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它由运用竹签作筹码来进行运算的“筹算”演变而来。《老子》中提到“善计者不用筹策”，《孙子》《管子》等著作中也有“算”“筹”二字出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筹算已比较普遍。唐代末年，已见筹算乘除法的改进，到宋代产生了筹算的除法歌诀。但由于史料匮乏，珠算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算盘是何人发明也无从考察。

    从现有资料看，“珠算”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徐岳《数术记遗》：“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可见东汉已出现了珠算方法及理论。北周甄鸾为此作注说：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用于停放游珠，中间部分用于确定算位；每个算位各有五颗珠，上面一颗，作数五，下面四颗，每颗作数一。但这种计算工具与现代算盘形制不同，现在通行的“穿档算盘”，算珠穿在“档”上，可以沿档上下滑动。档中横以梁，通常梁上方每档穿两珠，每珠作数五，梁下方每档穿五珠，每珠作数一。定位后拨动算珠，就可做加减乘除及开乘方等运算。

    “算盘”名称最早见于宋代算书《谢察微算经》，因此可以确定至迟在宋代算盘就已出现。

1921年在河北巨鹿宋人故宅出土的一颗木制算珠，鼓形，中间有孔，与现代算珠相似。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药铺的柜台上有一形似算盘之物，经中日两国珠算专家确认，那就是与现代算盘形制类似的穿档算盘。宋末元初学者刘因的《静修先生文集》里有以“算盘”为题的五绝一首，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引用时谚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日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日算盘珠，言拨之则动。”元代谚语把资历渐老的奴婢比作算盘珠，也表明此物当时已很常用。此外，宋代算盘从形制看已较成熟，没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种笨拙或粗糙。因此，许多算学家认为，算盘的诞生还可上推到唐代。因为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战乱不断，科技文化发展滞缓，算盘诞生的可能性较小；而唐代经济文化发达，需要有新的计算工具，算盘在这时被发明极有可能。珠算因计算工具简便、数理内涵独特而被誉“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元世祖忽必烈时，科学家测定地球公转周期为365.2425天，距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这样精确的计算就是利用珠算完成的。我国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时只有一台计算机，为应付庞大的计算工作，就出现了众多算盘高手齐聚一堂演算原子弹数据的场面，最后的计算结果准确无误。

    但随着计算器、计算机的普及，古老的珠算在当今社会似乎已无用武之地。尽管在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珠算方兴未艾，连美国都要引进珠算作为新文化；但我国学珠算的人却越来越少，算盘也越来越罕见。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评选出“50个最伟大发明”，中国算盘也入选其中，并被评价为“第一批能够提高人类智力的工具之一”。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副会长苏金秀认为，看待珠算，不要仅限于其计算功能，而应看到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研究证明，珠算心算对幼儿和青少年有开发智力的作用，对特殊儿童有智障补缺与康复的作用，对老年人健脑和延缓衰老也能发挥作用。很多珠算“粉丝”也相信，就像有了飞机、汽车，照样还需要自行车甚至步行一样，珠算与电子计算器并不矛盾，它们各有各的功能，相得益彰。

（摘编自《指尖的文化：算盘的历史》）

看远古如何造出神模样

    神是什么样子？人造出的神与鬼，不论多么狰狞，也不论多么恐怖，本质大都是人模人样。

    在史前艺术中，有一些半人半兽的艺术形象，不论是绘在彩陶上的或是刻画在器物上的，这样的形象都被我们认作是神面，是神灵人格化的偶像。这样的神面，表现出特别的恐怖感，你觉得它像人，但并非人。神面的狰狞模样，在史前艺术的表现上大约是一个通例。圆瞪的大眼，龇出的獠牙，恐怖之态令人惶惑。这样的神面，是史前人制作的神灵的简化图形，它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头面，而是以头以面代表神灵的本体，头面是神灵完形的一个象征，是一个简约的造型。

    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有像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那些神面，神面装饰在一些玉牌、玉钺和玉琮等礼器上，神面刻有向上与向下龇出的獠牙，显出庄重与威严之感。从良渚人制作的神面看，有的神面是有体有面的完形，而大多都是简化的只有嘴与眼的脸面。大量的神面都是这样简化的结果，而最经典的简化，就是最后只留下了神的一双眼睛。玉琮上许多的神面，只有眼或嘴的刻画，或者连嘴也不见了。这样看来，对于良渚人来说，神的眼睛应当是最受他们关注的。

    若干件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传世品玉神面，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一些藏品，如美国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也都有龇牙瞪眼的模样。这些收藏品的年代并不容易确定，有的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有的可能晚到商周之际。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玉器往往被归入新石器时代。

