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鼎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②早在7000多年前，我国就出现了用陶土制作的炊器——陶鼎。这一时期的鼎均为圆形，下设三足以支撑器腹，腹下加柴以烹煮食物。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钵形和盆形鼎。
      ③到了奴隶社会，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以青铜为原料制作的青铜鼎。其形状有圆有方，圆鼎三足，方鼎四足。《说文解字》中有这样的解释：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由于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炊具，并有站立平稳等特点，其地位便获得了提升。商周时期，统治者为了维系其政治体制，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鼎便成为祭祀上天和祖先的礼器。
      ④从鼎的装饰上来看，鼎的纹饰种类繁多，有饕餮纹、夔龙纹等。饕餮是一种神秘狰狞的怪兽，它是辟邪平安的象征。最有代表性的是司母戊方鼎，该鼎四面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彰显崇高壮美之气势。夔龙是传说中的一爪龙，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尊贵的象征。
      ⑤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华丽考究的青铜器铸造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与资源，通常只有统治阶级才有能力完成，鼎成为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相传夏禹治水有功，被拥戴为王，九州(代表中国各地)各部落领袖纷纷把他们的青铜献给夏禹。夏禹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座大鼎，用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朝，九鼎是代代相传的国之重器，鼎也就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
      ⑥自古以来，遇有政权变更、重大事件、盛大节日等，常习惯以定鼎、立鼎、赠鼎等活动形式来表达人们和平统一、团结发展的美好愿望。200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赠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团结宝鼎”。鼎圆禁①方，象征天回地方；鼎总重量约13吨，寓意13亿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共同奋斗，共谋发展，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⑦中国的鼎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承载着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中华儿女引以自豪的财富。
     【注】①禁：底座。

曹刿论战

《左传》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贞观政要》（节选）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①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 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②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

【注】①物：众人，此处指百姓。②斯须：片刻。

个人信息裸奔的互联网社会难以走远

    近期，《南方都市报》记者只花了700元，就买到了同事包括名下资产、乘坐航班记录、手机实时定位、手机通话记录等个人信息。这样的个人信息查询服务可谓“无所不能”，让每个人都成了“透明人”。更可怕的是，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查不出信息泄露发生在哪个环节，甚至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如果说媒体记者“以身试法”，700元买来同事的全套信息，是对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状况的极端展现的话，那么在平时，信息泄露是很多人的日常体验。我们不得而知，为了快递、出行、买房、就医所登记的个人信息，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奇幻漂流”。但无时无刻不在“骚扰”的电话显示个人信息被他人不合法的利用远超想象。每个人身处于某种信息裸奔之中，因此变得麻木。

    这种“麻木”表现在治理层面，则是信息保护“破窗效应”的进一步放大。南都记者曾向警方求助，警方也难以给出直接的解决方案——治理个人信息贩卖的薄弱可见一斑。除了个别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恶性案例，如“徐玉玉事件”，多数时候个人信息保护处于一种低效的窘境。如南都报道所示，个人信息贩卖平台并不隐秘，但相关部门就是拿它没办法，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无奈，又有多少治理滞后？

    互联网嵌入社会生活已越来越深，个人信息难免在网上留下痕迹。大数据改变了生活，也让每个人暴露在更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中。发达国家在信息社会勃兴前，一般都经历了立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过程。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互联网大潮来得更快，加上隐私权概念普及迟缓，信息保护步伐远远落后于互联网普及的进度，因此应该奋起直追，尽快补齐短板。

    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对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同样带来了诸多隐患。全国人大代表、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在谈及国家应尽早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时就提出，如果没有隐私保护，人们可能就不愿意上网，也不愿意推动“互联网+”进入各行各业，这对于国家推动“互联网+”战略不利。就此而言，避免个人信息的“裸奔”理应成为实施“互联网+”的基础。

    当前首要的是尽快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程。2003年，我国就开始起草《个人信息安全法》，2005年提交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意见稿，但11年过去了，这部法律的制定并没有更多实质推进。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形势更趋严峻，立法理当有紧迫感。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对信息保护也不能束手无策。当前诸多法律都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激发个人信息保护的执法活力、剔除维权障碍，同样不容忽视。

    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代表了一种硬实力，建立与信息收集规模和覆盖面相匹配的信息保护系统，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软实力。互联网社会再昌盛，缺乏个人信息保护，也必定难以走远。

（朱昌俊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年12月14日02版）

链接一：201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将对许多网上行为设立实名认证，旨在给网络营造一片安全、诚信的“清爽”空间。近年来，随着网络乱象频频出现，实名制已成大势所趋，微信、微博、支付宝、铁路12306等软件目前均已设立实名制门槛。此次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无疑意味着实名制的全面到来。匿名环境下，有的网友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而不担心承担后果，导致谣言、诈骗以及各种语言暴力横行。实名制提供了基本的追溯机制，使得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因技术的虚拟性而陷入无法追踪、无法追责的混沌状态。此外，实名制也能让种种违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摘编自新华社《网络实名制全面到来，如何保障我们的虚拟空间更“清爽”》）

链接二：结合《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实名制的纲领性规定，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实施细则，针对网络侵权案件可能遇到的执行难困境，可组建和利用专项民间基金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当前，“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是各领域在认证身份信息时普遍应用的系统。因此，要努力提高网络运营者的技术水平，实现“身份认证系统”与网站后台数据库的有效衔接。

（摘编自贾登勋、杜一冉《我国网络实名制的困境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