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情结
         ①身为炸药发明者的诺贝尔生前酷爱文学，写过抒情诗、短篇小说，甚至还涉足喜剧，他在遗嘱中称：“诺贝尔文学奖应授给曾经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谁也不曾料到，这个1909年在北欧小国瑞典设立的文学奖项，竟会如此长久而剧烈地纠缠着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中国人的心！
        ②事与愿违的是，中国就是没有人得诺贝尔文学奖。自1909年设立到2001年，92年间共颁发93次，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98位作家获此殊荣。但人数最多，文学历史最长的中国无—人获此殊荣。难道中国文学没有理想主义?没有优秀作品?历史上，中国作家曾多次被提名，但由于种种原因，与该奖失之交臂。
        ③1927年：鲁迅曾被瑞典历史学家斯文·赫定看好，并将被提名，但他婉然谢绝。林语堂在1944、1972、1973、1975年四次被提名。1975年被提名落选后，正值他八十大寿，他说；“我们要讲道理，我们对生命不可要求太多，也不可太少，—定要抱着适可而止的态度。”    
        ④1968年，老舍先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且入围到最后的投票，在五名候选人中排名第—，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老舍先生已经不在人世，瑞典文学院只好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另外—名东方人：日本的川端康成。老舍先生的逝世使中国又一次错过了诺贝尔的青睐，据说沈从文、巴金继老舍之后也曾被提名，但都没有下文。
         ⑤2000年2月份，国内媒体大炒台湾文学狂人李敖向诺贝尔奖冲击一事，称其小说《北京法源寺》被提名，着实给垂头丧气的中国人注入了—些活力，但马上就有人撰文质疑这—消息的可信性。不论消息可靠与否，反正最终李敖榜上无名，2000年高行健(法籍华人)获奖不仅为诺贝尔奖划上了世纪句号，也使中国作家在20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成为泡影。
        ⑥为什么偏偏中国人不能获奖？为什么瑞典偏偏不发奖给中国人？尤其是高行健2000年跨世纪获奖，简直玄妙到近乎调戏了。高的作品在中国还远远算不上—流。他的获奖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在描写的混乱、水准的低下上有目共睹。有人为此揭高行健的老底，说无非是得力于评奖委员会的马悦然和台湾的马森的提携，二马并驾把高行健送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神坛。话到此处，总会激起—股强烈的民族情绪，但诺贝尔文学奖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不可否认的。
        ⑦有许多专家分析认为，语言障碍是中国作家获奖的另一大障碍。在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院士中，直至1993年方出现一位汉学家马悦然，他的妻子是四川人。在此之前的历代院士中，没有一个懂汉语。这就是说，中国作家的作品，委员们只能读译本。且不说作品其他方面的艺术水准，单汉语语言本身的魅力就不知要打多少折扣。你可以设想，一个不懂中文更谈不上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怎么能够充分欣赏和体会莫言、贾平凹们的艺术魅力?所以，不少人开始埋怨翻译水平的低下，并寄希望于它的迅速提高。当然还有—些更冷静者，认为当下中国作家的轻飘浮躁和急功近利也是导致获奖失败的重要原因。
         ⑧尽管对诺贝尔的操作程序和公正性存在疑问，但它在世界文学中的霸主地位不容置疑。有人说，获奖者未必伟大，未获奖者未必就不伟大 ， 但是，我们还是衷心希望真正的中国作家能在未来获奖。                                 

