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 ， 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葛剑雄

    要考虑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丰富灿烂、博大精深，固然都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或者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整体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

    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落后的古代，世界上各大文化区之间缺少必要的人员和生活必需物资的交流，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由于不存在交流和比较，也谈不上哪种先进，哪种落后。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或抵制其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教、语言、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内部，同样如此。一方面，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诸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而绝不会向“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推广，仅给那些“仰慕华风”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蛮夷”归化以后，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置的府、州、县内就必须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孟，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如民间信仰和宗教一旦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也会被坚决取缔。

    时至今日，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接受为前提。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代别人已有的信仰、文化、观念、模式。因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学习世界文化。我们不能坐等各种文化主动传入中国，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比较借鉴，不同文化优劣立显，取长补短顺理成章。中国既然以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自许，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样加工、贴牌生产，外销商品中的文化含量还很低，文化服务近于空白，发展的余地非常广阔。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关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

（节选自《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有删改）

中文是世界上最适合电脑应用的文种

毕可生

    之所以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适合电脑应用的文种首先是因为：中文的词，不论哪种输入法，也无论是单宇词还是多字词，输入码值至多只有三四键，动态输八每词的码值则平均只有三键。但是英文一般常用词汇码值平均在六键以上，动态码值也在五键以上，科技词汇的码值平均更高达十一键以上。这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中文能进行非全息输入，其他的任何文种只能进行全息输入。第二，世界上的各个文种中只有中文有联想。联想词如果不翻页，就只有一键，加上翻页也不过两键。有人说英文把词根相同的词集合在一起也是联想，其实这和联想毫无关系，与文本的输入速度也毫无关系。第三，英文拼音词与词之间必加一空格，即使不定冠词“a”前后也都要加空格。而中文则无需如此，一篇文章下来，就可以少打数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个空格键。这是中文输入的又一优势。

    英文打字讲究盲打，于是一些刻意学习西方的人，在汉字输入上也追求盲打。这实在是不明白两种文字的巨大差别。仍以英文为例（其实欧洲的拼音文字性质都是一样的），英文的词汇总量有四十多万，况且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新增。中文虽有六万多字，但其中大多数都是历史字和废止不用的异体字，现在用到的简体字就是GB2 312字库那6763个汉字，其中常用字只有3500，如果再加上港、澳、台所使用的繁体字，则现在所使用的汉字的总量不过是GBK字库的那两万一千字。而且，现在汉字大量使用的都是用常用汉字合成的双字词或多字词。从理论上说用3500个常用字合成的双字词就可达11 00万（即3500的平方）。所以，无论社会发达到何等程度，只需用常用字合成新词就行了。而如英文等拼音文字，却需不断造出新的拼音词汇，以满足不断创新事物的需要。

     同时，中文所有的文字都具有造字的理据，非常好认好记，所以即使中国的低文化程度的人员通读原文件，也少有什么不认识的新字词，只看一眼原文件就可以记住这一行字或词，也就不需要时时不断看原文件，只需时时注意屏幕的选字框或翻页框，来提高输入速度了。相反拼音文字全无此优势。英文的每个词，如果有前缀的话也只有介词的意思，后缀只表示词性，词根绝大多数全无意义。于是英文的使用人员能认识四万单词就算高水平的文化人了，而要通读原文件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人们在输录时往往需要时时阅读原文件，以了解不认识的新的或其他专业的旧词汇的拼写。再者，英文文件的一横行约有十四五个词，中文文件的一行则约有三十个字词，况且还都是熟字。这就是英文这种拼音文字输入时要时时看原文件，不得不进行盲打的原因。

    中国自从王永民先生五笔输入法发明以来，不仅比王云五的十种笔划少了一半，而且一百三十多个部件的键位排列也有序多了。现在王码更将汉字进行了数字化。用王码的五种笔划组合在小键盘上就能敲打出汉字，只用一只手就可以完成成篇汉字输入，既好学又好用。同时，汉字完全变成五进制的数字化组合，这不但解决了汉字的数字化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汉字检索的大问题。另外，即使不学任何输入法，只在手写板上书写汉字，因为汉字有联想，那整篇汉字输入速度也是很快的。

