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家缺什么

    最有价值的知识，到底是什么？一位学者，谈了他的观点：“1884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写过一篇标题为《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的文章，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其余的知识，如宗教的、习俗的、文学的都在其次。因为科学可以为人类解决遇到的所有难题。他忘了更重要的一点：光有科学的知识和技能是远远不行的，在科学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伦理观、价值观。”

    我觉得，他这番话很有道理。伦理观、价值观回答事物的价值问题，科学却只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由此看来，伦理观、价值观，比科学要重要得多。我发现，许多研究教育的人，如斯宾塞，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有深刻缺陷，他们不相信神明，不关注灵魂，不重视人性，不敬畏良知，不理解美德、审美、情感这些精神事物的价值。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存在深刻缺陷，其思维的方式，必然是机械的，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必然是肤浅的，其得出的结论，不能不离题万里。他们所拟定的教育方面文章、著作，不但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没有帮助，反而把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引入歧途。

    在互联网上，一位博友说：“我看见过几次魏先生讲到GDP的世界排位那种幸福。”这位魏先生，在中国，算是一位十分有名的教育家。像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一样，这位姓魏的教育家，心中也是只有物质财富的价值，十分看重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如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我们社会在其它方面存在的深刻问题，是他所没有看到，或者是他所不愿正视的：如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贪污腐败泛滥成灾，道德风气下滑、人们变得鲜廉寡耻、缺乏爱心。养尊处优的位置，使他对这个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的艰苦，缺乏感受。而长期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教育，则使他的内心变得贫乏，使他的见地变得鼠目寸光，不懂得人之为人的标志在于人有一颗仁慈的灵魂，不懂得国家之为国家在于对公平正义的敬畏，不懂得精神星空的绚丽远比物质财富的增长更为宝贵。

    教育之为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有一个使命，在于它始终张扬精神的价值，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精神的价值置于物质的价值之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对美德的热爱、对正义的向往置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之上。在那位姓魏的教育家那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这样的教育家，与其说会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健康，会使我们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美好，不如说会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糟糕，会使我们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

    在互联网，我看到，有人提出这样的命题：属灵的经济学。我觉得，他从属灵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学，思路很好。同样，我们需要从属灵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思考教育学。中国的教育家，对宗教文化了解得很少。必须补上宗教文化的这一课！

（节选自全民阅读网文化时评2015/4/3．有删改）

    近年来，《我们的乡愁》《返乡笔记》《回不去的故乡》等“乡愁”类文章不断出现，其视角也不尽相同。“去农进城”正成为主导性趋势，随着乡村及其所承载的物、景、情的逝去，城市化已经成为裹挟绝大多数“农二代”的巨大势能。而城市自身也在大规模旧城改造扩容中日新月异，“乡愁”不仅发生于某个具体乡村，也是当前这种剧烈城市化过程中原有居民普遍而又自然的反应，失落与无奈相互交织。而在多维乡愁之中更具有传播力和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往往对乡村进行选择性美化与静态孤立处理，删除了生活张力，只留下精致意向和“纯真的替换物”。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对“三农问题”有所触碰，不如说更是在既有生活方式不减损状态下，对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事物的怀旧与惆怅；与其说是对现实不合理“城乡关系”展开质疑，不如说是以“乡村”为名、在主流框架内不失优雅优越的修饰与抚慰。这些想象性的解决携带着更加隐蔽的偏好 ， 让真正的“三农”被挤出“乡愁”论述，乡村被抽象为无“人”的风景与新的欲望空间。好在，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来说，不仅有着关于乡村与城市的多元化论述尝试，还存在着进一步迈开双脚，解放双手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而当代乡村建设，更应引导人们“眼光向下、脚步向前”，无论下乡还是返乡，都希望可以在关注“三农”中重新塑造“自我”，为乡愁提供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安放之地与发挥空间，并在此过程中让更多参与者改变视角，重新认识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乡土社会。

“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中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

张效霞^①

    ①2003初，SARS在广东首先爆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SARS患者60人，无一例死亡。全体医护人员中，无一人被感染。60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病毒西药，仅有4例用过常规量（50mg）以下的类固醇。全部治疗以中药为主，配合必要的西医对症、营养支持疗法。退热快、痊愈快、住院费用低。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中医药课题组提交的《中医药完全能解决艾滋病问题——民间中医防治艾滋病调研报告》云：“中医药完全可以解决艾滋病问题，效果远远优于西医药；而且可以在3～6个月内使90%以上患者达到临床治愈，相当一部分患者痊愈。而西医药顶多能使40%患者临床治愈，不可能痊愈。”

    ②对SARS、艾滋病这些新近才出现的新病种，古老的中医之所以能取得“压倒对方的有利形势”，依靠的是其“独特的色彩、风格”——以人为本，通过调动和调节人机体自身的功能来祛除疾病，不伤害和破坏人体的生理结构。不论是病菌还是病毒，中医均认为是“邪”气，而人体主要靠的是正气来战胜病邪，也就是说调整好人的正气，同时给邪气以出路，就能战胜病邪，使患者得以康复。在西医面临抗生素研发困境的当下，中医的优势不言自喻。

