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头

    叫头，是剡剧界的行话，也就是起调。一声“妹妹啊”，曲调婉转，情意缠绵，那是李兰芬“李派”的叫头，风靡剡剧界已半个多世纪。

    李兰芬台上演的是小生，风流倜傥，台下却是非常内向的人。

    早在解放前，就有小报一直关注她。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她与搭档杨素娟因为一个男人闹掰了，结果各换了搭档，不再同台演出。

    不久解放了，小报记者转行的转行，镇压的镇压，出逃的出逃，这事也就湮没无闻。

    文革中她们都被打倒，受尽折磨。也曾有人让她揭发杨素娟，她只字未吐。可是杨素娟还是死了，死得很惨烈，喝药水自杀，煎熬三天，死不了，又从后阳台跳下，才算闭了眼。

    文革后，众姐妹纷纷复出。独有李兰芬闭门谢客，不再上台。

    她独居一院，莳花弄草，颐养精神。院中有一株梅花，每当最冷之时，幽然开放。尤其是雪夜，暗香浮动，清冽动人。李兰芬提灯绕行三圈，轻声哼唱——妹妹啊!

    她在等一个人。

    不出半年，这个人果然来了。她不是别人，正是杨素娟的女儿杨小娟。

    今年是杨素娟辞世十周年，杨小娟正在筹办一场母亲的纪念演出。她想请李阿姨出山，压轴演出她们的代表作《梁祝·楼台会）。可是李阿姨已经封箱，她怕不答应，所以特地前来拜访。

    李兰芬一口答应。她告诉杨小娟，这一声叫头“妹妹啊”，就来自她的母亲。杨素娟当年有“刘剧西施”之称，李兰芬初入梨园，几次出了差错，都亏得杨素娟及时补台，生活中也是情同姐妹。后来二人搭档出演《梁祝》，本来只是念两声“妹妹”，而李兰芬偏是入戏极快也极深，情不能自已，脱口而出，添唱了“妹妹啊——”这个叫头。从此，成了“李派”的标志性起调。

    演出当晚，李兰芬早早来到剧院，在后台“默戏”。搭戏的杨小娟就坐在她旁边，她怔怔地看着，说：你多像你妈!说得杨小娟眼睛一酸。

    《楼台会》的戏很热烈，李兰芬一出场就博得了满堂彩。“妹妹啊——”一声叫头，深情款款，让戏迷们过足了瘾。虽然有点老胳膊老腿，但是，演着演着，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李兰芬恍惚觉得是与杨素娟演对手戏。那时候，杨素娟也是这般模样，俊俏可人，惹人喜爱。本来，她们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可是一个记者走进了她们 的生活。他先是围着自己转，她总是淡淡的，一起出去，也拉上杨素娟。结果，一路上，她没说几句话，全是杨素娟咯咯的笑声。

    她对这个油头粉脸的人没好感。可是，她不放心杨素娟，怕她遇人不淑；几次劝说无果，然后就是彼此的害怕见面和见面后的无语……

    那一年黄昏，她听到了杨素娟惨死的消息，一口血涌了上来。

    “金鸡啼破三更梦，狂风吹折千叶莲……”

    戏已经演到高潮。她已多年没演戏，这会儿越演越烈，感觉浑身发热。杨小娟分明是杨素娟。素娟啊素娟，她眼睛发呆，心痛如绞。

    当年给她和杨素娟平反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冤有头债有主，是谁诬陷杨素娟了?当她知道果然是他时，沉默了。

    “只道苍天佑良朋，满怀悲愤无处诉……”

    她一口血真吐了出来。杨小娟没在意，因为戏演到这时，是有个吐血的动作。台下鸦雀无声，也没在意，反觉得李兰芬作为老艺术家，果然不同凡响，演得跟真的似的。

    当嗓子卡住，又吐了两次时，杨小娟意识到出事了。

    终于，李兰芬软倒在了舞台上，幕布匆匆拉上。

    李兰芬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李阿姨你没事吧?好些没有?”

    李兰芬拉着杨小娟的手，轻轻地说：“小娟，对不起，我演砸了!”

    “没有，你太投入了，观众都掉泪了!”

