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

    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宋朝境内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突出表现，是高扬“尊王攘夷”的大旗，并注入新内涵。这与北方民族政权的环伺紧逼，以致宋朝一再面临存亡继绝的现实威胁息息相关。而新儒学的形成与确立，则构成其民族主义新内涵的思想资源。宋儒强调“四夷不服，中国不尊”（欧阳修：《本论》），以期“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胡安国：《春秋传序》），确立民族自信，力图夷不乱华，进而用夏变夷，维护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推及与诸民族政权的外交关系上，宋朝在军事失利委曲求和时，宁可接受交纳巨额岁币的苛刻条件，而拒绝沿用中原汉族王朝曾采取的和亲政策。。

    这一民族主义基调在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不同凡响的回声，而南宋远比北宋高亢。《春秋》学因发挥“尊王攘夷”大义而再度跃居显学，士大夫论兵也成为风尚，不啻是民族主义主旋律在经学与军事学上的反映。诗词散文等主流文学，都有由爱国主义基色构成的绵延不绝的作品，“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这种民族主义也融入市民文艺的叙事性作品。在宋学鼓吹下，民族大义逐渐成为全民共识，“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已是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民族主义自觉并不限于宋朝汉族政权内部。在大宋史视野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与宋并峙的民族政权，一方面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却自觉坚持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金亡之际，金朝将帅履践“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金史》）的信念，拒绝失节降敌，也印证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民族气节的接纳与认同。

    今人在重新评价民族战争与统一大业的复杂关系时，自应秉持民族平等的价值观。对大宋史时段所有民族战争，一方面既要放在历史条件下评断每次战争各方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也应从中华民族通过长期冲突与融合方始形成的历史大趋势中去评判。元朝再次完成统一大业，无疑是大宋史时段各民族冲突与诸政权互动的历史性结局。在这一长时段中，确实时断时续地伴随着血与火的民族战争，但也应看到，相关政权达到地缘政治相对均势的和平时期，各民族与各政权之间通过榷场贸易、使团聘问与其他民间途径，推进着相互间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而宋朝的物质文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样，就不至于因肯定统一而对宋朝长期而顽强的抵抗不以以为然。正是有赖于这种抵抗战争，保卫了宋朝先进的社会经济，相对弱化了骑马民族政权的原始野蛮性，相应减轻了大统一进程中社会破坏力度。而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气节与忽必烈所成就的统一大业之间的历史悖论，也可以各有其值得肯定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虞云国《大宋史视野下的民族关系》）

题壁

王了一

    题壁不知始于何时。相传司马相如过升仙桥，题柱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可见汉朝的人就有了弄脏公共场所的习惯。又唐朝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这故事就是后世所谓“雁塔题名”。司马相如和韦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羡慕富贵：一个是未富贵而先夸口，一个是初富贵而便忘形。说得好听些，这是雅人深致；若从坏里说，这简直是无聊，令人作三日呕。

    题壁也许纯然为的是留一个纪念吧。“某年月日某人到此一游”，这简单的几个字未必就是想出风头。但是，为什么不写在你的日记册上呢？假如你有一个照相机，还可以把胜地拍一个照，然后记上你来游的年月日，何苦弄脏了公共场所？你这是为人呢，还是为己？若说是为人，人家根本不认识你这个无名小卒，非但不能流芳千古，而且不足以遗臭万年；若说是为已，你何时重游还在不可知之数，甚至老死永不重游，你留几个文字又有什么用处？关于这个，往浅里说，你是像小学生用粉笔乱画墙壁，显得你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往深里说，你是因为喜欢这个风景，恨不得据为已有，公家的地方是不出卖的，就是卖你也买不起，你怀着①阿Q的念头把公家的地方加上了你私人的记号。至于人家是否因此感觉“煞风景”，你可管不着。题壁完全象征了咱们中国人一种有我无人的心理。

    有些人不甘心于只题一个名，他们还要题诗。这自然更雅一等。“寻觅诗章在，思量岁月惊”，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风趣啊！可惜的是他们的诗多数是颇欠推敲，或者说是只敲而不推，因为他们吟诗有如擂鼓，“不通”“不通”又“不通”！胜地何辜，受此污辱！他们太不自量了。他们并没有因为“李白题诗在上头”而搁笔，倒反是人人自比李杜，人人都要题诗在上头！未辨四声，遑论八病！只合矜夸荆室，床上吟诗；何须唐突山灵，墙头放屁！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熟视无睹，倒也罢了。最苦的是那些对文学有兴趣的人，看见了字闭不了眼睛，总不免一看，看了滞后，把水色山光的满怀乐趣都糟蹋了！寄语现代的司马相如和韦肇们，做做好事吧，莫再②佛头着粪罢。当然，其间偶然也有达官名士，不爱惜他们的墨宝，来给山水增光，甚至于不惜重金，特雇巧匠，摩崖刻石，做得非常精雅。这似乎是无可批评的了。名山佳作，相得益彰；有时候，竟使我们不知道是人以山传呢，还是山以人传。这样，我们感谢大手笔之不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我总觉得题壁是中国文人的恶习。名人题壁，后人看见了也许发生仰慕之忱，然而在他本人却是未免自诩多才，令人有搔首弄姿之感。“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达官名士们在别的地方风头已经出够了，何必雁塔题名，才算是自鸣得意呢？再说，在立功立言之后，将来世家有纪，儒林有传，而金櫃石室，又复永宝鸿文，自有人家捧场，更不必沾沾于炫露了。西施若不捧心，东施虽欲效颦亦苦无从效起。寄语达官名士们，你们如果不喜欢名山宝刹被尺二秀才乱涂乱画，你们就应该以身作则。

    此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凡属公共游览的场所，一律严禁题壁。如有典型才子未能免俗，一定要出风头，必须将佳作先付审查，缴纳重税，然后规定式样，指定地点，特许摩刻。说不定还有名门闺秀，像旧小说中所说的，在壁上题诗唱和，因而恋爱结婚。这样，多捐两个钱给公家，也是值得的。

1944年8月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