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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
韩少功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结果不容乐观。随后,我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30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10本俄国文学、10本法国文学、10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他们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30年前?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刚过?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但中国有句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赫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
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读,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
就这样,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的书。
毕业后下乡,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在工休时,聊天是解闷的主要方法。闲聊类似说书,是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有书难读的时候,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
茶场的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有这么一个人,他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了。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双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琪罗的画册。我们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他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20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唱歌,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那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藏书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
90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于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1980年初陆续出国的这一批人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刻苦,且学养不俗。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那批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选自《漫长的假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