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以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人已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小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察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到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哦，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关于物种起源的问题，如果一位博物学家，对于生物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它们的胚胎关系、地理分布以及在地质期内出现的程序等等事实，加以思考，那么，我们可以推想得到，生物的种和变种一样，是由以前别的种演变而来，而不是分别创造出来的。这个结论即使很有根据，但如果不能说明地球上的无数生物怎样经历变异而达到它们极其完善的构造和相互适应，仍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一般博物学家，常以外部环境如气候、食物等等作为唯一可能引起变异的原因。就某一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像啄木鸟的构造，它的足、尾、喙、舌如此巧妙地适应于捉取树皮里面的昆虫，仅仅归因于外界的条件是不合理的。又如槲寄生，它生长在某几种树木上以吸取养料，需要鸟类传布它的种子，更因为它是雌雄异花，必须依赖昆虫才能完成传粉作用。如果我们仅仅以外部环境，或植物习性的影响，或植物本身的倾向，来解释这种寄生植物的构造以及它与其它几种生物的关系，必然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①儒家士大夫的社会身份是由“士”与“大夫”构成的，他们需要承担“士”的文化创 造和“大夫”的政治管理两个不同的社会职能。

②儒家士大夫首先是“士”，即从事文化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学者群体。作为学者文人的 士，他们往往要从事价值建构和知识创造。“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者群体，并不依附于 某一种具体的政治集团，故而他们秉持的思想视角、政治倾向有一定的超脱性。作为一个相 对独立的知识群体，他们的政治观念、思想形态往往体现出超现实的甚至是理想主义的色彩。

③但是，儒家士人还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能够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成为“大夫”。他 们意识到，必须参与到“治国平天下”的系统，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创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 想。所以，儒家士大夫特别希望与封建君王展开政治合作，参与到封建君王主导下的政治体 系与经世治国活动中去。而士人一旦分享了封建君王的权力成为“大夫”后，就成为朝廷命 官，进而在国家政治上承担起相应的政治治理责任和社会责任。

④儒家士大夫拥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就需要承担文化创造和政治治理 的不同职能。因不同的思想视角、社会立场而拥有不同的价值理念，最终又形成了儒学内部 的多元思想和不同学派。儒家士大夫既可能因为坚持“士”的书生气而追求理想主义和价值 理性，故而与君王产生矛盾、形成冲突；也可能因追求“大夫”的立功而坚持现实主义和实 用理性，并在追求政治功利的过程中与君王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由此可见，尽管儒家士大 夫是思想信仰大体一致的社会群体，但由于这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体对“士”与“大夫”不同 社会身份的认同、不同思想视角的认识偏重，在思想观念、社会职能上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 有很大差别，从而形成了内部分歧很大的不同思想体系和派别。儒学内部的思想形态和各学 派之间的差异，根源于儒家士大夫拥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在两千多年的儒 学衍化中，出现了许多思想与学术的分野，产生了不同形态的儒学，如果追溯源头，均与 “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认识偏重有关。

⑤汉代以后，统治者的“独尊儒术”只是让一部分儒者步入庙堂，成为国家政治的组成 部分，其学术思想也成为了国家学术和官方意识形态，使儒学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政治功能。而另一部分儒家学者则留在民间，他们主要在民间继续从事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对于这两种 儒学，学者们分别称为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显然，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的分野表现出儒家 士大夫对“大夫”与“士”的不同职责的强调。庙堂儒学的学者倾向于“大夫”的政治责 任，所以，他们关注儒学的政治功能，注重儒学体系中有关典章制度、国家治理、社会教化 等涉及经邦济世的社会功能。山林儒学的学者倾向于“士”的学术情怀，关注儒学的思想创 造和文化批判。

（选自2017年4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日规

汪曾祺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可是，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大家都知道高教授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联大学生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他很勤奋。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为他有才能，有见解，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高教授很高兴。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广，但是并不孤僻。有时他的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这是一个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谓“做”，其实很简单，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院墙是土墙，是很容易钉进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这是蔡德惠的钟表。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后来坏了，他就一直没有再买——也买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不会差错。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寸阴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选自《汪曾祺小说自选集》，有删节）

做人民需要的学问

肖伟光

    ①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古人做学问，特别注重“经世致用”。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要强调“管用”，做人民需要的学问。

    ②做人民需要的学问，就得走出书斋，走进实践，为人民立德立言。《论语》有载，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与状态，用通俗的语言指导他们如何尽孝、如何为政、如何行仁。他还将“六艺”传播到民间，是将学问带出“象牙塔”的典范。这对于今天如何做学问仍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③然而在现实中，有的学术研究陷入自我循环，一些所谓的“学术成果”，材料似曾相识，观点人云亦云，一看便知属于闭门造车；还有一些人不甘心坐冷板凳，不潜心做真学问，而是热衷于做学术“明星”、网络“红人”。凡此种种，都不是研究的大道、学术的正途，都不可能做出真学问。

    ④习近平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只有切合时代需要、满足人民需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才能写进群众心坎里、发挥应有作用。

    ⑤学问一词源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学问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做人民需要的学问，贵在“知”，即思想的创新；更贵在“行”，即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北宋学者范仲淹不仅潜心学问，而且开创了义庄慈善事业。这种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学者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带领10万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他每年进山“务农”超过200天，帮助山区农民增收28.5亿元，成为村民们眼中的“科技财神”。

    ⑥在新时代，做学问的实质在于从学术的角度总结、提炼和发展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实践经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切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⑦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选自2019年3月8日《人民日报》）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成了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汇聚了沪、京、津等许多大城市的诗人，也集中刊发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1932年诗坛刮起“戴望舒旋风”，其诗论被现代诗派奉为金科玉律。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现代派诗歌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晶，它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

    在上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现代派诗人是都市的漂泊者，又是一代寻梦者。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象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的影响，魏尔伦的《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与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很好地实践着戴望舒所主张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演变都是历史的必然。它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选自《理论观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