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否有逻辑

陈乐民

    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走经世致用的路线，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多么博大精深，最终离不开当时的为世所用。中国人写史，离不了记言记事，到今天还是这样，脱不出以史为鉴。稍微有些哲学意味的史论几乎没有。

    ②历史哲学是欧洲的特产，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哲学比较发达。先也是从叙事开始，到近代便有了对历史的理性批判，把人文因素融进历史。伏尔泰、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这是几大家。他们的历史观，无论是唯心唯物，都是理性历史。

    ③然而，大历史是理性的，人们经验的历史却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历史，是“宿命的”，似乎历史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图安排的，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却相反，它经常是不合逻辑的。例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是理性的；要以新代旧便难免发生革命，则革命是理性的。但历史是人表演的，革命是人干的；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但并不能由此说人天然就是理性的。否则古今中外就没有坏人、败类，没有疯子了。

    ④历史是任人“装扮”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道德学家从中看出道德律；崇尚格致之学者从中看出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从中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兵燹征战；博学深思者从中看出精神的升华和沉沦；唯理主义者说历史是理性的、有序的；经验论者说历史充斥了非理性，是无序的；乐观派说历史总是随着文明的脚步向好处发展的；悲观派说否！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负面的、无法克服的后果。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历史是沿着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路前进的；20世纪的史学家们则认为历史根本没有定向——施宾格勒在世纪初就曾问道：历史是否有逻辑？

    ⑤20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时代经验——人们还是相信经验胜过理智——他们向19世纪的理性批判史学发难：你们太过相信人类的理智，你们的头脑清醒得把一切不符合理想的浑浊的秽物都滤掉了，历史绝没有那么透体通明。理智、理性，这些崇高无比的概念，可以作为一种人世间的理念，或者叫作目标；也可以适用于某人某时某事，如说某人在某时某事上是很理智的，但不可能说某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上都是理智的。更何况，理智会异化，异化到它的反面，变成非理智、反理智；当把理智神圣化的时候，“理智”尤其会转为非理智，直到变为疯癫。

    ⑥或许仍是东坡居士有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清20世纪的真面目，是因为身在其中；等到下个世纪或再下个世纪可能就比较客观了。然而也不尽然；因为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有愿望、有情感、有利害关系缠身的动物，所以纯客观是没有的。于是在看历史问题时不免戴上今天利害关系的眼镜，历史终于还是客观不了。

    ⑦有一种说法，说历史从来不是如黑格尔说的“精神的历史”，而是不折不扣的“行动的历史”“实践的历史”。诚然，实践是离不开精神的，但对历史进行判断的根据又总是人的行为。

（选自《敬畏思想家》，三联书店出版社）

“双料”院士的有性人生

    严东生是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双料”资深院士，既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工作领导者，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研人员。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著功绩。

    中学毕业后，大伯希望严东生报考税务学校，今后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心中的一个梦想，那就是“科学救国”。而化学，是他最喜欢的学科。1935年，严东生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7年北平失陷，正在读大二的严东生由于要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只得留在北平，转入了燕京大学。在燕大，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孙璧媃结成一生的伴侣。他们不仅在事业上有共同语言，在业余爱好上也兴趣相投——经常晚饭后放几段世界名曲，夫妻俩一起欣赏，听完后交流感受，其乐融融。他的研究生“关门弟子”杨建华，对先生的很多事情都难以忘怀，“2014年师母病重入院，那3个多月里，他每天都陪到很晚，被护士催着才回家。那时先生身体还很好，送毛巾、递茶水都不肯让子女和学生帮忙。师母没能出院，她走后，先生便常常发呆。”

    1946年，严东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航程。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主修陶瓷工学，辅修无机化学。毕业后，严东生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员，薪资优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当即决定提前回国。1950年，在克服美国当局设置的困阻后，乘船途经香港，回到了故土。同事们都说，严先生是一个战略科学家和科学外交家。他直接参与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及《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使中国科学院的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严东生带领团队精心“打造”了很多种现代先进材料。比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领衔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12年7月宣布发现一种新粒子，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一致，而探测器“心脏”——电磁量能器使用的5000根高质量、大尺寸PWO闪烁晶体，正是严东生团队的杰作。

    不止一个学生记得严先生是如何为他争取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又如何千叮万嘱一定要回来为国效力。施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严先生反复同他讲，辆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辆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经老师牵线搭桥，施剑林去德国马普学会工作了1年多，这期间严东生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他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严东生的言传身教，在一双儿女身上体现得最是淋漓尽致。女儿严燕来，退休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儿子严友为，退休前是美国默克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这一家子有两大共同语言：科学和音乐。他深知科普的重要性，对记者也非常尊重。记者黄辛表示，“科学是他的生命，在他身上，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