    ③中医的这种“独特的色彩、风格”，一言以蔽之——以不变应万变也。运用中医理论对病人进行具体的个体化分析，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研究和把握不同的疾病在不同个体、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发生、演变的客观规律，辨析出患者临诊时的病机之所在，然后据“机”立治法、选方药。这种带有明显的个体化、技艺化的临床决策思维特点，恰恰与现代医学临床决策思维高度的规范化、逻辑化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独特的色彩、风格，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④据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已决定立项启动“中医学的特色优势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确定中医药优势病种。专家已达成的共识是：即西医尚无良好疗效，中医药能够发挥独特效果的治疗领域；西医有确切疗效，但中医药具有独立的临床疗效或中西医结合疗效高于单纯西医药的病种；中医与西医有相同的疗效，但中医药毒副作用小的病种。对于这种做法，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早在2002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一篇预先为中医准备好的祭文……难道几千年不断发展的中医药学就只剩下文中所说的那点优势吗？！”

    ⑤对在现代医学的挤压下，已沦落为“边缘医学”、“替代疗法”的中医来说，千万不要再“朝立一旨，暮即成宗”了，因为已处于“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的中医，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注】①张效霞，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委员。本文为其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发言的节选，有删节。

    中国和西方的悲剧在哪里有着最接近的特征呢？我认为，是在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希腊悲剧中。例如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就呈现着与古希腊悲剧更相接近的美学特征。

    在这里，首先存在着人类为什么会产生悲剧观念的问题。它是在人类感受到自我与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的分裂和对立中产生的。

    在《精卫填海》中，“东海”体现的是宇宙的意志、世界的意志和大自然的力量。精卫为了寻找、享受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被大海溺毙。她对给她带来巨大灾难的东海充满恐惧也充满仇视。精卫无法向东海屈服，她要填平东海，消除产生她的灾难的根源。但她力量的微弱和体现着宇宙、世界、大自然力量的“东海”的浩瀚，使她永远无法达到她的目的。而我们却在她的悲剧性的抗争中感到了她的情感的力量、意志的力量，感到了她的主体性的自我存在。在这里，有人类自我存在的悲剧意识，有贯穿于这个神话故事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意识是在精卫与“东海”的分裂和对立的意识中产生的，这种悲剧精神是由精卫对带给她灾难的“东海”的始终未泯的恐惧和仇视的情绪构成的，这种始终未泯的恐惧和仇视使她产生了坚定不移的意志，这种坚定不移的意志支持了她始终不懈的填海行动。所以，悲剧精神是人类特定情感、意志和行动的构成体。

    在《夸父逐日》的神话中，夸父不自量力，但也正因为他的不自量力，使他要与日竞走。他焦渴而死，但却使他的生命充满了力量的感觉，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精神。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不自量力”是人类的根本性的错误，也是人类的一个根本性的特征，人类的一切英雄行为都是在这种不自量力的错误中完成的。人类永远无法满足它已经实现的一切；它永远向往着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更崇高的目标；它永远希望能够完全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一直把它引向最终的悲剧结局的原因，是它无法改正的一个“错误”。但它的主体性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无法避免的错误中得到表现的。

    我们把中国古代这两则神话故事同古希腊悲剧对照着思考，就会看到她们有极为接近的美学特征。在古希腊的悲剧中首先贯穿的是人和神的对立。在古希腊的文化中，“神”是体现宇宙的意志、世界的意志和大自然的意志的，人和神的对立就是人和宇宙、世界、自然的分裂和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神”的力量是奇大无边的，“神”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人类却不可能完全遵从神的意志，他有他不能没有的独立的愿望和追求。比如“神”不把火种交给人类，但人类需要火种，普罗米修斯违背神的意愿，偷了火种交给人类。他违背了神的意志，受到神的惩罚，就被铁链锁在高加索山上。但失败没有使他屈服，他在反抗宙斯的专制权力中表现了自己的力量，表现了自己的英雄精神。他的悲剧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俄狄浦斯王注定要杀父娶母，这是神的意志。他无法逃脱自己悲剧的命运，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反抗神的意志，正是他反抗自己命运的努力使他在自己的悲剧中站立着，表现了自己的崇高。悲剧人物之所以是悲剧人物，是因为他反抗的不是他能够战胜的，他反抗的是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在这种反抗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

    在总体的审美形态上，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故事与西方古希腊的悲剧有着最为接近的特征，它们都在悲哀与力量的结合中表现出自己的崇高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表现的是人在宇宙、世界、大自然面前的命运，是人的命运的悲剧。

（节选自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古代汉族成年礼源自上古成丁礼，发展至周代时已经摆脱了以考验为目的的严酷形式，而成为一种强调青年社会责任和赋予青年人权利的彬彬之礼。成年礼又有男女之分和阶层之分，至今能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仪礼•士冠礼》中周代士人阶层的成年礼，有些文献中对士人以上的贵族阶层的成年礼也有零星记载，但庶人之成年礼则因“礼不下庶人”之故没有记载。

