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南方高原上人口分布最广、历史文化最深厚的古老民族之一，彝族有着丰富的祭祀和礼仪文化体系。其中有一项古老而神秘的祭祀表演，就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称作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彝族古戏“撮泰吉”。

    “撮泰吉”系彝语音译，“撮”意是“人”，“泰”意为“变化”，“吉”意为“游戏、玩耍”，连起来讲就是“人类演变的戏”，简称“变人戏”。每年阴历正月初三到十五是“撮泰吉”演出的时段，演出目的旨在扫除人畜祸患，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逢演出期间，活动多集中在夜晚，地点则以本村寨为主，有时也会受邀到附近的村寨演出。如今“撮泰吉”演出在大多数地方已经失传，唯有威宁的裸戛村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学界一般认为，“撮泰吉”属于古傩戏的一种。傩戏是多种宗教文化混合的产物，透过弥漫着宗教色彩的戏剧窗口，我们可以窥视到多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风貌、古风民俗。然而，“撮泰吉”的传承在当下仍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是表演者的后继乏力。“撮泰吉”的传承秉持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原则，但相比从事傩戏表演，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宁愿选择经济效益更显著的外出务工，长此以往，势必发生传承者的断层。其次是投入上的紧缺。据威宁县非遗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财政投入过少，保护意识淡薄，文化理念落后，常常导致“撮泰吉”的保护丧失动力。再者，专业人才的匮乏和研究队伍的不稳定也不利于“撮泰吉”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撮泰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就天然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或资本价值。因此对“撮泰吉”的保护并不是作博物馆标本式的封存，而是以活态的形式，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以融入时代的发展之中。管理部门应当明确自身职责，在加大监管和投入力度的同时，也要形成强烈的宣传意识和有效的运作机制。社会方面应积极寻找“撮泰吉”与当代文化的合作开发路径，譬如舞台展示的改进、依附于民族节日进行外向式开发以及和旅游产业的融合等等。这些举措对于“撮泰吉”的生存和生长都将是关键而必要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撮泰吉”的保护，其研究工作却更须谨慎而行。“撮泰吉”虽然存活于崇山峻岭之中，长期与世隔绝，很晚才揭开其神秘面纱，但如今在多方的关注下，仍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异。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尤须谨慎“辨伪”，仔细甄别传统沿袭的原生态“撮泰吉”和经过讹误扭曲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做好“撮泰吉”的传承工作，避免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偏离客观认识的“泛傩现象”。唯有立足本土和本民族进行研究，防止从案头到案头的泛泛之谈，才能真正澄清发生在“撮泰吉”认识上的种种误区，阐明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戏剧发生学上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8日10版）

纸马爷

邵火焰

纸马爷从十二岁开始学扎纸马，这一扎就是六十多年。

纸马爷一生扎得最好的纸马，是他去世前半年扎的一座“都市花园”，看过的人都说，那简直就是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的浓缩版，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所有的设施，纸马爷的“都市花园”里都有，而且活灵活现。

人们只看到了“都市花园”扎功的精湛，并不知道纸马爷为扎这座“都市花园”所付出的艰辛。纸马爷是在去了一趟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后，才产生了要扎一座一模一样的“都市花园”的想法的。黄州城都市花园小区是黄州城最高档次的小区，小区里的别墅群，游乐场，假山凉亭，休闲广场，音乐喷泉……无不让纸马爷心动。纸马爷有自知之明，这一生是不可能住在这仙境般的地方的。纸马爷想，如果死后真有阴间存在，扎一套纸马岂不就梦想成真了。心动的纸马爷于是开始了“都市花园”的“兴建”工作。

那段时间，村里人看到纸马爷隔不了几天就要去趟黄州城。纸马爷是去熟悉小区的方位，建筑结构，颜色布局等情况的，这样扎起来才得心应手。有人就笑他说：“纸马爷，你怎么老往城里跑，是不是城里有个老相好等你去约会啊？”

