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应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毕竟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了解逐步深入、真实，对莫言作品的认可，就显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积极的意义。

    ②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之前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然而，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或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尽管莫言的作品有特色和很成功，但就作品境界的开创、世界观的拓展方面，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尚有不少的距离。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高塔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③莫言通过展示“吃”、“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建构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和外国报刊上报道的中国不太一样，给人许多陌生的东西，会让人看到中国成长进程中的复杂性。莫言不是一味写中国美好的一面，他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莫言以其作品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惯常认知视阈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被世界所接受。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换言之，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正如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④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导致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

    人类社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空间是固定、具体的，而时间则需要通过某种办法加以测定和标识。人们测定和标识时间的参照最初是感知和观察到的物候和气候的变化。什么时间月圆了、月缺了，什么时候气候转暖，种子发芽、庄稼生长了……这些变化就被我们的先人用来作为早期测定时间的依据。

    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人们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计算、记录时间，就要进一步选择具有普适性，恒久性和周期循环性的参照物。于是，太阳、月亮、谷物的成熟期等，就成为了优选的参照系。人类很早就学会观察日月星辰，用以测量时间。大约在纪元前五千年，人们利用指时杆观察日影。纪元前11世纪，已经有了关于日晷和漏壶的记载。详细记录时间的钟表的发明，大约是13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

    协调和规范各民族或国家群体内部公共时间制度的，是各国的特定历法。世界现行历法最为普遍的有：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太阳历或称阳历，我国当今使用的公历就是这一历法，作为我们传统时间制度组成部分的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实质上也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还有以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周期为参照物的太阴历或称阴历；我国自夏代开始使用、后经汉武帝太初元年修订的兼顾太阳历和太阴历确定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即所谓“夏历”“农历”，或俗称的“阴历”“旧历”。这样说来，我们的夏历是既参照了对月亮的观察，又参照了对太阳的观察而制定的。

    我们的民间传统节日体系，例如春节、元宵节等都是依据过去千百年来通行的阴阳合历而确定的。这种历法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正像我们对光华照人的月亮以及太阳倍感亲切一样，对使用了几千年的阴阳合历我们同样有着深深的钟情和依恋。

    为了找到一个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又准确标识寒暑往来规律的计时办法，人们将一年365天平分为24等份，分别给予一个名称，如立春、雨水等，于是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识制度。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节气的名称与今或有不同，但在汉代刘安著《淮南子》中，就明确有二十四节气名称的记载了。各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作为标志，即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我们的先人发明节气，把自然界的变化、动植物以及人体功能的状态和变化都反映出来了，而且相当准确：雨水，草木萌动；立秋，凉风至等。这些都是从人们对自然界的细腻感觉出发而形成的，体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准确认知，相当科学。

    以上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合并使用的阴历阳历时间制度，各有其科学依据、计算方法和历史发展进程。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彼此相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交错使用、互为补充，形成了协调并用、多元而统一的时间计算体系。这个多元而统一的时间制度就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生活节律和节日体系的背景。

（刘魁立《中国人的时间制度》，有删改）

    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物形式，与陶瓷器、金属器、纸本类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物的四大主干。从原始社会的古代崖刻，到周代的石鼓文；从秦始皇东巡刻石，再到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碑碣、墓志、摩崖、塔铭……石刻文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歌功颂德、记人载事的赞、颂、记、志、铭等，有各种经典文集、杂咏、题名、地图、谱系、楹联、符咒、药方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从书体上看，石刻有古籀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各朝代的异体字，是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的泰山石刻，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珍存着秦朝《李斯碑》、汉代《张迁碑》、晋代《孙夫人碑》，以及北齐《金刚经》大字和唐朝《纪泰山铭》等一大批名碑。泰山石刻无年月和书刻者姓名可考，明孙克宏《古今石刻碑贴目》称“今考其笔法，与邹县北齐韦子琛刻经同出一手。”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记载：“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尝于徂徕刻石经二，并勒诸佛名，字迹瑰异，与其如出一手。是经当亦子椿所作也。”1989年《书法》第二期载王恩礼、赖非撰《铁山（石颂）的初步考察与研究》认为，此刻与邹县铁山摩崖经刻在字径、书体、风格极为一致，由此断定为东岭僧安道壹所书。以上诸说皆无定论，察其笔势风格疑为北齐人书。

    石刻与藏之于秘府的典籍不同，它铭之于石，公之于众，记录、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可以作为订正古籍的有力证据和补充经史的珍贵资料，其价值不下于甲骨文之于商周史，敦煌汉简之于汉史。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一直为历朝尤其是清代学者所关注，并融入到近代古史辨的学潮中，衍化成古书真伪之争。由于无法一睹汉代文本之真，争论似永无结果。20世纪20年代，汉魏石经残石在洛阳的出土引起学界极大轰动，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人相继对之展开研究，初步揭开了汉魏石经的真面貌。不仅让我们目睹今文经本原貌、今古文经本差异，并可由此窥探两汉经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秦汉以前经本流传中的错讹。

    石刻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头和文字、书法、刻工相结合，成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特有的文化景观。泰山石刻中，有粗犷急就的凿石，也有精雕细刻的龟碑；有岩石小节，也有万丈摩崖；有平民题迹，也有帝王御笔。小字如蝇，大字如斗，真草隶篆，代不绝书。或托物咏志，或题景留名，或赞其拔地通天之雄，或颂其幽奥旖旎之秀，自然之美融合于石刻艺术，石刻艺术又浑然于自然之景。

    石刻是一种载体特殊的文物，相对于其他文物而言，它体积大，质量重，难以移动，易于毁损，保存难度较大。秦泰山石刻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封泰山时所立，由中国小篆的创始人——秦丞相李斯篆书，石刻约有222字，记载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然而这块无比珍贵的国宝，历经2200多年的天灾人祸，现在仅剩下九个半字了。

