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一种饮品，它和茶文化一样都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产物。广义茶文化是指整个与茶有关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茶文化是指其精神财富部分，是以茶为载体，融合、传播并展现不同时代文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的一种精神财富。

    我国的茶及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非常悠久。茶树古已有之，据《尔雅·释木》载：“槚，苦荼。”炎帝、黄帝中毒，得茶而解之，这是茶的药用。西周武王伐纣，茶叶成为贡品，这是茶的祭祀用。汉之前的茶用作食品，如秦汉时期《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茶成为饮品是在西汉之后，西汉巴蜀有饮茶时尚，有专用茶具，还有茶市。西汉王褒在《僮约》一文中记载的家僮每天要做的事情中，就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可知当时饮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叶已成为商品，并形成了像武阳这样的茶叶集散地。魏晋南北朝已形成饮茶之风，隋代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业昌盛，形成“人家不可一日无”的景象，出现了茶馆、茶宴、茶会等，提倡客来敬茶；宋代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代曲艺进入茶馆，同时茶叶开始对外贸易。

    茶与一般饮食有很大差别，它不仅有利于人们生理需要，还能满足人们深层的心理需求，这是其它饮食难以实现的。茶饮具有的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有助于人们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淡”的东方哲学很合拍，也符合儒道佛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时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茶文化不仅对古代社会生态有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也继续发挥着积极和巨大的作用。

现代茶文化主要表现为茶艺与茶道，它们是茶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茶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茶道是指人们在品茗活动中所追求的一种高品位的精神享受，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高品质的精神追求。茶道中的“和”、“敬”、“融”、“理”、“伦”等，都侧重人际关系的调整，强调和诚处世，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即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感悟。茶艺与茶道不可分割，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现代茶文化既是高雅文化又是大众文化，不仅社会名流乐意享受，广大民众也愿意积极推行，茶文化几乎覆盖全民和影响着整个社会。我们有必要以茶道精神来从事茶文化活动，使我国茶文化事业永远沿着健康、文明的道路发展。

知耻则有所不为

    耻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它萌芽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尧舜禹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对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立足于人的个性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从向内的方向看，首先，它强调个人的修身，要求内省、慎独、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这一点构成了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次它激发人的奋斗精神，“行己有耻”，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利于形成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这天下三德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实践，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楷模，造成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一种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再次它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最终则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

    从向外的方向看，耻感文化对人的一个基本行为要求就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这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次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特定社会中的道德规范的外在依据，因而“以何为耻”是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凡是缺乏道德、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耻感文化的生理基础在于人的物质个体对外界的反映和反应；它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它的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所达成的共识。中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义、廉、耻，是由于古人早已认识到人的内省和自律对控制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作用，因而才有“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的论断；也认识到无耻之徒为一已私利而不惜、不怕损害社会的利益，因而也违背了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公德和普遍的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发掘人的羞耻之心，从根本上使人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力继承和弘扬。

    目前，“中国哲学”与国学好像一张纸的两面，似乎有关国学的研究都可以“中国哲学”的名义问世。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哲学”一方面想借助国学竭力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而谋取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却又对自身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尚未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因此在现实中无法明确自身与国学的本质性差异。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多数用以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独特哲学的理由难以成立。

有人认为，“哲学”是个共名，因此“中国哲学”必定是一种独特的哲学。这虽然看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  之间的共通之处，但却似乎忽略了类似的共通之处也可以存在于“哲学”与文学、艺术或宗教之间。

    还有人认为，哲学是某种文化的核心，没有哲学，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延续未断，因此必有“哲学”这门学问。这类说法，大约还是以西方文化为样板而得出的一个非普遍的结论。

    另有观点认为，中国有Philosophy这门学问，是西方人自己最先承认，且至今还有认可中国的Philosophy并以之作为终生研究事业的人。的确，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西方耶稣会士所作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1687年）似乎是最早用“Philosopher“（哲学家）一词来称呼孔子的文献，但耶稣会士对中国思想充满主观性的、非专业性的传播，使当时欧洲著名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都先后一度对中国思想产生兴趣。但他们对中国思想的了解都很有限，不能用来证明中国自古就存在与西方Philosophy一样的学问。虽然现当代西方有一些学者终生钻研所谓中国Philosophy，但他们的研究多不为西方Philosophy界的同行所看重。更重要的是，归根结底，这种判断中国哲学之成立的方式，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的。