这话还真触动了纸马爷的心思，唤起了他甜蜜的回忆。纸马爷还真有那么一个老相好，不过那不是在城里，是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纸马爷年轻时，和邻村的兰妹子好上了，他们瞒着大人偷偷地约会，纸马爷和兰妹子经常手牵着手在那片小竹林里相拥而坐，憧憬着未来美好的日子。可是后来纸马爷托媒人去兰妹子家提亲时，没想到兰妹子的父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很明确：他一个扎纸马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兰妹子后来嫁给了一个煤矿工人，几年以后兰妹子的丈夫在一次矿难中遇难，兰妹子没再嫁人，一个人把儿子拉扯成人了。纸马爷也没有再找人成家，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纸马爷经常暗中接济兰妹子。纸马爷扎“都市花园”时脑海里就不时会浮现出兰妹子的身影。

纸马爷的“都市花园”历时五个月才竣工的。竣工那天，纸马爷偷偷去看了一趟兰妹子，回来后一个人在家自斟自饮，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纸马爷喃喃地叫着兰妹子……

随着上门欣赏“都市花园”的人的增多，“都市花园”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黄州城以及周围的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纸马爷的这件精美绝伦的作品。于是就有看上了这件作品的人找上门来。

最先上门的是乡长，乡长的父亲去世了。乡长的父亲去世前到纸马爷家看过“都市花园”，去世前留下的遗言是，要儿子无论如何烧一座这样的“都市花园”给他，不然死不瞑目。乡长派人来好说歹说，纸马爷就是不答应，后来乡长亲自带着村长上门，纸马爷的回答同样斩钉截铁：不卖。乡长问，你平时一件纸马卖多少钱？纸马爷说，五十到一百不等。乡长咬咬牙说，“都市花园”我给你一万，你卖不卖？纸马爷的回答还是两个字：不卖。

“都市花园”连乡长都没买去，这更增添了“都市花园”的身价。几天以后，村里开来了一辆宝马轿车，据说是一个建筑老板来了，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来买纸马爷的“都市花园”，老板看了一眼“都市花园”后，拿出一包钱扔在桌上说，这是10万，购买你的“都市花园”。围观的村民们吃惊地瞪圆了眼睛，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满以为纸马爷会兴奋地点头，可是纸马爷说，甭说10万，就是100万我也不卖。

村里人都在摇头，说，这纸马爷老糊涂了，10万啊10万，在村里完全可以盖一座二层小洋搂……

有人就问纸马爷，别人出这么高的价你不卖，你是不是想留给自己住啊？

纸马爷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村里人背后都说他是一个老不开窍的傻瓜。

纸马爷也不计较别人怎么嚼他，每天依旧扎他的纸马，除了“都市花园”不卖外，他的其他的纸马销路很好。

人们都在拭目以待，想看看他的“都市花园”最终的结果。

这天，有个小伙子上门来了，说他奶奶去世了，要买一套纸马，小伙子看上了一套冰箱彩电轿车齐全的纸马，可是纸马爷不卖，纸马爷作出的决定令小伙子目瞪口呆：你把这座“都市花园”拿去吧。小伙子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说，可我出不起那么高的价啊。纸马爷说，我一分钱也不要……

这下轰动了村里，人们怎么也解不透这其中的缘故。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送出“都市花园”的第二天，纸马爷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纸马爷竟然是无疾而终，死时面带微笑。

纸马爷死前心里亮堂着呢：那小伙子的奶奶就是兰妹子，纸马爷在“都市花园”里的一座别墅里卧室的床上扎了两个小人，那就是他和他的兰妹子。

京剧流派艺术怎么“传”与“承”

刘连群

    ①流派传承，传是传递，承是承续。不传即不能流动，不承则无以成派。

    ②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京剧史也是众多艺术流派孕育、形成、涌兴、流布的历史，而传承贯穿着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即使是草创流派，也是要从前人那里传承的，这属于艺术延伸链条的前后衔接环节。流派的传承一旦中断，就只能是失去舞台生命的艺术遗产了。

    ③由于流派在京剧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关流派传承的研究、探讨乃至争议从未停息。实践证明，流派传承有着自身的规律与特性。

    ④流派作为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必须得到客观的认可，包括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后学的争相追随，传承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不论你多么新颖、独特，也无传承可言，这也证明了凡被传承的流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⑤随着科技手段的发达，各门学科的教学方式均已大为改观，而京剧却仍然主要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来进行教学，新技术、新工具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是由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演唱的咬字、发声、行腔和气口，身段和武打的造型、力度、节奏，内中构成韵味、韵律的精微变化，是任何曲谱和身段图都标不出来的，只能通过老师的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并辅以反复示范，学生才能稍有领悟。而流派传艺属于教学的高级阶段，又深藏独家奥妙，就更非如此不可了。于是在当代新型的师生关系之外，同时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的感情因素，传者是否心甘情愿地倾囊相授，其效果大不相同。

