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趣事

    袁隆平老师的中国梦就是粮食增产，让十几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省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不然。1992年，我随袁老率领的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刚开始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中国防治稻瘟病使用哪些农药时，我有点接不上。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难记且不好发音。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员就跑过来了。”

早在1999年，经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为一千亿元，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另外还拥有“隆平高科”百分之五的股份。足够多的钱，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庆典活动上，袁老师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1.5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24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我曾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机关奔忙。付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和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争着付钱；倘若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褪鸡——一毛不拔”。我笑着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

     “文革”期间，袁老师还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果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袁老师深感惋惜，就此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再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爱人邓哲随时为他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车、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来，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有删改）

徐乾清：清水徐徐洒乾坤

    1月9日上午11点15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水利事业。

    徐乾清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心系水利，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水利工作者。

    徐乾清1925年出生于陕西城固，汉中人。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建于秦汉的众多水利工程和灌区，真实反映了汉中盆地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

    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指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

    当“八五”攻关即将结束之时，徐乾清又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及时设立和成果产出，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了解徐乾清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出席的大小会议无数，但每次话都很少，却句句铿锵有力。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先他都会进行充分的论证。

    “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徐老总结他一生的治水经验，希望能将其精华传授给后人，而这精华，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治水安邦的大业。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徐老开会发言语气十分平和，且都围绕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从不以专家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同事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实”，徐乾清向来没有空话和套话；二是“有收获”，言之有物，从不漫无边际。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

    “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徐乾清在日记里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和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斯人远去，魂系水利。徐乾清走了，而他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留史册。

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钟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钟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宗璞：且将秃笔长相守

李冰

    何谓“南东西北”？宗璞四卷本《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是也。宗璞本名冯钟璞。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冯友兰是众所周知的大哲学家。宗璞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60年代后长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中外文化的滋养使得她“腹有诗书气自华”。宗璞的作品有小说和散文，还有童话和译著。她算不得“多产作家”，却是“多奖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等。

    宗璞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的老屋内。这是一座青砖黛瓦的小院，号“三松堂”。如今，房舍虽旧，仍能看出当年的格局：院中三棵松，室内万卷书。宗璞生活在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中，接触了众多的文化名家、巨匠，因此，知识精英是她创作的独特对象。抗战时期，她随父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八年。这便是反映中国知识界抗日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丰厚生活基础。她在书中生动塑造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细腻刻画了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说起创作，宗璞着实不易。写《东藏记》时，她已病痛在身，写了七年，与疾患抗争了七年。她曾有感而发，作了一首散曲：“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亦正亦谐的散曲正是她心境的写照，反映了作家的生命价值、灵魂皈依和坚强意志。

    一天，宗璞住院了，她穿着病号服倚在床头，因高血压脸色潮红。她忙着赶写《北归记》，累着了，血压高，头晕。朋友劝她不要太拼了。她说：“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

    去年春夏时分，宗璞突然脑出血，这次病得危急，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两周，又住了三个月院。当时，宗璞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写作了。可是当身体稍有好转，她又重操旧业，开始像蜗牛一样缓缓地爬在格子里，恢复了每天早晨的写作。写一会儿歇一会儿，头晕就去吸氧。有人问她，抱病苦耕的动力何来？她回答：我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为记录下来，呈现给现在的读者。

宗璞不止一次视网膜脱落，几经手术右眼保留了0.3的视力，左眼几乎失明。她戏称自己是“半盲人”，“用放大镜也只能看清拳头大的字，写得很苦，进度很慢”。她说：“现在每天只能写一二百字。不是手写，是口述，别人帮助记下来，然后念给我听，我再修改。”也就是说《北归记》的写作全由宗璞口述，记录后由助手反复念，她反复改，这样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磨出来。她这是用生命在苦吟炼句啊，每天百余字在腹中推敲，用写诗的功夫写小说。宗璞曾说过：“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差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她还表示：“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要干这一行。”

