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玳瑁

鲁 彦

净洁的白毛的中间，夹杂些淡黄的云霞似的柔毛，恰如透明的妇人的玳瑁首饰的那种猫儿，是被称为“玳瑁猫”的。我们家里的猫儿正是那一类，父亲就给了它“玳瑁”这个名字。

它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家里，我不很清楚，据说大约已有三年光景了。父亲给我的信，从来不曾提过它。在他的理智中，仿佛以为玳瑁毕竟是一匹小小的兽，比不上任何的家事足以通知我似的。

当我去年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和玳瑁的感情了。

每当厨房的碗筷一搬动，父亲在后房餐桌边坐下的时候，玳瑁便在门外“咪咪”地叫起来。这叫声是只有两三声，从不多叫的。它仿佛在问父亲，可不可以进来似的。

于是父亲就说了，完全像对什么人说话一样：

“玳瑁，这里来！”

我初到的几天，家里突然增多了四个人，在玳瑁似乎感觉到热闹与生疏的恐惧，常不肯即刻进来。

“来吧，玳瑁！”父亲望着门外，不见它进来，又说了。

“小孩一样，看见生疏的人，就怕进来了。”父亲笑着对我们说。

但是过了一会，玳瑁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经跃上了父亲的膝上。

“喏，在这里了。”父亲说。

我们弯过头去看，它伏在父亲的膝上，睁着略带惧怯的眼望着我们，仿佛预备逃遁似的。

父亲立刻理会它的感觉，用手抚摸着它的颈背，说：“困吧，玳瑁。”一面他又转过来对我们说，“不要多看它，它像姑娘一样的呢。”

我们吃着饭，玳瑁从不跳到桌上来，只是静静地伏在父亲的膝上。有时鱼腥的气息引诱了它，它偶尔伸出半个头来望了一望，又立刻缩了回去。它的脚不肯触着桌。这是它的规矩，父亲告诉我们说，向来是这样的。

父亲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玳瑁便先走出门外去。它知道父亲要到厨房里去给它预备饭了。那是真的。父亲从来不曾忘记过，他自己一吃完饭，便去添饭给玳瑁的。玳瑁的饭每次都有鱼或鱼汤拌着。父亲自己这几年来对于鱼的滋味据说有点厌，但即使自己不吃，他总是每次上街去，给玳瑁带了一些鱼来，而且给它储存着的。

白天，玳瑁常在储藏东西的楼上，不常到楼下的房子里来。但每当父亲有什么事情将要出去的时候，玳瑁像是在楼上看着的样子，便溜到父亲的身边，绕着父亲的脚转了几下，一直跟父亲到门边。父亲回来的时候，它又像是在什么地方远远望着，静静地倾听着的样子，待父亲一跨进门限，它又在父亲的脚边了。它并不时时刻刻跟着父亲，但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的进出，它似乎时刻在那里留心着。

晚上，玳瑁睡在父亲的脚后的被上，陪伴着父亲。

我们回家后，父亲换了一个寝室。他现在睡到弄堂门外一间从来没有人去的房子里了。

玳瑁有两夜没有找到父亲，只在原地方走着，叫着。它第一夜跳到父亲的床上，发现睡着的是我们，便立刻跳了出去。

正是很冷的天气。父亲记念着玳瑁夜里受冷，说它恐怕不会想到他会搬到那样冷落的地方去的。而且晚上弄堂门又关得很早。

但是第三天的夜里，父亲一觉醒来，玳瑁已在床上睡着了，静静地，“咕咕”念着猫经。

半个月后，玳瑁对我也渐渐熟了。它不复躲避我。当它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着它的颈背，它伏着不动。然而它从不自己走近我。我叫它，它仍不来。就是母亲，她是永久和父亲在一起的，它也不肯走近她。父亲呢，只要叫一声“玳瑁”，甚至咳嗽一声，它便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溜出来了，而且绕着父亲的脚。

有两次玳瑁到邻居去游走，忘记了吃饭。我们大家叫着“玳瑁玳瑁”，东西寻找着，不见它到来。父亲却猜到它那里去了。他拿着玳瑁的饭碗走出门外，用筷子敲着，只喊了两声“玳瑁”，玳瑁便从很远的邻屋上走来了。