    ⑥由浅入深，从低到高，入门“归路”如书法的描红、临帖，逐步掌握本派技法，目标先是要“像”，然后从形似达到形神兼备，就是深造有成了。关于学流派要“像”的问题，前些年多有论者引用齐白石老先生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前一句肯定了“学”的必要性，无可争议；后一句则容易引起误解，在“学”的过程中，“似”是阶段性成果，怎么就会“死”了呢？“像”比“似”更进了一步，岂不必“死”无疑吗？后果如此严重，如不加分析地用之承学，极易造成迷惑和动摇。我想，老先生的原意是反对以“似”为满足，不思创新、进取。这固然不错，但断章取义则会忽视“学”的阶段性，而且借用到京剧流派上来，又需另加斟酌，这便涉及流派传承的多样性了。

    ⑦京剧表演不同于书画，“工具”就是演员的身体。由于生理条件的差异，善学者往往根据自身条件与流派的距离远近，在传承时有贴近或掌握技法后另谋一帜之分，如余派，孟小冬近乎前者，杨宝森属于后者，同样学余的谭富英、奚啸伯则又另有变化，他们在“学”与“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同样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近年有一种观点称：“学余叔岩最好的是杨宝森，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片面地以是否独树一派定高低，以剥离为目的，恐怕原汁原味的余派、谭派、梅派以及程派等传统流派就都要断档了。况且，当前讲流派传承，带有强烈的抢救性质，有些重要流派后继乏人，就更不可忽视承学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了。

（选自2012年第10期《社会科学论坛》，有删改。）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

周国平

    叔本华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

    无聊的前提是闲。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和互联网乎?面对屏幕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胀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踏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仍会找些事做，尽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份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本文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醉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道德的本质不是远离“得”，而是要学会如何在处理现实复杂利益关系中获得正当性；道德的完满也不是不要“得”，而是能够自如地运用符合“德”的方式去“得”。儒家“孝”伦理发展到“德”的阶段，便在个体自身内部完成了“孝”的内化，但这只是抽象地完成。儒家“孝”伦理的意义与价值，决不仅仅是精神的自我完成，而是“外化为他物”。这种现实外化就是“得”，就是使儒家“孝”伦理能够更有效地干预现实社会生活。“得”是儒家“孝”伦理逻辑运行的目的。但“得”的实现与获取也不能偏离伦理的逻辑。

    在儒家“孝”伦理中，“德”与“得”互相投射，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逻辑结构。第一，“得”必须有“德”。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为孝行而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孝子不乏其人，这种认可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嘉奖：在物质上能够获得上层的封赏，比如对孝子实行放免赋税的优惠等；在精神上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孝子们被旌表门间、载入史书，甚而能够因为孝行被速入官，反之，如果有不孝者，则被除名削身，永世不得续用。

    第二，“德”必然能“得”。舜因何能贵为天子，因为舜是大孝之人，德行高远。而且这种大德能使老百姓受益，自然就会受到上天的保佑，所以大德之人必然会“得”。“德”不以“得”为目的，但“德”却必然有“得”的报答。父子是血亲相连的天伦关系，如果孝敬双亲是为了赢得孝子的美名和求得功利，则损害了亲亲之情，使人失去最基本的情感依托。所以，“得”并非最终目的，只是在进行价值预设时，人们确信孝子必然会得到好的归宿。所以，在主观动机上，“德”并非为了“得”；但在客观效果上，“德”却必然“得”。

    第三，有“德”就是“得”。孝的根本是对父母的血缘情感的真实流意，而不是出于机心和利益，那种对自然本真的背离会导致孝的矫揉造作。特别是汉代以来，越来越多外在的物质利益附加在孝上面，使孝越来越远离人性的自然。而孝本该是为人子女良善本性的流露和自然天性的表达，有父母可以供养就是福气，就是大“得”。孝是道他的始源，是源自人的真性情。这种发自内心的亲爱父母之情是对父母养育之思的感念和追思，是儒家“孝”伦理深刻的情感基础。人们为了孝敬父母而孝敬父母，不掺杂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

    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过程解决的是孝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得失问题，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儒家“孝”伦理逐步形成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王健崭《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