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善与恶

    首先我们可以指出的是，现代科学家以四个世纪谨慎的工作，使我们对宇宙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其美丽与壮观程度（对那些不辞劳苦去看的人来说），大大超过了所有人类艺术家所有作品的总和；或就此而言，甚至远远超出了神话作者的一切想象。

    此外，在现代化技术出现之前的岁月里，人类智慧与艺术的精华实际上被少数贵族和富人垄断。正是现代科学技术，才提供了丰富廉价的读物；也正是现代科学技术，才使艺术、音乐、文学向全体人民开放，甚至把人类心灵的奇迹带给了最卑贱的人们。

    然而，科学技术不也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不良的副作用吗——从核战争的危险，到半导体收音机播放早期摇滚乐的噪声污染？

    是的，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每项技术进步，无论多原始，都随之带来了某些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东西。石刃斧头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食物，但它也使战争变得更加致命；火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光明、温暖、更多更好的食物，但它也增加了纵火失火的危险性；语言的产生造就了人类，但它同时也造就了说谎者。如此等等，无一例外。

    然而，善恶的选择却在于人——1847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Ascanio Sobrero）第一个制成了硝化甘油。他加热了一滴硝化甘油，结果迸溅一地。索布雷罗惶恐地意识到了它用于战争的可能性，因此立即停止了这个方向的一切研究工作。这当然无济于事。别人把这项工作接着做了下去，不到半个世纪，硝化甘油连同其他高级炸药都用到了战争中。

    难道这就使高级炸药一无是处了吗？1866年，瑞典发明家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学会了如何把硝化甘油同硅藻土混起来制成一种混合物，使用起来十分安全，他称之为“达纳炸药”。有了达纳炸药，开采土石方的进度远远超出了以往全部历史时期镐刨锹铲的成效，而且不再需要残酷地强迫劳工出苦力。

    正是达纳炸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为修建铁路铺平了道路；也正是达纳炸药，帮人们建筑了水坝、地铁、地基、桥梁，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建筑物。

    归根结底，用炸药搞建设还是用炸药搞破坏，选择权在于人。如果他选择了后者，那么，错误并不在炸药，而在于人的愚蠢。当然你也可以认为，炸药能提供的一切好处都抵不上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你还可以认为，人没有扬善避恶的能力，所以，为了这一群傻瓜，必须将炸药全盘否定。

    针对这种情况，让我们回想一下医学的进步。它始于1798年詹纳（Jenner）推行接种疫苗，19世纪60年代巴斯德阐明了细菌致病学说。医学进步将人类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这是它有益的一面，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人口激增，这是它有害的一面。

    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医学进步。即使当今有那么多人为科技进步带来的种种危险而担忧，我也几乎没听到任何声音，抗议对关节炎、循环系统疾病、先天性缺陷以及癌症的病因与治疗方法的研究。

    然而，人口激增是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危险。假如人口激增继续得不到控制，即使我们避免了核战争，消除了污染，学会了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进步，那么，我们还是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人类的“愚行”当中，最愚蠢的莫过于使死亡率降低的速度快于出生率降低的速度。

    据此，有谁会赞成废弃医学进步，重新回到高死亡率？有谁会在“拥护传染病”的旗帜下前进？

节选自《宇宙秘密》，艾萨克·阿西莫夫

    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广为流传，其内涵主要是对贵族或执政者的专称，而较少涉及人格内容的道德意蕴。如《尚书》卷十三说：“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这里的“君子”，显然是执政者或贵族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通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反复解说和阐发，“君子”一词被赋予许多优秀道德的内涵，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的称谓。

    翻开《论语》，有关“君子”的论述俯拾即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尊贤而容众，喜善而矜不能”，等等。这表明，孔子常在君子与小人的对举和比较中，肯定和褒扬君子是他心目中的道德高尚之人。在《论语》里，孔子也数次提到“圣人”，但他明确对弟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就是说，圣人难以看见，也难以企及，但君子能够见到，也可以并应该努力做到。