    创作出传世精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都是从小就刻在我们心里的最受尊敬的人。中国作家群中也不乏这样“身有疾、志弥坚”值得我们敬佩并为之骄傲的作家，宗璞是一个。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宗璞曾说，她走上文学之路，得益于父亲冯友兰。冯老虽是哲学家，于文学却颇有造诣，能写旧诗，很有文采，常常对文艺有独特见解。宗璞自小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南渡记》出版后，冯老曾勉励道：“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徐小斌《清静淡泊的宗璞》）②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读《东藏记》和《紫藤萝瀑布》这样隽永而精致的作品，真是受益又享受。（百度百科）

人生也如跨栏

    人生也如跨栏。

    毫无疑问，曾经的“跨栏王”刘翔一路跑来可谓顺风顺水，意气风发。

    13岁时他获得上海市少年田径锦标赛乙组冠军，19岁打破男子110米栏亚洲纪录，并打破和刷新了保持长达24年之久的110米栏世界青年纪录；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以12秒91平了世界纪录，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田径项目上的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2006年7月12日，他以12秒88的成绩获得瑞士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金牌，并打破沉睡13年之久的世界纪录；2007年8月31日，在日本大阪的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决赛上，他又以12秒95获得冠军，从而成为首个集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男子110米栏大满贯得主。

    然而，当古巴田径运动员戴伦·罗伯斯2008年6月13日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中跑出了12秒87．打破了刘翔创造的12秒88原世界纪录，人们满怀期望刘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罗伯斯一决雌雄卫冕冠军时，刘翔却因伤退出了比赛，冠军由罗伯斯夺得。

    雄鹰折翅，刘翔一下子从“神坛”跌落下来。懦夫！骗子！装病！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虽然大部分人满是宽容、同情和理解，但谩骂、质疑和轻视仍长期弥漫。

    其实，刘翔的脚伤已积重难返，北京奥运会前的一些比赛他是咬牙硬挺着的。北京奥运会在候场时他狠狠地用右脚踹墙壁，以痛止痛。在休息室里，师傅、指导和队医，三个人摁住他的脚，在他右脚跟腱处不停敲打，让疼痛处麻掉。当时他鬼哭狼嚎地叫，整个身体都在发抖，浑身直冒冷汗。

    这些外人怎能知道。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谁让你是英雄。

接下来是治疗脚伤，远赴美国。

    他躺在手术台上，主刀医生克兰顿惊呼：“你是怎么坚持的！？翔，你知道吗，跟腱处的伤势，就等于你的鞋底里藏着很多小沙子，你天天踩着他们训练、比赛，你，太不可思议了，你太幸运了，否则早就可能倒下了……”

    其实，刘翔本来早就要“倒下”，“刘翔加油”、“刘翔哥哥加油”， 及至“刘翔叔叔加油”，

    让他很感动，他不想大家失望，所以他一直在勉强坚持。

    经过治疗和康复，2009年9月20日，黄金联赛上海站，刘翔以13秒15拿到亚军，但他心中的那口气还是顺不过来。他认为自己再也无法进一步突破了，“我脚不行了，我不想比赛了，我只想混到退役算了……”

    “我们也不要求你太多，你还年轻，要学会珍惜。你现在退役我们也没意见，但是这个结，只有你自己去解开。你要记住，人的一生要跨过无数的栏，你现在所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一夜，父子俩泪眼相对。父亲的这些话，刘翔牢牢地铭记在心间。

    2010年5月23日晚，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刘翔只跑出了13秒40．名列第三，甚至还排在史冬鹏之后。

    对此，刘翔并不沮丧。他深知，他最大的对手是自己，他现在不是在和别人比，是在和自己跑。于是，他与师傅孙海平开始了一段从零开始的真正复兴。他们又两次赴美进行康复治疗。20多天的美国训练，刘翔瘦了8斤。之后是科学的、系统的、大剂量的训练，刘翔也跑到过13秒以内。师傅说：“重夺世界冠军，这不是白日做梦。”