    最值得关注的是新近在山西曲沃羊舌村西周晋侯大墓中出土的一件神面玉饰，玉神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臣字形大眼，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这样的一些玉神面，虽然多数都有冠饰，有的甚至还有包括珥饰在内的细致刻画，但都只是一个头像，也都合于以头代体的神灵图像制作传统。

    当然更早的发现，是湖南黔阳高庙遗址陶器上刻画的神面。那神面的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也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狰狞之态跃然眼前。这样的神面年代早到距今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史前陶器上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神面刻画。这个神面已经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獠牙的嘴；这与后来的良渚文化显得不同，良渚人简化的神眼已经没有了狰狞的模样，而高庙人简化的神面因为獠牙尚存，依然显得狞厉。

    史前狰狞的神面，也偶尔出现在彩陶上。半坡文化的彩陶上见过这样的神面，不过以往研究者似乎不大在意这个发现。在临潼马陵遗址的一件陶瓶上，绘一戴着尖顶帽的神面，一双圆圆的大眼，宽大的嘴角向上龇出一对大獠牙。神面的左右，还绘有一对倒立的大鱼。这个属于半坡文化的彩陶所绘神面纹，与高庙下层文化以及良渚与龙山文化中的神面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偌大的獠牙是其共同的特征。不同之处是那两条附加的鱼纹。它告诉我们，半坡文化这样的神面，一定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与鱼崇拜有关。

    将动植物人格化，这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这样说来，人面鱼纹还真可能是半坡人心中的神灵形象，尚不知是什么神格。会不会是水神，或是其他？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8日）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引人高度关注。在我国，谈到海上丝绸之路，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扬州、泉州等举世闻名的出海港口所在地，或是德化窑、龙泉窑、越窑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古代瓷器生产地。这些地方在国家的支持下，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使当地居民和中外游客可以在那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畅想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交往。

    然而，海上丝绸之路并不仅仅是出发港口和到达港口，还理所当然地包括航路以及海路上停靠港口。海南岛附近的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位于海南万宁市境内近海的大洲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在海南岛以东海域航行船只的避风港。如今，在大洲岛周围的海底，沉睡着多条古船，它们是海南岛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见证，向人们诉说着大洲岛乃至古代海南岛民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往来这里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海南岛，除位于海口的海南省博物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与文化有关的公立博物馆，更没有一处与海上丝绸之路甚至与海洋文化有关的博物馆。

    近年来，到海南岛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与日俱增，这里正在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在海南，能看到蓝天、白云、椰林、海水、沙滩，却看不到海南岛古代先民们生活的变迁，更看不到海南岛的先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与南太平洋诸岛上居民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博物馆的缺位使海南岛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掘，令人十分惋惜。

    此外，自古以来，海南岛先民就与内地的先民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海南省博物馆合作，在海南岛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许多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由此可以看出，海南岛的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文化，既具有十分鲜明的海岛特点，又与内陆华南地区的文化存在较多的共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岛先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与分布在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用树皮来做布制衣、都使用有段石器等形制特殊的石器。这些都表明，海南岛的史前文化研究很有可能是解决“南岛语族的起源”这一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争论很大的热点问题的关键。

    鉴于上述种种，我以为，国家发改委、海南省政府应拨出专款，在大洲岛所在的万宁市建立南海文化（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海居民生活）博物馆，以呈现海南岛在南太平洋的文化交流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让民众对南海文化有所了解，也可以增强海南旅游的文化含量，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王巍《海南岛是“海丝”的重要节点》）

中华文明转型的意义

贾文山

    尽管西方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方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借用过来，而是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创新，它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并使之汇聚为一体，这种包容不是简单地混合，而是把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时空和功能分区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互补的文化结构。此外，中华文化的创新也是极具特色的。在前期，中华文化以内源性的自我创新为主，而之后则以外源性的创新为主。其中，外源性创新更加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这种创新方式自儒释道文化融合开始，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主导型创新模式，也是中华文明转型的一种范式。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的文明转型，近代以来以马、中、西融合的文明转型，都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通过外源性创新和内部自我创造的内源性创新结合进行的。

    从目前阶段来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过去曾是一个大熔炉的话，那么现在则有种种迹象表明它逐步走向紧缩、保守和内敛，而中国则日益开放，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体系，在这种文明体系中不仅包含了东方的智慧，还包含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本性，一种明智的文明绝不会以“纯正性的名义”原封不动地把外来文化拿过来，而是要把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之后方能为我所用，结合中国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和现代中、西、马文化融合的经验及效果都能证明这一点。