                                                                                               每一棵草都会开花
         ①回乡下，跟母亲一起到地里去，惊奇地发现，一种叫牛耳朵的草，开了细小的黄花。那些小小的花，羞涩地藏在叶间，不细看，还真看不出。
         ②我问：“怎么草也开花？”
         ③母亲笑着扫过一眼来，淡淡说：“每一棵草，都会开花的。”
         ④我愣住了，细想，还真是这样。蒲公英开花是众所周知的，开成白白的绒球球，轻轻一吹，满天飞花。狗尾巴草开的花，就像一条狗尾巴，若成片，是再美不过的风景。蒿子开花，是大团大团的……就没见过不开花的草。
         ⑤曾教过一个学生，很不出众的一个孩子，皮肤黑黑的，还有些耳聋。因不怎么听见声音，他总是竭力张着他的耳朵，微向前伸了头，作出努力倾听的样子。这样的孩子，成绩自然好不了，所有的学科竞赛，譬如物理竞赛，化学竞赛，他都是被忽略的一个。甚至，学期大考时，他的分数，也不被计入班级总分。所有人都把他当残疾，可有，可无。
        ⑥他的父亲，一个皮肤同样幽黑的中年人，常到学校来看他，站在教室外。他回头看看窗外的父亲，也不出去，只送出一个笑容。那笑容真是灿烂，盛开的野菊花般的，有大把阳光息在里头。我很好奇他绽放出那样的笑，问他：“为什么不出去跟父亲说话？”他回我：“爸爸知道我很努力的。”我轻轻叹一口气，在心里。有些感动，又有些感伤。并不认为他，可以改变自己什么。
        ⑦学期要结束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手工竞赛，是要到省里夺奖的，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平素的劳技课，都被充公上了语文、数学，学生们的手工水平，实在有限，收上去的作品，很令人失望。这时，却爆出冷门，有孩子送去手工泥娃娃一组，十个。每个泥娃娃，都各具情态，或嬉笑，或遐想。活泼、纯真、美好，让人惊叹。作品报上省里去，顺利夺得特等奖。全省的特等奖，只设了一名，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⑧学校开大会表彰这个做出泥娃娃的孩子。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的，竟是黑黑的他——那个耳聋的孩子。或许是第一次站到这样的台上，他神情很是局促不安，只是低了头，羞涩地笑。让他谈获奖体会，他嗫嚅半天，说：“我想，只要我努力，我总会做成一件事的。”
        ⑨刹那间，台下一片静。连“阳光掉落在地上的声音”也听得到。
        ⑩从此面对学生，我再不敢轻易看轻他们中任何一个。他们就如同乡间的那些草们，每棵草都有每棵草的花期，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牛耳朵，也会把黄的花，藏在叶间，开得细小而执著。
                                                                                                                                                                                                                （本文有删改）

    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面如重枣，浓眉朗目，一副关公相貌。年轻的时候，当过义和团，会耍大刀，拳脚上也有两下子。以后，他给地主家当赶车把式，会摆弄牲口，打一手好鞭花。他这个人好说大话，自吹站在通州东门外的北运河头，抽一个响脆的鞭花，借着水音，天津海河边上都震耳朵。他又好 喝酒，脾气大，爱打抱不平，为朋友敢两肋插刀，所以在哪一个地主家都呆不长。于是，他就改了行，给牲口贩子赶马；一年有七八个月出入古北口，往返于塞外和通州骡马大市之间，奔走在长城内外的古驿道上。几百匹野马，在他那一杆大鞭的管束下，乖乖地像一群温驯的绵羊。沿路的偷马贼，一听见他的鞭花在山谷间回响，急忙四散奔逃，躲他远远的。所以，他不但是赶马的，还是保镖的，牲口贩子都抢着雇 他。这一来，他的架子大了，不三顾茅庐，他是不出山的；至于脚钱多少，倒在其次，要的就是刘皇叔那样的礼贤下士。

    他这个人，不知道钱是好的，伙友们有谁家揭不开锅，沿路上遇见老、弱、病、残，伸手就掏荷包，抓多少就给多少，也不点数儿；所以出一趟口外挣来的脚钱，到不了家就花个精光。

    在这个小村，数他走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广；他又好戴高帽儿，讲排场，摆阔气。出一趟口外，本来挣不了多少钱，而且到家之前已经花得不剩分文，但是回到村来，却要装得好像腰缠万贯；跟牲口贩子借一笔驴打滚儿，也要大摆酒筵，请他的知音相好们前来聚会，听他谈讲过五关，斩六将，云山雾罩。他这个人非常富有想象力，编起故事来，有枝有叶，有文有武，生动曲折，惊险红火。于是，人们一半是戏谑，一半是尊敬，就给他送了个何大学问的外号。

棕榈

    老屋后面是缓斜的土坡，坡顶上矗立着一片棕榈林，称之为林，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六七棵棕榈而已。也许是地域、水土和气候的缘故，几棵棕榈生得矮小而萎缩。天性爱爬树的孩子也不和棕榈亲昵，对外表丑陋的它们缺乏好感。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在棕榈身上找不到我们认为弥足珍贵的东西。

    小时候，整天吃不饱似的，每天挖蕨根，刨伏苓，酸梨树自然而然成了我们的挚爱。到春末夏初的时候，在我们太急切的期盼中，这些瘦瘦的但洁白无瑕的花朵，终于摇身一变，变成指头大小的酸梨，缀在簇簇绿叶中间。在我们的誓死捍卫和邻家孩子的肆意掠夺中，酸梨没来得及成熟便一一落入口腹之中，那又涩又酸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

