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

王文章

    中国民族艺术以独特的创造法则和审美取向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艺术创造的多样性和精粹性，艺术认知的深刻性和审美思想闪耀的光辉，都可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媲美。但不能否认的是，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我们对自己的艺术缺乏严密逻辑论证和系统理论体系建构的系统性、体系性的研究和把握，从历史的纵向上来看尤其如此。当代中国艺术的研究，要改变传统的非学理性的感性体悟式研究方式，不能再停留在无需确定学科边界的“广谱研究”上。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无疑为我们改变这一艺术研究的状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艺术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虽然已经确立，但仍处在学科建设的初始探索发展阶段。首先要明确我们建立的是中国的艺术学，它已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学者提出这一概念时的内涵。建构和发展艺术学“本土化”的学科体系，核心是“中国艺术”的。其内涵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民族性”，二是“当代性”。

    建构中国的艺术学，要在对中国艺术本体及其呈现形态内部规律的揭示中，表达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性，同时要注意概括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艺术的时代特征。在艺术的分析中，要尽可能运用传统艺术概念和语言方式，运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态去阐释艺术现象及论证艺术观念。另一方面，今天艺术的多元化形态及构成，已远远扩展了多少年来我们固守的艺术认识论的价值标准。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在艺术学体系建构中表达民族性的同时，又要以理论创新的眼光为中国艺术学体系赋予鲜明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既内含着对外来优秀艺术理论成果的吸纳，也体现着对新的艺术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时代要求，同时，在我们的理论叙述中，也要真实地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的艺术发展已经和正在产生的重要影响。

    建构中国艺术学知识体系，要关照它与哲学、美学等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同时要以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坐标来审视中国艺术学体系的建构，比如不因改变多少年来持有偏见的“西方艺术中心论”而偏移为“东方艺术中心论”。有了正确的坐标，才会有“美美与共”的学术眼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的转化与发展。如果不能做到在这样一个深厚的“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对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就很难建立起“中国的艺术学”。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今天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开掘其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既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在新的时代文化崛起的必然要求。 （摘自《艺术百家》2013年第3期，有删改）

    在既有的殷商甲骨文残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字样。这里的“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

    当时的登记人口是以人丁为计量单位，目的是征集兵丁组建军队。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

秦朝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和完备，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檀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做出了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汉代的户籍管理实行“编户齐民”，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张掖郡居延汉简记载这样的一个户籍信息：“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内容已经相当详备。

    唐朝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就是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查看相貌。因此，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帐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破，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今天户籍中的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另外，在唐代“贱民”是没有户籍的，他们只能依附于“良民”。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因此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户数为309万户，大观四年（1110年）则达到峰值2088万户。当然，短时间内人口不会如此膨胀，但是它却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户口统计更加完整（少数民族因为政府的“羁磨之策”也不断被编入户）。宋朝的户籍制度不再区分“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乡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

    宋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流动性强。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且管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籍。

    明朝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沿袭元朝做法，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

    清初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由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因此户籍管理相比明朝宽松。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保证了户籍统计比以前更加科学、客观。

（摘编自曾庆江《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

    孔子在《论语》中对诗的功能进行了高度概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孔子时代，所谓“诗”通常指的是“诗三百”，即汉代以后所说的《诗经》，而“诗”的涵义要远远大于我们今天的文体概念，与社会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首”。因此，《诗经》称得上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百科全书”。

    从总体上看，“兴”“观”“群”“怨”说充分体现了孔子诗学强调个体心理欲求与社会道德伦理相统一的特色。其中的“兴”和“怨”偏重创作者主体情感意志的抒发。“兴”是指眼前景物或者人事对主观情感的触动生发，“怨”则是不满情绪的宣泄。“观”与“群”取自不同的视角，主要关注诗的作用和意义。“观”是俯视或置身局外的观察；“群”则关涉人与人之间的共处、互动与交流等诸多方面，是社会、心理、伦理及情感等各种关系的多维聚合。

    汉代孔安国将其解释为“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意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人若在社会丛林里生存，就一定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磨合、切磋制约的关系。宋代朱熹则将“群”注为“和而不流”。朱熹关注到了“群”的另一面，即在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又不苛求自己与别人完全一致，从而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与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意义相近。孔安国和朱熹的阐释道出了“群”的内在辩证关系，那就是既要与他人和谐相处，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孔子一生都在宣扬并实践“克己复礼”。他认为，诗是必须服从于“礼”的，也就是说，人要以“礼”来约束个人的性情，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学《诗》可以教人如何处理和对待各种社会关系，从而达到人与我的协调。这便是“兴于诗，立于礼”。

    “礼”是以象征意义的仪式或程序去规范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从深层次上看，“群”与“礼”二者在某些方面也有交集，二者在协调个人意志与社会秩序、个人欲望与道德规范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礼”更偏重人与人之间的砥砺与相处，是一种生存的外在需要，因为无视别人的存在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之中；也是个体生命精神上的内在需要，即个人在群体中的存在感。

    同时，我们不要忽视“群”“和而不流”的一面，即个体生命自主性、独立性的一面。人就是在自我意志与外在现实间复杂关系的交错扭结中存在的，除了以“礼”为象征的规定性和稳定性之外，还有生生不息、潺潺流动的个体生命意志。

