长在我国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青海、甘肃一带森林草甸或草坪上。想来，这真使经济至上的尘世短了不少冬虫夏草的产量。
       ⑧成为冬虫夏草绝不是菌的美德，而是菌的鸠占鹊巢，菌的侵略行径，菌的霸权主义；是冬天开始的弱肉强食，冬天里的强盗作为，生物界的罪恶逻辑。菌将自己的幸福生活乃至未来建筑在其他生物的死亡之上，谁能想像得出虫的死亡过程有多痛苦?   
       ⑨世上不是有“披着羊皮的狼”吗?我以为冬虫夏草不折不扣就是“披着虫皮的狼”。友人从西藏归来，带给我一小包冬虫夏草，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冬虫夏草，因为是从生态环境最好的西藏出产的。我想，迄今为止人类的所谓生态学观念，本质上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对于蝙蝠蛾幼虫来说，即便生活在西藏那样的土地上，生态环境也未必能说是好。
        ⑩冬虫夏草使菌的身价得了道升了天。冬虫夏草入药，性温味甘，极具补肺益肾功能。优质的冬虫夏草，药店已售数万余元一斤。
        ⑩在地球村，新的冬虫夏草依然在产生……
                                                                                                                                                                               （选文有删改）

呵护心灵

毕淑敏

    那一年我17岁，在西藏雪域的高原部队当卫生兵，具体工作是做化验员。

    雪山上的条件很差，没有电，许多医学仪器都不能用。化验血的时候，只有凭着眼睛和手做试验，既辛苦，也不易准确。

    一天，一个小战士拿了一张化验单找我，要求做一项很特别的检查。医生怀疑他得了一种很古怪的病，这个试验可以最后确诊。

    试验的做法是：先把病人的血抽出来，快速分离出血清。然后在56摄氏度的情形下，加温30分钟。再用这种血清做试验，就可以得出结果来了。

    我去找开化验单的医生，说，这个试验我做不了。

    医生问：为什么？

    我说，你想啊，整整半个小时，要求56摄氏度分毫不差。要是有电暖箱，当然简单了。机器的指针旋钮一应俱全，把温度和时间定死，一按电钮，就开始加温。时间到，红色指示灯就亮了，大功告成。但是没有电，你就抓瞎没办法。我又不能像个老母鸡似的把血标本揣在身上加温。就算我乐意干，人的体温也不到56摄氏度啊。

    医生说，化验员，想想办法吧。要是没有这个化验的结果，一切治疗都是盲人摸象。

    我是一个好心加耳朵软的女孩。听了医生的话，本着对病人负责的精神，仔细琢磨了半天，想出一个笨法子，就答应了医生的请求。

    那个战士的胳膊比红蓝铅笔粗不了多少，抽血的时候面色惨白，好像是把他的骨髓吸出来了。

    前面的步骤都很顺利，我开始对血清加热。

    我点燃一盏古老的印度油灯，青烟缭绕如丝，好像有童话从雪亮的玻璃罩子里飘出。柔和的茄蓝色火焰吐出稀薄的热度，将高原严寒的空气炙出些微的温暖。我特意做了一个铁架子，支在油灯的上方。架子上安放一只盛水的烧杯，杯里斜插一根水温计，红色的汞柱好像一条冬眠的小蛇，随着水温的渐渐升高而舒展身躯。

    当烧杯水温到达56摄氏度的时候，我手疾眼快地把盛着血清的试管放入水中，然后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度计。当温度升高的时候，就把油灯向铁架子的边缘移动。当水温略有下降的趋势，就把火焰向烧杯的中心移去，像一个烘烤面包的大师傅，精心保持着血清温度的恒定……

    说实话，这个活儿真是乏味透顶。凝然不动的玻璃器皿，枯燥单调的搬移油灯，好像和一个3岁小孩下棋，你既不能赢又不能输，只能像木偶一样机械动作……

    时间艰难地在油灯的移动中前进，大约到了第28分钟的时间，一个好朋友推门进了化验室。她看我目光炯炯的样子，大叫了一声说：你不是在闹鬼吧，大白天点了一盏油灯！

    我瞪了她一眼说，我是在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正像孵小鸡一样地给血清加温呢！

    她说，什么血清？血清在哪里？

    我说，血清就在烧杯里啊。

    我用目光引导着她去看我的发明创造。当我注视到水银计的时候，看到红线已经膨胀到70摄氏度的范畴，劈手捞出血清试管。就在我说这一句话的工夫，原本像澄清茶水一般流动的血清，已经在热力的作用下，凝固得像一块古旧的琥珀。

