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冬天记忆

张海生

    虽然时隔已经很久远了，但我却依然念念不忘。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冬天里，一块石头、一堆柴草、一根鸡绒毛很自然就成了我患难的伙伴。

    我记忆里的冬天是那样的寒冷，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走在上学的路上，寒风打着呼哨扑过来，刀一样地扎疼我的脸，割疼我的耳朵，顺着袖口、脖子、胸口往棉衣裤里钻。教室里没有取暖的设备，窗户上常常没有玻璃，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白塑料布或纸袼褙片儿，风刮过来嘭嚓作响，顺着缝隙往教室里钻，坐在教室里，写字的手冻得拿不住笔，把两手抄进棉袖筒里或凑到嘴上哈几口气暖暖手再写。下雪的日子，冰天雪地，树木上、老墙上、屋顶上全是雪，整个世界萧杀而苍茫。消雪的日子，更是冷得厉害，房檐上垂挂着短则几寸、长则数尺的小檊杖一样粗细的冰凌柱，哩哩啦啦的滴着水。我们用一根长长的竹竿，一根根将冰柱捣下来，小手冻得象透明的红萝卜。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最受罪的时候，脱了衣服往被窝里钻，被窝里冰凉冰凉，冻得人浑身哆嗦，大半夜也暖不热。那时候我曾想，晚上我要能有一个温暖的被窝该有多幸福呀。

    那些个冬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寒冷。在梦一般的记忆里，我用驱寒的方式，用寻找温暖的方式，度过了一个个自由、率真、充满野趣的冬天。在学校里，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们就跑着挤到一堵太阳光照得到的背风的墙根前，一字排开从两边往中间挤，使劲的挤，一边挤一边高声喊叫：挤挤，挤老干，挤出老干我喜欢。挤挤，挤老干，挤出老干我喜欢。如果中间的那一位被挤出来了，就迅速的跑到两端继续往中间挤，直到浑身发热，浑身出汗。我们还打皮老尖儿、迈大步、推铁环、吹鸡毛上天。

    放学了，几个同学一合计，直奔老麦场的麦秸垛，在麦垛的一方掏一个洞，再到地里偷几个白萝卜，用竹批儿剥去厚厚的一层皮儿，躺在麦秸洞里吃得津津有味，辣甜绕口。有时候，我们也会跑到大河塄的格档堆上，用自制的枪、棒做武器干中美、捉迷藏，我们常常忘记了时间，直玩得天昏地黑。麦场的小庵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们会在小庵的朝阳背风处挖一个坑，坑沿上垒几块土坯或砖块，然后到地里去拾些树梢干柴，点上火取暖，有时还用泥包住用弹弓打来的麻雀，放到火里烧烤，等到泥烧干了的时候，剥开泥块，麻雀的羽毛也会被烧的无影无踪，烧熟了的麻雀肉热气腾腾，再撒上些从家里偷来的盐，一边烤火一边吃，香甜而温暖。

    在关于寒冷的记忆中，尤其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圆溜溜、胖乎乎的鹅卵石，不知从啥时候开始，我冬天的冷被窝里竟有了这些可爱的小伙伴。那是母亲去城河里洗衣服时捎回来的，母亲选择了这些大小适中，形状可爱的鹅卵石洗净带回家。傍晚做饭时，母亲将几块石头围在煤火口边，到了睡觉前石头已经被炕得很热，母亲又把每一块石头用一块包袱布裹住，放进我和弟弟妹妹的被窝。我钻进暖和的被窝里，脚蹬一块石头，怀抱一块石头，冬天的寒冷已躲得无影无踪。

    时光已过去了几十年，如今我的女儿已将大学毕业，当我和她谈起这些往事，她听得一脸茫然，不知所云。当然我理解女儿，在这个地球逐渐变暖，北方再也找不到大雪，空调、水暖、电暖、暖水袋随处可见的年代，让女儿去理解一块石头的作用，理解人与人挤在一起用来取暖的方法，的确愚顽可笑。但我这个从贫穷年代走过来的人，怎么能够忘记了对一颗萝卜的回味，对一块石头的怀想，对一缕阳光的感恩呢？

    在信息化时代，体能与机械能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智能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权威性标准，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则进一步将这种决定性与权威性推向顶峰。

    信息是什么？通常的意思是音讯消息及其内容和意义。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但是它必须通过主体的主观认知才能被反映和揭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信息与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沟通。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各种信息通过与人的感官的相互作用进入人的意识，并在人的大脑中进行加工和处理，被翻译成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的语言再现出来。人类语言成为这种被意识到的信息存在的唯一載体。因此，信息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人是信息的主宰者，信息为人所控制，为人服务。然而，这种关系在信息化社会遭遇了或正在遭遇颠覆性的挑战。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信息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这样的共识，人们放松而理所当然地沉醉于数字化信息带给我们的奇妙、自由、淋漓的快感。而恰恰是这种人对信息渐形成并且巩固的心理依，将信息与人的本质关系置于了深刻的矛盾之中。

    如前所述，现实中的信息必须以人类语言作为自己的唯一载体。信息化时代生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用以再现被人脑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并使之能够被认识被理解、被获取、被保存、被利用以及被再造的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虽然也是人类创造，并且也逐渐被广泛使用，但是其背后支撑它的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却掌在少部分专业人士手中，公众被远远地甩到了高科技发展的边缘，他们只能按照少数人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规则在仅有的范围内去选择，成为数字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越多地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严地被少数人的思维所控制，且这种控制最终会表现为信息对人的控制。

    现代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能够广泛参人的知觉活动、概念活甚至情感性活动，形成对人的智能的精确模拟，这使它以摆脱对人的依赖性，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科学技术与人的矛盾关系，是否意味着，随看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人及其社会的深刻信息化与人工智能超越人的对信息处处理的强大功能，将把人类推向被奴役者的终极命运？

    面对网络普及和信息泛滥，我们要从华丽的科技陷阱和繁杂的信息现象当中超拔出来，确立起人与科技和信息之间主体与对象、控制与被控制的合理关系。

（节选自张志宏《信息化时代人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救赎》，有删改）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表示了担忧：“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要救治中国出黑暗，不仅要靠民主，而且要靠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又告白社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认识比前人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能解决宇宙人生问题，具有开发民智、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和解放思想的功能。科学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缺一不可。离开了民主，科学无由发展。而离开了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愚昧、迷信、盲从是同专制相联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尊重现实，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辨别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都要吐弃殆尽。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根据尊重现实的精神，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大倡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五四”科学精神还表现于推崇理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思想遵循理性，迷信可斩，无知妄作之风可息。为了冲破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倡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宣传批判精神。李大钊说：古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胡适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评判的态度。凡事都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独立思索，不可盲从。他说：“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他们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思想，反对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家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陈独秀说，以国粹而论，“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即使对孔子，他们也并不全盘否定。他们承认孔子在他的时代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孔学有其优点。他们一再申说，他们批孔教，并不是批孔子个人，而是因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生活，成了文明进化之大阻力。所以，以全盘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摘编自许全兴《简论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