“你的声音像格外不同似的，”母亲对父亲说，“只消叫两声，又不大，它便老远地听见了。”

“是哪，它只听我管的哩。”

对于寂寞地度着残年的老人，玳瑁所给与的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我觉得。

六月四日的早晨，我带着战栗的心重到家里，父亲只躺在床上远远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牵着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抚摸。他的手已经有点生硬，不复像往日柔和地抚摸玳瑁的颈背那么自然。据说在头一天的下午，玳瑁曾经跳上他的身边，悲鸣着，父亲还很自然地抚摸着它，亲密地叫着“玳瑁”。而我呢，已经迟了。

从这一天起，玳瑁便不再走进父亲的以及和父亲相连的我们的房子。我们有好几天没有看见玳瑁的影子。我代替了父亲的工作，给玳瑁在厨房里备好鱼拌的饭，敲着碗，叫着“玳瑁”。玳瑁没有回答，也不出来。母亲说，这几天家里人多，闹得很，它该是躲在楼上怕出来的。于是我把饭碗一直送到楼上。然而玳瑁仍没有影子。过了一天，碗里的饭照样地摆在楼上，只饭粒干瘪了一些。

第五天早晨，母亲才发现给玳瑁在厨房预备着的另一只饭碗里的饭略略少了一些。大约它在没有人的夜里走进了厨房。它应该是非常饥饿了。然而仍像吃不下的样子。

一星期后，家里的戚友渐渐少了。玳瑁仍不大肯露面。无论谁叫它，都不答应，偶然在楼梯上溜过的后影，显得憔悴而且瘦削，连那怀着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

一天一天家里愈加冷静了。满屋里主宰着静默的悲哀。一到晚上，人还没有睡，老鼠便吱吱叫着活动起来，甚至我们房间的楼上也在叫着跑着。玳瑁是最会捕鼠的。当去年我们回家的时候，即使它跟着父亲睡在远一点的地方，我们的房间里从没有听见过老鼠的声音，但现在玳瑁就睡在隔壁的楼上，也不过问了。我们毫不埋怨它。我们知道它所以这样的原因。

现在距我们离家的时候又已一月多了。玳瑁应该很健康吧？我希望能再见到和父亲的灵魂永久同在的玳瑁。

（选自《故乡的梦》，有删节）

    正解与误读是阅读阐释中经常碰到的是非之争，两者难解难分，又必解必分。读者的正解往往是在不断克服误读的过程中获得的。

    关于误读，阅读学界存在着真误读和假误读之辨。中外一些学者认为，误读永远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一种规律性现象。美国耶鲁大学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曾连续发表四部著作，系统论述了“诗的误读”：“一首新诗总是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及其伟大作品释读的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释读，它不在于对某一具体作品的释读实际发生与否，它实际上是指一种接受影响与打破影响，继承与创新的悖谬状态。”我国清代纪昀说：“郢书燕说，固未为无益。”现代钱钟书说：“作家原作叙事抒情本无彼意，然读者却在阅读中出现创造性的误解，悟出确有引人入胜的彼意，并为更多的读者所认可。”三家所说的“特殊性释读”“合理性误读”“创造性误读”显然是指读者释义对作者原意的超越或对传统释读的突破。由此，对“误读”引出“反误”和“正误”两种分法：“反误”指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本穿凿附会，随意歪曲，既不合作者的原意，也不切作品的本意，那是真误读；“正误”指读者的理解和作者原意相抵牾，但切合作品的实际，使文本意义增值，这是假误读。我们认为，把不同于作者原意的多元阐释归入“误解”的范畴是不妥的，正就是正，误就是误，不必对误解分正反，不存在“正确的误解”。将“合理性误读”和“创造性误读”作为“假误读”的修辞来运用，未尝不可，但把“正误”作为阅读学的概念和常规就不够科学了。超越作者，超越文本的“增解”“异解”和“批解”是典型的“个性化理解”，不宜说成“正误”，而应说成“正解”“精解”或“圣解”。在文章和文学的个性化阅读中，必须严格区分错误解读和正确解读。真正的误读、曲解、歪批、胡吹算不得个性化阅读。本文所论的“误读”是与“正解”相反的真误读，不包含所谓“正误”的假误读。真误读，作为阅读病态大有研究其病理的必要。

