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作为一种教学载体及教育制度，与官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办学目的是“为教育的而非为科举的”。

    书院的教育模式大多因师因学而确立各自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授课形式，最主要的教学环节便是老师升堂讲说、学生分斋授课。升堂讲说类似现代学校的课堂讨论，有主讲，有提问，还有辩难。分斋授课则指学生的大量时间是在斋舍或书楼自学，同时有师生间、同学间的相互切磋、质疑问难。南宋建康的明道书院规定，每旬“三八讲经，一六讲史”，“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讲经与讲史即为书院山长的升堂讲说，经疑与史疑实则为分斋授课。

    教学活动并非局限于讲堂与斋舍，祭祀、展礼、游览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以多种方式发挥老师启发、辅导学生读书自学的优良学风，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也多因时、因地而制宜，但一般都包含经学、史学、文学、诗学、小学、算学、制艺帖括等内容。宋代各书院主要设置“五经”课程，南宋朱熹集注“四书”后，“四书”课程的设置更为普遍，元代书院大多以《四书集注》为必读教材。同时，书院也设置其他课程，例如，濮州历山书院特设医学，内乡博山书院特设数学、书法等。除四书五经外，学生也选修前四史、文选、杜诗等课程，有的书院还辟有“射圃”以传授武学。

    大多数书院都重视作为传统教学内容的“展礼”教育。祭拜先师、朔望祭祀等教育，成为书院不可或缺的常规课程，体现尊师重道、崇贤尚圣的精神。在“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的氛围中，学生养成了对先贤的景仰与礼敬之情，由此形成了书院崇圣尚礼、人格养成的尚德精神。

    书院教育中独具特色的会讲制与讲会制对书院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书院会讲制实为各书院举行的学术性聚会或研讨会，含有对时人所关心的重大政治学术问题的讨论、讲辩之意。讲会制则是诸教育大师凭借书院以传播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与会讲制作为学术交流活动的形式有别，讲会制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团体组织。黄宗羲《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载，南宋淳熙年间，在明州诸书院讲学的学者杨简、沈涣、吕祖俭、袁燮等人，组织举办了学术交流组织“四明讲会”，这不仅活跃了书院的教学活动，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如何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等方面，书院教育强调弘扬“义理之学、修养之道”，以人格教育、繁荣学术、人才养成、传授知识为培养模式。

    历代教育大师在大力倡办书院教育的实践中，都明确反对把书院办成攫取功名利禄的名利场，反对把专攻科举考试所需的文辞之学作为教学重点，而主张效仿古代圣贤“教学为先”的办学理念，把造就“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济国之才作为培养目标。如南宋学者张械明确反对把科举利禄之学作为书院办学育人的指导思想。朱熹也说“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计”，他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虽然要求书院必须为皇朝政治服务，把维护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作为书院教育的方针，但同时更明确反对把“务记览、为词章、钓名声、取利禄”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的育人准则。针对官学和科举诱导士子“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的积弊，他强调书院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修身养性等。

    中国书院教育注重弘扬中华民族正心诚意、修身为本，讲求经世致用、学术创新等的优良品德和传统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书院文化不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泯灭的作用。

(选自张熙惟《古代书院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有删改)

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内涵

田青

    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必须要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开始。因为一个中断了历史和传统的民族，不可能仅仅依靠全面“移植”外来文化而再现属于自己的辉煌。而全面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则是认识、学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步。目前，很多人把中华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学，而且只讲典籍，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窄化和不全面的认识。我曾经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概括为“三根柱子两层楼”。

    大家都知道最简单的物理原理，不能少于三根柱子才能撑起一个物体，所谓三足鼎立。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就是儒、释、道。这三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所谓“以儒济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儒释道三者在构成中国人的人格方面是分工不同，各有侧重，但缺一不可。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要“为天地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每个家长让孩子读书的时候都希望孩子有出息，在中国人看来，最大的出息莫过于治国平天下。

    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佛教。佛教进入中国有2000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超过许多人的认识，如果从我们现存的汉语当中去掉佛教传来的语言，我们恐怕就不能说话了。为什么？汉语中很多都是佛教中传来的词。比如我们常常说的“世界”这个词就是佛教词汇。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古代雕塑，从敦煌、云岗、龙门，到乐山大佛，大部分来自佛教，如果不讲佛教雕塑的话，中国几乎就无法撰写雕塑史。