（节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孔子谈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之言，不仅对个人自然生命的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个人道德生命的提升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君子三戒”涉及人性中最常见的方面：人性好色、好斗、贪得。何谓色？含义一，“色”主要指面部表情，怒色、和颜悦色都属此类，也可引申为表面上；含义二；“色”指美色，尤其是女性美色。也可理解为专指夫妇一伦，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斗”指争斗，战斗。孔子所说的斗，主要是指人壮年时血气方刚，好胜心正盛，容易好勇斗狠，人们的意气之争也包括其中。“得”指取得，获得，此处意指贪得。贪，泛指无节制的爱好，贪得无厌。财货、金钱、宝物、田产、房屋、女色等都是贪得的对象。表现为对既得的唯恐丧失，也表现为对未得贪取。

    孔子将人生大体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所谈“君子三戒”是从血气出发，但并未止于自然生命层面。孔子之后的注疏透显出“君子三戒”从养生到养志、以理胜气的理论发展路向。孔子从血气出发所谈的“君子三戒”，指向了从人的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提升，关注人对色、斗、得的节制及对礼法、习俗等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正因为人性好色、好斗、贪得，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有所戒惧，为此，人们需具有拘束性道德，在诱惑面前克制自身，不能悖理违法，丧失人格，失落道德，失去本心。由此，人们才有可能超越血气的役使走向道德修养的提升，进而挺立道德主体、扩充道德生命。

    “君子三戒”为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当代中国官员如何戒“色”?第一，修身养性，涵养拘束性道德。第二，修身齐家，弘扬夫妻忠贞美德。如何戒“斗”?第一，弘扬“掣矩之道”，处理好上下级、平级、同级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第二，“正名” ，官员明确自己的职权职责，在其位谋其政，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有助于避免争权夺利。第三，提倡君子之争。在竞争、竞岗、竞职时，尊重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以礼来化解恶性竞争或争斗，营造和谐良性的竞争氛围。如何戒“得”?第一，不受不义之货财。第二，理解义利关系的三重境界，有助于官员拒贪自主性的提高。最低的一重境界是“以利为利”，就是说为官的目的是唯利是图。第二重境界是“以义为利”，就是说为官者确实有为己谋福的目的，但他是通过行善举，为百姓服务而达到自己利益。第三重境界是“以义为义”，即纯粹为行善而行善的境界，纯粹为百姓服务而为官，惟其如此才能心安。

    “好色、嗜斗、贪得”的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官员唯有涵养自己的拘束性道德，提高面对色、斗、得的道德持守能力，方能获得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的幸福。尤其是在今天，官员内心对制度的敬畏，对色、斗、得的戒惧，应该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力，也正因此，“君子三戒”及与此相关的道德修养应该成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三戒”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启示》节选）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说“孝”》，有删改）

当代书法“文化缺失”论的逻辑指向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书法事业的蓬勃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突显，这当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书法文化内涵缺失有所担忧的论调。学者们在文章中不同程度地对当代书家传统文化修养的缺失、当代书作文化价值的弱化、当代书法展览中的文化失语症等现象提出了批评。若具体分析，当代书法“文化缺失”论的指向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作者的文化身份；二是作品的文字内容。

    首先，学者对当代书法缺乏文化内涵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书写者文化身份的不认同。我们知道，传统书法家的构成是以文人为主体的，而时至今日，书法家的构成是比较多元的，既有专业化、职业化的书法工作者，也有在政界、学界、商界从事各类工作的书法创作者，他们与传统文人的知识结构相比较，对古文字的学习与使用，对古文经典的记忆与理解，对古典文学的创作与欣赏，都是令人远逊古人之处。正因如此，众多学者提出书家要多读书，增加古文与古诗词的学习与创作，这自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但也应明确，读书多是不可能直接带来书法境界提高的，否则，当代最有成就的书家应该是著作等身的文史哲专家了。

    “文化缺失”批评对当代书法的文化价值提出质疑的另一个方向集中于书写的文字内容方面。当代书法文字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缺失主要体现在展览书法中的文字硬伤与内容抄录现象。有专家指出，包括“国展”、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获奖提名和获奖作品都难逃作品硬伤和扣分的厄运，在57位获奖提名的作者中有41位因作品有硬伤被扣分。而在文化考试中找枪手作诗，或作诗平仄押韵不能合律的又不在少数。

    文字硬伤包括错别字的出现、繁简体的混乱、多音多义字的误用等方面，无论历史原因如何，在书法展览中出现都是不应被容忍的。而关于书法抄写古诗词还是自作诗词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当代书坛。早期的被我们现代人当作书法作品的书迹则基本是用以记录、传播文字内容的实用书写。宋元之际，文人遣兴的书写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书家在作品中抄录前人名篇或自作诗词的现象才日益普遍，“诗书一体”的理念才逐渐为人所接受。即便如此，是否书写自作诗词，并不能成为一件书法作品是否成功的必然依据。有能力的作者当然可以写自作诗。如果技法水平高，自作诗词则是锦上添花；如果创作能力低，即便内容是自作的，也不过是抄录记载的普通书写。

    脱离了实际使用功能的毛笔书写对应着丧失了语言环境的文言诗词，当代书法“写什么”的确是个很费思量的问题。有鉴于此，书坛出现了“情境书法”“阅读书法”“居室书法”等倡导，其目的就是用以规避展厅书法带来的审美疲劳，凸显书法的实用和欣赏的群众基础，回归书斋式可赏可读的书法创作模式。

（摘编自王晓亮《“文化缺失”批评语境下当代书法高效教育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