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钟是一门跨学科科学。生物钟学的中心概念是生物节律。

    生物节律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机制。它可以帮助生物体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每个器官和系统都有自己的节律，而它们之间又是互相衔接的。譬如，心跳平均每分钟70次。而晚上只有60至50次。处于运动状态时，心跳则会加快。呼吸和新陈代谢也如此。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自然界就产生了生物节律。

    生物节律是自然界产生的生物现象。它存在于生命的各个阶段。研究表明，生物节律对肌体适应不良生态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影响到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生物钟医学中还有一个概念——非同步。它犹如钟表中的尺寸不同的齿轮。当齿轮相吻合时，就会不停地运动。当齿轮出现故障时，肌体就有了毛病。

    坐飞机到外地就是一个例子。人已经习惯于晚上呆在某个地方，如果换了地方，肌体就需适应变化。如果不适应，人就会懒洋洋、工作效率低下、头疼、精神紧张、自我感觉不佳等。这一切都可称作非同步。

    一昼夜中，人体的机能是不断变化的，病亦如此，而且是严格遵循规律的。就拿高血压来说，早晨血压会升高，白天会下降并趋于正常，夜间又会升高。借助血压计可以测量出血压在一天中的变化情况。人可以根据血压升降的规律服药，而不是死板地一日三次。也就是说，一天服一次药就可以达到稳定血压的目的。少服药可以减少药物对人体的副作用，又可省钱。

    同样，针灸和理疗也要选择最佳时刻。选择的时间不当，也许还会造成不良后果。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他们给家鼠注射了增加肌肉收缩力的药物。药量相同，注射时间不同，结果大相径庭。早上注射，家鼠几乎全军覆没，而晚上注射则无一死亡。

    现代生物钟医学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研究纠正人体生物节律的方法和药剂。根据“生物钟”选择最佳时刻治疗疾病，能够收到比平时更好的效果。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起使用的方法是借助理疗仪。用得相当多的还有调节褪黑素生成的药物。

    要学会维持正确的生物钟，否则就会出现生理和心理紧张。要努力使自己的社会活动节律与自己的生物钟相吻合，这样才能精力充沛和高效率地工作。

天才与灵感

朱光潜

    灵感既然是突如其来，突然而去，不由自主，那不就无法可以用人力来解释么？从前人大半以为灵感非力，以为它是神灵的感动和启示。在灵感之中，仿佛有神灵凭附作者的躯体，暗中驱遣他的手腕，他只是坐享其成。但是从近代心理学发现潜意识活动之后，这种神秘的解释就不能成立了。

    什么叫做“潜意识”呢？我们的心理活动不尽是自己所能觉到的。自己的意识所不能察觉到的心理活动就属于潜意识。意识既不能察觉到，我们何以知道它存在呢？变态心理中有许多事实可以为凭。比如说催眠，受催眠者可以谈话、做事、写文章、做数学题，但是醒过来后对于催眠状态中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往往完全不知道。此外还有许多精神病人现出“两重人格”。例如一个人乘火车在半途跌下，把原来的经验完全忘记，换过姓名在附近镇市上做了几个月的买卖。有一天他忽然醒过来，发现身边事物都是不认识的，才自疑何以走到这么一个地方。旁人告诉他说他在那里开过几个月的店，他绝对不肯相信。心理学家根据许多类似事实，断定人于意识之外又有潜意识，在潜意识中也可以运用意志、思想，受催眠者和精神病人便是如此。在通常健全心理中，意识压倒潜意识，只让它在暗中活动。在变态心理中，意识和潜意识交替来去。它们完全分裂开来，意识活动时潜意识便沉下去，潜意识涌现时，便把意识淹没。

    灵感就是在潜意识中酝酿成的情思猛然涌现于意识。它好比伏兵，在未开火之前，只是鸦雀无声地准备，号令一发，它乘其不备地发动总攻击，一鼓而下敌。在没有侦探清楚的敌人(意识)看，它好比周亚夫将兵从天而至一样。据心理学家的实验，在进步停顿时，你如果索性不练习，把它丢开去做旁的事，过些时候再起手来写，字仍然比停顿以前较进步。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在意识中思索的东西应该让它在潜意识中酝酿一些时候才会成熟。功夫没有错用的，你自己以为劳而不获，但是你在潜意识中实在仍然于无形中收效果。所以心理学家有“夏天学溜冰，冬天学泅水”的说法。溜冰本来是在前一个冬天练习的，今年夏天你虽然是在做旁的事，没有想到溜冰，但是溜冰的筋肉技巧却恰在这个不溜冰的时节暗里培养成功。一切脑的工作也是如此。

    灵感是潜意识中的工作在意识中的收获。它虽是突如其来，却不是毫无准备。法国大数学家潘嘉贵常说他的关于数学的发明大半是在街头闲逛时无意中得来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向来没有在数学上用功夫，猛然在街头闲逛时发明数学上的重要原则。在罗马落水的如果不是素习音乐的柏辽兹，跳出水时也决不会随口唱出一曲乐调。他的乐调是费过两年的潜意识酝酿的。

    艺术家往往在他的艺术范围之外下功夫，在别种艺术之中玩索得一种意象，让它沉在潜意识里去酝酿一番，然后再用他的本行艺术的媒介把它翻译出来。吴道子生平得意的作品为洛阳天宫寺的神鬼，他在下笔之前，先请斐曼舞剑一回给他看，在剑法中得着笔意。王羲之的书法相传是从看鹅掌拨水得来的。法国大雕刻家罗丹也说道：“你问我在什么地方学来的雕刻？在深林里看树，在路上看云，在雕刻室里研究模型学来的。我在到处学，只是不在学校里。”