    实际上，这也是李兰芬的告别演出。从此，她再也没有登上舞台，只能对着院中的那株梅花，默默吟唱。而关于那口真血，一时传遍了全城。

    她缠绵病榻，经常梦见杨素娟，是解放前的杨素娟，穿着旗袍，款款向她走来……

    杨小娟来看她，她屏退左右，喘着气，终于把真相告诉了她——出卖她母亲的正是她的生父，也就是那个油头粉脸的记者。

    “本来，我想永远烂在肚子里，可这对你妈不公……”

    临终之时，身边的人看到她的嘴一翕一张，仿佛在唱“妹妹啊——”

（有改编）

收字纸的老人

汪曾祺

    ①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蔑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这个收字纸的姓白，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他上岁数了，身体却很好。满腮的白胡子茬，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腿脚还很轻快。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也说说话，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

    ②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③文昌阁的地点很偏僻，在东郊，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比较大的灰黑色的四合院。正面三间朝北的平房，砖墙瓦顶，北墙上挂了一幅大立轴，上书“文昌帝君之神位”。这文昌帝君不知算是什么神，只知道他原先也是人，读书人，曾经连续做过十七世士大夫，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帝君”。他是司文运的。更具体地说，是掌握读书人的功名的。谁该有什么功名，都由他决定。因此，读书人对他很崇敬。过去，每逢初一、十五，总有一些秀才或候补秀才到阁里来磕头。要是得了较高的功名，中了举，中了进士，就更得到文昌阁来拈香上供，感谢帝君恩德。科举时期，文昌阁在一县的士人心目中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后来，就冷落下来了。

    ④正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西厢房是老白住的。他是看文昌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庙祝。东厢房存着一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书板。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柿树之前，有一座一人多高的砖砌的方亭子，亭子的四壁各有一个脸盆大的圆洞。这便是烧化字纸的化纸炉。化纸炉设在文昌阁，顺理成章。老白收了字纸，便投在化纸炉里，点火焚烧。化纸炉四面通风，不大一会，就烧尽了。

    ⑤老白孤身一人，日子好过。早先有人拈香上供，他可以得到赏钱。有时有人家拿几刀纸让老白代印《阴骘文》（印了送人，是一种积德的善举），也会送老白一点工钱。老白印了多次《阴骘文》，几乎能背下来了（他是识字的）。后来，也没有人来印《阴骘文》了，这副板子就闲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他挨家收字纸，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端午节，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八月节，几个月饼；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有时也会想想县里的几个举人、进士到阁里来上供谢神的盛况。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⑥老白收了字纸，有时要抹平了看看（他怕万一有人家把房地契当字纸扔了，这种事曾经发生过）。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却一个字都不认得。字横行如蚯蚓，还有些三角、圆圈、四方块。那是中学生的英文和几何的习题。他摇摇头，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化纸炉烧了。孔夫子和欧几里德、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

    ⑦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节选自《汪曾祺自选集》，有删节）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大爷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1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

    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门，门，门

谭谈

    送走了不知第几批客人，谢宏志制教授再次背起行装，准备出门。

    他刚则走到门边，还没有伸手去开门，门就被人敲响了。

    门开了。门口，毕恭毕敬地站立着一个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他仰头看看副教授，谦恭地笑了笑，很礼貌地问道：“这是谢主任家吗？”

    “对，对。”

    中年人悬着的心落下来了。自己这两天在报批户口的报表堆里翻出的救命菩萨，终于找到了。看来，儿子这回升大学，有门了。

    总不能就这样对着客人站在门口说话吧，副教授不得不再次放下背起又放下、放下又背起的行装，谦和地道：“请屋里坐。”

    “您就是……”

    “我老谢。”

    “您就是谢大救授，谢大主任啊！我真是有幸，有幸啊！”

    “你……”

    “我是公安局户籍科的。”

    客人的目光，在屋里扫视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副教授想，客人该看到自己刚放下的行装，客人该早就发现自己正有事要出门。心里着急，嘴上却又道：“有事情，请说，没关系的！”

    “您夫人呢？”客问。

    “上班去了。”主答。

    “您母亲呢？”

    来客这话一出口，副教授不由得奇异地看了对方一眼，一时没有作答。

    客人在沙发上坐下了。接着，很谨慎地又颇激昂地抨击起当今的时弊来。

    “唉，现今这‘公文旅行’，这机关的办事效率，真是害死人啰！你看，您三年前为老母亲申报户口的报告，左转右转，直到最近才到我手里。我看了报告，完全符合条件嘛，早就该解决嘛！像您这样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尤其应该……”

    “请喝茶。”制教授给客人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香片茶。

    “谢谢。”客人欠起身，双手接茶，“谢主任，是这样，办户口，有那么一些条条框框。我特意来，是想见见您母亲，看她身体如何，看是不是符合……当然啰，这些框框条条，也是由人去掌握的！”

    “她不在……”

    “回老家去了？”

    副教授举目望着窗外，一时无话。

    “那没关系，就算我已经看到了她老人家就是。”

    “你……还有事吗？”

    “你们系，可是全国有名的啰！最近又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的红旗单位，你不知道，高考的许多考生，都希望进你们这样的名牌系深造啊！比如我那儿子，想要进你们系都快想疯了！”

    “他成绩如何？总分多少？”副教授顺口问道。

    “五百一十九。”

    “不错呀。”

