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方居民而言，竹子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以竹子为主要原料的工厂、作坊星罗棋布。有的地方以竹林、竹楼和系列竹产品开展旅游业，游客云集。其实，在远离竹林的北方，也是须臾离不开竹子的。吃饭的竹筷，铺的竹席，织衣、烤肉串的竹针，剔牙的牙签，居室的竹帘，真是俯拾皆是。至于工程用的脚手架、跳板，打鱼用的桅杆、网竿、撑竿，竹篙，葡萄、豆角、黄瓜、西红柿等作物用的架竿，大多是竹子。就连我国最北部边境的黑龙江里，也有上下漂流的竹排。所以，从竹子的使用范围之广来说，把竹子叫作“中华竹”是再恰当不过的。

    把竹子称为“中华竹”，还因为竹子是我国悠久灿烂文化的载体，包括礼、乐、书、数、兵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场《灿烂文明》中最精彩的一段当属竹简操了。演员们手持竹简表演，精彩绝伦。这竹简便是用竹片穿成的书——中国最早的书。“韦编三绝”里的“编”，就是孔子读的《周易》，是用牛皮绳把竹简编在一起的。后来的“四书”、“五经”，都是竹简书。再说乐，古代的音乐被称为“丝竹”或“管弦”，这里的“竹”和“管”指的正是竹乐器，包括笙、管、笛、箫等。书法更离不开竹，用竹管插上兽毫就是笔，“用笔”又叫“握管”，字当然要写在竹子上，成语“罄竹难书”由此而来。算术用的筹是竹子做的，由“筹”发展到“筹划”，再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足见“筹”的重要。兵指的是战争。战争的主要武器——“箭”，就是竹子做的，字义从竹而来。最早的盾、云梯、陷阱都离不开竹。现代的竞技体育有好多项目来自竹，如跳高、撑杆跳、射箭、漂流、竹竿操等。在古代建筑中，把竹跟石灰、砂浆混合使用，创造了比钢筋混凝土还坚固耐久的建筑奇迹，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成语词典里，带“竹”字的词语非常多，诸如“胸有成竹”、“竹报平安”、“势如破竹”、“竹节松贞”、“青梅竹马”等。文人墨客的诗文书画，好多以竹为题材。刘禹锡的“竹含天籁清商乐，水绕庭台碧玉环”，白居易的“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都是咏竹的佳句。郑板桥则终其一生以画竹为乐趣，他的《竹石图》中“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的诗和画堪称“双绝”。如今，以竹为题材、背景的文学作品、绘画、工艺品、编织品、装饰物比比皆是。带“竹”、“筠”、“汉卿（汗青）”等字眼的人名更是无法统计，关汉卿用戏剧为民请命而千古流芳，张汉卿以兵谏救国而青史留名。陶渊明笔下的“良田美池桑竹”，是世外桃源的自然特征。“竹林七贤”竹林中饮酒赋诗吹管潇洒一生。儒、释、道的布经传道场所大多选址于竹林，他们都以竹的精神品格而自省、自悟、自喻。难怪观世音菩萨的对联也用了“碧莲台上主，紫竹林中仙”。

（选自郑德忱《中华竹》）

    在中国常出现这样的说法，即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绵不断的文明：毋庸置疑，中华文明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发展谱系明晰，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汉字和汉民族都没有出现根本性中断。然而这个说法包含着另一个判断，即世界上所有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曾中断，或者业已中断。

    但实际上许多古代文明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例如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先以印度文明为例。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在吸取当地文化基础上创造了吠陀文明。这一时期人们创造和接受的基本观念如因果、轮回、业报，此后一直是指导印度居民生活的核心精神，时至今日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再如犹太文明，尽管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犹太民族都生活在其他民族统治之下，并没有自己的国家，甚至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却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特有的以犹太教信仰为核心的文明传统。至于希腊罗马文明，恐怕很少有中国史学者会认可其延续性。其实，希腊人创造的文明传统经由罗马人继承和发扬，传承到近现代西方，这是我们理解整个西方文明的一条重要线索。希腊文明的核心精神如理性与民主却始终是西方文明创造性力量的源泉。以此而论，虽然传承者甚至语言都发生了变化，但希腊罗马文明并没有中断过，有的只是转变。

    文明的实质内涵在于其基本思想和观念体系。汤因比认为应该从精神层面上定义文明，其他学者的看法大同小异。布罗代尔提出，文明是“一个文化区域”，是“一组文化特征和现象”。沃勒斯坦也认为，文明是“特定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关联体，它形成某种历史整体并与其他各种各样的现象共存”。涂尔干和毛斯则说，文明是“包含了一定数量民族的道德环境，其间各民族文化只是这整体的一个特定形式”。亨廷顿在概括这些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尽管有时候特定文明可能同特定种族和民族相契合，但并不能说文明就等同于特定种族或民族；同一种文明可能包括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反过来，同一个种族或民族也可能分属不同的文明；同样，亦不能简单地把文明等同于一个国家。