    从这些实例看，我们可知各门艺术的意象都可触类旁通。书画家可以从剑的飞舞或鹅掌的拨动之中得到一种特殊的筋肉感觉来助笔力，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胸襟来增进书画的神韵和气势。推广一点说，凡是艺术家都不宜只在本行小范围之内用功夫，须处处留心玩索，才有深厚的修养。鱼跃莺飞，风起水涌，以至于一尘之微，当其接触感官时我们虽常不自觉其在心灵中可生若何影响，但是到挥毫运斤时，他们都会涌到手腕上来，在无形中驱遣它，左右它。在作品的外表上我们虽不必看出这些意象的痕迹，但是一笔一划之中都潜寓它们的神韵和气魄。这样意象的蕴蓄便是灵感的培养。

选自朱光潜《谈美》）

    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物形式，与陶瓷器、金属器、纸本类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物的四大主干。从原始社会的古代崖刻，到周代的石鼓文；从秦始皇东巡刻石，再到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碑碣、墓志、摩崖、塔铭……石刻文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歌功颂德、记人载事的赞、颂、记、志、铭等，有各种经典文集、杂咏、题名、地图、谱系、楹联、符咒、药方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从书体上看，石刻有古籀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各朝代的异体字，是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的泰山石刻，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珍存着秦朝《李斯碑》、汉代《张迁碑》、晋代《孙夫人碑》，以及北齐《金刚经》大字和唐朝《纪泰山铭》等一大批名碑。泰山石刻无年月和书刻者姓名可考，明孙克宏《古今石刻碑贴目》称“今考其笔法，与邹县北齐韦子琛刻经同出一手。”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记载：“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尝于徂徕刻石经二，并勒诸佛名，字迹瑰异，与其如出一手。是经当亦子椿所作也。”1989年《书法》第二期载王恩礼、赖非撰《铁山（石颂）的初步考察与研究》认为，此刻与邹县铁山摩崖经刻在字径、书体、风格极为一致，由此断定为东岭僧安道壹所书。以上诸说皆无定论，察其笔势风格疑为北齐人书。

    石刻与藏之于秘府的典籍不同，它铭之于石，公之于众，记录、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可以作为订正古籍的有力证据和补充经史的珍贵资料，其价值不下于甲骨文之于商周史，敦煌汉简之于汉史。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一直为历朝尤其是清代学者所关注，并融入到近代古史辨的学潮中，衍化成古书真伪之争。由于无法一睹汉代文本之真，争论似永无结果。20世纪20年代，汉魏石经残石在洛阳的出土引起学界极大轰动，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人相继对之展开研究，初步揭开了汉魏石经的真面貌。不仅让我们目睹今文经本原貌、今古文经本差异，并可由此窥探两汉经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秦汉以前经本流传中的错讹。

    石刻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头和文字、书法、刻工相结合，成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特有的文化景观。泰山石刻中，有粗犷急就的凿石，也有精雕细刻的龟碑；有岩石小节，也有万丈摩崖；有平民题迹，也有帝王御笔。小字如蝇，大字如斗，真草隶篆，代不绝书。或托物咏志，或题景留名，或赞其拔地通天之雄，或颂其幽奥旖旎之秀，自然之美融合于石刻艺术，石刻艺术又浑然于自然之景。

    石刻是一种载体特殊的文物，相对于其他文物而言，它体积大，质量重，难以移动，易于毁损，保存难度较大。秦泰山石刻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封泰山时所立，由中国小篆的创始人——秦丞相李斯篆书，石刻约有222字，记载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然而这块无比珍贵的国宝，历经2200多年的天灾人祸，现在仅剩下九个半字了。

（节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①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②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③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④“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他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⑤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⑥“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选自《噪音太多》，有删改）

    学校一直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机构。今天这种重要程度超过了以前，因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使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载体地位削弱了。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学校。

    有时，人们仅仅把学校看成是将尽可能多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应该在青年人身上培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仅仅把个人作为如蜜蜂或蚂蚁那样的社会的工具。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标。在我看来，英国的学校体制距实现这个理想最为接近。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呢？是通过道德说教达到这一目标？绝对不是。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浮华之辞相伴。但是人格绝不是靠言语，而是靠行动来形成的。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手段是促使学生采取行动。这适用于小学生第一次学写字，也适用于大学生写博士论文，或者是记一首诗，作一支曲，翻译一篇文章，解决一道数学题目，或是进行体育运动。

    对学校来说，我认为最坏的事莫过于主要用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等手段来开展工作。这种做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真诚和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而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中，建设性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扬和赞许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伙伴们更高明、更强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产生极端自私的心理，而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所以学校和教师必须避免使用产生个人好胜心的简单方法来敦促学生们勤奋学习。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相关的选择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因此人们应该避免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通常从他的伙伴那里所取得的，要远远超出他对他们的贡献。但是，人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他能给予什么，而不是在于他索取了什么。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中的乐趣，以及对工作成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是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出一种快乐的愿望，去追求人类的最高财富，即知识和艺术般的技能。

（摘编自爱因斯坦《论教育》）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它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皇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皇帝书》不应更晚。至于《皇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皇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皇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明“《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