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都是不朽的作品，说它们不朽，无非是说它们比一般文学作品享有更长的寿命，而并不真具有哲学上“永恒存在”的意思。拿屈原的作品来说，汉朝初年的贾谊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今天，试找一位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来读一下，他们的感受总难达到贾谊的程度，即使这位青年也有深沉的苦闷，满腹牢骚。《红楼梦》也是一部名著，和《诗经》《楚辞》-样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五四”前后青年男女知识分子没有读过《红楼梦》的占少数，现在青年读《红楼梦》的比例显然要少得多。

    以上现象，借用电讯通讯的概念，可以称作“文化影响衰减”现象。远距离的通讯联络，讯号逐渐衰减，距离越远衰减越明显。为了防止衰减，中间设有接力站，使讯号得到增益。衰减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古人的处境与今人不同，古人的思想感受有与今人相同之处，也有与今人不同之处。世代相去越远，古今人感受的差别越大。

    中国哲学有极丰富的文化遗产，孔子、老子等思想流派到今天还有影响。我们常听人说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发扬孔子的哲学。也有人认为孔子的思想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关系不大，倒是有些保守思想是孔子哲学造成的。这两种看法都有根据，现在从文化影响衰减现象来看，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文化现象两千多年永远长寿而不衰减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影响长久不衰，完全是凭借了两次接力站的补充，得到增益的结果。第一次增益，西汉的董仲舒抬出孔子为号召，增加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建立了宗教神学，在他的带动下，中国哲学史上出现了全国性的第一个高潮。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而变革的，当董仲舒的哲学不能应付佛教、道教的冲击，孔子独尊的地位保不住了，宋朝的朱熹起了第二次接力作用，把魏晋隋唐时期已经趋于衰减的儒家振兴起来。朱熹把儒家学说变成儒教，形成了儒教经学。为了壮大自己，儒教吸取 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内容，从而丰富了儒家经学。

    经典文句是凝固的。他的影响会随着时易世变而衰减，但对经典的解释却可以随时改变、充实，使他免于衰减，记载孔子言行的可靠经典是《论语》，这部书不过一万多字，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来自各家的解释、阐发。朱熹的《四书集注》就经常用注释的形式来崇高、阐发自己的思想，为了取得权威性的理论根据，不得不抬出孔子作为招牌，以述为作，是古代学者通用的办法。辨明这个事实，就不难看清董仲舒的孔子是汉代的孔子，朱熹的孔子是宋代的孔子。“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打倒的不是鲁国的孔丘，而是经过朱熹改造的巩固封建社会的儒教。长久不衰的不只是孔子一家，道家老子也活了两千多年。道家老子也是一个招牌。

（摘编自任继愈《文化遗产的寿命》）

    我们读经典，要有人文情境参与其中。人文情境，是指阅读经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下面谈“学术情境”和“艺术情境”两点。

    学术情境就是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可从如下学术关系来考察。

    一是“博与精”。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读《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结合《诗经·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其学术背景是古老文化的生殖崇拜。博，才能“通”，通，才能达到“大方无隅”的境界。与博对应的是精，杜甫对作诗的要求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可谓精益求精。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二是“渐与顿”。古代经典示求实、求知、求真之法，分渐悟与顿悟两类。孔子授学以“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据《坛经》记载，禅宗五祖弘忍传法，弟子神秀最为优秀，作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柴房小僧惠能以为不佳，复作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明“渐”，后则倡“顿”，由此而被弘忍激赏，传衣钵予惠能，成为六祖。顿悟启迪智慧，激发主观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求实之上的精神超越。三谈“得与失”。学习经典，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老子是大智慧者，他曾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林语堂有一句情人节的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不要给她九十九朵玫瑰，而给她喜欢吃的饱饱吃一顿。这或许是故意歪曲老子原意，但这种求“失”，与孔子的“安贫乐道”、孟子的“舍利取义”思想是默契的。

用审美的心态去认识经典、理解经典，在阅读经典时得到审美的趣味，这种互为，是艺术情境。有人借用古代的“秋水蒹葭”“人面桃花”“红叶题诗”谈诗学中的执着、感逝与向往，非常形象而精彩。这三段故事也能借助阅读经典而达致艺术情境的进阶程序：《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之永恒追求，却对我们认识经典并付之实践，以倡扬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是有所启迪的。唐代诗人崔护的《人面桃花》写了一段情事，表现出一种对和美世界的回忆与反思，同样可以引喻为某种反省精神。《北梦琐言》记载一名宫女题写在红叶上的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原来这诗表现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人身自由的追求，而古人又将此加以演化，成为人生于困顿中振发的精神力量。

