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在生态伦理方面，儒家不仅提出了“取予有度”的责任律令，还提出了“用之有节”的行为规范，从而确立了节用的道德责任。儒家并没有系统创建过节用责任伦理学说，但是从两方面阐发了相关理念。

    一方面是为政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谈到治国方针时，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熹在《论语集注》把这段话理解为敬事、信任、节用、爱人和使民以时“五者”，但他同时又引证《周易》经文“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加以解释说：“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显然依照《周易》的论说，孔子的话讲的理应是三层意思，而不是朱熹所说的“五者”。孔子的思想所要表达的正是因民信而敬事、因爱人而节用，前后构成因果关系。虽然孔子这里讲述的是治理诸侯国的行为原则，而不是直接针对天人关系的生态伦理，但是，犹如朱熹所言，侈用必伤财，而伤财必浪费自然资源；而且，奢侈消费必定害民，必定与民争利，与民争利又必定驱使民众获取自然资源。

    无独有偶，孟子同样立足于民本与王道，一再倡导节制的责任要求。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尽管孟子旨在提倡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却暗含着生态伦理的指向。这是因为，做到恭俭和有制，不但自己可以节省财物，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不致奢侈贪婪，而且不会向百姓横征暴敛，从而缓解民众的生存欲求与自然界资源之间的紧张。在论述富国之道时，荀子围绕人与物的生态问题做了更为明确、较为系统的阐发。基于“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的现实，荀子认为要保持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节用裕民，开源节流。

    另一方面是为人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荀子的节俭观点更为鲜明，也更为直接，在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力命关系问题上，他凸显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和责任担当意识，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是想告诉我们，人类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天吃饭”，如果夯实农业这一根本，注意精耕细作，同时又力行节约、适度消费，就是有时无情的自然之天也不能使人陷入贫困境地。由此可见，强化生态责任观念，克制个人的不当欲望，追求一种俭朴生活方式，是实现天人和谐的伦理根基。

    古代，思想家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强调节俭、节用、节约主观动机上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资源的短缺、生活的贫困而做出的无奈、被动的选择，也许还包含着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责任考量。但是，应当肯定，他们所持守的节用责任伦理客观上有助于培养当今为人们提倡的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习惯和绿色消费生活，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生态张力。

（摘自涂可国《用之有节》，有删改）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说一部文学史或艺术史，是作为“知音”的批评家为他们心仪的文学家、艺术家树碑立传的历史，并不为过。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

    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2017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节）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进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肉体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端午节缘何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

    ①端午是原生于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早在1000多年前，端午节就传播出去，成为一个东亚、东南亚多国共享的区域性国际节日。在今天，欧美国家和地区，每年与中国同步共度端午佳节，也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可以说，端午节的输入国与原生国一起，共同参与了端午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共同促进了端午节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并实现了端午节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共生共享。

    ②以端午节最有代表性的两项节俗活动吃粽子和赛龙舟为例。曾几何时，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粽子还是一种奇怪的食物，而现在，粽子已走出中国，闯荡世界。从制作成分到包装形式，海外的粽子与中国的粽子可谓大相径庭，而不同特色的粽子恰恰就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融会贯通的一个最佳体现。再说龙舟赛，这项端午节俗活动已在不少欧美国家落北生根。在德国，端午举行龙舟赛已经有20年的历史，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端午龙舟赛。在美国，已有数百只龙舟队。哈德逊河上的龙舟比赛，已成为纽约华人社区每年最盛大的活动。

    ③首先，端午节世界文化遗产的属性，决定了其应当全球共享。2009年，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对中国端午节重大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由此，也确定了端午节由中国原生，到多国共生，再到人类共享的文化功能属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走深走实，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成为时代需要。

    ④其次，端午节蕴藏的文化精神，具有全球共享的重要价值。端午文化，讲究天人协调、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和谐共生，体现着人们对于吉祥平安的美好诉求。一方面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行事，在阴阳转换、气候物候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止声色，薄滋味，节嗜欲，定心气”，与天时相适应；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挂菖蒲、洗菖蒲浴、戴长命索、做艾虎、龙舟竞渡等诸多习俗，保健卫生，延年益寿，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这样的文化精神和理想诉求，在生态环境恶化、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的当下，尤其具有现实作用和意义。

    ⑤再次，端午文化，已是世界文明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民粹主义等各种挑战不断，“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言行，只会将世界引入歧途。不同文明实现和合共生，才是世界应有图景。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的智慧和担当，为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海纳百川、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理念，为文明和谐相处提供独特的思想启发。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端午节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端午文化的海外影响越来越大，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随着文明互鉴交融的更加深入，世界文明百花园将更加繁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必将照进世界更加美好的现实。

（摘自《东方时评》，2019年6月7日）

    自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危机就与资本主义相伴而行。尽管经历多次重大危机，但资本主义一再从中脱身，这表明资本主义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自我调整和危机应对机制，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制度弹性。归纳起来，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通常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机制弹性。

    收缩。在主要体现为“需求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通常会进行战略性退却，让渡部分非核心利益来保存核心利益，从而延续制度本身。比如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进行妥协、构建福利制度体系、引入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对经济进行国家调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这些举措，缓解劳资冲突，平衡社会关系，保持资本主义运行环境的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保证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

    扩张。在主要体现为“供给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应对策略是战略扩张。

    首先是在物理空间上进行扩张。对内强化资本力量、压缩劳工空间，减少调控；对外强力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其次是在抽象空间上的扩张。即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本实现样态，如具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业是社会空间的资本化。再次是在时间上的扩张。比如以信用为基础，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借贷经济，鼓动消费者进行透支消费，使得资本主义消费向未来扩张，在当下实现本来只能在未来实现的剩余价值。

    转移。转嫁和输出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在当代，危机的转移相对以前更加隐蔽。一是向本国人民转嫁危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规模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和待遇，在当代，危机的损失更多由资本主义国家隐性转嫁给人民。二是向外部输出危机。不同于以前战争的方式，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转嫁危机更多采取隐蔽的金融方式，凭借金融霸权，把危机输出到全世界。

    在上述制度机制弹性的作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延续，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回旋空间是有其限度的。资本主义收缩、扩张、转移的限度，都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限度，即资本主义自身调整的限度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资本自身。资本具有使生产社会化的趋势，但同时资本的本性是无休止地实现自身增殖，因此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将导致资本自身的终结，把资本推向解体。资本主义越发展，这个矛盾就会越突出，资本主义的弹性就越接近其总限度。

    总之，资本主义的弹性无法克服的最终限制就是资本自身，这是资本主义的“刚性内核”。

    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不管如何腾挪、转换，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无法跳出资本主导的框架。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弹性运动又使得资本主义不断逼近这个最后限制。在这种弹性运动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螺旋式上升，其危机也螺旋式升级。对危机的各种应对，在表面上缓解危机，又为更深层次的危机埋下伏笔，在危机的螺旋式升级中压缩了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其自身的历史极限。

（摘编自张严《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与弹性限度》，《光明日报》2019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