    作为孔子精心勾勒和塑造的可望可及、可学可做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在中华文化数千年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被张岱年等学者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最佳概括。《孟子》中“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论述，使君子人格的内蕴更加丰富，影响更加深远。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不仅是儒家着力打造和推举的理想人格形象，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概念及其人格内涵也颇为认同。人们耳熟能详的“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就是《庄子·山水》中的名言。荀子在构建礼法体系时强调“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在荀子看来，一个崇尚礼法的社会，如果没有君子这样品行高尚的人来参与和维护，那将会失去构建礼法社会的基本前提。

    后来，思想家对“君子”概念的引述和阐发同样不胜枚举。从西汉的董仲舒到东汉的王符，从唐代的孔颖达到宋代的程颢、程颐和朱熹，从明代的王阳明到清代的王夫之等，都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挥。明清时期流行很广的人生格言类著作，多半也将君子人格奉为典范和楷模。如《菜根谭》云：“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惕虑，遇权豪而不惧，对茕独而惊心”，便是对君子安贫乐道、处安虑危、遇强不屈、见弱怜悯等优秀品格的赞扬。《围炉夜话》云：“君子存心，但凭忠信，而妇孺皆敬之如神，所以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处世，尽设机关，而乡党皆避之若鬼，所以小人枉做了小人。”这就是在君子与小人不同处世方式的比较中，充分肯定君子以忠贞和诚信为立身之本的做法。君子概念及其文化，不仅在中华历代典籍中汗牛充栋，而且一直活在历代中华儿女的心中。今天人们口头还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可以说，“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它们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我们的先贤崇尚君子品格，甚至把象征高洁、清雅、虚心和气节的梅兰竹菊四种植物人格化，称为“四君子”。宋代以来，以梅兰竹菊表现四君子品格的书画数不胜数，其繁盛景象让人叹为观止。“君子”概念古老而鲜活，在当代社会也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在不同阶层人群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古今一脉的。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相关记载在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慤而好佐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爇草为灰……”这正可与《荀子》的记载相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

（选自刘钊《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①勤劳是华夏子孙的传统美德。中国人的劳动精神一代代传承，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劳动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弘扬劳动精神，是当下国人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国人建立文化自信的一个历史基点。

    ②人类劳动发展分为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自由劳动四个阶段。对人类社会劳动的认知和热爱，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多有论及。《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屡铭》中写道：“慎之劳，则富。”强调的是财富和劳动的关系。自古以来，对劳动的肯定和赞美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今药石·续自警篇》中写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勤可以免饥寒也。”意思是人们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缺乏衣服与食物，勤劳能够让人避免饥饿与寒冷。先秦儒家关注“礼制”，为中国古人构建了一种脱离田间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后世儒家分离了“劳”和“思”两个概念。正如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表明劳心和劳力都属于“劳”的范畴。墨家本就是劳动者的学派，它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建立劳动为本位的积极性劳动伦理的范式，这体现了劳动和知识的有机结合。《墨子》中有“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还蕴含着中国社会福利、劳动保障思想的萌芽。佛、道两家对于劳动和农业所持的消极态度，常常遭到治国者的批评，法儒两家主张繁衍人口，认为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民思想，经过长期的文化大融合，儒、释、道、墨、法等多家思想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勤于劳动”被看作是“修齐治平”的根本性的道德品质，深深滋养着一代代华夏儿女的精神心田。

    ③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生活本身和精神意境，诗人妙作可窥一斑。诗人李绅写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融洽地将珍惜食物与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一直影响塑造着中国人的勤俭节约的美德。诗人王维写道：“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这首《春中田园作》的前四句展现出了古代人们愉快劳动的情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可见，劳动不仅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劳动的协作性还可以培养人的互助和团结精神。自强不息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困难的智慧之源。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反应在各个领域：巍峨长城、巧夺天工的都江堰、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等等，尽责、乐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使这些遗宝成为历史的烙印和华夏子孙精神的内核。

    ④伟大梦想不是等来的、喊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人们的辛勤劳动。国家、社会、企业各界需要提供更有利的劳动保障，更好的劳动条件，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劳动，使劳动尊严得到维护、劳动价值得以实现，更好地营造平等劳动，勤奋做事、勤勉为人、勤劳致富的正能量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内生动力。只要我们守护中华劳动伦理的深厚底蕴，弘扬工匠精神和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劳动美德，一代代的劳动者就必定能创造伟大的历史，不断开创未来美好生活。

（摘自2019年6月3日光明日报夏月明《弘扬中华传统勤劳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