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国学

王小波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了“相对论”和“湍流”两道难题。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 子 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闲了没事要好。

    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①最近，有关部门对网络文学进行盘点，获得以下共识：一是代际缩短引发的写作方式的变化。早期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虽然存在观念差异，思维方式与审美习惯仍然趋同，但随着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网络写手基本脱离了传统思维模式，写作方式也相应产生较大变化。二是已经形成“集体写作”的话语特征。网络写作改变了以往“你写我读”的精英化书写方式，形成了读写之间认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以及人生经验交流的平民化书写方式。在此基础上，网络文学的平民化互动模式产生巨大能量，所表现出的集体力量远远超出了个体力量。三是网络写作通过不断尝试，读写磨合，海量更新，迅速淘汰，产生了一些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段。

    ②通过对网络写作特征与网络作品文本的分析研究，并将其与传统文学相比较，我们还可以对它的现实意义做出如下判断：其一，网络文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其二，网络文学的交互性和超文本特性导致书写和阅读方式产生变革，及其全民参与的形式，对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具有积极意义。其三，作为新的文化产业链的开端产品，网络文学比传统文学更具可塑性、开放性和延展性。网络作品—电子收费—书籍—电视剧本—漫画和动画—网络游戏的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其四，传统文学一直以关注现实生活为己任，而网络文学侧重于对幻想世界的描述。这也是新一代作家面对变化莫测的世界做出的自然反应，比如玄幻小说、历史架空小说、穿越小说、军事幻想小说等等。这类小说虽然不够成熟但具有实验意义，潜藏着新的文学发展空间。

    ③同时，对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网络写作是对作者发表、出版权的解放，实现了“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平民梦想，使文学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标榜多元、对抗主流、疯狂复制、杂乱拼凑等严重问题，耗散了文学写作的精神价值。从作品内容和写作形式，网络文学的庸俗化、快餐化倾向十分明显，导致网络创作主体失陷，思想深度被削平，在艺术水准上与传统文学仍存在较大距离。

    ④网络写作给相当一批人带来了生活的乐趣，这个原动力其实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之一，也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力量之源。陈建功认为，网络文学超强的传播能力使纸媒文学瞠乎其后，这种传播能力将使它成为未来民族审美的导引者。任何轻视或忽视其巨大能量的行为，将造成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失误。

    古文距我们年代已经久远，文字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也已有了不同程度的疏隔，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鉴赏的对象呢？

    “鉴赏”按照文艺学理论家的说法，其情况颇为微妙。从最简单的意义来说，鉴赏总是要求对象中有可以赏玩、可以引发某种人生感想而带来一定愉悦的东西吧，而这种审美主体受审美对象的刺激而产生的精神活动，用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那么，有些东西恐怕是难以“鉴赏”的。譬如“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的人们，常须写检讨或思想汇报之类，如果将它们拿给现今的年轻人看，虽然时间相隔不远，文字也容易读懂，却恐怕完全无法理解这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更不用说“鉴赏”了，因为读者实在难以从这里获得一点点“自我享受”。相反，有些文章虽然年代相隔久远，却能够被理解和鉴赏。譬如《孟子》里面关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短文，写齐国某男子在外乞讨残食，回到家谎称与富贵者同餐，且做出一副了不起的派头傲视自己的大老婆、小老婆。读者不一定赞同作者借这个故事论说的道理，却能够从文章对“齐人”卑琐可笑的行止的讥刺中体会到对人的尊严的赞美，倘若联想到现实环境中某个整日夸耀自己曾同阔人吃过一顿饭或同大人物握过一次手的角色，不免会会心一笑。这里分明是有些“自我享受”的意味了。

    那么，人的“自我享受”的基础是什么呢？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不符合这种特性的东西归根结蒂是无法被人接受的，其中也就不可能含有可供人们“自我享受”的因素。其实，检讨书也是古已有之的，《文选》还收有曹植的《责躬表》（与《责躬诗》一起）。尽管他“才高八斗”，文章也写得很漂亮，但他这种不得已的自我羞辱、自我贬损，显然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对立物，因而这样的作品仍然使人讨厌。至于文章能够让人喜爱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它提供给人们由鉴赏而获得的“自我享受”丰富到何种程度。前人的文字展开了一个空间，阅读与鉴赏的过程，既是对这一空间中所蕴涵的精神内容的体会，亦是人作为自由的主体对自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的验证。而且，由于历史不可重复，某些具有特定时代特征的审美形式、审美经验只能从前代遗籍中获得。换言之，优秀的古代文篇，具有扩展和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价值。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排列于时间流程上的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篇中，我们又看到人们在不同历史条件及具体个人遭遇下的生活情景与人生向往，以及由此所生发出来的喜怒哀乐、恩仇好恶，它们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情、艺术趣味的逐步接近，这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通过对古文的阅读和鉴赏，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文化知识，并在文章写作、语词运用方面获得某些益处，这道理比较简单，就不想多说了。

