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和人品

肖瑞峰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选无法契合的。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提及“诗品”，熟悉中国文学史的很容易联想到梁代钟嵘和唐代司空图的两部同名著作，所谓“品”，是就区分诗歌的不同风格、境界而言的，可以理解为类别。今天我们讨论的“诗品”，有别于钟嵘、司空图的指称，指的是诗的品质、品格和品味；与此相应，所谓“人品”指的是人的品行、品性、品德。人们常常将诗品与人品相提并论。二者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联系，但却不能等同，也无法对应。它们呈现出的是若即若离、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

    主张诗品与人品相统一，是追求诗歌理想与人格之美彼此契合的集中反映。在这方面最简明的一个论断就是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倡言：“诗品出于人品。”最早将诗品与人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思想。所谓“诗言志’’是指诗应当抒写人的情志，应当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在表现。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文如其人”和“言为心声”的命题。“文如其人”这一命题，可以追溯至汉代扬雄的《法言·问神》、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但从现存的文献看，明确表述“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是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段话是苏轼评论他弟弟的。后人都认为三苏里面最有才气的是苏轼而不是苏辙。在苏轼的眼里，弟弟的文章超过了他，而世人不理解。

    后来表达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就太多了，比如徐增《而庵诗话》里提到，诗是人心灵的一种外化表现，见诗如见其人。验之创作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确实有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读其诗，可以推知其人；反之，观其人，亦可想见其诗。比如李白，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比如刘禹锡，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屈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言非心声”的情况也很多。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以致出现了创作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现象：诗品高洁，而人品卑劣。读其诗，分明为志士仁人；观其行，显然是无耻败类。

    西晋诗人潘岳，后世称他潘安，是少有的美男子代表。他在作品《闲居赋》中，描述自己对功名的蔑视之情。但现实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排在首位的就是潘安。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丧权辱国，但是读他的诗《题金山》却是豪气万丈：“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俨然以御敌英雄自命。这可归因于人格的二重性：内心深处未必无意御敌，却因懦弱自私故而终不敢御敌。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尽管“言非心声”的现象并不罕见，也许永远无法杜绝，但我们仍然倡导坚守“文如其人”的传统，倡导诗品与人品的统一，鄙弃诗品与人品相背离的非正常行为。我们有理由强调：欲醇诗品，先正人品。只有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提升诗的品质、品格和品位，达到诗品与人品的完美融合。要正诗品就要像孟子说的，养吾浩然之气。

（节选自《浙江人文大讲堂》有删改）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以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不是作文，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是怎样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这样一个标准，可是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

    我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新语》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学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能够随口举出的例子就有俞平伯君的三篇《文训》和鲁迅君的《立论》，这些都是精警之作。

    我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也还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他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了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选自朱自清《说话》，有删改)

    儒、墨、法三家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社会地基上破土而出，均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其各自的理论本位是不同的。

    脱胎于殷周家族血缘社会的儒家，因为要守护当时主流社会贵族阶层世代传承的家族利益，所以需要倡导以血亲关系为根据的差等有别的仁爱观，需要尊崇祖宗制定、世代承袭的礼仪制度；也需要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在社会治理上坚持德主刑辅，用人上主张亲亲尊尊；儒家认可有条件的天命观，对鬼神的存在未置可否，也无非是要表明家族传承的天意神圣，并使人们对先祖的灵魂保持某种敬畏。其所有观念无不反映着儒家从社稷本位出发，在时代变革中有所损益的家族传承意念。

    墨家以下层民众为本位，因为小生产者没有稍微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也没有世袭的利益需要守护，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生存与交往，因而要反对奢靡、节用节葬，意在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生活；社会交往活动中，小生产者只能在对他人利益的维护中才能避免伤害，最终保护自身的利益，所以要破除等级，无差别地兼爱，利人利他；频繁战争的最终受害者都是普通民众，只有反对战争才能维护下层民众的利益，所以要倡导“非攻”；墨家宣扬鬼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意志不可违逆，是要用某种方式保证人们对兼爱原则的信奉和实行；社会治理上主张崇尚教化，尚贤使能，则反映着下层民众对家族出身的漠视，表达着他们对素质提升的关注和对个人能力的看重；墨家把大禹打扮成摩顶放踵、苦行救世的圣人，要人们崇奉效法，正表达了对兼爱精神的打造和推崇。

    法家代表正在成长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追求，韩非构建了以君主个人权势为本位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利己的，君主就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隐秘的权术为手段，监督臣属和天下人遵照所颁布的法规行事；他反对先圣崇拜，不信鬼神，推崇权势与暴力，就是为了保证君主个人权势意志的伸张。

    儒、墨、法三家的理论本位不同，决定了三家在思想体系的诸多逻辑节点上具有不同的理念，在道德观、天命观、圣人观、生活观、人才观和鬼神观诸多问题上具有不同的见解，也决定了它们对爱、德、贤、圣等概念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和内涵。

