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都是不朽的作品，说它们不朽，无非是说它们比一般文学作品享有更长的寿命，而并不真具有哲学上“永恒存在”的意思。拿屈原的作品来说，汉朝初年的贾谊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今天，试找一位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来读一下，他们的感受总难达到贾谊的程度，即使这位青年也有深沉的苦闷，满腹牢骚。《红楼梦》也是一部名著，和《诗经》《楚辞》-样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五四”前后青年男女知识分子没有读过《红楼梦》的占少数，现在青年读《红楼梦》的比例显然要少得多。

    以上现象，借用电讯通讯的概念，可以称作“文化影响衰减”现象。远距离的通讯联络，讯号逐渐衰减，距离越远衰减越明显。为了防止衰减，中间设有接力站，使讯号得到增益。衰减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古人的处境与今人不同，古人的思想感受有与今人相同之处，也有与今人不同之处。世代相去越远，古今人感受的差别越大。

    中国哲学有极丰富的文化遗产，孔子、老子等思想流派到今天还有影响。我们常听人说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发扬孔子的哲学。也有人认为孔子的思想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关系不大，倒是有些保守思想是孔子哲学造成的。这两种看法都有根据，现在从文化影响衰减现象来看，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文化现象两千多年永远长寿而不衰减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影响长久不衰，完全是凭借了两次接力站的补充，得到增益的结果。第一次增益，西汉的董仲舒抬出孔子为号召，增加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建立了宗教神学，在他的带动下，中国哲学史上出现了全国性的第一个高潮。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而变革的，当董仲舒的哲学不能应付佛教、道教的冲击，孔子独尊的地位保不住了，宋朝的朱熹起了第二次接力作用，把魏晋隋唐时期已经趋于衰减的儒家振兴起来。朱熹把儒家学说变成儒教，形成了儒教经学。为了壮大自己，儒教吸取 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内容，从而丰富了儒家经学。

    经典文句是凝固的。他的影响会随着时易世变而衰减，但对经典的解释却可以随时改变、充实，使他免于衰减，记载孔子言行的可靠经典是《论语》，这部书不过一万多字，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来自各家的解释、阐发。朱熹的《四书集注》就经常用注释的形式来崇高、阐发自己的思想，为了取得权威性的理论根据，不得不抬出孔子作为招牌，以述为作，是古代学者通用的办法。辨明这个事实，就不难看清董仲舒的孔子是汉代的孔子，朱熹的孔子是宋代的孔子。“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打倒的不是鲁国的孔丘，而是经过朱熹改造的巩固封建社会的儒教。长久不衰的不只是孔子一家，道家老子也活了两千多年。道家老子也是一个招牌。

（摘编自任继愈《文化遗产的寿命》）

对语文教材修订的思考

杨丽

    对学生时代语文课文的回忆，是贯穿生命始终的一件乐事。《丰碑》中身落白雪的军需旅长的凛然与无私，朱自清《背影》中老父亲爬月台时的心酸与伟岸，《少年闰土》中深蓝夜空下那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十一二岁的捕猹少年的机灵与果敢，让我们一遍遍感受着民族精神、亲情、友情的震撼人心。看，这些少时课本上的文字，都已经根深蒂固于青年人的成长中，成为构建精神世界的一砖一瓦，作为他们精神根基的一部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学生语文教材的修订都会掀起一阵大讨论。不论是2013年对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的替换，还是2014年上海市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版语文课本对《寻隐者不遇》、《登鹳雀楼》等8首古诗的删除，或是如今对《谁勇敢》一文的撤换、《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被换为《智取生辰纲》、《洲际导弹自述》被改为《网络表情符号》，都引起人们的议论，对这些修改，除了诟病或挑剔，显然也有一些积极的解读。如避免学生理解偏难、减轻学生负担、为避免学生盲目勇敢导致受伤、更契合现代和谐社会导向、更切合互联网时代的学生生活……然而，这些修改到底该不该，进步还是退步，还都需要专家或使用教材的师生来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教材没有几十年不变地原地踏步。

