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美美在微博上虚构“红十字商会总经理”这个身份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次“作恶”居然产生了如此持久而巨大的“蝴蝶效应”，不仅给中国红十字会带来了“灾难性”的信誉危机，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的善良和爱心。

    也许，喜欢虚构事实的郭美美们并不在少数，他们并不知道，“你要用真实的方式交流”是微传播时代最核心的价值主张，也是微传播最迷人和最激动人心的地方。虽然微博上也鼓励匿名微博和隐私保护，但是扎克伯格发明社交网络的初衷，就是“通过要求人们对其行为负责以及使用真实身份，从而建构起一个更安全、更值得信赖的互联网模”。微博所倡导的“透明度、信任、联系、分享”等核心价值观，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互联网的生态环境，它把人们从以google为代表的毫无感情色彩的“信联网”时代，带入了以Facebook、Twitter、Weibo为代表的极度透明和真实身份的“人联网”时代。在这个真实、透明的微世界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一切真善美都会得到张扬，一切假恶丑都将原形毕露，如果不诚实，就会受到惩罚，如果不透明，就会遭到“人肉”。

    如果说微博倡导的这种“极端透明度”可能会侵犯到个人隐私，令很多人“望微博而止步”的话，那么对于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慈善机构和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却正是要大力倡导透明公开，因为慈善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因此，在郭美美炫富事件中，中国红十字会的危机公关别无他途，唯一的良策就是 “提高透明度——好事要出门，坏事要讲清”。一方面以国际红十会为背书，向网民清楚解释筹集善款的具体运作模式，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另一方面，对慈善运作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主动认错、曝光，化解敌意，重树形象，并进一步提出公开透明的有效监督举措。总之，越早实施“透明慈善战略”，越有利于化解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美智《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

    大数据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只关注“客观数据”的呈现，而缺少对“主观数据”的反映。从社会学角度看，所有数据说到底都是有关“人”的符号，因此，符号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我们真正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如果脱离了人及其所在社会的价值本性，无限放大大数据的效应及其影响力，就可能本末倒置，最终产生许多难以预期的后果。数据来源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无论是可以数字化的数据还是不可数字化的数据，其比较、分析和归纳其实反映的都是人在符号层面上的一种互动。大数据是汇集了行为主体、时间、地点三个维度的“数据宇宙”。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的信息更多的是以数据为载体来进行互动的。如果人及其各类社会行为都仅仅被看作一个个数据符号，我们就很难从数据中解读出充满朝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很难从数据塑造出来的没有个性特征的人去推导群体样态和社会构成。

    犹如网络一样，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巨量化的大数据在给我们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带来便利的同时，实际上也掩盖了许多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的意义。在连续的巨量数据海洋中，许多本身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它们在大数据霸权面前会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品，大数据简化了人们对数据差异性的认知。大数据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数据样本巨量，更在于其多源异构、多实体和多空间之间的交互动态性。当前，只有少数人掌握处理这种复杂的巨量化大数据的技术，这很容易导致“数据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大数据滋生出“数据暴力”是大数据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数据的价值只有在其能够被规范成为可供分析的形式之后才能最大程度地被挖掘出来。然而，在巨量的大数据面前，实际上可供规范分析的数据只是极少数，许多数据都停留在“碎片化”阶段而难以被真正挖掘和分析。对这些碎片化的数据进行清理，形成规整的结构，是大数据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根本所在。在大数据中，其研究范式重在发现而不是推论，运用大数据进行各种分析不应像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那样通过假设检验来进行推论，而应通过数据的总体归纳来达成对社会现象的总体分析。这不仅要求我们在数据清理技术、存储结构上进行优化，而且要在数据采集环节尽可能地做到规范，否则就很难获得对复杂事物的系统认知。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大数据本身，而是大数据背后所隐藏的我们想要获取的各种信息资源，而这些信息资源可能只占数据总体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从这个角度说，大量的信息其实都是垃圾。不仅如此，许多大数据本身就是模糊的，其中含有大量虚假和有害的内容。

    如果我们纯粹凭借数据来判断和分析人类行为，甚至不假思索地去利用和传播某种数据，就会导致许多误判。因此，未经前期调研论证和规范分析所获取的信息，其数据量越大可能越模糊，其得到的垃圾信息也就可能越多，这也为各种数据造假和不当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们必须学会 辨识和判断数据的真实性，避免因盲目的数据崇拜造成误判，甚至迷失在大数据的洪流之中。