（2015年2月3日《人民日报》）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对此，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可提供有益借鉴。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上，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思想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儒家历来反对滥用资源。孔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相应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与生态环境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我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可以借鉴儒家所倡导的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

    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主张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当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要和当代社会相适应，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

    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使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时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

    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使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使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有八九又在边区远省。

（摘编自三联书店《万历十五年》，有删改）

材料一：

据报道，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大学和迪金大学的研究发现，天花板过高的房间与考试成绩较差之间存在联系。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称，建筑设计会影响我们完成任务的能力。研究人员分析了2011年至2019 年期间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三个校区的 15400 名本科生的数据，并根据考场天花板的高度比较了他们的考试成绩。结果显示，学生在天花板较高的考场考试时，得分低于预期。

负责这项研究的伊莎贝拉·鲍尔说，目前还很难确定原因是房间本身的大小，还是学生密度和隔热性能差等因素(这会导致温度和空气质量出现波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大脑和身体。鲍尔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些空间通常是为考试以外的目的而设计，如体育馆、展览、活动和表演现场。”她还说：“关键的一点是，天花板高的大房间似乎对学生不利，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大脑机制在起作用，以及这是否会对所有学生都有同样的影响。”

这一结果支持了鲍尔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做的实验，即测量置身于不同房间参与者的大脑活动情况，同时控制温度、照明和噪音等其他因素。她的团队利用一种叫做脑电图的技术，将电极连接到头皮上测量脑细胞的交流情况。她的团队改变了房间的大小，并记录了大脑的反应。研究人员还测量了心率、呼吸和出汗情况，以确定人们是否能无意识地察觉到环境变化。在这些虚拟现实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只要人们坐在较大的房间里，大脑就会产生与集中精力完成一项艰巨任务相关的活动。这让他们质疑，在大空间中完成任务的表现是否会降低。鲍尔说：“基于这些结果，我们很好奇能否将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数据集中，看看在体育馆这样的大空间中，在必须集中精力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时，是否会导致表现变差。”

(摘编自邬眉《建筑设计影响考试成绩?》)

材料二：

对于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成绩来说，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设备固然重要，但是学校建筑的设计和教室内布置方面同样也能影响学习成绩。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学校建筑的设计对孩子的成绩影响竟然高达25%！研究人员针对7 所小学里的不同班级的 751 名学生所使用的34间教室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最终他们发现，无论是校舍的建筑样式还是内部装饰都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校建筑的整体布局是首先需要认真考虑的，选址要开阔、建筑面积要足够孩子们日常学习和玩耍，而整体布局之下的细节设计尤为重要。每一所学校的建筑物都拥有许多间教室以及各种活动室和实验室，这些房间需要设计各种风格的走廊来连接，很多学校在设计走廊的时候，往往只考虑追求美感，把走廊设计得过于复杂，结果有些学校的走廊像迷宫一样复杂。但是研究发现，如果走廊设计得过于复杂，学生就会在换教室或实验室时花费太多时间，以至于开始上课之后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平复心态，这样一来就难以集中注意力，影响了下一节课或实验的质量。而设计简洁便利的走廊不仅能让学生们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教室或者实验室，而且还提升了他们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之前人们认为窗户外的景色会引诱学生们上课开小差，故而很多学校的设计者都刻意回避了教室窗外的景观设计。其实不然，从室内能看到窗外错落有致的景观能给学生们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学生在听课间隙看一眼窗外的美景，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和享受，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具有好处。

过去人们总是把“安静”当成营造学习氛围的重要因素，但其实轻微的背景噪音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是必要的。假设教室环境过于安静封闭，连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到，翻书声、写字声甚至是稍微粗重一点的呼吸声都能被放大，这样的环境不但不能使人心情宁静，反而会因哪怕一点声音的出现就能扰乱人们的心神，对孩子来说，这种负面影响比成人更甚。因此，教室窗外传来一点自然界的声音是必要的，就像歌里唱的“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确实能起到放松心情的效果。

教室内部的设计也需要细加考虑，仅仅保证有充足的光线、新鲜的空气以及一年四季都对健康有利的温度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细心设计。比如，教室布置的色彩和桌椅样式的选择就有很多考究，都对学生们的成绩影响深远。在色彩选择上，一些小学的教室喜欢布置得五彩缤纷，但纷乱复杂的颜色布置和浓烈的颜色选择都会让人有一种杂乱和拥挤的感觉，并不适宜进行学习。而且，在地板、墙面和桌椅的颜色选择上，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也有不同。低年级的学生正处在开发情商的阶段，需要培养他们活泼外向的性格，同时也因为他们刚刚进入学校环境，比年龄大的学生有更多的不适应性，因此低年级教室要以暖色调为主，暖色不仅给人温暖舒适的感觉，还能让人放松心态并且产生空间被拓展的视觉效果。而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已经开始了学习进程，为了能让他们更加集中精神学习，教室内最好是选用偏冷色调，以蓝色为例，它能让人沉静、冥想。

桌椅的样式和室内装饰也不可忽视，对于学生而言，从家庭到学校的环境转变对他们的冲击很大，为了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也能找到家的感觉，教室里需要营造温馨的气氛，过于程式化的桌椅和室内装饰都会给人造成疏离感，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通常都保持着紧张的状态，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总是谨小慎微，言语行动战战兢兢，这对学生和老师而言真是一个灾难。

(摘编自郑元君《学校建筑风格也能影响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