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中国文化形象的五个维度

    从国家文化形象认知主体的角度而言，两类认知主体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一是“他者”，一是“自我”。一个国家在“他者”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一个国家在“自我”民众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众以怎样的自觉去对外展示、塑造自己国家的文化形象。两类认知主体的存在及其同等重要性要求我们在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内外一体、整体联动。不论从哪类认知主体角度讲，要形成清晰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有五个维度需要我们同时关注。

    一是根基。文化建设的全力推进是奠定国家文化形象的坚实基础。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已达98%;互联网已经可以将文化信息送到村一级。这些数字折射着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进程。认清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着的文化建设，这是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根基。

    二是灵魂。文化形象的认知历程与文化体系的结构一致，以价值观为最深层的所在。只有真正深入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核心即价值观，我们才能够穿越种种文化现象，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国家的精确的文化形象。中华文化有其深沉的价值追求，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浸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追求发展进步的主旋律，也是当代中国追求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一部分。

    三是持守。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但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中国人曾经陷入迷茫。这里面既有一味埋头于历史的封闭自恋，也有对历史文化的轻视和不屑。中国人的许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正给以越来越多的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是流注于当下中华民族肌体中的精神血液，也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精神标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及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维度。

    四是创新。不容否认，从中华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具有保守性的材料，但同时需要看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创新的传统。“日新为道”的“日新”追求，“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意识，“去故取新”的更化勇气等，都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创新精神的鲜明体现。正是这种传统的存在，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突破保守性，不断超越，一路向前。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不能不聚焦创新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传播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也应当学会讲好当代中国创新与进步的故事。

    五是气度。中华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过许多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的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正是在和世界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互动中，中华文化不断地丰富着自我，也为人类文明的进程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断申明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强调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些主张，表达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心声，也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实践。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下列几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当时也有不少策士并没有向君主面陈己见，而是通过书信对君主进行游说。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如白居易《策林序》说自己为应举，曾和元稹等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

    二，以作诗文为官员职守。中国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谟、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

    三，以诗文交际。礼有“无辞不相接”和“礼尚往来”的规定，故诗在西周就开始用于人际交往。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如宇文少府赠李白以桃竹书筒，李白作《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答谢。《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

    四，以诗文娱情遣兴。以诗文娱情遣兴在先秦早已有之。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诸赋，都是娱楚襄王之作。汉代的诸多赋作，也具有娱乐的性质。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文人集会、宴会、结社等，都免不了以诗文相娱，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宴饮、奉和酬唱之作。中国古代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娱乐诗文，而且产生了一些旨在娱乐的诗歌形式，如唱和诗、赋得诗、联句诗等。

    五，以小说、戏剧作为一种生存、生活方式。宋元时代的话本、戏曲作者多为民间艺人。而民间艺人创作、演出小说、戏剧，更多是为了生存。明代盛行宫廷庆赏剧，或为祝寿、或为节庆而创作和演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或为求仕，或是所任官职的职责所在，或为交际以扩大生存空间，或为娱乐性情，或为生存方式，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摘编自赵辉《生活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一个民族，文化内核越强大，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文化内核如果削弱甚至消逝了，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走向消亡。

    认识多元文化，前提是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一讲到传统文化，马上就会有人说，现在的时代提倡多元文化，各种文化都应该成为我们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个认识其实似是而非。所谓“多元文化”是指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源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文化。每一个文明都享有平等的尊严，每一个民族都有可以用来参与人类文明交流的文化支柱，这是我们要清醒认识的。

    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人制造了“西方文明中心论”，企图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当今，某些西方势力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声称唯独西方文明具有普世价值，对其他文明则采取抑制、消解、淹没等。

    探讨多元文化，需要抱这样一种态度：其他文化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借鉴、吸收，但这里面一定有主次、有轻重。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更为频繁，但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在国家利益还将长期存在的时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尤其要加强，我们要特别警惕：有些人用“多元文化”打压本位文化，使本位文化逐渐被消解。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明是完美无缺的，多元文明的同时存在让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交流，完善与补充本位文化。但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本位文化的存在，如果自己都失落了，又用什么去交流？如果交流的目的只是把对方作为镜子来置换自己，那就无异于文化自杀。

    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冲击了很多国家的电影市场。在法国人看来，电影不是单纯的商品，它同样包含价值观，并且负载着很复杂的文化内涵。为了保护本土的电影市场，法国曾与美国在电影市场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坚定地捍卫法国文化。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文发展报告》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得到了60多个会员国的支持。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族文化不仅事关民族存亡，而且事关民族兴衰，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摘编自2017年《人民教育》第19期彭林《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有删节）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伦理和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最一般的规则体系。从人与人交往关系的视角看，它被称为伦理规则；从主体的视角看，它被称为道德规则。在道德规则体系中，有一种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它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这就是道德基准。

    道德基准是检验其他道德规则是否值得设立、设立得是否合理的基本参照。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能反映所处时代社会道德生活的必然性。二是为社会共同体成员所认同，可以成为全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共同体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人们主要是为了交换或交易而生产劳动。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及其参与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共同体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自己所在的多种社会共同体及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孝”被确立为传统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摘编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