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和他的父亲杨荫杭

孙莲莲

    杨绛，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除了作为钱钟书夫人为人所熟知外，她本人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著名学者。李健吾评价她“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而是有着“缄默的智慧”的，有着静默恬退的睿智和微笑达观的态度。她的父亲杨荫杭，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和美国。他表面看起来凝重有威，因而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却从不打骂孩子，如果有人不乖，他只会叫急，喊妻子过来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所以孩子们怕虽怕，却都喜欢和父亲亲近。钱钟书初见他时未免有点害怕，但接触久了，即摸出其“望之俨然，接之也温”的性子。

    杨绛的父亲有时也很严肃。那年杨绛16岁，正在振华女中的高中部读书。那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就是拿一条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讲。杨绛也被推选去参加。但她却担心自己的个头小，一着急就涨红了脸。而且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男子又专爱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会被人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不会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听演讲。不过，女学生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许多旧家庭里的大小姐就这样推掉了。她于是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却一口拒绝，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并告诉她，自己从前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一次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个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联名登报表示拥护。他的下属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拥护者的名单，以为名字见了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罢了，但他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拥护。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吗？”杨绛第二天到了学校，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挨了老师狠狠的批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丑，但父亲的做法在杨绛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杨绛的学业，父亲并不多加干涉，而是放手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父亲钻研的音韵学，常常把某字的平仄拿出来考她。杨绛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却也不急着教，只让女儿涵泳体味．还安慰她：“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她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读什么声。女儿考对了，父亲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杨绛只要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她的书桌上，即使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但假如她长期放着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父亲把书收走了，这就等于是父亲的谴责，无言的批评。杨绛喜欢读诗词小说，对父亲枯燥的音韵学“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不感兴趣。父亲也不强迫女儿学他的一套，还为她买来最喜欢的书籍。杨绛上大学分文理科的时候，因为各门功课都平均发展，所以为选专业一事颇费了一番踌躇。老师们推荐她报理科，她回家去问父亲拿主张：“我该学什么呢？”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于是，杨绛终于不顾老师们的惋惜和劝导，选择了她喜欢的文科。父亲有一次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了，说：“我也这样。”杨绛因此感觉到自己似乎已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杨绛是个贴心的女儿，每天早饭后，她总要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她也要给父亲削个水果，或是给父亲剥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中午饭后，她非常懂事地带弟弟妹妹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她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她就陪在父亲旁边看书。父女俩的感情就是这样平淡而深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突然在苏州因中风去世。1983年，杨绛在《当代》双月刊上发表了散文《回忆我的父亲》，记录了和父亲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在那平静恬淡的娓娓道来中寄托了女儿对父亲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怀念。

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1914年，胡愈之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商务“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1915年8月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国留学三年。

    胡愈之回国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邹韬奋和胡愈之这两位爱国知识分子联手呼吁抗日救亡。桂林是当时后方文化名人荟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桂林国新社任记者的王淮冰回忆：“文化城中的文化人，无论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出版图书，有事都去请教愈老。人们称他为‘文化界的参谋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胡愈之发动知识界朋友共同集资创办了由章锡琛任经理的开明书店。章锡琛曾深情地对胡愈之说：“从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了。”在胡愈之的推动和策划下，创立了以《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闻界群众团体。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亲自创办的心爱刊物。他在1934年9月发表的《世界知识》创刊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在他和乔冠华的共同建议下，《世界知识》从上海迁来北京复刊，使其成为我国唯一从旧中国转来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刊物。

    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仍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他从斯诺家中得其新出版的《RedStarOverChina》一书，为了减少发行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不久，胡愈之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编印出版《鲁迅全集》。他亲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券，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书稿得以及时开印。首版《鲁迅全集》共20卷，约600万字，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进行了考察访问。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发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成为传世之作。

（摘编自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相关链接：①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在“五四”前夕，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百度百科）②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绝大一股感召力!给青年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茅盾《悼念胡愈之兄》）

梁思礼：“饮冰室”走出的“驯火者”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9子女未来的路。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1949年，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选择了回国。此时，他的同窗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两发P-2近程地地导弹。一年之前，一处野兔出没、坟茔遍地的荒草园挂上了一块新牌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它成立的初衷只有一个，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和火箭。从事研究工作的几百人中，大多是刚刚跨入校门的大学生。别说学过导弹理论，就连真正见过导弹的人都没有。“尽管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梁思礼说。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1059”导弹，也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就是在他们这帮“业余选手”手中诞生的。