    中文在电脑时代本身就存在不可否认和无法超越的优势，如果再能解决上世纪人为造成的繁简分裂，找到使用两种字体的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办法，相信这个电脑世纪，中华文明大飞跃的时代必将到来！

                                                 （《汉字文化》2012年第1期有删改）

    人群不时地会发生踩踏事件，动物在成群结队行动时，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不会因为惊慌失措而相互碰撞，为什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生物学家伊恩．库森说，蚂蚁、鱼和鸟有能力在整个群体里传递关于群体的身体动态的信息。比如蚂蚁可以用信息素在蚁群内交流，通过简单的小范围互动能形成复杂的模式。蚂蚁是社会化的生物，而人类是自私的。我们都想节省通行时间，哪怕是以牺牲他人的时间为代价，而蚂蚁是为整个群落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最原始的生物。我们没有进化出群体活动时的集体智商，无法超出局部的互动规则。鱼群或迁移的动物在突然行动时，领袖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拥有往何处去的必要的信息，其他同类只要跟着就行了。

    另一种说法是，许多大型的鸟类如天鹅和塘鹅以V字形梯形编队飞行，这样既能提高飞行效率，又能避免碰撞。阻力能够降低65%，飞行距离可以增加70%，因为每一只鸟都处于前面一只鸟的翼尖涡流造成的的上升气流中。只有头鸟得不到这种好处，但鸟群中的其他鸟会轮换当头鸟，以共同承担这种压力。实际上，鸟群的梯形编队很少是完美的V字形，往往是J字形。但无论是哪种形状都可以让所有的鸟获得对前面同类的最佳视野，以便保持安全的距离。飞行时，鸟群中的鸟之所以不会相互碰撞，是因为它们的视觉系统比人类的发达，它们的新陈代谢和肌肉的反应速度也更快。

    在2004年至2007年，欧盟组织了一个名为“飞行中的椋鸟”的研究，动用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和荷兰等国的七个研究机构，成员中有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他们不仅要收集数据，还要改进对鸟群的3D模拟，以便帮助人们理解人类的群体行为，如时尚、风潮、金融市场的群体行为。物理学家卡瓦尼亚选择了意大利的马西莫宫，它位于火车站附近一个开阔的广场上，广场四周都是树。冬季的每个下午，椋鸟在罗马郊外觅食后都会回到这里的鸟窝。黄昏时分，这些鸟群会在天空中上演半个多小时的特技表演，它们有时像一股烟雾，有时又像一条摆动的缎带。卡瓦尼亚和他的团队把鸟群的移动做成了3D图像后意外地发现，鸟群中鸟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鸟群边缘的鸟比中心更密集，就像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中央的乘客悠闲地聊天，车门附近却很拥挤。更让他们感到有趣的发现是，鸟群中的鸟能看到它附近的15只到16只同类，但它只注意它两侧的六七只鸟的活动。临近的鸟距离它自己的远近不重要，重要的是同类的数量，它们只根据临近的同类来改变飞行速度和方向，这就能保证整个鸟群朝同一方向飞行。进化为什么选择了“六”或“七”作为神奇的数字？一种解释是，“七”是鸟类认知能力的极限，它们无法跟踪七个以上的物体的活动；另一种解释是，“七”是在群体中传递信息时的最佳数字。你也许以为你沟通的个体越多越好，但如果你跟太多人沟通，你会得到太多嘈杂的不准确的信息。这样的话，如果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搞清楚状况之后可能就为时已晚了。（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古代坐席

朱筱新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相互交往时，经常会考虑如何安排坐席的位置，以此表示对来宾和长者的敬重。实际上这一传统习俗自西周开始，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最早采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方式，将这一传统推行到上层社会和家居生活中。尽管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建立礼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强化奴隶社会等级制度，以协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但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礼崩乐坏”，又出现“知识下移”“礼下庶人”的局面，这一传统的礼仪制度也因此深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广泛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在中国古代家居生活中，桌、椅等家具尚未出现前，人们在室内活动时是坐在铺设于地面的席上的，故称其为坐席。中国的传统建筑平面为方形，故室内有四个墙角，称为四隅。“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尔雅·释宫》）。孔子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就说明古人对这种建筑已司空见惯。房屋平面为方形，室内的坐席也就按照方形布置，并以不同的朝向区分主次、高低。