（有删改）

相关链接：他始终坚持“国家利益为大，个人名利为小”，教诲我们保持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信心。他常说，立志为中国的建设发展而献身是我国几代科学家的理想和美德。——李红霞《追忆恩师严东生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中国文化形象的五个维度

    从国家文化形象认知主体的角度而言，两类认知主体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一是“他者”，一是“自我”。一个国家在“他者”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一个国家在“自我”民众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众以怎样的自觉去对外展示、塑造自己国家的文化形象。两类认知主体的存在及其同等重要性要求我们在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内外一体、整体联动。不论从哪类认知主体角度讲，要形成清晰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有五个维度需要我们同时关注。

    一是根基。文化建设的全力推进是奠定国家文化形象的坚实基础。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已达98%;互联网已经可以将文化信息送到村一级。这些数字折射着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进程。认清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着的文化建设，这是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根基。

    二是灵魂。文化形象的认知历程与文化体系的结构一致，以价值观为最深层的所在。只有真正深入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核心即价值观，我们才能够穿越种种文化现象，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国家的精确的文化形象。中华文化有其深沉的价值追求，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浸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追求发展进步的主旋律，也是当代中国追求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一部分。

    三是持守。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但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中国人曾经陷入迷茫。这里面既有一味埋头于历史的封闭自恋，也有对历史文化的轻视和不屑。中国人的许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正给以越来越多的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是流注于当下中华民族肌体中的精神血液，也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精神标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及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维度。

    四是创新。不容否认，从中华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具有保守性的材料，但同时需要看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创新的传统。“日新为道”的“日新”追求，“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意识，“去故取新”的更化勇气等，都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创新精神的鲜明体现。正是这种传统的存在，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突破保守性，不断超越，一路向前。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不能不聚焦创新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传播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也应当学会讲好当代中国创新与进步的故事。

    五是气度。中华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过许多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的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正是在和世界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互动中，中华文化不断地丰富着自我，也为人类文明的进程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断申明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强调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些主张，表达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心声，也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实践。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①美术承载了中华美育大德至善的社会理想。自古及今，美术都是中华美育的重要承担者和传播者，蕴涵了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美德结合的价值观念。

    ②谈到中国传统美育，人们常会追溯到《礼记·乐记》之“乐与政通”和《诗大序》之“美教化，移风俗”的乐教、诗教思想。在这些思想中，美育具有近德、辅政的功能，并通过诗文、图画等形式共同实现。因此，从上古三代至秦汉魏晋，美术与“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的道德教化紧密相连。

    ③近代，虽然“美术”概念与相关学科建设均紧随历史进程不断更新，但以美辅德的美育核心观念依然未变。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道：“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上世纪50年代，张葱玉在《古代绘画的厄运与幸运》一文中指出：“人民和一切艺术工作者乃有可能接近并认识祖国艺术的伟大传统，从这些艺术品中得到营养和教育，从而发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这些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大家学者都认为美术能够滋养人心，进而辅翼德化、补益家国正道。

    ④另外，从古代以壁画、雕塑中的形象和故事来劝善止恶，到近代李叔同、丰子恺等人以护生等题材绘画引人向善，从诸种实例中都可以发觉：家国大德润濡了个体的至善，个体向善又融汇成国家和民族的大德。这其中，美术的功效不容忽视。以记录时代精神、蕴涵正能量的美术创作弘扬中华民族的大德与至善，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和美育实践之所需。这种凝注道德关怀、家国意识之阳刚大气的艺术风范，既是中华美育传统赋予美术创作的天性，也是抵御和匡正时下某些形式浮华而本质虚空、一味推崇浅簿娱乐而忽视高远追求的艺术创作之利器。

    ⑤美术应担负起中华美育知行并重的实践使命。《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国文化素来讲求知行并重，中华美育导源于此，这一特征随之浸润其身。

    ⑥全面、系统地研究美育理论是推进美育工作的必要基础，而进行多层次、多途径的美育实践探索及相关经验总结也是望中所期。以美术为立足点，观察当前的美育实践，有如下几点有待思索的问题。

    ⑦在融媒体时代，需要找寻契合现代节奏和年轻人接受习惯的美育途径。比如，尝试更新经典美术作品传播手段，使其与大众审美习惯、思维方式对接，滋育年轻人亲近经典的旨趣和能力。把美好的思想与情感传播给大众，才能在融入当代气息的同时承古开新，承嗣中华传统艺术渊雅精微之美。

    ⑧我国公众，包括整个青少年群体，与博物馆、美术馆的常态化亲近程度，还有深化、提升的空间。同时，目前还存在地区、城市之间美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面对这一现实困难，艺术类院校众师生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美育普及工作，部分院校可以积累一些经验，如成立美育实践基地、开展美术等艺术专业支教活动。