（摘自《大数据中的冷思考》，有删减）

    农历已过丁酉年，迎来戊戌年，十二时中与戌对应的是“犬”，因此今年按属相是“狗年”。“戊戌”是依照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传统纪年方法，用干支来排序。

    在中国古代，以干支纪年月日时，源流久远，至少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同样长久。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已经以干支纪日。著名的西周青铜“利簋”铭文中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这与文献中记载的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是开始于甲子日的早晨相吻合。也说明当时是使用干支纪日的。至于用地支来纪一日中的时辰，可能迟到汉代。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重定历法，称为“太初历”，明确将一日夜分为十二时，而以地支为纪，以后一直沿用，所以十二地支又习称“十二时”。

    十二时开始都用文字表述。汉代流行的“四神十二时”纹铜镜上，“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用图像表示，而十二时一般还是用文字。但是就在汉代，也许是为了一般人易于记忆等原因，民间开始出现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时的习惯。在古文献中，最早见于东汉时王充所著《论衡》一书的《物势篇》，其中记述了当时社会上已流行用动物来代表十二时的事实，这证明东汉时期，已存在与十二对应的动物。汉时与十二时对应的动物形象，此后传之后世，又与纪年干支相联系，铺衍成“属相”的概念，人们以代表自己生年干支的动物，作为自己的属相，一直流传至今。

    到了南北朝时期，代表十二时的动物形象，开始出现于古代墓葬的墓室壁画和随葬的陶俑群之中。例如在发掘山东临淄北朝时期崔氏家族墓群时，曾在北魏时的10号墓中，发现了“十二时”陶俑，这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时期最早的十二时俑。

    就在隋代，十二时的艺术造型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动物原形，增加了拟人化的神异色彩——将十二时像身躯塑造成身穿袍服的人身，但头部是兽形，最初是拱手端坐的形貌，如湖北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出土的陶十二时俑。到了唐代，在都城长安地区的墓葬中流行随葬十二时俑，它们都已改为拱手端立的姿态，在袍服人躯衣领伸出的脖颈上，长着一张兽脸。

    在东北亚的一些古代国家，深受中国古文化影响，也有以动物象征十二时的习俗。例如在古代日本，在著名的正仓院所珍藏的文物中，还保留有绘有十二时像的布幕，为麻布彩绘十二时像，现在残存的还有龙尾、鸡头、犬足、猪尻和云气，原用于悬于宫殿檐下的“帽额”，应是圣武天皇葬仪时所使用的。圣武天皇卒于756年，即唐玄宗天宝末年。这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摘编自杨弘《喜迎戊戌年》，人名日白2018年2月16日第08版）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各种分配正义的原则，确定并规范各种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在当代，政治哲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对这些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进行归纳，我们会发现存在三种基本的原则，即平等、需要（福利）和应得。相较于当代分配正义观念，儒家视域中的良序社会应秉持哪些分配正义原则呢？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一原则是“生存需求原则”，也称人道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每个人的人格在天赋中都具有道德尊严；每个人的生存需求与同类人一样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儒家认为，人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当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时，儒家生存需求原则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优先主义”的分配策略，主张优先满足那些生活更加困难的弱势群体，即“贫困者优先”。为此，儒家肯定了物质财富对于普通人民的重要性，“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膝文公上》），在儒家看来，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人性向善的必要基础。因此，政府有责任保障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不受侵犯，而且应关注天下的穷苦百姓，尤其是须关注和救济鳏、寡、孤、独等无法自足的弱势群体。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二原则是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又称贤能分配原则，其主要表现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根据这一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因此造成的职业分途、地位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不正当的，故依儒家之见，仁德圣贤人物和士人君子与普通百姓相比，因为道德修养、功绩大小而占据不同的权位，享有不同的待遇所造成的差别又是应得的。在儒家的观念中，差等分配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常常通过社会分工加以论证。或者说，按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等级差序来进行分配，显然是合乎正义的。相反，如果人人平等，事必躬行，反倒会乱了社会秩序，使人人疲于奔命，故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三原则是“机会开放原则”，也称机会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开放部分社会职位，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被教化、学习等方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能力，从而担任一定的官职，带领民众走向仁爱之道。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一主张的确在客观上将“劳心”“劳力”与“治人”“治于人”等同起来，将社会分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混同在一起，造成了“治人”或政治统治异化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广大劳力者只能被治于人。但我们也要看到，儒家在理论出发点上未必承认统治的一劳永逸，也并不否认包括平民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技艺和修身而获得参与政治的正当资格。

（摘编自敦鹏《论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