    文章阅读疾病与文章本体疾病、文章写作疾病有所不同，它与文学阅读疾病也有差异。文章阅读疾病，发生在阅读的认知、理解、欣赏、评价、表达、迁移各个环节，也出现在辨体、感言、人情、得意、运思及物等各个方面；若分类别，它既有阅读生理的、心理的、行为的疾病，又有阅读知识的、方法的、情志的疾病。不仅处于学习性阅读阶段的普通读者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且进入创造性阅读阶段的专家读者也难免犯自由化误读的毛病。文章阅读病理研究是专门探讨读者在阅读全过程中阅读心理和行为的病症及其医治的一门阅读分支学科，目的是求得学校阅读教学和社会读书活动的健康生存和科学发展。

（摘编自曹祥芹《文章阅读学》，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两只鸡

周绍国

    快过年了，我问老婆今年去谁家过年。

    “这新装修好的家多舒服，就在城里过，谁家也不去。”老婆答道。

    “要是老人们催我们回去怎么办？”我追问。

    “就说你要加班，孩子要补课。我妈已打过电话，我就这么说了。”

    “好，我家要是催我们回去过年，我也这么说。”

    确实也不好回乡下过年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正在把城乡变成银色世界。

    老婆接着发起了牢骚：“特别是你老家，到处都是沟沟汊汊，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再一下雪，烂泥跟胶似的，脚都挪不动，能把人困死，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说：“你老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山窝子，除了山还是山，地无三尺平，打瓶酱油都得累出一身臭汗。”

    老婆不服气：“打住，我怎么一提到你家，你就马上扯我家呢？”

    我回了一句：“本来就是，如果有一家条件好的，我们都会回去过年！”

    我和老婆正在相互控诉老家的闭塞落后呢，岳母却顶着一身雪推开我们的家门。老婆吃惊地说：“妈，这大的雪天，你咋来了呢？”

    岳母说：“养了两只大公鸡，准备你们过年回家吃的，你说忙，回不了，我就给你们送来了。”我说：“妈，我们年纪轻轻的，还劳你想着，叫我们怎么过意得去。”岳母说：“你们过年不回家，我们心里不落忍。”望着岳母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山路送来的鸡，我和老婆心里挺愧疚。

    要说岳母送来的两只大公鸡，真是虎虎生威，进门就把我们家当家了，一点也不生分，每到一个时辰就二重唱，叫声高亢嘹亮，整栋楼就跟一个鸡笼子似的，弄得不时有人来敲门抗议。我说：“要不杀了？”老婆说：“你看这两只鸡长得多招人喜欢，妈喂它们，一定下了不少工夫，像妈的孩子似的，你忍心这么快杀了？”我知道，这并非老婆不杀生，而是对亲情的一种留恋。我说：“那就放楼下储藏间。”老婆就恋恋不舍地将两只鸡放到了储藏间。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去储藏间给两只鸡喂食。储藏间的门却大敞着，两只鸡没了踪影，显然是被人偷了。我跑上楼对老婆一说，老婆疯了似的满小区找，大有不找到不罢休的架势，最后老婆是被我硬拉回家的。她呆坐在沙发上，心疼地说：“哪怕偷点其它东西也好，干嘛非偷鸡，叫我们咋对得起妈呢？”是啊，这两只鸡不仅来之不易，而且还带着岳母一片心意，已不是两只普通的鸡，却在我们手上被偷了。家中笼罩着一片痛惜的气氛。

    这时我爹打电话来，叫着我的小名说：“七斤，你们啥时候动身回家过年，有什么笨重东西需要我先捎走的没有？”自从去年我按揭买房，爹为了帮我们还房贷，就从乡下老家进城来收废品，由于小区不让乱堆乱放，爹就在城郊租一间小屋住，离我们不太远，时常过来问寒问暖或买一些吃食送来。爹现在要回家备年货。我按照预先商量好的话回答说：“爹，我得加班，孩子要补课，不回家过年了，也没什么东西要捎的。”爹一听，不高兴了，说：“真是白养你了，连顿团圆饭都不陪我们吃，这个年还过个什么劲！”我想对爹说几句安慰话，爹却说要赶车，把电话挂了。