    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两层楼”上面一层的文化是由文人创造的精英文化，包括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元曲……其共同载体是汉字，是借汉字传承的中华文化。一提传统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但是很多人常常忽略了楼下还有一层。这个底层不是低下的意思，其广大，其高远，其丰富，其精彩，都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这部分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即主要由口头传承的文化，其特点就是口口相传，与以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不同，包括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手工技艺，民俗、节日等等都是。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而言，是“根与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DNA，是我们民族的标识和符号。我曾经在一个大学讲课的时候请学生们设想一下：在传统社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子弟，不识字，甚至只有一个乳名，他是传统社会中几亿人中的一个。但是，他不但知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知道勤俭持家，还知道孝顺父母，知道“二十四孝”故事，甚至，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知道“精忠报国”！他虽然一字不识，但是他会给你滔滔不绝地讲杨家将，讲岳飞传，他知道赵子龙，知道关云长，也知道秦桧……他爱恨分明，有强烈的道德感，邻居家有谁不孝顺父母他会谴责，会不齿！请问：他从哪里知道的忠孝廉耻？从哪里知道的仁义理智信？他听说书，他看戏，他过传统节日！他在这些丰富的，和中国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不但建立了深层的道德感，有了生动的历史知识，还有了一个“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就是这些使每一个中国人保持着他的基本人格，他会健康地度过一生，他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从而保持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基本的结构和文化的传承。

    5000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30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既为复兴传统文化打下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出现了把传统视为陈旧、落后、“土”的东西迅速抛弃、抹掉的现象，只有把中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充分认识，认真总结，才能找到我们自信与自豪的支点，抛弃自卑与自残的思想与行为，在不断反思中前进，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2015年12月04日 《光明日报》）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

金庸小说的武与侠

新垣平

    ①金庸辞世之后，各大媒体纷纷发文纪念，除寄托哀思外，更带有“盖棺论定”的意味。耐人寻味的是，许多文章的重点都强调，金庸除去武侠小说之外，还是卓越的报业大亨、政论家，以及参与起草《基本法》、与许多政要交好等事迹。强调这些成就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其中也隐隐有“金庸可不止是写武侠的”的言外之意。这种潜台词彰显出，对于如何评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庸现象”，人们仍然感到困惑不定。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武侠小说的创作和流传，即便金庸其他方面的成就再翻几倍，影响力也绝达不到今天的一成。

    ②金庸本人在访谈中有一个说法：“武侠小说的精神是‘侠’字而不是‘武’字，‘侠’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主持正义。”这段话传播很广，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以此而论，武侠是传播一种道德精神，自然于国于民有重要意义，所以武侠小说较为高雅的叫法就是“侠义小说”，而低俗的称呼是“武打小说”。

    ③不过对一种文学本质与功能的看法，并不会因为作家本人曾说过而更加合理。把脱离了“武”的“侠”当成武侠的基石有很多说不过去的逻辑。当年韩非子就说过“侠以武犯禁”，脱离了起码的武力，侠客和一般的好人、热心人的区别就不大了。这些人自然也十分值得学习和效仿，但小说读者显然不是为了看这些。

    ④事实上，金庸小说中的主角，也并非都可以归为一般认知的“侠”，哪怕是有“武”的“侠”。早期的陈家洛、郭靖等人，还多少是按侠客的形象塑造的，有许多为国为民的光彩事迹。到了“神雕侠”杨过，虽然也有些侠义之举，但重点刻画的却是其冲突激烈、爱恨交织的个人情感生涯，后来的张无忌、令狐冲等人，虽然武功天下无敌，却也并不是“侠之大者”。可算是大侠的萧峰，也有不少侠士绝对不应该有的杀戮之罪。到了韦小宝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也讲义气，但和行侠仗义怎么也沾不上边。按照陈墨等金庸学者的研究，在金庸小说发展中有着非常显著的“侠”的退隐现象。虽然金庸作品中显然有着对侠文化的温情，但最终却走向了《堂吉诃德》式的结尾，这使得金庸小说具有了超越弘扬侠义精神这一目标的、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更深远反思。譬如，在日月神教和左冷禅之类庞大森严的江湖势力之下，还有可能出现真正的侠客吗？

    ⑤然而从另一方面讲，金庸以及许多人对“武”这一面的忽略也是有问题的。金庸等人的认识可能受到时代的限制，而没有找到理解“武”的适当模式。“武”如果只能解释为暴力，顶多是夸张的暴力，那么武侠小说自然是宣扬以暴易暴，怎么看都矮人一头。不过今天的读者理应看得更清楚，武侠之“武”，至少在新武侠以后，事实上已经从相对写实的《水浒》式武技，演变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奇幻。金庸本人所发明或发扬光大的一系列以内力为根基的“武学”——内功的运行、转移、远程攻击、防御、速度加成等等，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基础，而成为一种奇幻的设定。毋庸讳言，读者喜爱的首先也是这些神奇瑰丽的场面和效果，而非深层的人性与社会反思。