    相隔咫尺的棕榈偶尔也会走进视野，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中秋临近的时候，棕榈结出累累果实，那青灰色长圆形的棕籽虽不能吃，却是游戏时最佳的武器。夜晚，在月光笼罩的旷地里，通常能见到一大群孩子在虚拟的硝烟中追逐，恣意地欢叫。

    农闲时节，父亲用薄而弯曲的刀片，将紧裹着棕榈的红褐色棕衣一张一张地剥下来。父亲剥棕衣的时候一副特别小心翼翼的样子，生怕稍有闪失，而且每回剥下三四张便住手。我疑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不继续剥下去呢？“棕衣就是棕榈的衣服，剥光了它们怎么过冬呢？”父亲一边回答我，一边注视着刚剥过的那棵棕榈。在渐起的秋风中，棕榈似乎不胜寒意似的，在不易觉察地战栗。伫立一旁，父亲久久注视的目光是那样深长耐读，其中，蕴含有隐隐的内疚与不安，有请求原谅的意味，有源自肺腑的感激。

    也许父亲一生都在企求棕榈原谅，是他剥夺了棕榈赖以御寒的衣物；父亲一生对棕榈满怀感激，在他挑着生活的重担踽踽独行的时候，是棕榈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撑。给孩子们带来短暂口福的酸梨树怎能和棕榈相比呢？它能换来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酱醋油盐吗？能换来煤油把漫漫长夜点燃点亮吗？

    父亲将棕衣剥下来，然后去夹，翻晒，撕成丝缕。在空旷无边的夜晚，凭借着一点如豆的微弱灯光，父亲开始搓棕绳。我们在一旁看着，倦意漫上来，不知不觉便酣睡了。早晨醒来，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小山似的满地棕衣变成了数十根棕绳，在早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古铜色眩目的光泽。断断续续有人上门求购棕绳，家里开始荡漾起小小的欢乐的涟漪。

    一天早晨，早起的父亲像往常一样爬上后坡，来到棕榈林里。父亲的一声惊呼把母亲和我们吓了一跳。我们赶紧上去，发现父亲一脸痛苦和惊惶的表情。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一棵棕榈死掉了。死掉的棕榈蔫蔫的，披针一样的叶子失去了往昔的葱绿与锋芒。父亲拿来一把锄头，招呼大家一起动手把棕榈连根挖起并运走。父亲告诉我们其中“奥秘”：一棵棕榈死了，其它的棕榈因为伤心会跟着相继死去的。把这棵棕榈挖起并运走，是不让其它的棕榈为之悲恸欲绝。父亲的话让我浑身颤栗，我从未想过这些草木会有如此丰富的情感，像我们一样相互之间有着太深太沉的牵挂与关怀。我感到无限内疚起来，为自己曾经对棕榈的漠视与伤害。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注视这些棕榈的时候，一种敬意从心中油然升起，目光里的东西渐渐多起来，最后变得和父亲注视的目光一模一样。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在脑海中常常产生这样的联想——父亲、母亲和我们几兄妹就是一片小小的棕榈林，和后坡上的棕榈连在一起，浑然一体，在风雨中相濡以沫。

（本文有删改）

饺子记盛

谢冕

    ①中国人的主食，南方重米，北方重面。这是由于南方多产稻米，北方多产小麦的缘故。北方盛产小麦，因此面食的花样层出不穷，眼花缭乱：面条、烙饼、馒头……其中最主要的是饺子。北方人年节、宴客乃至日常居家，最常见、也最隆重的餐食活动是“包饺子”。

    ②包饺子是一场让人愉悦欢乐的活动，北方人居家想改善生活了，就说“咱们今天包饺子吃吧”。一说包饺子，就来了精神。物资匮乏的年代，不像如今可以随意上馆子，包饺子就是一件奢华之举。过年过节，亲朋来家，最富亲情的待客之礼，就是包饺子。一声令下，立即兴奋起来，揉面的，和馅的，准备停当，就围坐包起了饺子。边包边说笑，不觉间一切停妥，用笸箩摆放，如花盛开。饺子下锅，热气腾腾，饺子出锅，狼吞虎咽。有情，有趣，有气势。数十年北方生活，享受过数不清的这般热闹，可依然觉得好吃但包起来费事。