    “上是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可你们学校要求更高呀！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考区？考卷号码是多少？”

    这时，副教授由刚才的心不在焉，变得神情专注了。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认真地把儿子的姓名、考卷号码、所在考区，一一报告了副教授。副教授则扭开钢笔，打开笔记本详细地把这些记下了。

    “还有事吗？”写罢，副教授看了看表，忍不住再次询问对方。

    “没、没了。过几天，我就把老人家的事办、办好。”客人恭维得有点口吃了。“很抱歉。那就请……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要去赶九点四十八分的火车。”

    “好，我这就走，这就走。主任，你准备去哪呀？”

    “招生。”

    “您亲自出马？那、那太好了。”

    副教授又焦急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担心误了车。他顾不得客人了，匆匆背起行装，大步跨出门去。这位不知给他带来烦恼还是欢乐的客人，被他远远甩到了后面。客人则面有欣慰之色，一直微笑着目送副教授远去的背影。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又出现在刚刚招生回来的副教授的门口。自己的儿子终于被这所名牌大学的名牌系录取了。这自然是担任系主任的谢副教授起了作用。他很感激，特意登门将他在收到儿子的录取通知后亲笔批的，这位副教授三年前为其母亲申报的户口送来。这一次，副教授刚一开门，还未说声“请进”客人便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兴奋地道：

    “谢主任，这一次，真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老人家的户口。”

    副教授跟在客人后面进了屋。这时突然站住，摆了摆手：“谢谢了！我母亲去年就去世了。”

    “……”

    副教授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子，不觉返身从屋里走到门口。

（选自《人民文学》1986年第6期）

情书

秦牧

    “写什么呢？”县城城隍庙侧的写字先生“卧云居士”侧着头问，他已经架起铜边眼镜，在信纸上面写起“亚荣夫君爱鉴”六个字，现在正等候写字摊对面坐着的乡下妇人陈述这封信的内容。他，现在缩处在这闹市的一角摆摊子，从铜边眼镜里射出一种看透一切的淡漠眼神，一面等着那妇人开腔，一面烦躁地在心里想道：“这笔生意又是难做的了。”

    荣嫂挑菜进城卖，卖完了就下决心私自寄一封信给丈夫。她现在把箩筐扁担都放在墙角，低头想着要说的话，那个盘着头巾，老实，结巴嘴，上颚掉了两个牙齿的丈夫的影子在她脑里清晰地出现了，她叹一口气，说道：“先生，你就这样写吧！说自从你跑开以后，家中大小都还平安，就是记挂着你，你来信说，对婆婆要孝顺，我又不是没分寸的人，她年纪老，爱多说话，我就让她，不过老实讲一句哪，亚荣，你妈有时真没理讲，好像前天吧！我在炒菜，她一踏进厨房就骂我‘败家精’，说我一烧烧四条柴，出力抽去两条，你想想，两条柴怎么架得起来？她骂了半天，不过我也不去顶她就是了！阿婆腿生疮，舂了几次扁柏给她贴，现在好点了！大仔肚子多毛病，就是湿热，现在好一点了！”说着，见卧云居士并没有写半个字，只把笔在拇指上按着，她畏怯地说了一声：“先生，就这么写吧！我不会讲哪。”卧云居士打了一个呵欠，就写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家中大小平安，阿妈大儿虽有小病，尚幸托天之佑，已渐告痊，贱妾自知孝顺婆婆，夫君可释锦念。”写后，毕剥一声弹了一下指甲，翘一翘下巴：“怎样啦？”