    2010年11月24日，经过27个月的沉寂和洗礼，在第16届亚运会上，刘翔有保留地以13秒09打破110米栏亚运会纪录实现三连冠，外界齐声高呼“王者归来”。刘翔说，这枚金牌，这个成绩，意义非凡，不亚于雅典奥运会的那枚金牌。刘翔豪气十足地向罗伯斯下战书，要把世界纪录抢回来。

    人生是在跨栏，只有鼓足勇气、豪情满怀地跨越挫折、失败和心灵障碍的栏架，才能跃上辉煌之巅。

选自《哲理》2011年第四期

任正非，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

    任正非，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他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带领华为从一个仅有两万元注册资本的企业，一跃成为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的大公司。一时之间，低调、神秘、土狼……各种名号不断地加在任正非的身上，他始终不予回应。于是，一些人对他产生了种种猜想，说他神秘兮兮，说他自身有缺陷，说他和华为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说他清高，说他简单粗暴，说他不近人情……不管是诽谤，还是赞扬，他都无动于衷。走自己的路，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

    美国《时代周刊》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爱立信、思科等卓著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对手。”英国《经济学人》的评价则是：“他(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懈的动力来源。任正非创办公司之初，与父母等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生活潦倒，衣食堪忧。“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任正非感谢生活给自己的馈赠。他认为：“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每天工作长达15～20个小时，几乎没有任何苦恼的迹象，风花雪月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跟他们全然无关。在他们强毅的精神世界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辉煌理想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是任正非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华为本身成为最好的例证。1987年，43岁的退役解放军团级干部任正非，以凑来的2万多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当时，除了任正非，谁也没有想到，这家诞生在破旧厂房里的小公司，即将改写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

    在起初的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此时，国内在程控交换机技术上基本是空白，任正非敏感地意识到了通信技术的重要性，他将华为的所有资金投入到研制自有技术之中。此次孤注一掷没有叫他失望——华为研制出了C&C08交换机，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2/3，功能与之类似，前景十分可观。这个自主研制的策略，让华为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最终奠定了华为适度领先的技术基础。

1995年，任正非以自己独特的战略眼光，开始带领华为走向海外市场。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1999年，华为在海外形成规模，并建立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2009年，华为收入近1500亿元，其中有76%来自海外；华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从2008年的11.5%上升至14.2%，趋近龙头老大爱立信的20.8%。更为重要的是，华为由于业务及财务上的稳健成长，已经与诺西、阿朗等传统对手拉开了距离。

    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运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以及35个全球前50强的运营商；在海外设立了20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达拉斯及硅谷、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以及中国的广大地区设立了研发机构，通过跨文化团队合作，实施全球异步研发战略。

    创新永远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任正非对这一点有深刻而清醒的认知和把握。2008年华为提交了1737项PCT国际申请专利，超过第二大国际申请专利大户松下的1729项和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的1551项，至2008年12月底，华为累计申请专利35773件。华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话语权也在不断上升，华为加入了83个国际标准组织。在参与诸多国际标准组织的标准制定中，仅2008年，华为提交了4100多项提案，并就光纤传输、接入网络、下一代网络光纤等领域，提交了1300多项提案，在核心网络、业务运用和无线电接入领域提出了2800多项提案。

    完善的制度和文化建设是企事业成长的保障和灵魂。1998年3月，在任正非的强力推动下，华为推出了《华为基本法》，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企业中最完备、最规范的一部企业基本法。这些规章制度保证了华为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任正非和华为这一充满传奇的成功，发生在一个机会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中。这些经历无疑开始激励一批有雄心的企事业投资研发，并借此角逐于强敌环伺的全球市场的信心。

    任正非，拥有一个经历人生冷暖的灵魂，从最低的山谷，走到了人生的顶峰，避开喧闹，获得一种静观。看事、看物、看人都有了别样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