    完了！血清已像鸡蛋一样被我煮熟，标本作废，再也无法完成试验。

    我恨不得将油灯打得粉碎。但是油灯粉身碎骨也于事无补，我不该在关键的时刻信马由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空白化验单像一张问询的苦脸，我不知填上怎样的答案。

    最好的办法是找病人再抽上一管鲜血，一切让我们重新开始。但是病人惜血如命，我如何向他解释理由？就说我的工作失误了吗？那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化验员，这不是自己抹黑吗？

    想啊想，我终于设计出了如何对病人说。

    我把那个小个子兵叫来，由于对疾病的恐惧，他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

    我不看他的脸，压抑着自己的心跳，用一个17岁女孩可以装出的最大严肃对他说：我已经检查了你的血，可能……

    他的脸刷地变成霜地，颤抖着嗓音问，我的血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得了重病？

    等待检查结果的病人都如履薄冰。我虽然年轻，也很懂得利用这种心理。

    这个……你知道像这样的检查，应该是很慎重的，单凭一次结果很难下最后的结论……

    说完这句话，我故意长时间地沉吟着，一副模棱两可的样子，让他在恐惧的炭火中慢慢煎熬。直到相信自己已罹患重疾。

    他瘦弱的头颅点得像啄木鸟，说，我给您添了麻烦，可是得了这样的病，没办法……

    我说，我不怕麻烦，只是本着对你负责，对你的病负责，还要为你复查一遍，结果才更可靠。

    他苍白的脸立刻充满血液，眼里闪出星星点点的水斑。他说，化验员，真是太谢谢啦，想不到你这样年轻，心地这样好，想得这么周到。

    小个子兵说着，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撸起袖子，露出细细的臂膀，让我再次抽他的血。

    我心里窃笑着，脸上还作出不情愿的样子，很矜持地用针头扎进他的血管。这一回，为了保险，我特意抽了满满的两大管鲜血，以防万一。

    古老的油灯又一次青烟缭绕，我自始至终都不敢大意，终于取得了结果。

    他的血清呈阴性反应。也就是说——他没有病。

    再次见到小个子兵的时候，他对我千恩万谢。他说，化验员啊，你可真是认真啊。那一次通知我复查，我想一定是我有病，吓死我了。这几天，我思前想后，把一辈子的事想过了一遍。幸亏又查了两次，证明我没病。你为病人真是不怕辛苦啊！

    我抿着嘴不吭声。

    后来领导和同志们知道了这件事，都夸我工作认真并谦虚谨慎。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为自己当时的灵动机智而得意。

    我的年纪渐长，青春离我远去。机体像奔跑过久的拖拉机，开始穿越病魔布下的沼泽。有一天，当我也面临重病的笼罩，我对最后的化验结果望穿秋水的时候，我才懂得了自己当年的残忍。我对医生的一颦一笑察言观色，我千百次地咀嚼护士无意的话语。我明白了当人们忐忑在生死的边缘时，心灵是多么的脆弱。

    为了掩盖自己一个小小的过失，不惜粗暴地弹拨病人弓弦般紧张的神经，我感到深深的懊悔。

    假如今天我出了这样的疏忽，我会充满歉意地对小个子兵说，对不起，因为我的粗心，那个试验做坏了。现在我来重新做。

    我想他也许会发脾气的，斥责我的不负责任。按照四川人的火爆脾气，大骂几句也有可能。我会安静地倾听他的愤怒，直到他心平气和的那一瞬。我相信他还会撸起袖子，让我从他比红蓝铅笔粗不了多少的胳膊上抽血……也许他会对别人说我是一个蹩脚的化验员，我会微笑着不做任何解释。

    我们可以吓唬别人，但不可吓唬病人。当我们患病的时候，精神是一片深秋的旷野。无论多么轻微的寒风，都会引起萧萧黄叶的凋零。

    让我们像呵护水晶一样呵护病人的心灵。

爱的尊严

王永光

    ①将近“五一”小长假，来银行取钱的人挤满了大厅，一个接一个取钱、存钱、转账的，忙得我头都要大了。这天快中午的时候，一个30岁左右民工模样的男人在被我叫了号以后凑上来，一个20多岁的女人也紧跟过来。我生气地脸一黑喝道：“排队，叫了号再过来。”可是那女人还是没有回转的意思，民工兄弟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我们一起的。”

