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巧若拙

朱良志

    ①道，即天道，大巧若拙，体现了崇尚自然的中国哲学思想。“大巧若拙”由老子提出。人的一生必然会追求巧。巧，即技巧、技能。老子所说的巧，却不是一般的巧，一般的巧是凭借人工可以达到的，而大巧作为最高的巧，是对一般巧的超越，它是绝对的巧、完美的巧。大巧就是不巧，故老子以“拙”来表达。

    ②老子为什么将笨拙的状态作为最高、最完美的巧？这涉及到老子关于天工和人为关系的思想。老子认为，最高的巧，就是不巧，不巧之巧，可以称之为“天巧”，自然而然，不劳人为。从人的技术性角度看，它是笨拙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从天的角度看，它又蕴涵着不可逾越的美感，它是道之巧，有纯全之美。在老子看来，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之巧，其实是真正的拙劣，是小巧，是出自人机心的巧。机心即伪饰，伪饰即不能自然而然。如果说它有什么巧的话，也是局部的巧、矫情的巧。这样的巧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也是对人和谐生命的破坏。

    ③大巧若拙，强调的是素朴纯全的美，自然天成，不强为，无机心，不造作，朴素而不追求浮华。如《二十四诗品·冲淡》中所说的：“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那就是：不刻意求取，一刻意即落有为，一有为就破坏物我之间玲珑微妙的契会，破坏冲和淡雅的意致。放弃目的、理智、欲望的追求，也即放弃对“巧”的追求。诗人是以心去“遇”——无意乎相求，不期然相遇，而不是去“即”——孜孜以追求。拙，在老子看来，就是素朴。道家认为，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④大巧若拙，突出了中国哲学以天为徒（徒：同类）的思想。在老子的宇宙论思想中，赋予天——自然作为创造性本体的特性，老子哲学中的天取代了原始宗教中的至上神地位，成为人的文化创造永恒的范本。老子大巧若拙的思想，就是要回到天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从天的角度寻找智慧的根源、生生的根源。

    ⑤大巧若拙，突出了道家哲学在其源头就存在的“反智主义”倾向。老子说：“慧智出，有大伪。”在老子看来，人企图运用知识改变世界，是一种愚蠢的文化冲动。老子强调拙，是因机心流行、文明发展所带来的虚伪性而提出的。老子看透了五色、五味、五声等对人的真性破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他倡导一种自然而然的哲学。老子时代的繁缛虚华当然和现今无法相比，但相对而言，那个时代也有了很高的文明。文明所带来的虚荣奢华席卷着这个时期，声色犬马之乐，虚与委蛇之势，乃至繁缛的礼节，巧言令色的风行，等等。其实，这也可以说是‘欲望的时代”，重视人的欲望享受，将世界客体化、对象化、异己化。老子反思这样的“流行文化”，这样的所谓文明，是不是符合人的真性？老子提倡的“为腹”，如王弼说：“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就是融于世界中，与世界悠游，不是靠机心去破坏这个世界，而是与世界同在，以“大是懵懂”的智慧滋养生命。

    ⑥守拙的哲学，是一种存在之道，它促进了中国人关于人的存在状况的思考。“拙”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本来面目，一切技巧都是为了某种欲望而启动的破坏本性的行为。人的本性是生活在“拙”的状态中，而不是在巧中展示的，不是在绚烂的色相世界中展示的。

    ⑦守拙更是一种人生境界。比如，陶渊明不仅以其诗垂范后世，而且也以他的人格风标衣被百世，这并不在于他选择了退隐，不为官，而在于他树立了一种本然素朴的精神风范。“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去的是他生命的园田。并不是农耕牧歌更适合他，而是自然率真的境界更适合他的生命栖居。

    ⑧大巧若拙，明道若昧，见小若明，糊涂中有聪明，痴心中有智慧。

    ①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②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戒作用。

    ③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④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⑤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①我国花卉栽培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花卉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被不断注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不断融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容，逐渐形成了极具东方神韵的花文化。

    ②中国人赏花讲究人花交感、心物相通，把花视为人的精神品格的化身。自古就有屈原滋兰九畹，陶渊明采菊东篱，李白醉卧花丛，陆游以梅言志，林逋以梅为妻，苏东坡“唯恐夜深花睡去”等佳话，有一种“为爱名花抵死狂”的味道。画家们画花，也不是简单的再现，他们追求的是情注丹青。他们的“画意”是由自然形态引发的一种艺术感受，是一种美的升华。欣赏他们的作品，能让人产生许多美妙的【A】遐想（联想），沉醉在浓郁芳馨的情韵之中。

    ③以梅花为例，苏东坡有诗云：“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开天下春。”崔道融也有诗云：“数萼初含雪，孤标画自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由于梅花能在春寒料峭时独放，夏秋时又【甲】果实累累，人们便以其高雅、刚毅、圣洁的“梅格”来比德、畅神，视梅花为“国魂”。由于人们爱梅花，梅文化也逐渐形成了。由最初的植梅、食梅、用梅，演变成艺梅、器梅、颂梅：由梅林、梅景而触发爱梅、赏梅，变成“梅痴”，进而把“梅品’’等同为“人品”。于是，梅花成了坚贞不屈的象征。历代梅文、梅诗、梅画等【B】层出不穷（络绎不绝）。文人墨客喜欢以梅为友，将梅列为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之首、岁寒三友（松、竹、梅）之一。