    还有一些学者借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Philosophy，而且还优越于西方。但只要我们的眼光不只是滞留在他们对西方传统Philosophy的批判态度上，而同时深入他们批判的具体过程之中，就会发觉，他们所用的批判方法及问题意识都是典型西方Philosophy式的。拿海德格尔来说，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思想”而非“Philosophy”。但海德格尔所谓的“思想”，是对存在的真理和统治了西方Philosophy几千年的理性、逻辑之思。他批判西方传统Philosophy并非将其彻底抛弃，而是要揭示其缺陷，为更正当的理性和逻辑重新奠基。但在中国古代，并不曾有哪些思想经典对西方式的理性与逻辑做过清晰而系统的阐明论证。因此，借助作为西方传统Philosophy之叛逆者的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来讧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甚至优越性，无并于缘木求鱼。

    有人担心，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类似于西方的Philosophy，就等于否认中国古代思想有对人生真理、生命的终极目的和终极精神的思索和追求。其实，古希腊有了艺术和宗教之后，Philosophy还会发展出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虽然三者同样都能实现对人生真理和终极精神的追求，但与艺术和宗教不同的是，唯有Philosophy是通过运用概念进行推理论证这种人类所独具的理性思维方式来把掘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而艺术主要通过直观和知觉，宗教则借助于非理性的力量。西方Philosophy所表现出的这种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其必要的典型特征，具备这种特征的西方Philosophy可称之为“典型哲学”，而凡是这种典型特征表现得不充分、不明显的其他哲学，诸如中国“哲学”则可称之为“非典型哲学”。

    若要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独特内容和形式的哲学，就必须找出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的真正共通而同时又与艺术和宗教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作为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哲学，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思想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表现得不充分。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是“未尝离事而言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对把握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并认为我们也拥有作为一种独特哲学的“中国哲学”，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西方Philosophy的学习和训练，以培养我们本来并不擅长的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能力。

    这样的学习，不但不会瓦解中国传统思想，消解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反而更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批判继承传统思想，借鉴、吸收、转化传统思想的智慧和优势，真正建构起能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中国哲学。

    山水画，从真正诞生之时起便与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道”的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礼记•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是以山高水长来形容仁爱之道。同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更是崇尚自然山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相照、气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而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则更是一种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老庄哲学，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历代山水画家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更是中国佛教和禅宗的一大特色。佛教徒们“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建于深山之中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山水的亲近不仅有利于僧人们的修悟，也是他们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的表现，于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便有了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

    透过对儒道释哲学与山水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三者对山水的态度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即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并且将山水大美与主体人格塑造和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统一起来。而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以形媚道”，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中国山水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山水画，为山水画家创造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为山水画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它可以让欣赏者“澄怀观道”，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的超越。

    可以说，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山水画深刻影响和熏染着中国人的审美品格、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山水画精神的传承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的山水画家，担负着“正本清源”，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发扬光大并且将传统山水画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正本清源”的“源”不仅仅是山水画艺术层面上的“源”，不仅仅是明清，是唐宋，甚至是春秋，它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是对“道”的体认。如龙瑞先生所言：“我们所谓的‘正本清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表现天地山川的自然之美，还表现出画家的秉赋、襟抱和人格境界之美，从而让人们在山水画面前产生感动，产生震撼，产生共鸣，感受到艺术之美，进而感受到山水之美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感天悟地的人文精神之美，重新建立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和谐的同构关系，最终深刻体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境，感受“天地境界”，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山水文化基因正流淌在自己的文化血脉里不被大多数山水画家和大众所认识，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因此，当代山水画家应承担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志道”，“弘毅”，真正担负起任重道远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陈仕彬《当代山水画家的文化使命》）

    人们习惯称农历过年的那个一月为“正月”，这是为什么？一种说法认为“正岁之首月”，表示农历新年第一个月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正”的本意蕴含着“正统”的意思。在古代，每年以哪一个月当第一个月，有时是随着朝代的更换而变化的。不同王朝更改了月份的次序，便把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作“正月”。在帝王看来，既然他们占据了天下，居了正位，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也得跟着他们“正”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因秦始皇姓嬴名政，他嫌“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犯了忌讳，就下令把“正月”读作“正（征）月”，一直沿用至今。

