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陈海波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那屈辱的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喜欢读唐诗宋词、历史演义的于敏，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的精神，倾慕岳飞的精忠报国。

    1941年，在耀华中学读高三的于敏遇到了两位恩师，深受启发。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诗文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背景、文学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讲得透彻明了。数学老师赵博研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后，受到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不过，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后来，钱三强告诉于敏，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于敏虽然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但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毅然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做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该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次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完全一样！” 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成功后，氢弹需根据实战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和武器并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于是向邓稼先建议上书中央，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果不其然，1992年，美国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于敏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种“宁静”使于敏在子女的记忆中是失声的。儿子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女儿总算找到了一个“声音”，听着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气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别人说ρ（音近“肉”），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文革”期间，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于敏，在这个世上大多“沉默无闻”，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与往年科技奖励大会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致辞不同，于敏没有做获奖答词。因为他始终认为，我国氢弹等核武器事业的成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最初他都不同意自己报名评奖，说要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人。（陈海波叶乐峰《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速写》）②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他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百度百科）③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晚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感动中国颁奖词）

吴孟超：“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李秀婷/李珺

    50多年前，吴孟超选择进军肝胆外科时，国内这一学科还是一片空白。如今，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尽管已是九旬高龄，他仍坚守手术台，每周都要安排一两台手术。2013年，他甚至为自己的女儿做了肝癌细胞切除手术。他说，“即使有一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向肝脏外科进军连闯“禁区”

    肝脏血管密集，纵横交错，手术中极易引发大出血。50多年前，肝脏手术在国内被视为生命禁区。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肝癌患者占了世界患者数量的一半左右，而当时肝癌手术的成功率却是零。

    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吴孟超在老师、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的建议下，选择了当时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的肝胆外科，接连闯过了肝脏手术的多个禁区。

    1959年4月，吴孟超小组制成了中国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中国医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肝脏内的血管分布；他创立“五叶四段”新理论，提出肝脏解剖在外科临床上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为解决肝脏手术临床的出血难题，他尝试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的实验，并取得了成功。

    1960年3月1日，他在常温下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闯入了“禁区”；1963年，他成功地实施了中肝叶切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1975年，他成功地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重达18公斤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并发明了捆扎治疗血管瘤的新方法，使外科治疗肝海绵状血管瘤的成功率达到100%。

    “光靠开刀解决不了肝癌的问题，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外科医生的吴孟超分外注重基础研究，力排众议，扩大了实验室规模，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外科专科研究所。正是这种远见卓识，使他“实现了从一名外科医生向一位科学大家的跃升”。

    从医60多年来，吴孟超为14000多名肝胆癌症患者做过肝脏手术，从未放下过手中的手术刀。他在实践基础上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肝脏外科关键理论和技术，建立了中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为国内外培养了超过1000名肝胆外科人才。

    吴孟超平时态度温和，但一站在手术台上自然就会流露出一种威严，握紧手术刀的双手有力又坚定。他动情地说：“我现在90多岁了，攻克肝癌，在我这辈子大概还实现不了，所以我需要培养更多人才，把这个平台铺好，让以后的人继续往前走。”

    对待肿瘤“快、准、狠”对待病人“慢、拙、仁”

    吴孟超的同事、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曾说，“吴氏刀法”对待肿瘤“快、准、狠”，对病人则是“慢、拙、仁”。吴孟超在病人中的口碑极好，除了精湛的手术技术，还因为他对待病人总是如春风般温暖。

    “你是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面对千里迢迢前来求医的病人，他总是会先跟病人聊聊家常，让病人消除紧张的情绪。冬天的时候，他会先把手捂热，再去触碰病人的腹部做检查；他还坚持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给病人用便宜的药，减少重复检查。

    护士程月娥说，吴老问诊很仔细，往往看一个病人要问上半个多小时。由他负责过的病人，总会被吴老不经意的小细节所感动：检查时顺手拉上屏风，检查完后顺手掖好被角，并弯腰将鞋子摆放好。

    2005年，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参评时，上级派人来考核，他原定的手术需取消。但吴孟超却坚持不能推迟手术，只因病人是一位穷苦的病重农民，来上海住院的钱都是村里一点一点地凑起来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

    吴老有20字“养生口诀”——心态平衡，脑子常用，手脚常动，管住嘴巴，定期体检。他保持平和心态，平淡面对各种殊荣和各种烦恼，一心投入医学研究中，把每天查房、定期门诊和为患者做手术看做是身体锻炼。

    “我觉得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以指导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得好的话，能够得到病人的尊重，那是其他职业很难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吴孟超说得很实在。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子女也都学医。

    “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吴孟超白眉微动，慈祥地笑着说。

（2015年12月17日《南方日报》）

相关链接：①吴孟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擅长肝胆疾病的各种外科手术治疗，尤其是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百度百科”词条“吴孟超”）②60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吴孟超”颁奖词）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

郭齐勇

    熊十力的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格。他说：“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这表达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虽生活穷困，却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著述、讲学。

    此时的熊十力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愈加贫困，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

    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熊十力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这是他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十力拒绝了。