    ④本来花中“君子”只有梅、兰、竹、菊，但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为莲花争得了第五个君子的席位。周敦颐写道：“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于是，莲花成了圣洁的象征。周敦颐被尊为莲花的守护神。

    ⑤其实，花文化并不全是由文人墨客们“创意”出来的。在民间，花文化也很流行，并融入传统的习俗中。

    ⑥比如石榴，因其多籽，送给新婚男女，可祝愿多子多孙。又因其花红似火，可寓意生活红红火火、事业兴旺发达。中国民间传统习俗中，在为人祝福、祝寿时常以牡丹、松柏、石榴寓“多福、多寿、多子”。

    ⑦芒种祭花神，在民间也一直流行。芒种为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提醒农民加紧田间耕作，否则将影响一年的收成。中国民间非常重视芒种祭祀花神。在这一天，人们一定要把各种花树用红带子系上以祭祀花神，【乙】(qí)   福迎祥。

    ⑧中国人对花的颜色也很【C】讲究（考究）。同样一种花，因颜色不同所表达的花意也不同。色彩艳丽的花卉大多用于喜庆场合，而白色的或全黄色的花卉适用于悲伤悼念的场合。

    ⑨红色的山茶花则是胜利之花，在胜利者凯旋之时向英雄献上一束火红的山茶花以表示祝贺。山茶花也是爱情花，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小伙子向姑娘求爱要送上一束红色的山茶花，若遭到拒绝还可以送上一束白茶花以示发问：“你为什么不爱我？”

    ⑩可以说，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花文化密不可分。花卉参与中国民间风俗的形成，极大地开拓和扩展了民俗的内容和范围，给人带来了很多精神的愉悦和心理的满足。

（取材于青萍《花之美》）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凡·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凡·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凡·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几幅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

    快闪是一种以创意、幽默、奇观为重要元素的亚文化活动，旨在“用颠覆性的表演震撼顺从的城市人群”。2003年，美国人比尔·瓦斯克在纽约市区发起了首次快闪活动，随即它便乘着新媒体发展的东风魔力般席卷全球，成为当代城市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快闪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20至30岁的青年。这一人群的社交网络最具流动性，喜欢结识新朋友，不一味强调社交关系的稳定性，在快闪活动中，社交媒体一对多、节点式的传播特征，进一步扩大了流动性社交的优势，使得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陌生人参与成为可能，而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机制。在大型密集而人口异质的城市中心，年轻人巧妙地利用新媒体工具进行活动策划、人员调度，可以打破城市生活的日常节奏，打造出临时性的公共空间。

    快闪类型多样，先后出现过离散型、游戏型、政治型、商业型等不同种类。其内容或是一种娱乐狂欢，或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抑或是宣传某种新观念、新产品。学者们对其评价也是态度各异。批评者认为它肤浅幼稚，只是纯粹的社交性游戏并且缺乏严肃理性的实践目标；指责它干扰城市正常秩序，增加城市治

理成本；甚至担心快闪族被未知组织者利用，从而引发社会混乱。赞赏者则认为，快闪降低了社会参与的门槛，创造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社交形式；它以戏剧化的方式重塑了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并拓展了公共表达的形式。

    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合理借鉴了快闪亚文化“情境创设”的理念和充满活力的形式，并通过有效的策划和组织为其注入了深沉的内容和情感，提升了审美品格，展现了亚文化参与构建主流话语的无限可能。

    注入意义，内容主流化。有别于快闪亚文化的无意义传统，爱国歌曲快闪活动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背景，是一份献给祖国的特别礼赞。所唱曲目虽多为老歌，但因其爱国情感浓烈、社会普及度高，且经过全新编排，更能直达人心，引发共鸣。活动在娱乐性、可近性上获得了青年的认同，同时也突破了理论界对其肤浅性、破坏性的指责，以轻盈的姿态为爱国主旋律注入了清新的活力。

    精心策划，形式审美化。各地的快闪都非常注意天气、场所、布景、道具、领唱人物的选择和设计，以彰显其地域特色、历史风韵、建设成就和时代精神。活动多在人流如织的公共场合惊奇发生，以知名人士、行业精英、青年学子富有个人魅力的独唱或互动演唱启幕。在悠扬旋律的感染下，成百上千的在场群众从好奇驻足到自觉加入，最终发展为共情共鸣的集体合唱。主办方通过多机位抓拍、精美剪辑和专业和声，最后完成声画语言绚丽、情感逐渐开华的优雅叙事。

    创设情境，行动剧场化。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不仅创造了剧场，它本身就是剧场。”爱国歌曲快闪系列活动通过艺术行为、教育主题的巧妙嫁接，在司空见慣的城市居所中创设出富有诗意的剧场氛围，使现场群众在偶遇的“戏剧”情境中经历了一场融欣赏、体验、共情、参与于一体的审美实践。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接力传播则将剧场效应进一步扩散，形成了跨时空的情感震颤和价值认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又一场表达爱国激情的快闪风潮。

(摘编自邹举、周玥《青年亚文化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新情境》，《中国教育报》2019年6月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