    文明是人为创造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环境，它通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其思想和行为都受到这个环境的制约。但它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能不断接受内部和外部的影响而自我更新甚至改变。古代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中，有一部分的确是完全中断了，例如古代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和美洲文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明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轴心文明，主要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可能吸收了外来的因素，从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变化，但它们的基本精神传统并未消亡，或者未被全新的思想和观念体系所取代，它们仍然是人们一切活动的轴心。

（节选自2011年08月16号《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

杨福泉

    ①一种浓郁的“文化焦虑”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向中国。城市和乡村里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大量的人文景观随着“旧城改造”和农村模仿城市的时尚建设不断消失。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呼吁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焦虑中有深沉的反思和忧患意识。

    ②当下，“文化焦虑”和“文化忧患”促使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但他们过分片面地把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甚至一些儒家古典文化，特别是片面地把所谓的“国学”指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一说到中国文化，言必称“国学”，视野局限在孔孟儒家之学和“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上，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等同于进行一些儒家古代典籍的教育，不遗余力地在大中小学里进行所谓的“国学教育”。各种“国学研究会”、“国学研究院”和“孔子学院”纷纷问世。有的学者鼓吹：应该让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传统经典，尽早回到中国中小学课堂。希望政府尽早启动这项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改革工程，尽早颁布法律，肯定传统文化经典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③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鲁迅、胡适等一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早已经看到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中国汉学典籍中的大量糟粕，所以才振臂呼唤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博采众长，吸收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才创新而形成了绵延至令的中国新文化。如果依旧拘泥于儒家典籍的故纸堆中，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格局。

    ④当今的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整合了56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当代中华文化应该有一个广采博纳的大气魄，我国各民族应该相互借鉴，互补共生。而如果仅仅聚焦在一些汉学典籍和孔孟之学上，将它视为中华文化的全部，漠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汉族民间文化，那只会陷于抱残守缺的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误区，不可能建构起中国56个民族都认同的文化意识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不可能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格局和气度。

    ⑤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应该有一种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应该有世界眼光、全球眼光，谦虚好学。当年鲁迅、胡适这一代中国精英大力引进西方文化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等，催生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全面改革了中国的教育内容和体制机制，裨益了当今无数的中国人，培养了很多能与世界对话和竞技的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如今，我们在为国忧心、为族忧患的“文化焦虑”中，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上，老想着要不分良莠地一股脑继承过去的文化传统。

    ⑥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如活水长流，才会有生命力。“文化焦虑”促使我们忧患和反思，但我们的这种焦虑，应促使我们有准确理性的“文化自觉”，催生不失根本又汇聚百川、广采博纳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为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词”作为这种诗体的专称，还是比较后起的。在唐五代时，这种新诗体原被称为曲子词。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诗余、乐府、长短句等别名。这些名称都代表着词体的某种特点。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就是歌词的意思。曲子词这个名称，最清楚地表明了词体的性质，表明了词与曲的关系。曲是指音乐的部分，词是指文辞的部分。在乐曲歌词中，这二者原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不可分离的。清刘熙载《艺概》卷四说“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清宋翔凤《乐府余论》说“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这些话都对词曲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说曲子词是词体最确切的全称。

    诗余的名称是晚出的，大约始于南宋。南宋初林淳的词集名《定斋诗余》，廖行之的词集名《省斋诗余》。如果说这些集名是后人所加，那么，至迟宋宁宗庆元间编定的《草堂诗余》，已经表示诗余这个名称的成立。

    把词称为诗余，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词是诗的下降，是诗的余绪剩义。这是轻视词的看法。清毛先舒《填词名解》说：“填词不得名诗余，犹曲自名曲，不得名词余（元明散曲又称为词余）。又诗有近体，不得名古诗余，楚骚不得名经余也。故填词本按实得名，名实恰合，何必名诗余哉！”清汪森《词综序》也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都是反对把词贬低称为诗余。

    另一种认为词是出于唐代的近体诗，是从律诗绝句中变化出来的；唐人是先用五、七言诗入乐，到了唐末五代，才改用长短句。如宋翔凤《乐府余论》解释词之所以“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余，遂名曰诗余”。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词的产生过程和唐代歌诗的实际情况。词的产生和创作本来是为了配合音乐，歌词必须适应乐曲，所以一开始就有长短句的采用，就是齐言和杂言两体同时并用。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知道隋唐之际已有合乐的长短句的词，它的产生可能犹在近体诗正式成立之前。唐代歌词，固然很多是用五、七言诗，但也有很多早用了长短句的。终唐之世，不断传唱五、七言诗，也不断传唱长短句调。唐代诗与词的发达程度实有不同，这不是因为它们产生的时代各有先后。而且文人词虽然是后起，但民间词早已先行。说长短句用作歌词是后于五、七言诗，词是由律诗绝句变化而出，这是不合事实的。

    所以把词称之为诗余，不仅包含有贬低词的意思，而且对词体的产生、形成过程也作了曲解。

（摘编自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体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