    爹打过电话有一个多小时，我估计早坐车走了，没想到爹却气喘吁吁地来敲门。我说：“爹，你不是说要赶车吗？”爹说：“你不想着我们，我还想着你们呢！车站前有个小毛孩卖鸡，我见是两只地道的草鸡，就买了送来，给你们过年尝鲜。”老婆见爹送鸡来，强装笑脸过来与爹打招呼，看见爹上身外衣扣子全没了，忙问：“爹，你衣服咋啦？”爹说：“买鸡时有个人仗着腰粗想顶事，我没让，相互推搡了几把，没事。”爹说完放下两只鸡，就急匆匆地走了。

    爹是将鸡装在尼龙袋里提来的，我打开尼龙袋，想让鸡活动活动透透气，却发现两只鸡眼熟得很，再看拴鸡的绳子是我的鞋带，正是被人偷走的那两只大公鸡。老婆喜出望外，抱着两只失而复得的鸡摸个不停。我则大声说：“走，回家去！”

    士人与文人虽然都是读书人，但两种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明朝正德嘉靖以前，中国主流文化主要是由士人的人格引导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和济民情怀，因而他们代表的文化就是人格文化，或表现为庙堂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或表现为山林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进为统治者服务，退则隐居山林修炼人格。士人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士人的表率或是居庙堂之高忧国忧民的范仲淹，或是处江湖之远一边过苦日子一边心怀天下的陶渊明，或是杀身成仁的文天祥。从明朝隆庆万历起，以文人为表率的人性文化开始成为主流，强调真性情和享受。文人居于市井，热爱享受。他们热衷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市井文化。对他们来说，跻身官场往往琐碎险恶，隐居山野又过于清苦。当然士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人性的温情，而文人也时常做出一副悲悯的样子，人格与人性不能说不可得兼，但崇尚人格高尚的士人往往视人性放纵为仇敌，而人性真实的文人又总是以仕途经济为笑柄。人格与人性“冰炭同炉”又“形同水火”。我以为，人格文化主张为社会、为别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是伪道学，因为它压抑人性。明代之前中国也有零星的文人，如李白。李白与苏轼的区别就是典型的文人与士人之分。“太白有东坡之才，而无东坡之学”，“学”即为兼济天下的学问。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城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评价《史记》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还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即：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或天下为公，任贤使能；或领导方法，察纳雅言；或关爱民生，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或居官理民，依法断案；或为官清廉，当官自律；或治理积弊，救民水火。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冶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摘编自张大可《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有删改）

摘橘子（节选）

沈从文

吕家坪萝卜溪滕家橘子园，大清早就有十来个男男女女，爬在树桠间坐定，或用长竹梯靠树，大家摘橘子。

夭夭不欢喜上树，便想新主意，找了枝长竹竿子，杆端缚了个小小捞鱼网兜，站在树下去搜寻，专拣选树尖上大个头，发现了时，把网兜贴近橘子，摇一两下，橘子便落网了。众人都是照规矩动手，在树桠间爬来转去很费事，且大大小小都得摘。夭夭却从从容容，举着那枝长竹竿子，随心所欲到处树下走去，选择中意的橘子。且间或还把竹竿子去撩拨树上的嫂嫂和姐姐，惊扰他们的工作。

橘子园主人长顺见有个竹筐放在树下，满是特号大火红一般橘子。长顺想起商会会长昨天和他说的话，向天天招呼：“夭夭，你摘橘子不能单拣大的摘，不能单拣好的摘，要一视同仁，不可稍存私心。都是树上生长的，同气连理，不许偏爱。现在不公平，将来嫁到别人家中去做媳妇，做母亲，待孩子也一定不公平。这可不大好。”

夭夭说：“爹爹，我就偏要摘大的。我才不做什么人妈妈媳妇！我就做你的女儿，做夭夭。偏心不是过错！他们摘橘子卖给干爹，做生意总不免大间小，带得去的就带去。我摘的是预备送给他，再尽他带下常德府送人。送礼自然要大的，整庄的，才脸面好看！十二月人家放到神桌前上供，金晃晃的，观音财神见它也欢喜！”

