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犀利的观点认为，无智和无趣是中国当下文化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我以为不无道理，这种观点同样契合当下的散文写作。无智，就是指文章按照别人的思路来写作，没有自己的精神发现；无趣，就是指文字没有温度，文章里面很难生长出令人心生暖意和美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自先秦以降，直到晚明小品，出现了无数令人称道的名篇。后来八股文一统天下，用一色词章占领文坛时，古文走到了绝路。白话文的先驱者们希望找到新的智慧的表达方法，为汉语写作开掘新的可能。1917年白话文兴起，胡适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写作。直到上世纪30年代，众多民间沙龙和社团活跃文坛，它们有不同的美学追求，所创办的报纸杂志也各有特色，文学写作的多样性就此出现，也涌现一大批有智性的作家。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散文写作受到一些制约，直到80年代有所改善。近几十年，散文写作较为老实、温吞，辞章也不乏优美之处，但往往缺少智慧的表达。

    在我看来，文章若想写好，除了作者的天赋和感觉，智慧和学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总的来说，文章不可缺失者三，一是具神思，二是能兴感，三是有美质。学者因兼具智慧和学养，其为文便兼备自由神思和美质，我称之为学者之文。现当代的学者之文有很多代表，如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到后来的钱锺书、黄裳，我们都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学者之文的精妙之美。除此之外，朱自清、俞平伯和废名等人也都属学者为文，都在有意地找寻属于自己的智慧的表达方式。

    而这种趣味和智性，对民国时期的散文以及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学者之文侧重于个人心灵的凝视，着重于纯粹审美和静观的写作。其中智性的凸显，标志着智性散文开始出现。当代“智性散文”的形态具体怎样，目前还很少有人界定。我给“智性散文”作了一个可以继续丰富的定义，即以感性方式呈现认知世界和表现自我的诗化智慧。这方面的代表有钱锺书、唐弢和吕叔湘。

    用智慧来写作的作家，情况比较复杂，作家里面有深厚学问的是少数，大部分是仰赖自己的天赋和生活经验来写作。其中一类有学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以归到学者之文，如钱锺书的《围城》，非常优美，但实际上是学者的叙事语态。另一类作家，是发自内心自然流淌出来的，与学术的关系若即若离，巴金、萧红的散文都是这样。萧红的散文甚至是天籁，完全不仰仗中国古代文学的修养，是东北黑土地上心灵和上苍交流碰撞而成的特殊文本，直到今天，她的写作依然受人称赞。这些都属于作家之文，它是靠天才、靠生命内延的丰富性以及对丰富性的深切打量和咀嚼产生的，一个时代不过几个这样的作家而已。

    中国几千年文章的发展之道，非常讲究文章学的内涵。文章学讲究写作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规律。以上谈及的学者们对文章之道有自己的会心之处，所以每每下笔，辄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现在很少讲文章学了，“文学”的概念与“文章学”也相去甚远。后来由于战争、革命，提倡大众文化，鼓励一般作家的写作，学者之文便越来越小众，成为象牙塔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文学发展的不幸。

（节选自《人民日报》）

    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和痛苦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这种阐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仍需略作辨析，以期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不平则鸣”的原意。

    “不平则鸣”一语的原意是什么呢？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而且文中还说“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等等，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

    韩愈此文是否有矛盾，关键在于“不平”一词的内涵。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的狭隘理解。

    我以为，“平”，是指平常、平静、平衡、平凡等；“不平”则是指异乎寻常的状况，既可指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也可指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状况。总之“不平”所指甚广，并不特指逆境；“不平则鸣”应是指自然、社会与人生当处于不寻常的状况之中，一定会有所表现。

    当人类社会处于变革动荡之时，总是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物。这可以是盛世，如唐虞的皋陶、大禹、殷商的伊尹、周代的周公；也可以是乱世衰世，如“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可以“以道鸣”，如孟子、荀子；可以“以术鸣”，如杨朱、老子、韩、张仪、苏秦；也可以以诗文鸣，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

    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但不知道老天爷是让他“鸣国家之盛”呢，还 “使自鸣其不幸”，不过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孟郊的“善鸣”，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苦的诗人，其诗多是贫寒之声，而韩愈对之也寄以深厚的同情。

    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时代为诗人提供创作的题材和动力，故往往产生感荡心灵的作品，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个繁荣昌盛又比较自由的时代，也可以产生伟大的诗人作品来“鸣国家之盛”。中国古代的隆汉盛唐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就诗人创作而言，“穷而后工”固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达者只要不是过着平庸的、碌碌无为的生活，只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与生活的变化，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完全可以写出好作品。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很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

    当金钱控制文化的生产后，就会出现对文化的侵蚀，文化就可能置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于不顾，甚至为了攫取利益，它不惜挑战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以引起“关注”，从而获得“利益”。这便导致了当代文化的“低俗化”问题的产生。

    桑德尔说到无处不在的广告时称：“侵略性的、干扰性的广告，长久以来一直是文化抱怨的主题。”低俗文化与那种富有侵略性、干扰性的广告相似，它犹如“苍蝇”，看似于人的肌体无大害，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些成群结队的苍蝇的袭扰。人们的注意力、精力和时间都被其分割和吸收。鲁迅对这种文化更持一种批判态度，指出它犹如“精神雾霾”，毒害心灵。他说：“看完一部书，都是那时的名人轶事，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低俗文化所体现的那些伤风败俗、有违道德伦理的观念和行为，有害人心，有害社会。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态度。史蒂文·约翰逊就认为低俗无害，他说：“我想我们是过于严肃地夸大了媒介能传递核心价值的程度。大部分人都知道屏幕上的人物是虚构的，他们是让我们来取乐、欢悦的，而非给我们什么伦理教导。”他认为暴力文化并不必然导致暴力的泛滥。而在有些人眼里，低俗文化并不必然导致犯罪行为，甚至还有助于减少犯罪。他们说，暴力影片可以将有暴力倾向的人吸引到电影院中，使他们不会到酒吧酗酒，然后四处滋事，从而减少暴力犯罪；沉浸于媒介暴力，尤其是具有参与性的游戏媒介，对孩子来说也许是一种好的化解暴力倾向的方法。

    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首先它们是从“犯罪”层面而不是从“精神”层面来检讨低俗文化。在他们看来，只要与犯罪关系不大，甚至有助于犯罪的减少，就无害，就有益。可是，文化的“功过”利弊并不是以能否导致“犯罪”来衡量的，“文以化人”是文化的最大的功用，低俗文化的危害在于精神层面的污染，而不在于法律层面的犯罪。其次，他们立论的对象是价值观、是非观已经定型的“成熟人”，但是对价值观尚未形成、自制力尚薄弱的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具有一定的好奇心和模仿性，对低俗文化缺乏一定的免疫力，低俗文化的侵袭易使他们“中毒”。

    当代文化的低俗化的成因很多，但刨根究底，无不指向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这个“总根源”。不破除“迎合需求”的文化生产的原则，文化低俗化问题就很难得到真正解决。这就要求文化创造者应当以社会利益为重，而非唯经济利益是图。除了“按摩式”的文化产品外，文化还应当为人们提供一种向善向美的精神动力和道德资源，有益于人心和社会。

（选自《文汇报》陈占彪《摆脱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有删改）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①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②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③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④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⑤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⑥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2019年汕头市学年质量监测高二语文试题第2页（共10页）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⑦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⑧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⑨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