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屠呦呦已是一个耄耋高龄的老人。她不是院士，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博士头衔，甚至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②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在大学里，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③1970年，屠呦呦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立项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越战期间，美军和越南部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战场上均受到疟疾的困扰。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按照部署，“523”项目分临床研究、中医药、化学合成药三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④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据此书记载，1971年10月她和同行们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化学学报》发表《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青蒿素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喹啉类药物催生的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⑤当年，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重点负责中草药抗疟的研究。虽然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是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室内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为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成员充当了第一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虽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大家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屠呦呦回忆起当年行为时说。经过长期研究，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终于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但她的成就一直没有被公众认知。

⑥2011年8月22日，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屠呦呦和另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才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当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屠呦呦将一座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她陌生的面孔。拉斯克医学奖一直被业内誉为“美国诺贝尔奖”。从奖项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评审委员会表彰屠呦呦突出贡献时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数亿人因此受益。这一数字未来还会不断增长。”在颁奖典礼上，台下观众对这位81岁的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来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⑧“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衷心地祝贺屠呦呦首席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与医学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

 （选自《人物周刊》，作者林晓娜，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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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读大学时选择了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她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样的情怀支撑着她在提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的那段时间里，屠呦呦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导致她肝中毒。

   （选自高毅哲《屠呦呦：呦呦鹿鸣，一鸣惊人》，有删改）

坐拥书城为汉学

郑晋鸣/赵雨晨

    北京时间4月10日凌晨，著名汉学家、中国书史和文化史研究泰斗钱存训先生在美国芝加哥因病辞世，享年105岁。

    这位终身坐拥书城的老人，毕生致力于研究汉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20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宗师、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1910年，钱存训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书香世家。1928年就读金陵大学时，他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

    1937年，钱存训应北平图书馆邀请，担任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改派至北图上海办事处，保管北平．南运的中文善本。不久，上海租界安全也无保障，北图馆长袁同礼、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商，将存沪善本移存美国，并摄制微卷以供流传。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局势恶化，上海被严密封锁。钱存训不顾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躲过日军耳目，用两个月时间独自一人用手推车，分10次将三万册善本悄悄送上开往美国的轮船。次年6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北平图书馆古籍全部运抵。

    抗战胜利之后，钱存训受教育部委派拟赴华盛顿将这批善本接运回国，但因国内战争爆发，交通中断，未能成行。1947年，钱存训以交换学者的名义赴美，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祖国，这批善本成了他毕生无法释怀的牵挂。“中年来美短期访问，原想镀金回国，但未料到将长眠他乡。”这是钱存训晚年的遗憾。

    1947年起，钱存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进修，同时在芝大东亚图书馆工作。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在芝大，钱存训用十年完成近十万册古籍编目的工作，还积极收藏当代资料，扩充馆藏，在他苦心孤诣的经营下，芝大东亚图书馆成为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宝库。

    “钱存训成名作《书于竹帛》也在此期间完成，该书对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中文译本仅164页，著作虽薄，学问却不薄。”张志强说，“读完这本书，我愈发领悟到学问要做深做厚，专著要写薄写透的治学精神。”

    出于对《书于竹帛》的欣赏，李约瑟邀请钱存训参与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钱存训欣然应邀，用15年时间扎实研究中国书籍的演变史，用西方语言完成三十万字的《纸和印刷》，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

    序言中李约瑟写道：“我们说服关于这一专题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钱存训教授来完成书中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从钱书中，读者可纵观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整个历史，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之时，它们已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世纪。”

    “专题研究，枯燥无味，知音者寥寥。”这是钱存训的心声，几十年来，在图书馆学这个冷门领域，钱存训用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潜心钻研，留下无数中国图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扩大了汉学在海外的影响。

    钱存训是高山仰止的汉学大家，但后辈眼中的他却只是一位谦顺和蔼的老师。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博士潘铭燊的记忆里，恩师做人做学问严谨求实的态度影响了他一生。“如要引用别人先提出的资料，先生都在注释中详细交代，绝不掠美，所以<纸和印刷》中有极为繁复的注释系统。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在这本书之前，先生也不吝引用。”潘铭燊说，先生一生以书为伴，他山高水远的风范，也如同一本底蕴深厚的文化大书。