    中华文明的转型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范式同样可以应用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上。我们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他国利用或隐或显的方式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输出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要与世界各文明一道，打造一套各个文明之间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从中国文明转型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出，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坚持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寻求文化之间的契合性和互补性，调和传统与现代，取缔中心与边缘，融合自我与他者，形成一个全球跨文明的“沟通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出包容、平等、和谐的世界安全、利益、命运、责任的共同体。

（摘编自贾文山《中华文明转型为世界提供实践范式》）

小寒与物候

    虽然在冰天雪地里，但先民们发现，小寒时期阳能其实在增加。小寒时期会依次出现以下物候：首先是雁北乡，雁将避热而回，尽向北飞之，至立春后皆归矣，禽鸟得气之先故也；接着第二候是鹊始巢，每向太岁，冬至天元之始至，后二阳已得来年之节气，鹊遂可为巢，始所向也；三候雉始雊，雊，雌雄之同鸣也，感于阳而后有声。

    先民对大雁这种候鸟观察得十分仔细，大雁的行为也是古人判断节气的重要依据。大雁虽然还在南方过冬，但它们已经感知到阴阳的顺逆变化，阳气即将回升，雁群开始自南方往北飞回故乡。每当秋冬季节，它们就从西伯利亚一带，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到中国南方过冬。冬去春来，它们又飞回到西伯利亚产蛋繁殖。在中国文化中，雁是禽中之 冠，自古被视为“五常俱全”的灵物，即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雁有仁心，一队雁阵当 中，总有老弱病残之辈，其他壮年大雁不会弃之不顾。雁有情义，雌雁雄雁相配，从一而 终，一只死去，另一只也会自杀或者郁郁而亡。雁在迁徙时总是几十只、数百只，甚至上 千只汇集在一起，互相紧接着列队而飞，古人称之为“雁阵”。“雁阵”由有经验的“头 雁”带领，加速飞行时，队伍排成“人”字形，一旦减速，队伍又由“人”字形换成 “一”字长蛇形，这是为了进行长途迁徙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在古人看来即为礼。雁有智 慧，雁为最难猎获之物，落地歇息之际，群雁中会由孤雁放哨警戒。人们说，犬为地厌、 雁为天厌、鳢为水厌，即指它们机智警觉。雁有信，它是南北迁徙的候鸟。因时节变换而 迁动，从不爽期，至秋而南翔，故称秋天为雁天。

    中国文化中很早就把雁当作文明的象征，古时有以大雁为礼物的惯例。周代开创的婚 姻礼仪，是礼仪的根本，而婚姻的六礼中，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阶 段，只有第五个阶段不必用雁，其他几礼都要用雁，即说明在中国人的观察里，“雁”这 种候鸟兼具社会对人们婚姻问题上需求的引义。

    到了第二候，虽然这时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喜鹊却会冒着严寒开始筑巢，准备 孕育后代。喜鹊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鸟类，人类活动越多的地方，喜鹊种群的数量往往也 越多，而在人迹罕至的密林中则难见它们的身影，可以说它们是很有人缘的鸟类。喜鹊常 成对或结成大群活动，白天在旷野农田觅食，夜间在高大乔木的顶端栖息。中国人在鹊之 前加上喜字，明证喜鹊在中国人的眼中象征吉祥。民间传说鹊能报喜，故称喜鹊。画鹊兆 喜几乎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大为流行的风俗，齐白石、徐悲鸿等人都画过喜鹊。两只鹊 儿面对面叫“喜相逢”；双鹊中加一枚古钱叫“喜在眼前”；一只獾和一只鹊在树下树上 对望叫“欢天喜地”。流传最广的，则是鹊登梅枝报喜图，又叫“喜上眉梢”。中国人对 喜鹊的观察也非常早，《诗经》中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这是成语鹊巢鸠占的源头。

    第三候中的“雉”是野鸡，在山中的野鸡也察觉到了阳气的滋长，开始鸣叫寻找同 伴。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能看到野鸡，但在古代，“雉”也参与了中国文化的经验和表达。 “雉”善走，不能久飞，羽毛可做装饰品。《诗经》中说，“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它 由矢和隹两字组成，矢为矢量，长度单位，表示本地方；隹为鸟，雉的本义是留鸟，特指野鸡。古人也因此把雉当作长度单位，长三丈高一丈的城墙为一雉。《左传》中说：“都城过百雉。”城墙则称为雉堞，谢朓有诗：“出没眺楼雉，远近送春目。”

（节选自余世存《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