    《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孟春之月，招摇（即北斗星柄）指寅”。古代以北斗星斗柄初昏时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称为斗建，亦称月建。这是说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斗柄指在寅位上，此月即为建寅之月，即正月。正月名谓的出现甚早。

    《诗经·小雅》有《正月》的诗篇：“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史传夏商周至秦汉各朝，正月的月份次序，各有一定的更改。战国秦汉年间对此尚有所谓“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更改正朔。司马迁《史记·历书》还有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然而，诚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言“这并不可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建亥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沿秦制，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约两千年间，除王莽、唐武后等一度改为殷正、周正外，大多沿用夏正。由此可见，历史上大多王朝似乎没想到将正月和改朔“正统”绑在一起。而自汉以降，历史上那么多朝代以夏正为一年的开始，这恐怕也就是正月通常被人们视为岁首的原因。

    清黄生《字诂·正》中认为：“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古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为岁首，盖准此以为标的，故曰正，犹言斗柄所指之月耳。”由于斗建为确定月份的标准，故斗建也称为正。唐王冰注“正，斗建也”，即为此意。另外，黄生也认为，正月之正本来就有平声的读法，并非由于避秦始皇的讳而改读平声。正月写作“征月”，可知正月之正早在秦始皇之前就读平声。

    如何准确解读“正月”呢？“正”在这里是“以此为正”的准则、标志。如此，“正月”即为一年刚开始时，年内所确立的标志性月份的意思。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就要借“时新”而除旧布新，以新的标准、新的气象塑造人生，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新年前夕和正月风俗。正月实施除旧立新的方式，见证于文献的是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

（摘编自陈勤建《传统年节的文化密码》）

    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方式发掘、采集、整理与保存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口述者经历的历史真实。真实是历史的灵魂，然而口述历史因为经由口述者的记忆，叙述以及访谈者的文本整理这些环节往往使客观的历史发生变形甚或失真。

    首先是历史记忆的问题。历史真实经过口述者的记忆存储、保持与回忆诸环节的过滤与筛选，形成了历史记忆。这中间口述记忆的特殊机能而使历史事实有所变形，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都存储为历史记忆，大脑中存储的历史记忆之真也与历史之真有较大的间隔和差距，历史记忆的真实已经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打了一些折扣。可以说，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之真不再是全部的历史真实，而是选择后的部分历史真实，是经过记忆本身过滤和阻隔后的部分历史真实。

    然后是历史叙述的问题。历史记忆的呈现是以语言和文字为中介的，以语言表述出来的就是口述，以文字表述出来的就是文献。语言和文字将存储于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受语言的限制和阻隔后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往往既非记忆的全部、也非记忆的准确呈现。记忆在呈现中既有数量的减少，更有内容的变形甚或失真。在历史记忆转变为历史叙述过程中，心理、生理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着历史记忆的呈现结果。

    最后是文本整理的问题。口述历史有双重主体，访谈者与口述者必须共同参与。访谈者对口述历史的文本整理，实际上是对口述者呈现的历史记忆进行主观的检验、修订、补充和取舍。经过访谈者这道工序的过滤与阻隔，口述者叙述的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再次经过处理。

    历史之真经过记忆、叙述、文本整理的过滤和阻隔，口述历史的历史真实实在堪忧。我们应该坦然承认口述历史存在着某种失真及不可靠性。为了保证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必须着力保证历史记忆的真实和历史叙述的真实。历史记忆受其内在机制及自然因素的影响，其真实性很难为口述者所左右，但历史叙述的真实则是口述者所能把握的。所以，口述历史的主要环节应该放在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研究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多重因素，从而将历史记忆完整而准确地以语言表述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历史记忆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出来。

    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口述者对历史之真的追寻很像是瞎子摸象，自以为摸到了历史真相，但他所触摸到的仅仅是部分的历史真相，是其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离客观存在的历史之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口述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无限逼近历史真实的追逐历程。

（摘编自左玉河《口述历史视域中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