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

    白鹤梁是一段长约1600米、平均宽约15米的石梁，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北面的长江中，因从前经常有许多白鹤栖息于梁上而得名。白鹤梁多数时候隐没于江中，只有在枯水期才显露出来。从唐代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来，先人们以在石梁上刻石鱼的方法记录了长江的枯水水位；石梁上还有许多诗文碑刻，也写到了石鱼出水的时间和石鱼距离枯水线的尺度等。这些石鱼和碑刻是非常珍贵的水文资料，为探索过去1200年以来长江上游枯水期的发生和水量的变化规律提供了极其准确的科学依据，因此白鹤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加上白鹤梁上的题刻大多出自历代名家之手，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和保留价值，因此白鹤梁成为三峡库区唯一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鹤梁的表层由硬质砂岩和软质页岩组成，由于砂岩下的泥质容易被水流淘空，悬空的砂岩体容易蹦落或翻转，再加上风化、船只撞击等因素，因此尽管白鹤梁的石鱼和题刻保存尚好，但也开始出现一些环境地质灾害。同时，白鹤梁的标高是138米，而三峡工程坝前水位将达175米，白鹤梁在三峡工程最终竣工以后将永远沉没于水下，如此高的水位也将使它经受不住强大的水压而导致损坏。如何保护白鹤梁成为水利专家们心中的一件大事。

    从1994年起，国家开始组织专家为保护白鹤梁出谋划策，先后有天津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建设委员会和武汉大学等提出了各种方案。天津大学的“水下博物馆”方案认为，可以建一个密封的椭圆形双层壳体，罩在石梁上，人们可以通过隧道进入壳体进行参观、考察和维护。但是这一方案技术难度大，费用高，而且被放在水下几十米深的壳体要承受很大水压，一旦破损，就会损坏石梁，因此被否决了。最后提交审议的石三峡建设委员会的方案：将白鹤梁就地淤埋，等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有能力时再去发掘和利用，而在岸边水位变动区仿造一个白鹤梁。

    不知什么原因，向来与文物保护工作没有接触的葛修润院士参加了专家评审会，于是他在出差路过北京时专门去国家文物局查看了相关资料，发现即将接受评审的惟一方案不妥，实际没有很好地实现文物保护的初衷。葛院士在总结各方案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丰富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新方案。新方案与天津大学的方案类似，不同的是天津大学采用的是有压容器，即罩住白鹤梁的壳体要承受很大的水压，而新方案是无压容器，即把过滤后的江水注入壳体内，使壳体内外的水压达到平衡。这样技术难度小了，费用低了，最重要的是不再存在毁坏石梁的危险。2003年2月13日，葛院士为白鹤梁专门度身定做的“水下宫殿”正式动工。白鹤梁也可以“永见天日”了。

    ①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写作首先要诚恳、诚实、真诚、坦诚地对待读者，讲真话，不讲假话。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讲的是真心话就合乎道德？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文学创作）不能只讲真话。

    ②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③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就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要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④真话和真理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真话指的是真心话，而真理则是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道理。真话并不等于真理，真话未必全是真理。但既然写作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作者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真话，也应当用来表达真理；既然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作者就应当具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的责任感。

    ⑤虽然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写的句句都是真理，但在写作时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即使如此，智者千虑也难免会有一失，当文章发表后自己回头再看时，还往往会发现存在思虑不周的偏颇之处。倘若作者自己没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之心，写作不进行深入理性思考和严谨推敲，那就势必会形成写作的粗制滥造、信口开河。

    ⑥文学创作需要虚构，文学创作也要说真话，虚构与说真话并不矛盾。但文学创作不能只满足于“说真话”。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艺术真实。所谓“艺术真实”，指的是“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具有代表性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只靠说自己心里的真话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心里的有些真话，也未必是符合现实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家必须在深入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依靠深刻生动的形象思维，经过艰辛的集中、概括和提炼过程，方能塑造出令人感动和信服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

    ⑦写作是人类传播和传承文明的一种重要文化活动，必须具有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建构积极向上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境界，大力弘扬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敬业意识。

（选自李贵富 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有删改）

叶企孙：甘当中国科技基石的大师

    叶企孙，又名鸿眷，1898年生于上海。叶企孙自幼聪颖过人，其父叶景沄一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有革新思想，叶企孙深受影响，“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1年初，时年不满13岁的叶企孙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学堂并被录取。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获得博士学位后，教授W．杜安主持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邀请叶企孙和另外两个学者参加，叶企孙在试验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

    1925年5月，清华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8月，叶企孙应聘物理系副教授。从此，叶企孙就将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吸取欧美名牌大学和著名科学家的经验，谋划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