    古人在安排主宾的坐席时，需要依据在场的每个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或年龄，选择恰当的位置朝向，以此突出长者、尊者的地位，表示对长者、尊者的尊敬。同时也使在场每一位人的坐席位置都“恰如其分”，以体现“长幼、尊卑有序”“主次有别”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宫室、衙署、府邸以及民居建筑，均将堂作为建筑群落的核心和主体，其建筑面积最大。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一般称正房为堂。堂在家居生活中，是接待宾客和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按建筑形制区分，堂的位置因在室的前面，而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规格也比室高。

    堂的朝向为南，堂内北面亮而南面暗。因此堂内的座次，以南向为尊，西向次之，东向又次之，北向为卑。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中，宫殿亦属于堂的性质。所以皇帝在宫殿上的坐席为南向，即所谓“背北朝南”，实际就是依据始于西周时期礼仪制度的规定，以此显示其至尊的地位。在宫殿内这样安排坐席，更含有凌驾于群臣、庶民之上的意思。

    堂的后面是室，与堂之间有户相通。室一般是主人居住或家庭内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室内的四个墙角中，西南隅奥是室内的祭祀之所。所以奥在四个墙角中地位最尊。因此室内的座次，以东向为尊，南向次之，北向又次之，西向为卑。

    无论是堂内还是室内，在坐席的位置即座次中，位尊之座是其他位置坐席的中心。在这个坐席入座的人，自然成为在其他席位上的人共同尊敬和拥戴的人。不过在交谈、宴饮等活动中，还有一位起着组织、协调作用的人士，实际上也就是活动的主持者。在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士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被称为“主席”或“主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中，“主席”逐渐成为领导者的代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女排逆袭”展现精神的魅力

何鼎鼎

    这是“逆袭”，更是“进击”。

    中国女排的里约之旅，在北京时间21日上午以一枚金牌画上圆满句号。小组赛接连失利，跌跌撞撞才晋级；交叉赛越战越勇，一路拼搏终夺冠。正如美国媒体的评论：中国队证明重要的不是怎么开始比赛，而是怎么结束比赛。

    “一个球哪怕你接不住，也要拼尽全力冲过去”，这是老女排留下的遗产；“打一分算一分”“一分一分咬下来”，这是新女排写下的精神。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奋斗，才弥足珍贵。曾振奋整个国家的中国女排，再次用一次跌宕起伏的夺冠，振奋了我们的精神。

    有人说，中国女排从来没有过“统治地位”，几乎每一次夺冠都靠艰难的拼搏完成。而在最困难的时刻，呈现出最顽强的精神，或许就是女排精神的本质。这恰如郎平所言，“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竞技体育本来就不仅是身体、技巧的比拼，也必然会包含“精神力”的较量——有赛场上对胜利的强烈渴望，更有赛场外向着梦想默默的坚持。郎平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的确，“女排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强化训练、一点一滴的艰辛付出凝铸出来的。有记者就观察到，女排队员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很少能碰到其他运动队吃饭，因为来得最早、练得最久、结束最晚。

    无论赛场成败，女排精神一直都在。从上世纪80年代“五连冠”，到成绩滑坡陷入低潮，虽“两起两落”却始终目光坚毅看着前方。从起步到巅峰，从巅峰到低谷，从低谷到崛起，从崛起再到巅峰，张蓉芳、梁艳、冯坤、赵蕊蕊、惠若琪、朱婷……输过赢过奋斗过，哭着笑着坚持着，30多年来，这支队伍用一次次的拼搏展现体育的本质，让人看到了不畏竞争、永不言败、执着坚持的精神魅力。

    今天，我们正需要重新叫响“女排精神”。从个人看，有机会、有舞台，但也只有一步步地往前走，才能收获梦想；从国家看，发展不易，前行维艰，中流击水之时，更需要鼓起精神、振奋意志。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无论我们怎样改变，那种对理想的坚持不能丢，那种创造历史的精气神不能变。正因此，我们应该由衷而自豪地赞美这精神、弘扬这精神，因为只有有了宝贵的“精神力”，才能写下更灿烂的诗篇。

    没有一场胜利可以唾手而得，没有一个冠军无需风雨洗礼，恰如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而是会“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但是，挫折中前行、不磨灭初心，未来再远、梦想再大，也终将抵达。

（选自2016年08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