    语文教材一成不变或倒退复古，都不利于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与发展。用心的教材内容应该突出时代特征，把握时代精神，用灵动有力的语言描绘大美的中国梦。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于让学生能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独立思考和积极思辨的精神，而不是寻章摘句或不假思索、人云亦云。用语文塑造青少年的思想之魂、精神之魂，中国梦的实现也才能有更加坚实的青年基础。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在对蕴含思想深度的文章的选择和解读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教材编撰部门、学生、家长，针对不同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章要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本身就是一种妄想，所以我们也不必因为教材选择而焦虑。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学生获取知识和精神力量的渠道绝非只有教科书这一条。背负着从少年到老年的精神塑造重任的，除了教科书，更有课外读物、历史文物、人生经验与阅历。我们对教科书，不必过分盲目信仰，但在删改上仍需要无比认真地对待。

    对于极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我们不能单纯地“贴标签”，用好坏对错来评价。时代是在发展进步的，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主旨在与现实的摩擦中契合而又不契合，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看法在今天有了新的价值。教科书内容的更迭正是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气质和价值取向。所以，教材删改争议越大越不能大意、随意。在部分学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选择自己的教科书内容时，教育部门就要当好这个把关人。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他当时曾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次的“换血”中，也增加了古诗文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比重，让下一代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握紧青少年手上的“文化之根”，让中国梦的实现有着更加厚重的文化根基。

    修订版教材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仍然值得人们期待。修订总是在争议之中不断完善的。彼时的真理也可能沦为此时的谬误，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与时俱进，步步完善。这样，既有利教育现状，也连接中国的未来。

（选自《中国青年网》2016年5月25日，有修改）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2014年4月1日《学习时报》，有删改）

    苏轼认为词自是一家，从而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豪放词，使词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举凡怀古、怀旧、记游和说理等可以用诗来表达的题材，他都尽情入词，使词恢复到诗词未分之阶段，使词诗化、散文化，这就是他的“以诗为词”，也正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关键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叫“以诗为词”呢？“‘以诗为词’，按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把诗的作法、风格引入词中。”（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朱靖华在《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一文中也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把词和诗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意识地把诗的意境，诗的创作方式尽情入词。”

    词至苏轼，在描写领域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凡是可以入诗的题材均可以入词。词可以咏史吊古，可以说理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思，可以借音节抒写情怀。在苏轼的眼里，词之取材与诗无异。他把“缘情”与“言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词品与人品高度地统一融合起来，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社会与人生的道路，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词长于言情，而苏轼能够充分利用这一长处写出新意，拓展词境。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悼念亡妻与感叹个人身世熔为一炉，悼亡妻，情真意切；叹身世，感慨万端。在此类词中，更为瞩目的是，苏轼在大量描写歌妓侍妾的词中，没有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方的色相上，更没有调情嬉戏的描写，而是把视点放在了对她们品质人格的赞颂上和对她们命运遭遇的深切同情上。

    词中所写的离别情意，此前多局限于男女情事，而苏轼词中的离情别意多系表达与友人的深情厚谊，并借此抒发人生感叹，颇似唐代的离情诗。如《满江红》（天光无情），在抒写依依不舍的离情的同时，抒发人生之叹、田园之想；又如《江城子》（别徐州），在写离情时又抒发沦落之感。品读苏轼的这类词，看不到艳情的宣泄，嗅不到胭脂的气息，这些词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抒写离情的名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还将劳动者的生活作为词的描写对象，开启了词的新领域。如《渔夫》四首，写渔民生活；《望江南》（春已老），写春日农忙景象；《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写儋州春日备耕祈求丰收的农村景象等。他将视角投向社会底层劳动者，描写田园风光、农村风情、农民生活，丰富了词的内容，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苏轼词集《东坡乐府》中不难发现，词这一本来内容单一贫弱的领域在此已异彩纷呈，绚丽多姿。无论是咏物言情、记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都能用词来吟唱。他的“以诗为词”的确扩大了词的取材范围。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可以这样说，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取得了与诗同等的文学地位。