    ③我至今不会擀皮，却在北京乡间学会了包。双手一捏，就是一个，迅疾，结实，下锅不破。别人包饺子讲究花样，多少折，怎么折，图好看，玩花的。据说我包的饺子“其貌不扬”，但我很自信。这是包，即制作的环节，而饺子是否好吃，关键却是调馅。调馅的功夫其实蕴含了诸多中国烹调的道理，一是馅中的主客关系，肉和菜是主，葱姜等为辅，要适当；再就是肉和菜的搭配，肉为主，菜为辅，也需适当；就肉而言，就是肥瘦的搭配，一般说来，不能全是精肉，二分瘦一分肥，比较合理。什么肉，配什么菜，这里有大学问，韭菜配鸡蛋，羊肉配胡萝卜，最家常的是猪肉白菜馅，加些海米，人见人爱。吃饺子，一般人爱蘸醋，而我谢绝，我深信只要馅调的好，无需借助“外援”。

    ④北方人吃饺子不仅是享受美食，而且是享受家的温暖。在记忆中，满含着亲情的饺子被替代，甚至等同于家乡、父母。游子离家远了，想家，连带着想起妈妈包的饺子，炊烟的味道，此刻，饺子就是乡愁。即使是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遇到年节，想家，又不能回，相约若干同样怀乡的朋友一道包饺子，为的是一解乡愁。记得那年在维也纳，短期开会，不是什么怀乡情切，也说不上乡愁，倒是一位奥地利教授一顿“饺子宴”令我大为感动。

    ⑤在维也纳，那些奥地利红葡萄酒，那些名目繁多的奶酪、香肠、起司和面包，特别是烟熏三文鱼，这些异邦的美味都令我着迷。可是，接待我的汉学家李夏德却是别出心裁，带我进了维也纳中心区的一条小胡同吃饺子。铺子的名字记得是“老王饺子”，山东人老王开的，小门脸，不加修饰的若干桌椅，设有醋瓶，如同国内规矩。饺子是地道的，热腾腾的饺子上桌，捎带着一小碟大蒜。一切如国内乡间的小铺。一下勾起了亲切的记忆，浓浓的齐鲁乡音带着胶东半岛的气息。小店只有一个厨师（老王自己），一个收银的，外加一个“跑堂”。那跑堂可是高大上，一位在维也纳学音乐的留学生。

    ⑥李夏德介绍说，这里的饺子本色，地道，纯粹的中国味道。他经常在这里“宴客”，有时不接待客人，自己也来。这里也常有本地人光顾，那都是一些中国通。

2018年1月24日

此日丁酉腊八

（选自2018年2月23日《文汇报》，有删节）

在塞罕坝，谁是最可爱的人？

五十五载寒来暑往，河北塞罕坝林场几代务林人，植绿荒原、久久为功，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科学求实的严谨态度、持之以恒的钉钉子精神，营造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人工林。112万亩林海，如果按一米的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赤道12圈。曾经一度“高、远、冷”的塞罕坝，如今变成了“绿、美、香”的“华北绿宝石”。

著名作家魏巍为此赋诗：“万里蓝天白云游，绿野繁花无尽头。若问何花开不败，英雄创业越千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初吃的苦都化为了今天的甜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是塞罕坝林场创业者们必须闯过的难关。

1962年，原林业部从全国24所大中专院校调配了127名毕业生，和河北承德当地的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向荒原沙地进军。9月份，从承德围场县城到塞罕坝的路上，18岁的尹桂芝坐在一辆解放牌大货车里，一想到“马上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心中非常兴奋。

在育苗圃，尽管寒风袭人，手冻肿了、裂了口子，尹桂芝和同事们仍在泥潭里坚持工作。她们一坐就是一天，每人每天得选上万棵苗子。

“收工的时候，腿都不听使唤了，站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整个人就像僵住了一样，好半天才能动。但大家的心里就是憋着一股子劲儿：一定要把苗子育好，把林子造好。”尹桂芝说。

承德农专毕业的赵振宇，也于1962年来到塞罕坝。作为一名施工员，赵振宇每天都要在山上巡查，走几十公里的路。有时晚上回来，棉衣冻成了冰甲，棉鞋冻成了冰鞋，走起路来哗哗响。

“晚上是最难熬的，被窝成了‘冰窝’，怎么睡。有人就把砖头和石头扔到火堆里，烧一阵子，再搬进被窝。”赵振宇说。

缺少粮食，大伙儿只能吃非常粗糙的全麸黑莜面。蔬菜紧缺，天气好的时候，大伙儿就挖点野菜吃。盐水泡黄豆已是塞罕坝难得的美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创业者们开荒种地，一边造林，一边种粮，自力更生。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不少人都患上了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风湿。