    ②他把银行卡递进来说：“取点零花儿。”我一下子就急了：“取小额到外面自动取款机上去取！”他一脸难为情地说：“我们就在这里取吧，排了半天队了。”

    ③“给你说了到外面去取、到外面去取，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急了。

    ④可那民工兄弟还是坚持在窗口取。“天！我服了。”没奈何，只好把银行卡接了过来，没好气地说：“取多少？”

    ⑤民工兄弟说：“看看里面还有多少钱。”

    ⑥在密码提醒后，他输入了密码，我的脸一下子绿了……

    ⑦怪不得他非要坚持在这里取，因为那卡上的钱在自动取款机上根本就取不出来。我有些嘲笑地说：“还有37元6角——”我故意把声音拉得很长，大厅里的所有人应该都听得倍儿清楚。

    ⑧只见民工兄弟脸一红：“那……那就取30吧。”

    ⑨我心里想：取这么点儿钱还折腾我，也叫你丢丢人。不一会儿，我把__元钱丢给了男人。

    ⑩这时中午替班的来了，我交了班以后，匆忙去了街对面的一家面馆，因为我早就饿坏了。

    ⑪可是走进店里，却发现那民工兄弟和他的女人也在里面，女人的面前摆着刚刚盛好的一大碗“担担面”，而男人的面前则是一碗亮亮的白开水……

    ⑫女人手里拿着筷子，却怎么也不见落进碗里，表情阴郁。民工兄弟见我走了进来，一下子红了脸，向里面转了一下头，大概是因为刚才在银行里的窘态，有些害羞。

    ⑬我也忙知趣地快走几步来到吧台对老板娘说：“来一小碗担担面，打包带走。”在等面的几分钟里，我听见民工兄弟低声对女人说：“吃吧，你吃点吧！不为自个儿，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声音里明显带着哀求。我侧眼一看才发现女人是个孕妇。“我知道这事儿怨我，我不该把攒的钱借给刘三儿，可人家刘三儿他爹在医院里等着救命呢，你叫我说个啥？本以为过年老板还能给咱发两千，谁知道工地被质监局查封。吃吧。吃了这碗面，咱就回家，搭大志的货车走……”

    ⑭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脸也跟着一下子红了，后悔不明真相的自己刚才那么对他。

    ⑮我拿了面，塞给老板娘15元钱，小声对她说：“再给西边最北头那张桌子上碗面，我结账！我老家一个兄弟。”然后快步跑出了面馆。

    ⑯我不想当面说清，是不想让民工兄弟再难堪。他是个好人：是个同伴遇到难处会毫不犹豫帮一把的好心人，是个懂得疼老婆、对孩子负责的好男人。而我需要做的不是堂而皇之的施舍，而是必须替他好好维护他那份虽然艰难、但却高贵的——爱的尊严。也让他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和他一样的好心人，让他可以有信心、有勇气把内心那份爱的尊严继续下去、坚持下去……

人生五十始

①我叫他老徐，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教书先生老徐——因为，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六十一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平均年龄，可是在红色中国，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像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辈谢觉哉一样，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

②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

③毛泽东是他在长沙师范的学生，他的学生中还有许多青年后来成了共产党。徐特立本人在毛泽东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参与了政治。他身上仍留着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那是他为了要表示他上书请愿实行宪政的诚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后，湖南一度有个省议会，老徐是议员之一。

④战后他随湖南省的勤工俭学学生去法国，在里昂学习一年，在一家铁工厂打杂做工维持生活。后来他在巴黎大学当了三年学生，靠为中国学生补习数学等筹措自己学费。一九二三年回湖南后，协助在长沙办了两个新式的师范学校，境况顺遂，有四年之久。他到一九二七年才成了共产党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

⑤在国民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是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我早想当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至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⑥党把他派去俄国，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他闯破封锁，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瞿秋白下面担任副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遭难后，执行委员会任命徐特立继任。从此以后，他就以教书先生老徐著称。没有疑问，他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他当然需要所有这些经验，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因为这些任务十分艰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是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

⑦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⑧“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昧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三百多所小学，约八百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下！”

⑨“这里的工作的进展慢得多。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甚至我们的印刷机也被破坏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来印刷。由于封锁，我们不能进口足够的纸张。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质量太差。但是别去管这些困难吧。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我们现在从群众中间正在训练几十名教师，党也在培养。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担任群众文化学校的义务教员。我们的成绩表明，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

⑩“而且他们也不笨。他们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男人现在慢慢在剪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

（节选自《红星照耀中国》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