    《礼记•曲礼上》中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即士人阶层男子二十岁时需加冠取字，以示成年。成年礼有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先要占筮确定行礼日期、选择负责加冠的主宾和赞冠者。加冠当日，主人要在庙堂准备礼器、酒筵，并于门外，三揖三让，亲迎宾客。仪式开始，由主宾和赞冠者为冠者行三加冠之礼，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后加爵弁，同时颂念不同的祝辞。冠礼毕，冠者要拜见母亲。回来后再由主宾为其命字，有了字后再出见乡邻与尊长。此时主人则以酒筵招待宾客，然后送宾，以后还要派人给主宾赠送俎肉，这样才算完成整套成年礼。在这个庄重繁复的仪式中，冠者经过一系列显性的仪容改变和新的礼仪知识的习得；亲身感受到了成年所被赋予的诸多权利和责任，此后，冠者就有了祭祀神灵、出征、婚娶以及承担其他社会事物的资格。

    女子笄礼在仪式上则要简略得多，并且甫一出现，就是与女子出嫁紧密相连的。《礼记•曲礼上》云“女子许嫁，笄而字”。许嫁的年龄一般为十五岁，仪式主要是结发戴簪和命字。女子从此不再被称呼以小名，而开启了“待字闺中”的人生新阶段。即使未许嫁，成年女子也要行笄礼，只不过仪式更简单一些，“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正因为笄礼与许嫁的结合，使其与冠礼相比在仪式上保持了更强的稳定性，而男子冠礼的某些仪式则随着社会结构改变和历史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异。

    古代汉族成年礼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易服和命字。衣着发式的改变是成年的身体标识；命字则是人际交往中的成年标识，从此同辈之间便以字相称，而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

    成年礼对于个人、家族和国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于个人，成年礼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时刻，能促使一个人真正从身心发生改变，是人的生命转换和身份转换的特定标记。于家族，成年礼的举行不仅意味着接纳一个新的事务参与者，同时也是接纳一个风险分担者和利益分配者。于国家，接纳一个能分得田地的成熟的新的社会成员以后，也多了一个各种赋税和杂役的承担者。可见，成年礼所蕴含的功能意义牵涉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因而在人类社会中至今犹存。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画展中，署名“夏语冰”的多幅绘画作品引起关注。这位创造力不遑多让的“夏语冰”就是以会写诗闻名并且已出版诗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写诗、演唱、绘画、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在进入 文艺领域之后，凭借超强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迅捷高效的创作优势，正在拿出越来越多的作品成果。“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创作吗？”正成为一些人焦虑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每当人们谈起人工智能时，往往想到科幻小说中的强人工智能，它们具有人类一样的情感和体验，和人类一样生活，看起来似乎会取代人类。然而，目前我们实际拥有的是弱人工智能，它们具备人 类的一些高端技能，但在情感、意识等方面与人类差别较大。即便如此，人工智能的进入依然促使我们反观 人类自身创作的特点与优长 — 越是面临技术冲击越要端正和坚定本体价值，同时在文艺观念和创作实 践上越要有新的追求和突破。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想要成为诗人徐志摩，它需要做些什么？首先，它要拥有徐志 摩的阅读量，最大限度地接近他的创作素材；其次，它要学习徐志摩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因为徐志摩的诗 歌特色是在与其他诗人诗歌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必须掌握当时其他诗人诗歌的特点，才能更好凸显徐志 摩的诗歌特质。但这样，它就能创作出徐志摩的诗了吗？并非如此。无论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 来”，还是“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无不来自诗人自身的生平际遇。人工智能 只有具备了徐志摩的人生经历，还原了他的所有体验，才有可能真正创作出有徐志摩风格的诗来。

    没有人生，我们便无法理解诗和艺术。人工智能正是在这里遭遇滑铁卢。据研究，尽管人工智能具有令 人炫目的高超技能，却很难模仿人类基本、无意识的直觉，这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它可以轻易学会下棋， 但一个婴儿都可以做到的感知世界，人工智能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训练，甚至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学会。 文艺创作就是这样一座人工智能很难翻越的山峰。创作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它建基于生命体验之上，来自 人生际遇和内在情感，基底是整个人生和人所处的整个世界。在形式层面，人类未必会比人工智能厉害，但是将形式与生命体验密切关联在一起、创造出更优美、更有冲击力的作品，人工智能无法与人类相比。这是人类创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人类创作的真正尊严。

    正如有人所说，机器人写诗不是要代替人写诗，而是帮助人把诗写得更好。人工智能和人类在创作上各有优劣，重要的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如何发挥人工智能作用，帮助我们提升创作品质和水准，使人类创作如虎添翼。就像以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将推动艺术创作革新一样，这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个比以往所有工具都更强大和更方便的工具。它将重塑艺术创作格局，也将重塑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长远来看，这场巨变难以避免。

    人工智能来了，不仅仅带着它的作品来了。我们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刚刚接触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尚未思及深层问题。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会给我们的观念和实践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正视挑战，在挑战中发掘价值、抓住机遇，必将带来文艺创作的新变化新收获。

——（摘编自卢文超《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艺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