    艺术情境与学术情境的不同，在于创“形象”为“象征”。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指一位戍卒背井离乡的情境。“杨柳”已由一种植物形象化成“别情”的象征。

（节选自许结《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哲学是研究世界普遍规律的学问。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明认识世界的核心原理，有着自己关于“普遍性”的认识方式。“仁”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中的“一体”，就是对普遍的体认，但仁所确立的这种“一体”或“普遍”却有自己独特的意义。从根本上讲，“仁”是一种贯通差别的平等感，是在不取消差别的前提下的“不分别”，是在相互不同的个体之间建立起来的共同感。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仁”的确立方式和价值内涵，正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普遍性”的看法，这正是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所在。

    中国哲学是以天下共同体为基本视域的。中国的创生就是大一统的天下共同体秩序建立的标志。在这个统一体出现的同时，也诞生了一种价值关怀，这就是中国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核心关切的正是“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本身。其背后的支撑是天人相应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就是在说明一种好的政治秩序，必须顺应天人。天人之间则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德命观。而德命观也是一种历史观，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历史，都是天人互动的结果，中国哲学则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的原理化。

    中国哲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问题，即所谓对“传统”的创新问题，要讲的就是中国文明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道理，也正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道理，它强调历史根源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规定性，一方面历史发展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根源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历史根源的认识又必须不断地将历史的发展统摄于自身的根源当中，使历史在根源与发展的互动当中赢得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不断从根源中创造出新的主体状态和新的历史局面来。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是要从中国创生的那个时刻讲起的。诞生的主体取决于诞生后的成长对主体的确认，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从后思索”。成长不断赋予诞生以意义，而同时成长的意义也在这种赋予中不断诞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才是历久弥新、既久且大的中国，中国文明的传统才是苟日新、日日新的，是在不断创造中存续的。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正是对这种“生生”和“日新”道理的原理性揭示，因此，中国哲学就是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的揭示。

    根据这种原理，中国哲学的精神当然是对传统的保守，但却不是对传统的固守，而是在不断创造中保守传统，在不断生发中光复传统，这才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任何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理解，任何将保守和创造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没有把握住中国哲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核心原理，没有把握住古老中国“旧邦新命”的文明和历史的道理。

（摘编自《澄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几点偏颇认识》）

    中国书法是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影响下，一些书法作品片面追求书法的“线条质量”，甚至无底线地戏谑汉字，造成文本不可识读，丧失了对汉字、书法的基本尊重。一些学书者曲解“笔墨当随时代”之内涵，抛开传统，求新求异，频频写出“怪书”“丑书”，让业内人士摇头，让书法爱好者一头雾水。其实，“笔墨当随时代”的本意是希望艺术家能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非背离传统创造所谓的“新”笔墨、“新”面目。

    汉字天覆地载、严谨优美的造型结构，深藏着先民的美学智慧。不夸张地讲，了解中国书法中有关汉字的结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美学。不论是商周时期的金文，汉代的隶书，还是唐代的楷书，其结字原则都是拱向一个中心，书写时严格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笔画顺序，呈现出紧凑有序、大方得体、匀称美观的汉字形象。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险中求胜，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刚柔相济，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影响着书法的审美取向。因此，缺乏对汉字与文本的研究，就相当于丢掉书法之根，符号化的汉字线条终究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一些书法家见作品不见风格，真正能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并不多。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书者对古人书风的研习不足，从而导致创新不足。古人书风有千百种，学习时应抽丝剥茧，找到其中不变的精神为我所用。张芝、郑道昭等人书风强劲阳刚，有正大气象；欧阳询、黄庭坚等人书风儒雅纯正，耐人寻味；张旭、王铎等人书风气势恢宏，豪迈不羁。近现代，沙孟海书风沉雄朴茂，苍厚古拙，有金石之气；赵朴初书风儒雅隽秀，蕴藉内敛，有书卷之气……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异，个性突出。风格即人。这些书法风格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出新，在汲取书法优秀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有优长，值得学书者深入研究。