    ⑨努力构建一个崇美、知美、弘扬美、实践美的社会环境，让美育突破学院围墙，拓展到整个社会。近年来，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美术馆在硬件上为普及美育提供了一定支撑。但以美术全方位滋养民众身心，营造宽宏的美育空间，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⑩林风眠曾说：“艺术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艺术的第二种利器，是他的力！”这美与力，也是中华美育传统给予当代美术的一份殷殷希冀。以美术之美化育个体的醇雅人格，以美术之力推动全民族的文化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9-3-24期，有删改）

高考在更公平的基础上重新起航

（高 路）

    公平对中国而言的重要性，看看高考改革就知道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关于高考改革的几项措施个个都很有分量，但个个都跟公平相关。明年将有25个省份在高考中使用由国家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制作的试卷，这是为了公平；今年将取消全部鼓励性加分项目，只保留扶持性的加分项目，这同样是为了公平；至于取消自主招生方面的推荐学校限制等，这更是为了公平。

    如何才能更公平的问题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人人都希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行各业对专业素养的要求不同、侧重点不同，当然不能要求经历的考试都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加分政策还是各省独自命题，或者是高校的自主招生都有其存在价值。这些政策推行之初也绝对不是拍着脑门决定的草率之举，也都是在一轮轮的质疑声中一步步推进的。这些政策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功绩，可无一例外的都遭遇到了水土不服的现实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都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公平的问题，让权力和金钱钻了空子。

    高考在人生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大过人生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就是一场灾难了。改革向现实妥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理想，一轮深层次的改革可能仅仅只是开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归，而是一次在更公平基础上的重新起航。一个方面是社会对公平的呼声很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更从容地应对效率的问题了。以前说一考定终身，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大为减少，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让个人有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确实没有必要把棋子都押在进名校进热门专业上。甚至是不是一定要读普通高校也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从人生的选择看，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固然让人羡慕，但换个角度，其实读高职、走匠工的道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是每个人都得成为科学家医生老师的，社会有足够多的职业能容纳下有着各种各样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人生梦想的人。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就现阶段而言，公平可能会牺牲掉一部分效率，但公平本身难道不是一种效率？没有公平，高考的存在基础都出了问题，又如何能解决效率的问题。没有公平，社会上充满对高考招生的质疑，损害的是整个国家的机体功能。高考的改革只能跟随社会改革同步进行，不能指望它超越社会独立于时代。

（《光明网》）

    近年来，国产动画片的产量颇为壮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葫芦兄弟》等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与动画相结合，形成了木偶、皮影、戏曲等诸多形态的动画形象，鲜明地展示着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气质。

    但是，近年来，国产动画作品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其传统印象逐渐偏离观众的审美视野，虽然有不少动漫作品走向国际，但其所表达的思想深度和传统君化内涵却稍嫌不足。其中，许多作品放弃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风格的动画制作理念，放弃了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品位和风格。同时，中国当代动画片在主体受众定位上存在着娱乐化、低龄化的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导未来的中国人在动画片的接受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有所疏离。

    因此，中国动画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传统文化借鉴、吸收的诸多实践，实际在当代有所断裂。在动画作品中如何更好地展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动画作品的艺术水准，已成为今后国产动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动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创新性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注入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不仅是实现国产动画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更是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有效举措。

    欧美与日本一直是世界动画产业的前沿阵地，他们的经典作品不仅展示本国的生活面貌、思想精神，还出品了许多与世界各地传统文化相关的优秀动画片。如美国出品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外国人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魅力。外国制作的有关中国题材的动画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些动画片为世界各地观众所认知。但是，这种成功的典范，在引起我们的反思之时，也应该成为激励我们国产动画创作思路的一剂强心针，毕竟曾经的中国动画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创作的精神食粮。如何像前辈动画人一样有效地汲取和创作，是需要智慧和思考的。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动画片《寻梦环游记》是墨西哥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载体，以艺术的形式诠释了墨西哥文化。这种成功难以复制，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因素。

    但应注意，国产动画创作在发掘传统文化题材时，也要把握好传统文化的脉络，把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素材，并不是要一窝蜂、赶潮流地都去进行有关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也不能在作品中随意地、不经考证地、蜻蜓点水般挪用一点传统素材，或者简单地把传统文化支离破碎地生撤硬套进去，以为沾上一点传统文化的要素，就显得艺术品位高。我们应该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敬畏，在尊重传统、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取材和再创作，从而使文化形式和作品内容达到水乳交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片丰富的素材来源。在前辈动画人的努力下，通过汲取这些文化元素，创造了诸多跨时代的经典动画片。将传统文化精髓与时尚潮流、当下的市场需求与动画艺术特色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在作品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通过动画这种艺术形式，成功地向世界展示、宣扬，这是今天中国动漫应该选择的重要道路。

（摘编自李春沐《中国动画片创作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