    荣嫂在他写时呆呆望着他的笔杆。二个月前那一个黑夜，丈夫背个包袱到香港去了！香港是怎样一个地方？在她脑子里这是个花花世界，男男女女都爱装扮，似乎是个发光的有香味的城市，亚荣就在街尾一间客栈歇脚……禁不住卧云居士一问，她定一定神道：“这么说吧！日子艰难自然艰难，不过下田的事，你不在，我也可以担当得起，现在佃李家的那一亩七，就种菠菜、芥菜和黄萝ト，那只猪，现在也有四十斤！将来卖了还地租，或者也够的。现在就是只挂你，唉，我也不知你在外头怎么了？我说啦，阿荣什么钱都可以省，这寄信的钱省不得，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一家都牵肠挂肚。”说到这里，不禁眼眶一热，心想现在他可不知道怎样了？是穿得整整齐齐坐在人家铺子里当伙计呢，还是在做小买卖？他做的汤圆是吃好的，但香港人也爱吃汤圆么？敢情是变了心？敢情是病了？她眼睛微红，吞一吞口水，继续道“就是牵挂他，叫他在外要小心，一个人只要不懒，饭总有得吃，不过也不要太拖磨了！出外人，有钱就寄几个回来，家里虽我一个人可以支撑，然若外头有几个钱回来帮补，屋顶可以修修，免得下雨天时像个水潭一样。婆婆托人写信要你回来，你可千万莫听她，她老人家，就只想见儿子，哪会思前想后，他给你的信说乡下现在平静了！哪里会平静呀，又在抽丁，这一次抽得更凶，老二，坤兄，廉叔都拉去了！”顿了一顿想起丈夫也许会因为她规劝他不要回来而怀疑，有一阵极浅的红晕泛上她的面颊，她说：“一家团圆，有说有笑的，谁不想呀！这种年情，没办法。但愿有天平静，你平平安安回来，我们烧猪还神。”卧云居士仍在捻着胡髭，他想起了悦来栈新到了一批烟膏，是正式的云土，他又想起他妻子究竟一天买菜瞒着他储蓄了多少钱，并不很注意这位顾客的啰苏，听到这儿，却不禁轻轻点头 ， 趿起拖鞋，顿顿脚，又振笔疾书，一大段话，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简单的几句罢了：“耕事贱妾自知打理，在外小心为要，有钱望多寄家用，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写完了又向荣嫂道，“讲话讲简单点，这又不是两口子在房里聊天，是信呀！告诉他两地平安，有钱寄回家来，乡下家里有什么事，一便一，二便二，就得了，明白吗？

    “我们乡下人不会讲话，”荣嫂歉然地破涕一笑，想起写字先生指点的话，就沉吟道：“你和他说乡下就是整天派丁派粮，观音山出了老虎，自从他出门以后一连咬死过两个人，我们割山草现在不敢走得那么深入啦。山草割得少倒无谓，就是那些中央军呀，一过境就到你堂屋里来，看到灶头没山草，椅子也破来烧，那只三脚椅，本来请人配只脚就好用的，好死不死，给那些保安队劈去当柴火烧，三更半夜，你又怎敢出房来瞧一瞧呢？那只狗也给红烧了！他们一来，我把猪都拖到床下底呀，一言难尽就是了！你先生对他说，千万不可回来，乡下不成世界啦！”卧云居士一面听，点点头，这次不再写什么了，只在已写好的“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几个字旁画上圆圈。

荣嫂当他动笔时，心内有一个念头在起伏着，就不知道说好还是不说好，最后终于叹了一口气，沮丧地说：“你和他说，他在外头不可听信人言呀，也不知道外头的人把那事说成怎么样了。”卧云居士的眼睛不禁一亮 ， 微笑问道：“什么事啦！”荣嫂简直哭泣的声音回答道：“乡公所那个死鬼队丁老七咯，亚荣走后不够二十天，我从田里做完活走过官路，好死不死的，他走出来拉我一把，死不要脸讲些不三不四的话，喊了起来，有人赶来他才走开。”她的面上有一阵热潮，又叹息道：“在乡下现在倒没人讲什么闲话，就是他在外头，不知道听人家讲成怎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来了一封信就没有第二封，明明去了足三个月呀，去时是十一月二十六，现在三月都开初了！先生，你对他说我不是坏女人，我进了他谢家的门，就不会玷辱他谢家的神主牌。叫他在外头好的照料自己，不可吃生冷，一个月喝几次凉茶，现在就企望他在外头身子好，万一他有个三长二短，这个家就不像个家啦！”说到这儿，喉咙像给什么东西塞住，又落下泪来了，卧云居士叹息道：“别哭咯，香港地，不知道多舒服，你牵挂他做什么？还有么？”荣嫂摇摇头表示没有了！卧云居士就咳了一声，写下最后的几句：“贱妾素知自爱，多下强徒虽思非礼，惟贱妾矢志坚贞，恪守妇道，但蜚短流长，夫君万勿听信流言，在外一切珍重为要，两地平安。”最后，侧起头问她姓什么，荣嫂嗫嚅道“姓王”，他就写下“妻王氏敛衽”几个字。

    最后问地址写信封，荣嫂从腰兜里掏出一个纸团来，里面包着一封破旧的信，卧云居士勉强辨察字迹，发觉那上面写的是香港一条巷的“翠香茶居”留交，并没有直接通讯处。

    荣嫂放下钱，拿了信，揣在怀里，一路问着人家“先生，邮政局在哪里”，挑着空箩筐挤在墟期^①的人丛中，感到满怀温暖。

    这封信到了香港的“翠香茶楼”，连同其他信摆在台后的架子上，一直放了十多天，仍然没有人来取，那个每夜在附近街道上铺四张报纸睡觉、经常给大皮鞋踢醒的咕哩^①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也有的咕哩说，亚荣在香港捱不下去，已经回到乡下，说是思前想后，跟乡亲们上山也好。

（本文有删节）

【注】①墟期：集市，粤地方言。②咕哩：苦力，粤地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