（摘编自冯立鳌《儒法墨观念差异的根源》）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陈秉公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并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选自201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标题党”是网络上利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标题，来达到增加点击量或知名度等目的的个体或组织。“标题党”主要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严重夸张、转移重点等方式来拟写新闻标题，以吸引受众、提高传播率、增加舆论张力。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媒体竞争的加剧，“标题党”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标题党”现象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媒体的角度看，一方面，媒体市场竞争加剧是“标题党”现象盛行的直接原因。在受众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增加点击量，用标题博人眼球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相较于纸媒，门户网站和新媒体新闻的标题和内容是分开的，只有点击标题才能看到具体内容，如果标题不能及时留住读者，文章再好也没有意义。而不能获得足够的点击量，便无法获取更多流量来维持媒体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流量变现是王道”成为主要经营原则，媒体自律精神式微，记者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面临着严峻考验。被关注就意味着利益，“标题党”现象也就很容易在各大媒体上蔓延开来。

    从网民的角度看，媒介素养匮乏和碎片化阅读习惯加剧了“标题党”现象的泛溢。如今媒介渠道多元化，信息爆炸式增长，这种局面导致网民习惯于粗略地浏览标题、图片或摘要，对新闻细节却甚少关注，这为制造“题不对文”的标题提供了条件。另外，“标题党”现象与网民对新闻事件表现出的“老不信”和“审丑”心理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环境巨变、利益格局调整导致社会诚信问题、社会矛盾和各种诉求与日俱增，因此，一些网民便借助自媒体，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发布一些耸人听闻、混淆是非的标题新闻，从而达到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目的。而网络媒体为了点击量，也往往迎合、利用网民这样的心态和诉求，通过精心炮制的标题来引发围观，甚至引导舆情。

    “标题党”新闻在未被证实的情况下，借助于舆情的裂变式传播迅速扩散，容易造成信息传播失真，给网络谣言的滋生提供温床，给突发舆情的应对处置带来阻碍，甚至有可能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另外，纵容“标题党”新闻，对那些坚守社会责任的媒体和媒体人来说是种不公平，可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破坏媒体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及时制定措施整治“标题党”现象，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监督和制约，加强对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从根本上解决“标题党”现象泛滥的问题，以保证网络媒体良性发展，净化舆论环境。

（摘编自詹婧《热点事件舆情传播频现“标题党”》）

宠物猫——占领都市圈与互联网

在进化与人工培育繁殖过程中，家猫的面部特征相比野猫更加圆润，拥有更圆的脸型、更大的眼睛和更小的嘴。这种形似人类婴幼儿的幼态化长相激起了人类原始的保护欲，也让人类在猫面前更容易放松且获得愉悦。因此很久之前，即使家猫不捕鼠甚至丧失了捕鼠功能，人们也心甘情愿养猫。

最早的“猫奴”还要追溯到古埃及时代。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游览埃及时曾记述说：“在埃及，如果谁家的猫寿终正寝了，主人必将剃眉致哀；如果谁家宅子不慎发生火灾，主人通常先抢救家里的猫。”他甚至记录了赫赫有名的“培琉喜阿姆之战”中埃及人失利的原因：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国王冈比斯为了征服埃及，率领大军，骑在骆驼背上穿越90千米的沙漠，来到埃及的前哨站培琉喜阿姆，在那里与埃及军队遭遇，但后者竞因波斯人盾牌上画的圣猫像而不愿进行反击。”

我国唐宋时期，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爱猫者也大有人在。诗文书画中，猫嬉闹花间月下的身影常常可见。想得到一只猫不是件容易事，得用盐和茶叶来换，如宋代曾几的《乞猫》：“春来鼠壤有余蔬，乞得猫奴亦已无。青蒻裏盐仍襄茗，烦君为致小於菟。”得到猫以后，也要费心照料，给予其他家畜完全不同的级别待遇，如陆游的《赠猫》：“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

今天，世界上家猫的数量是家犬的三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养猫人。究其原因，一是猫的活动领域相比狗要小得多，很多家猫对于常年独处一室悠然自得，甚至可以一辈子不出门。二是猫若即若离的神游性格并不像狗那样需要主人陪伴。猫与主人的关系如同一个低要求的房客，既可以满足主人的情感陪伴，又不用其负担陪伴压力。因此不少人都选择了养猫。

猫的热度甚至延伸到了工作场所：一二线城市的互联网企业喜欢将养猫作为公司福利的一部分，如同下午茶放松员工的神经，加班夜晚的“猫咪精神鼓励员”也是互联网公司的独特企业文化。养多只猫于店中，供客人就餐时观赏逗摸的猫咖啡和猫餐厅也同样火爆。

2014年，互联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接受采访，当被问到网络最出乎他意料的应用是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小猫”。

猫比狗的面部肌肉少，能做出的表情也少。“面瘫”的表情也许琢磨不透，但在互联网时代的表情包里，却能随意被加上对话，作为人类对于自身情绪的某种表达。猫曾为其招致杀身之祸的性格，如今却帮助其打了一个翻身仗，一跃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大“赢家”。在英国，每天上传到互联网的自拍照片是140万张，而上传的猫咪照片却有380万张。人们喜爱在网上用猫来社交，因此诞生了许多流量不低于明星的“网红猫”，即使不养猫，年轻人也喜欢交流分享猫咪图片与视频，将这种对猫的喜爱方式称为“云吸猫”。

(摘编自2018年《新华文摘》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