    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曾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五年求学生涯，也承蒙钱存训关爱，他的回忆录里字字句句饱含对钱存训大爱之情怀的敬重与感恩：“我在芝大读书时，曾做过五次骨科手术。其间，钱先生与师母给予我不啻亲人的呵护。钱先生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年数十次来医院接送我上课，五年未曾间断。”

    钱存训一生教导了30多位硕士和博士，并开办图书馆学的研修班，培养出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泰来等图书馆学大家。

    先生已逝，音容宛在。钱存训走了，但他忠贞纯粹的人生永不落幕。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将随着他整理著速的古籍名著在世界舞台土豆古闪耀。

相关链接：中国文化中的人生价值，不在虚名财富，也不在地位权势，而主要在个人事业成就的不朽，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本回忆录的主角，正是一位恪尽职责的长者，他一生平实的生活，却足以符合这“三不朽”的最高成就。

（许倬云《钱存训著<留美杂忆）序》）

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

    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15岁时考入国立武昌大学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而遭受白色恐怖的追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

    1948年，胡秋原当选为国民党政府首届立法委员，1950年去台后仍任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他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奔走四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胡秋原力主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说，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大陆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便失去屏障；台湾不能离开大陆，离开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两岸必须统一在一起，否则两边都要受到损害。他特别强调：台湾想离开大陆搞独立，不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在经济上也做不到，如硬要分裂出去，受苦的还是台湾民众。

    1988年4月，胡秋原在台岛发起成立“中华统一联盟”，并被公推为荣誉主席。9月12日，他无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偕夫人敬幼如、长女胡采禾及“统一联盟”代表，由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是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位赴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

    到达北京的当日，胡秋原就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亲切接见。胡秋原充满激情地说：“20世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民族分裂的状况至今依然存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尽快地结束这个不幸。于是，我不管‘三不’不‘三不’，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与主席共商国是。”

    之后，胡秋原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演讲，面对数千名师生，他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穿梭于大陆各地参观、访问，宣扬和平统一的主张，刮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也惹恼了李登辉。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与邓颖超握手言统一的第六天，李登辉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50年的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执政机构中甚至有人叫嚣要“法办”胡秋原。

    面对台岛当局的“法办”闹剧，胡秋原十分坦然，在完成行程逾万公里、长达36天的观光访问后，于10月18日凯旋返台。途经香港，他坦然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内地，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做中国人的力量。”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后，面对数百名欢迎者，胡秋原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祖国大陆，无论有多么成功，在国际强权环境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暗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

    1990年5月27日，台湾师范大学为胡秋原举行80寿辰演讲会，时年91岁的陈立夫面对上千名与会者微笑着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相互攻击，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了……”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

【相关链接】①胡秋原（1910-2004）湖北省黄陂人，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生平著作等身，达100多种3000余万字。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奖状。2004年5月4日，94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②胡秋原深受顾炎武“明道教世”精神的影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畏艰险，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非议和谪贬，都无损于他的风骨。郑学稼先生曾说：“胡秋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谢远笋《胡秋原——大家精要》）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七月”的诗

刘功业

    写诗几十年的他，依然保持着那颗童心、爱心和诗心，总是澎湃着一团火，洋溢成一片海。胡适和艾青两位诗界先贤都主张诗要让人读得懂，力求把诗写得明白晓畅的观点，对他也有强烈的影响。他立志要在通俗与高雅之间走出一条诗路来。

    诗人是强大的。诗人又是弱小的。他说，“读书、写作是我的理想，但为了生存，怎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有时候，杨东彪很恍惚自己的社会身份。他既要在纷杂的职场里谋生，应对竞争，追求效益；又渴望着以诗人之眼透视世事人生、大千世界的善恶美丑，以诗人之心，塑造一个纯净、和美的梦中之国，追寻到那个魂归何处的终极命题。他渴望成为“灵魂之鹰”，“想做一棵树，向阳光生长”，为自己寻到一个灵魂的栖息地。纯真爱情的缠绵曲折，沧海桑田的时空变换，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诗人情怀的起承转合，其中都隐藏着无限的奥秘，都值得用诗来赞美，来讴歌，来呈现。