（选自崔永创《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意义》，有删改）

    香港，因其在亚洲的区位优势、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等便利条件，以及广泛的藏家群体，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前沿阵地。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和典亚艺博等艺博会，作为汇集全球艺术品的重要平台，不仅对香港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带动能力，其新的发展模式对内地的艺博会也产生着影响。

    当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艺术品的欣赏和消费，正在从盲目型转向知识型。相应地，艺博会在战略上，不再仅仅是汇聚艺术品的展出方．而是希望与公众形成互动——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以提升大众的鉴赏品位，既服务于社会，也培养了艺术爱好者和未来的藏家群体。正是基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迫切需求，几年前，香港的艺博会，开始尝试借鉴博物馆在社会公共教育方面的做法，以更严谨、更科学的艺术品管理、研究、展示设计和艺术教育模式，搭建起一个新的全天候与全球性艺术品展示平台：一方面服务于世界各地的观众，另一方面成为东西方艺术沟通的桥梁。

    事实上，与拍卖会相比，艺博会更能反映基础市场的成熟度、健康度和活跃度。而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实现了艺术家、策展人、画廊、观众、收藏家、艺术代理人之间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良性交流与互动。一是吸引成熟的艺术收藏机构不断加盟。例如，一些具有百年收藏历史的欧洲画廊，携带珍品参与展览，毕沙罗、莫奈、罗丹、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成为展会上的“常客”。它们与古董文物，共同提升了艺博会展品的级别，也为大众呈现了更加丰富的艺术空间。二是策展人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推高了艺博会的学术标准。如今的艺博会，在展示艺术品的同时，常设有一系列学术性的研讨和讲座活动，特别是国外著名艺术博物馆馆长、专家、艺术家、策展人等权威人士主讲的讲座及研讨会，让普通民众得以近距离了解国际艺事。这正是艺博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此同时，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还体现为学术标准的确立。对画廊的入展资格，香港的艺博会实行了严格审查。香港的艺博会，正努力通过这些高规格、高品质的展事活动，成为亚洲最具权威性的艺术平台。香港有的艺博会还与香港的各大博物馆、大学等专业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甚至艺博会的部分收益，也会拨捐给大学的艺术系，以支持本地学生参与海外艺术博物馆及艺术机构组织的培训和实习活动，从而培育香港新时代的艺术家、学者、博物馆和艺术管理专才，以推动本地博物馆事业和艺博会等艺术展事的多样性建设。

    与博物馆机构本质上的不同，当下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更多是形式上的转变与提升，但作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其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艺博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为艺术的普及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作为艺术品一级市场的风向标，艺博会不单单是一个商业平台，更有义务构建健康的艺术市场环境。对于当下艺博会的健康发展，香港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不失为一个路径选择。

                      （摘编自顾跃《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

    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拓展着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这个过程中，一个虚拟和现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时代或许正在加速到来。虚拟现实并非新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应用于模拟军事训练中，与单一的人机交互模式不同，虚拟现实旨在建立一个完全仿真的虚拟空间，提供沉浸性、多感知性、交互性的互动体验，正因如此，虚拟现实被视作下一代信息技术集大成者和计算平台。

    虚拟现实还处于起步阶段，打造更高交互水平的人机互动系统需要攻克不少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虚拟现实只有赋能各个领域的创新，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如何把看似“虚”的技术变成“实”的产业，需要各地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实践表明，单个企业的技术突破固然重要，但虚拟现实真正实现从技术到产业的蝶变、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必须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先机”二字格外重要，谁抢占先机，谁就能在创新发展中获得竞争优势。发展虚拟现实已写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有十余个地市发布了专项政策。在核心技术上，我们相比发达国家有些差距，这背后有人才缺乏、科技攻关不足等多种原因，再比如，当前虚拟现实内容相对匮乏，产品存在低端化、同质化的情况，这恐怕和企业热衷资本跑马圈地、忽视产品质量提升的做法不无关系。破除这些制约短板，方能为虚拟现实打开更多想象空间。好在一个鼓励创新的政策导向、一个更为理性的市场环境，正在为虚拟现实的突破和发展提供土壤和阳光。

（选自201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