    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他为数学系聘请杨武之、熊庆来，为物理系聘请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为化学系聘请张子高、萨本铁。不到十年时间，清华理学院和物理系均成了全国第一。叶企孙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为清华大学聘请了一大批名师。正验证了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1937年，叶企孙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相反，他辞职时年仅38岁。正是叶企孙的无私举贤，使吴有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的中央大学校长，解放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副院长。

    1929年到1938年这十年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这期间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71人，其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1人，当选美国国家院士的2人，成才率之高，实为历史罕见。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王淦昌、钱三强，赵九章、何泽慧，王大珩、彭桓武、林家翘、戴振铎、钱伟长……

    叶企孙在西南联大时期，发现并培养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学奖的李政道，李政道入学不久，叶企孙即发现他的理论基础高过同辈，自学能力超常，便要他不必听他讲授的理论课了，但实验课一定要认真学。有一张李政道当年理论课的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李政道因为总是拿满分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但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提醒他，理论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

    叶企孙终身未娶，以一生心血培养出大批高科技人才。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对叶企孙为何一拖再拖、以致终身未娶进行解释：

    叔父就任于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物理系并为此殚精竭虑，为清华网罗人才而奔波。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物理学的栋梁泰斗多半出自清华”。这期间极少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掀起了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有的学者学会了察言观色，落井下石。疾风知劲草，叶企孙的独立观点和自由思想一直没有被“改造”掉。一直到1951年，叶企孙还在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而与“集体主义”“阶级斗争”“一边倒”等官方理念格格不入。他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1968年4月，70岁的叶企孙被逮捕关押。1969年，叶企孙获释仍然接受隔离审查，一直过着悲戚乃至乞讨式的生活。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北医三院昏睡中去世。他离那个姗姗来迟的科学的春天只有一步之遥。

    叶企孙一手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82年恢复了建制。1984年，在各界的强烈呼吁之下，清华大学物理系正式复系。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并成立“叶企孙奖”基金，在首届授奖仪式上，钱伟长深情地说：“叶先生一辈子大公无私视学生如儿女。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了大批科技工作者。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来。”1995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仪式。叶企孙先生的铜像安放在门厅一侧，或许，只有那些已经步入暮年的人才知道，当年，先生就是这样看着他们的。

（选自《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予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青铜器上的艺术表现手段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纹饰，而其中又以动物纹为主体。考古发现证明，动物纹在青铜器上盘踞了整整15个世纪，它对后世造型艺术的影响可想而知。早期青铜纹饰上可以辨识的动物很多，既有现实中的虎、牛、羊、鹿、蛇等，也有仅存于古人想象中的饕餮、夔龙、夔凤之类。这些纹饰是上古生存环境与先民心理结构的投影，它们在青铜器上的形态也在不断演变。除了动物纹外，青铜器上出现较多的纹样还有几何纹，其形式大致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等。根据出土情况来看，早期青铜器上几何纹很少担任主角，在兽面纹、龙纹、鸟纹等大行其道的时代，几何纹只能作为主纹的陪衬或地纹使用；等到动物纹从青铜器上淡出，各种形式的几何纹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春秋战国之际，以几何纹为主体纹饰的青铜器已屡见不鲜，抽象的线条取代了具体的形象。

    青铜器上动物纹与几何纹的此消彼长，与早期彩陶图案的演化历程甚相契合。彩陶图案早于青铜纹饰，当青铜器开始铸造时，古人已经习惯了以最具特征的部分代替整体的做法，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就出现过只有一对兽目的兽面纹。与此相印证，龙山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也有强调眼睛的兽面纹。兽面纹即饕餮纹，是青铜纹饰的代表，宋人以“饕餮”为其命名，可能是因为饕餮的“有首无身”正好概括了这种纹饰的省略性特征。兽面纹的特征是以兽的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眼睛在整个纹饰中居于突出的地位。这种安排预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抽象特征和写意精神：不重要的地方尽可省略，只保留最本质传神的部分并予以夸张表现。

    兽面纹上具有启示意义的不仅是其省略性特征，人们还注意到，兽面纹的形成过程中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向心性。以饕餮图形为例，“两条左右分开并置的夔龙，慢慢靠拢，两头部合并，最终形成一个了无拼合痕迹的饕餮头部”，这种从两侧向中心聚拢而构成的图像，透露了古代形象思维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理念——对称与平衡。对称与平衡是美的体现，尽管青铜器上的纹饰发展到最后以几何纹为主，但动物造型具有的巨大美学意义绝对不能低估。与规整而又不免单调的几何线条相比，那种尚未脱离具象的动物纹饰更能体现青铜艺术的神秘。

（摘编自《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

    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而变为追求衣锦还乡、富贵宏达。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