如今，荒原变绿了，风沙变小了，生活改善了。抚今追昔，塞罕坝人由衷欣慰：当初吃的苦，都化为了今天的甜。

科学求实，愈挫愈勇，全力以赴恢复美好绿水青山

林场建立之初，打击接踵而至。

因缺乏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的经验，1962年春天林场创业者们栽下1000亩树苗，到了秋天，成活率还不足5%。

不气馁，接着干。1963年春天又造林1240亩，可成活率仍不足8%。

接踵而来的两次失败，如同两盆冰水，泼在了创业者的头上。刚刚上马的塞罕坝林场内一时间刮起了“下马风”，造林事业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关键时刻，四位场领导王尚海、刘文仕、王福明、张启恩，把家从北京、承德、围场等地搬到了塞罕坝，破釜沉舟，安定人心。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们很快发现了原因：外地苗木在调运途中容易失水、伤热捂苗，无法适应塞罕坝风大天干、异常寒冷的气候。

那就从零开始，自己育苗。经过艰苦探索，他们改进了传统的遮阴育苗法，在高原地区首次取得了全光育苗的成功，并摸索出培育“大胡子、矮胖子（根系发达、苗木敦实）”优质壮苗的技术要领，大大增加了育苗数量和产成苗数量，终于解决了大规模造林的苗木供应问题。

两次失败，怎能把塞罕坝人打倒。1964年，春季造林的号角再次吹响，老书记王尚海带领职工在一个三面环山、名为马蹄坑的地方，开展了“马蹄坑造林大会战”。历经30多天，造林516亩，成活率达到90%以上。

塞罕坝人信心大振，“下马风”销声匿迹。这一役，创造了高寒地区栽植落叶松的成功先例，也开创了国内使用机械成功栽植针叶树的先河。正是从那时起，塞罕坝开启了大面积造林的时代。最多时每天造林超过2000亩。

在缺少设备、气侯恶劣的条件下，全场团结一心植绿荒原，到1976年，累计造林69万亩。

然而，就在塞罕坝人准备大干一场之时，灾难降临到了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

1977年，林场遭遇历史罕见的“雨凇”灾害，57万亩林地受损失过半，20万亩树木一夜之间被压弯折断，林场10多年的劳动成果损失过半。1980年，林场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连续3个月的干旱，导致12.6万亩树木旱死。

那时，眼看着自己亲手种下、辛勤抚育的树木遭灾，许多塞罕坝人痛哭失声。

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塞罕坝人总结经验教训，引进新的树种，研究推广抗旱造林技术，再次将希望的树苗栽到大地上。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62年到1982年的20年中，塞罕坝人在沙地荒原上造林96万亩，其中机械造林10.5万亩，人工造林85.5万亩，保存率达七成，创下当时全国同类地区保存率之最。

自2011年开始，塞罕坝林场在土壤贫瘠的石质山地和荒丘沙地上实施攻坚造林。整地、客土回填、容器苗造林、浇水、覆防风、覆膜保水、架设围栏……截至目前，已完成攻坚造林7万余亩。

直面困难、愈挫愈勇的塞罕坝人，踏上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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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绿色，始终是塞罕坝人永恒不变的追求。

造林的接力棒，从老一辈人的手里，稳稳传递到了新一代务林人的手上。

“刚到这里时感觉很荒凉，冬季寒冷，和我的老家差别很大。”1984年，河北林业专科学校毕业生、19岁的刘海莹来到塞罕坝，成为基层林场的第二代技术员。他是河北秦皇岛人，最初感到有些难以适应。住工棚、喝雪水、啃咸菜、吃冷饭，在艰苦的环境中，“老坝上”的榜样力量和手把手传帮带，使得他坚持下来。

不久，刘海莹发现：苗圃地里的云杉苗木的茎干，莫名其妙地变白了。“这些苗子八成是死了吧。”有人认为。然而，刘海莹经过分析后，判断苗子白化只是一种“生理干旱”的表现，并非真的生病枯死。经过及时补充水分，苗子果然活了过来。

塞罕坝天寒、干燥，极端的气温和环境，总在为植树造林设置一道又一道的障碍。此后，刘海莹和同事们一起解决了沙地栽植樟子松等难题。众志成城，造林事业蒸蒸日上。

几代务林人的接力和传承，让绿色在塞罕坝生根蔓延，让荒漠再次成为美丽绿洲。

“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为河北增资源，为当地拓财源”，塞罕坝这颗“华北绿宝石”，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摘自《人民日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