各人都在树上高处笑着，摇动了树枝，这里那里都有赤红如火橘子从枝头下落。照规矩掉下地的橘子已经受损，必另外放在一处，留给家里人解渴。长顺一面捡拾树下的橘子，一面说：“上回省里委员过路，说我们这里橘子像摇钱树。”

夭夭说：“爹爹，这水泡泡东西值什么钱？”

长顺说：“货到地头死，这里不值钱，下河可值钱。听人说北京橘子两毛钱一个，上海一块钱两斤；真是树上长钱！若卖到这个价钱，我们今年就发大财了。”

“我们园里多的是，怎么不装两船到上海去卖？”

“夭夭，去上海有多远路，你知道不知道？两个月船还撑不到，一路上要有三百二十道税关，每道关上都有个稽查，伸手要钱。一得罪了他，就说，今天船不许开，要盘舱检查。我们有多少本钱做这个蠢事情。”

夭夭很认真的神气说：“爹爹，那你就试装一船，带我到武昌去看看也好。我看什么人买它，怎么吃它，我总不相信！”住对河坳上守祠堂的老水手，得到村子里人带来的口信，知道长顺家卖了一船橘子给镇上商会会长，今天下树，因此赶紧渡河过萝卜溪来帮忙。老水手到了橘园里，把头上棕叶斗笠挂到扁担上后，即刻就参加摘橘子工作。

夭夭在老水手树边，仰着个小头，“满满，我想要我爹装一船橘子到武昌去，顺便带我去，我要看看他们城里文明人吃橘子怎么下手。用刀子横切成两半，用个小机器挤出水来放在杯子里，再加糖加水吃，多好笑！他们怕什么？一定是怕橘子骨骨儿卡喉咙，咽下去从背上长橘子树！我不相信，要亲眼去看看。”

老水手说：“这东西带到武昌去，会赔本的。关卡太多了，一路上税，一路打麻烦，你爹发不了财的。”

夭夭说：“发什么财？不赔本就成了。我要看看他们是不是花一块钱买三四个橘子，当真是四个人合吃一个，一面吃一面还说‘好吃，好吃，真真补人补人！’我总不大相信！”

老水手把额纹皱成一道深沟，装作严肃却忍不住要笑笑。

一旁的长顺回到了树下，招呼老水手。老水手说：“大爷，我听人说你卖一船橘子给会长，今天下船，我来帮忙。”

“有新闻没有？”当家的话中实有点说笑意思，因为村子里唯有老水手爱打听消息，新闻格外多，可是事实上这些新闻，照例又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这点好事性情，老水手在当地熟人看来，也有趣多了。

老水手昨天到芦苇溪赶场，抱着“一定有事”的期望态度，到了场上。各处都走遍后，除在赌场上见几个新来保安队副爷，狗扑羊殴打一个米经纪，其余真是凡事照常。因为被打的是个米经纪，平时专门剥削生意人，所以大家乐得看热闹袖手旁观。

长顺忽地记起一件旧事来了。今年初就传说辰州府地方，快要成立一个新式油业公司，厂址设在对河，凡是原来油坊的老板、掌捶、管榨、烧火看锅子、蒸料包料，以及一切杂项工人和拉石碾子的大黄牯牛，一律取消资格，全用机器来代替。

长顺想起了这公司的消息，就告给老水手，老水手说：“他们办不好的！”

“你怎么知道办不好？有三百万本钱，省里委员，军长，局长，都有股份。又有钱，又有势，又有跑路的狗，还不容易办？”

“我算定他们办不好。做官的人哪会办事？管事的想捞几个钱，打杂的也想捞几个钱，上上下下都只捞油水，捞来捞去有多少？”

长顺摇摇头，对这官民争利事结果可不那么乐观。“他们有关上人通融，向下运既有许多便利，又可定官价买油收桐子，手段很厉害！自己机器不出油，还可用官价来收买别家的油，贴个牌号充数，也不会关门！古人说：官不与民争利，有个道理。现在不同了，有利必争。”

（选自沈从文《长河》，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