    就在1946年这一年中，熊十力曾两次退回蒋介石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一次发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介石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时任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让他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给熊送去，熊当场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6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两百万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

    这一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了他处。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著名哲学家，信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在哲学家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海内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

《熊十力：一头特立独行的熊》

②说到著述，熊十力既不是同代学人中笔耕最勤的，也不是著书最多的，但如果说用心深细、用思艰涩，则又非《新唯识论》莫属。其第一稿撰写于学佛期间，此后，1923.1926．至1928年已经有4稿写出，经过1930稿直到1932年，才形成文言文本的定本；又经过12年的磨砺，到1944年方形成语体文本的定本。说到用心，在撰写《新唯识论》时，他曾为自己题一幅联：“道之将丧也，文不在兹乎？”，由此可见其人的自负与担当；说到心不旁骛，他在北大任教的数十年中，每周只上两节课，且只在家里上，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可见其用心之专与用力之勤。

（丁为祥《熊十力与＜新唯识论＞》）

徐光宪：他的世界“祖国最大”

王庆环

    5月6日，“稀土之父”徐光宪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他是我国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稀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告别的时刻，感念先生作为一代科学巨匠走过的一生，人们发现，他留给科学世界的宝贵财富是如此厚重与绵长。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正是这一信念，支持徐光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科研前景，放弃妻子高小霞一两年后可能得到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国。

    回顾徐光宪先生的一生，爱国，不仅是他个人崇高的情感，更成为他科学工作的最高准绳。他常说“科学研究应该时刻关注国家目标”，国家需要你改变方向时，科学家应该服从国家需要。他曾在科学研究中四次改变科研方向，先是从量子化学转到络合物化学，再转入核燃料萃取方向，接着是稀土分离，最后又回到量子化学方向。

    这种情怀，让徐光宪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一方面，他强调要思考纯科学研究如何衍生出应用价值，考虑其远期的应用背景，使基础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应用到实际中去，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基础研究，他常说，没有基础研究，引进国外的技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自己的基础研究不行，就没能力消化，更谈不上创新。“他这么做，完全站在‘祖国最大’的高度上，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看他，觉得他就是黄河，就是泰山，就是北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

    徐光宪生前经常讲他年轻时一段“塞翁失马”的经历。1939年夏，徐光宪从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毕业，有机会获聘成为昆明铁路局的铁路练习工程员，铁路局派来一个人，把徐光宪及其他7名同学带到上海，并安排他们住进一家小旅馆，谁知这个人却带着8个人的路费趁着兵荒马乱跑了。没办法，徐光宪只能投奔在上海当初中教师的哥哥，得以有机会备考上海交大。每次回忆这段往事，他都会感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生活小事中也能看出哲学意义的徐光宪，在科学道路上有着非常宽广的学术视域，十分关注化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对科学史、传统文化均有所思考，其中哲学思考更是贯穿其一生的科研工作。

    徐光宪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化学哲学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经典理论，他在20世纪50年代对“物质和运动”进行了考察，其成果属于中国化学哲学最早问世的一批成果。

    科学发展史也是徐光宪感兴趣的领域，他善于从科学史的重大发现中来获取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他的许多分类学与方法学思想即从科学史当中获取灵感。他的报告，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徐光宪自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既从事科学研究，也从事教学工作，两项工作都做得十分成功。他常说，作为教师，讲课比天大。徐光宪上课从不迟到，他曾说：“我从学生的脸上，看到他们对我的讲课是满意的，我就感到很高兴，很幸福。”

    就像他做科学研究一样，他的教育教学工作从来都不“单纯”。

    正是因为意识到逻辑思维训练与科学创新的重要性，他编写的讲义与教材，都特别注重习题练习与训练，课前五分钟的习题测验，是他上课的特色。他希望学生做完习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学到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他的课程一般都是与科研需要结合起来的，在教学中引入自己研究的新成果，介绍研究领域所需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及时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徐光宪非常关心青少年的科学教育，1999年8月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初建时，他是俱乐部第一批学术指导中心导师。“那时徐老年近八旬，亲自做讲座、答疑，让我们尽情享受了科学的魅力与活力，那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已经毕业多年的俱乐部老会员闻讯来到灵堂祭奠，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对老师最突出的感受是他的为人，他特别乐于助人。物质上，捐钱捐物的事情做得真不少，帮助困难职工和学生 ；精神上，凡是向他求教的人，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他都热心帮助。他对年轻人特别好，担负责任，给予帮助，让年轻人放手去干，成长起来。还有，他无论做什么都坚持不懈，遇到困难用几年的时间去解决也不怕。”黎乐民院士说。

（摘自王庆环《名人传记集萃》2016年9月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20多年前，国外稀土行业的跨国企业，被迫经历过一次巨变，他们称这次巨变为“中国冲击”。中国终于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为此，徐光宪被称作“稀土界的袁隆平”。（余玮《徐光宪：举重若重的“稀土之父”》）②“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光宪就是后者的境界。”徐光宪的学生严纯华院士说。（马荣真、彭广舟《“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逝世：一生“扎根”稀土》）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