（节选自章培恒《中国古代散文》）

    鲁迅作品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确可以从其与政治的关系中来进行读解。但这样的读解一旦过了适当的度，就会割裂其内在的意义关系，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东西。“鲁迅”的意义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回归“五四”，强调其启蒙的意义。这是由鲁迅前期小说的启蒙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更是出于反思和克服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人格扭曲、思想异化的严重后果的历史需要。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重新评价，突出其批判封建蒙昧主义文化的本来意义，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为思想解放开辟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鲁迅研究已经成了打破现代迷信、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人们对鲁迅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甚至是尖锐对立的，但“鲁学”始终占据着显学的位置。这种情形到21世纪初，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鲁迅从政治的符码、文化的符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们可以更真切地深入他内心，去体味他在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在面对无路可走的绝望时，心里如何挣扎，如何反抗这绝望，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喜爱和崇敬鲁迅的读者，可以从记录他心路历程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力量去追求光明和真理，哪怕要经历鲁迅式的艰难也罢。这样的“鲁迅”，就成了一座人格的丰碑。

（选自陈国恩《鲁迅的意义及当下价值》，有删减）

    气候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从法学的角度看，它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这是必须予以回答的一个命题。

    有的学者认为，将风能和太阳能确认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具有可行性。根据物权法原理，物权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的特征，物权客体须具有既存性、有形性、独立性、特定性。但对于风能和太阳能，其存续具有时间性、流动性、不确定性，难以成为物权客体。传统民法和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要素（如水、空气、阳光等）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物，是一种“自由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任何人无需支付对价即可对其占有和处分。然而，生态环境具有稀缺性、有用性和价值性，如果固守传统的“环境无价值”、“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偏见，那么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十分不利。

    气候资源具有物的一般属性，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它必须是对主体的“有用之物”，而且围绕着、针对着它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因此需要对之做出利益界定，明确其所属所归；它必须是人类能够控制或部分控制的“为我之物”；它必须是独立于主体的“自在之物”。这一精辟的论述对判断“气候资源能否成为法律上之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显然，气候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和控制，并独立存在，因此，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例如，人们利用风能、太阳能发电，利用雨云实施人工降水等。即使从民法的角度看，气候资源也是可以为人力所支配的，属于民法上之“物”。台湾民法学者王则鉴认为：“物是指除人之身体外，凡能为人力所支配，独立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及自然力而言。”而且，气候资源也具有稀缺性。尽管风能、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其开发利用受到土地、空间的限制。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可以利用的风能资源、太阳能资源是有限的，具有稀缺性，因而具有民法上的财产意义，属于物的范畴。

    那么，气候资源从法律上来说属于什么样的物呢？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还是私人所有的物？答案是都不是。早在1969年，美国法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就提出了“公共信托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由于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应将其视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和“共享资源”，国家或政府是这一公共财产的受托人。所以说，气候资源属于自然资源之一，是全体公众的“公共财产”和“共享资源”，应当归全体公民共有，即它是一种公众共有物。所谓公众共有物，著名环境法学者蔡守秋先生在《论公众共有物的法律保护》中对其进行了界定，指不特定的多数人可以非排他性使用之物。

（选自曹明德的《论气候资源的属性及其法律保护》，有删改。）

材料一：

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城，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断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断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文学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取材于刘慈欣《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材料二：

吴言：对于科幻文学评论您有什么建议？

刘慈欣：现在文学界对包括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的评论，都是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和框架。不可否认，所有文学体裁都有共性，但不同的文学类型也有自己的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类型文学不是恰当的评论方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和语境来评价，包括我的小说在内，相当一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将一无是处。比如说，传统的文学评论认为，文学是人学，由此推论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中的那些类型元素，如科幻中的科幻创意、侦探中的推理等，都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平台和工具，最终目的是用来表现人性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类型元素就是类型文学本身的目的，比如在科幻小说中，环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与人物一样的独立的文学形象。有许多主流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科幻元素，比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1984》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一般不被当成科幻小说。

（取材于《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

材料三：

在人们开始带有某种乐观的倾向去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时，我们更应该反思那些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多方面的，此如，一直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文关怀方面有所缺失，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从科幻的社会教育意义来说，《三体》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内科幻界为数不多的较高质量的科幻作品中，像更关注科技伦理问题的王晋康等人的一些科幻小说，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科幻作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另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刘兵《〈三体〉现象与中国科幻》）

材料四：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原创力量的薄弱，作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很有限，大部分中青年作者又长期陷于（科幻世界）杂志体系，造成科幻文学一定程度的小众化和边缘化。缺少或没有专职作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其他的类型文学。以校园在读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成名较早，但到了而立之年又大部分因为生活、工作等压力销声匿迹。中年作家“留守”的寥寥无几，“留守”的作家刘慈欣以一人之力用一个大部头作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却由于中国科幻力量的体量小和结构性失衡而形成后继无人的窘境。

（摘编自《中国科幻图书出版的初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