    ⑥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稀奇，就是八九流的写手也在写，怎么没金庸的地位？因为同样是写，功力却大有不同，给人的阅读体验也天差地远。

    ⑦《雪山飞狐》有一段曹云奇、殷吉、阮士中三人较量轻功的描写，非常值得读。这个桥段和主体情节没有太大关系，对轻功的描写也没有高来高去的玄虚，而是贴近常人跑步、跳高的体验，自然给人现实可信之感，而人物各自的性格、身份和钩心斗角的关系，也天衣无缝地融入了这一段轻功描写中。

    ⑧金庸武侠的出色之处，正在于建构出了一个想象奇崛又极具真实感的幻想世界。这一重意义，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是经常被忽略的。不过随着《魔戒》《冰与火之歌》等国外顶尖幻想小说的引进，我们能够并更应该从这层意义上去认识金庸武侠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

    ⑨即便金庸去世，这个幻想世界仍将存在于亿万人的脑海中，或许这才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

（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11月15日，有删改）

中国传统悲剧与西方传统悲剧的差异性是本质的，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而不是片段的艺术现象。

    把人作为认识主体，把万物作为认识对象。西方哲学十分强调这种主客分离，进而形成主客对立，这便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整合了人类的理性思维，创造了对西方人思维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学》。从此，西方人所关注的是自然、社会、人的本质构成等问题，强调对事物的理性探寻和辨识，这种思维使西方的悲剧具有突出的理性色彩和思辨特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人与万物同属一个系统，宇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中国人关注的如何做到“知天”、“顺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所以，不同的认识基础导致不同的审美追求。西方悲剧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振荡，而中国传统悲剧则往往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让愤懑的情绪得到安抚。如窦娥被迫害致死，但她的冤情却能感天动地。最后，窦父顺天意，禀皇命，为窦娥申冤，悲情被逆转了。

    西方悲剧力图借助人的智慧和理性去接触真实社会，但人的意志、情感，真正的人、真实的自我都遭受强烈的挑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永久的生命焦虑，即使到了倡导人文主义的莎士比亚，他大多数作品也体现人类生存状态中的无可奈何的无尽焦虑。而中国人看来，悲剧形成的来源是现实的社会秩序远离了圣人倡导的理想社会秩序，也因小人存在，不但违背理想社会秩序，也在破坏着相对合理的现实社会秩序，使现实社会变得更加黑暗和昏浊，离先贤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越来越远。但中国人总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惩奸除恶，仍有希望、机会回归那个理想社会，所以中国的悲剧从来没有像西方悲剧那样“悲”得那么绝对，一“悲”到底。

    西方人希望超越现实世界，通达绝对生命，最终理想要实现生命的超越。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一个中心概念，是人类应该追寻的终极；可置身的现实世界充满缺陷，要超越生命，就首先要超越现实实际，达到精神的绝对和永恒。西方悲剧思想正是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与西方传统悲剧思想相比，中国思想家的理想在道家看来便是“物我两忘”通达自然天地，在儒家看来是“人皆可为尧舜”，在佛家看来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人的德性要求、人格磨练和品质修养。忠、孝、侠、义几乎成为大多中国传统悲剧弘扬的主题。《西厢记》以反道德始，以归依道德终。张生以偷情始，最终考上状元，正大光明将莺莺迎娶，回归至传统道德体系。

    西方的歌舞很早就从戏剧中分裂出来，分别形成了“歌剧”和“舞剧”，“话剧”则以对话为主，语言主导着整个戏剧。西方哲学从来就有语言崇拜的传统，认为“哲学的问题其本质是语言的问题”，具有抽象、概括的语言有其绝对的权威地位。而在中国，歌、杂技、武术等各种表现手段从来没有从戏剧中分裂出去，甚至，歌与舞比单纯的对白在传统戏剧中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序》）歌、舞、白不曾分离，歌舞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段。

（摘编自蹇河沿《中西悲剧差异背后的文化哲学解读》）

    ①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

    ②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③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④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脑科学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⑤人工智能涉及范围极广，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要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以既有资源禀赋和研发优势为主攻方向，以“双一流”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人才梯队培养为抓手，实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原始突破，进而利用类脑智能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第二，要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贯彻落实这一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

    ⑥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

（摘编自许宁生《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