    杨东彪并不满足于风花雪月的诗作。他的目光更放开去，关注的不仅仅是乡野的土地，还有被炽热的太阳炙烤着的陷入现代化焦灼的都市。“一座座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让夏日的阳光变得更加刺目。”这无疑造成了一种新的光污染，同样导致生态灾难。“太阳总有一天将忍无可忍。”关注现实的诗人不免为之愤懑难平，却又无可奈何。诗人的感叹虽然无法改变什么，但发出声音，却是面对现实必须真诚举起的使命与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08日12 版，有删改）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郭文卿

    刘灿章的书画，爽朗大气，厚重却不失灵动，技法娴熟，笔墨功夫深，以书写意，以画抒情，入古而出古，笔墨线条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隐约有种穿越时空的力量，让人深感安时处顺的悠然自在。

    书画同源，先生书画相得益彰。书法千锤百炼的线条艺术、枯湿浓淡娴熟的用墨技巧，为绘画提供坚实的笔下基础及鲜活之气。书法亦融合绘画中的自然精神，显得灵动。先生书法兼具各体，尤以草书为盛。主要师法王献之、王铎、怀素、黄庭坚。草法烂熟于心，下笔如飞，自成一体，跌宕绵延，纵意肆流，一气数字，结成大势，颇具神韵。所用线条素简，随意流出，疏朗活泛，毫无拖沓之感，极具节奏；遵章法而不囿，自然流露的率真、质朴气质，耐人寻味。

    先生所画，题材广泛。山水、花鸟，无所不能。山水气势恢宏、苍茫浩渺，笔墨洗练，线条遒劲，布局有方，格调高雅，墨色变幻，让人感觉或空灵奇妙或浓重繁茂或温润亲和，有文人画求诗意的气质，却也有独特的笔墨语言。

    先生的作品气质万千，恐怕与他对艺术的态度不无联系。除却天分与勤奋的因素，更多的是他对艺术的真诚、赤诚之心。他自幼喜爱书画，正是这种对艺术天然的热爱，促使年幼的他在墨与写字的笔结成冰碴儿的冬天，也不放下手中的笔。他绕村子跑几圈取暖只为写字，而那时的纸也只能是四处苦寻来的报纸或厕所粗手纸。

    在生命最青涩的年纪，这样的冬天一直陪伴着他，更别说春暖花开的季节了。18岁他参军入伍，他所到的部队恰恰是相对闭塞的一支。因其能书会画，获得了放电影的差事。彼时，放电影不仅要画海报、放幻灯片，还要背着沉重的机器四处跑，先生强健的体魄与那时的四处奔波锻炼有着莫大的联系。他心系读书，写字，画画。下连队放电影间隙，深入巴山秀水，深山老林，眼前景色成为他最好的素描素材。放映任务结束，他的时间都被这些美事填满。对那些从城里来的字帖与画册，他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爱恋，反复临摹，不知疲倦，这样的痴迷，深深潜藏在满是军规的军营里，竟然长达十几年。

    自助者，天助之，先生后来遇见了书法名家孙竹篱。孙先生博古通今，乃一代书画大家。先生受其艺术精神感染，从业余的苦磨苦练中走了出来，看到了悟性与勤奋拥有同样的闪光点，深化了其对艺术的认知。后来又遇到陆俨少、沈鹏两位影响深远的师长，他一直谨记他们给予的智慧。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未曾荒废文学、哲学积淀的原因，他们一致认定艺术始终是要有深厚的根基支撑，才能永葆生命力。

    他几十年如一日，闻鸡起舞，与书画虔心作伴，一直走在探寻的路上。若非对艺术的赤诚，何以走到今天？

    他的人生亦如他人，并非坦途。他总是默默接受，把一切幻化，融进他的艺术生命中，他作品里透出的厚重也许在诉说着什么……

    “把一切想明白了，就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了”，他说得不疾不徐，轻言却饱含力量。他的人和作品一样，说出的话，做出的事，让人感觉到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大情怀。

    不论是书还是画，先生已然有较明显的个人面目，但他对自己的期许也许更多。多次听他讲要用接下来的几年，潜心深入传统、经典，梳理调整创作，精进草书、隶书和山水，力求自我进一步跨越。

（选自《名人传记·财富人物》，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