    书法风格是书法的艺术语言，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无外乎真、善、美，这也是所有学书者创作时都应坚守的审美标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还需进一步加深对书法审美情感的认识。书法审美情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审美情感，另一种是理性审美情感。两种情感之间呈递进和互相深化的关系，没有感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无法创作出有高度的作品。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递进情感，一般总是由初始对书法的兴趣进而步入到对书法的理性把握，这是一个对书法贯穿始终的，甚至是周而复始的认识过程。因此，再难的字体、字帖，最终临习到手总归不是太难，但要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则非尽毕生精力与功夫不可。

    当然，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情感的表现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中最高级的东西，即真实纯净的情感，常常是理性审美情感与感性审美情感的交辉。所以，当书法进入到创作实践中时，所谓“灵感”往往是一种触发；所谓“激情”，则是一种唤起。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提升书法审美认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摘编自刘锁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材料一：

“自然写作”一词肇始于西方生态批评的兴起，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格罗特菲尔德曾在《生态批评读本》中有所涉及，另一位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提出“自然写作”的概念。他说：“自然写作，可以简洁地定义为‘一种非虚构的文学写作，它提供关于世界的科学考察；探索个体人类观察者对世界的经验；或者反映人类与其所在星球关系之政治和哲学涵义’。自生态批评运动开始阶段起，尤其是在我说的第一波生态批评中，中心兴趣便是自然写作。”

布伊尔这里所说的“自然写作”，是针对人为的“艺术写作”而言的纪实自然考察与个体经验的一种文学形态，诸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之类。但真正的“自然写作”则是一种包含“环境取向”的写作。诚如布伊尔在另外一部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与美国文化的形成》中所言，这种“环境取向作品”的标准要素是：1.非人类环境的在场并不仅仅是一种框定背景的手法，这种非人类环境的在场实际上开始向人们宣示：人类的历史必然被融入自然之历史；2.在环境取向的作品中，人类利益并没有被视为唯一合法的利益；3.人类对环境负有责任，这是文本伦理取向的重要组成；4.这种自然取向的文本中隐含这样一种意识：自然并非一种恒定或假定之物。

这就在实际上批判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与“艺术中心论”，而使自然写作走到与传统文学艺术平等的地位。可见，“自然写作”即是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写作，它是“自然文学”的另一种表达。显然，这是对于工业革命“人类中心”、“艺术中心”与“理性中心”的抛弃与评判。

“自然写作”在西方是一种后现代时期对于工业革命进行反思与超越的写作，是20世纪中期的产物，但在中国却是具有原生性的文化形式。因为，中国作为农业古国，以农为本，遵循“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力倡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立场。儒家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则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释家则言“众生平等”。这种“共生”的哲学观念必然导向人与自然平等的“自然写作”。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写作”进行全面理论论述的，是《文心雕龙》。它在《原道》篇中提出文来源于“自然之道”的论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所说的“自然”既包含大自然，也包含人对于自然的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表现。“自然写作”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典范之作《文心雕龙》中，由全书的首篇《原道》揭示出来，也具有全书之核心的意义。

（曾繁仁《“自然写作”：人与自然共生》）

材料二：

由于疫情，很长时间每天都几乎处于封闭隔离状态，每个人都赤裸裸地面对自然的生命生存状态。如此真实处境使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越来越让人关注，这也许将成为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的新时代。生态意识、环保理念、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逐渐成为新常态。

人应该与动植物、神、自然界和谐平等共处，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这样一种理念，与天人合一思想契合，也接近当代生态学的一些观点。比如当代生态学特别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循环系统，每一样物种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具有一种默契的平衡。

爱默生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特别提倡自然文学，惠特曼和梭罗都是他的弟子。爱默生曾经强调：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大自然。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神庙里镌刻的一句格言。研习大自然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终于醒悟人类再也不能自大，不能自我中心主义，人不过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应该平等对待其他物种，与之和谐共存。

我对没有过自然生活经验的诗人，从来持怀疑态度。对于诗人来说，童年的经验极为重要，保存其最初的精神种子或者说初心，这是一些看似寻常普通的人最终成为诗人的奥秘。此外，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家园，从小就受到大自然熏陶，是人性健康的必要条件。在自然中生活的最初经验感受，确保了很多诗人有更广阔包容的胸襟和开放精神。古典诗歌里花草植物出现数量很多，《诗经》就完全是“群芳谱”，宋词也特别多以花草拟人的篇章，人和花草相互对应生辉，说明那是一个何其自然葱郁的和谐世界。

所以，自然写作，我理解就是要将这样的自然理念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受到熏陶，具有一种生态意识，继而在生活中自觉地践行科学的环保的理念。在这一点上，诗歌从来在文学中有引领作用。

（南君《自然写作中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