    这是一枚用算盘算出来的导弹。几乎每一夜，梁思礼都在算盘噼啪声中度过。

    一边激情似火，一边四面楚歌。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梁思礼他们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无数个不眠之夜，400多个忙碌的身影，撑起了中国航天最初的稚嫩脊梁，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中国制造的导弹。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又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直到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才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围绕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在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1983年，梁思礼退居二线，但他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萧伯纳所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

    冯其庸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尤其是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早在1975年3月，他与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发现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从此抄本中避“祥”字、“晓”字的讳，因而考证出此抄本原是清怡亲王允祥、弘晓家的原抄本，而怡亲王又与曹雪芹家有着重要的联系，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这一惊人的发现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77年7月，冯其庸先生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研究已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学术专著。在书中他论证了现存庚辰本不是由四个本子拼凑而成的，而是据己卯本过录的，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从而确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贵的地位。

    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是一位堪称一流的书画家。他除多部红学著作外，还出版有戏曲论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学论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风集》，以及《蒋鹿谭年谱、水云楼诗词辑校》《吴梅村年谱》《朱屺瞻年谱》，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等等。今天像冯老这样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视野远大、多才多艺的学者真是太少了。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在《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一诗云：“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读他的诗会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非凡的才华。他写过许多旧体诗，尤其是纪行诗，写得气势磅礡。例如1990年11月到武威北面的腾格里大沙漠中调查新发现的汉代古城时，他赋诗云：“大漠孤城雁字横，红河东去杳无声。汉家烽火两千载。我到沙场有余温。”

    冯其庸先生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能书善画。他的草书行云流水，飞逸倜傥。有人说他的草书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束，别具一格。而他的青藤、泼墨花卉，更是兼有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而他更爱画葫芦、葡萄，那真是一绝。刘海粟老人就曾称赞冯其庸先生的画“全是青藤笔意，此诗人之画，学问人之画，气质不同，出手就不凡，故不与人同也。”冯其庸先生的书法、绘画被称为文人书画的代表，尤其他的画运古入新，自出新意，而且往往是诗、书、画融汇一体，堪称文人画的上品。

    冯其庸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刻苦和严谨。他强调做学问要肯下苦功夫，肯吃苦，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多读书，同时又十分重视实际考察。他常常说中国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有如大海，有如高山，个人的学识再渊博，也是沧海一粟，因此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自满。他是这样的告诫年轻人，也是这样地要求自己，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晚睡早起，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作文读书。说到冯老的严谨和刻苦，人们自然想到他对玄奘取经回归古道的确认，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说到玄奘，人们就会想到一个词——百折不挠，玄奘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标志性的符号。冯老正是以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十次去新疆考察，八十三岁高龄时还穿越罗布泊，深入楼兰遗址。冯老不懈的追求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同他的著述一样，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少时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曾回乡务农。抗战爆发后，家中经济更是窘迫到了极点，经常靠好心邻居送南瓜维持生计。后来，冯其庸成为著名红学家，还屡屡提及友邻的善举，并将书斋命名为“瓜饭楼”。②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能够调查的，必须亲自去调查。（冯其庸）

梁思成：一念执着

顾学文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

    在宾大完成学业后，梁思成踏上了欧洲的土地，观摩各地建筑。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都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没有，梁思成被深深刺痛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匆匆回国，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道投入建筑事业中。1932年，梁思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跳蚤、臭虫、蝙蝠是调查路上的“亲密伙伴”。但对于执着于所爱事业的人而言，苦难有时也会伴随快乐。梁思成甘之如饴：“被（臭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此刻最感快慰。”

    “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他的学生杨鸿勋唏嘘不已。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这时，妻子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全家贫病交加，他依然伏案写作。

    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震惊，但没有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本著作，诞生于李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迁徙到这里）那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杨鸿勋说。

    不仅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完成的。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林徽因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1972年，梁思成走了。但他所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还在延续着。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呈现现代性的同时也要珍视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回首往昔，这时，人们也想必会频繁地回想起，许多年前，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一生执念。

（摘编自顾学文《梁思成：一念执着》）

相关链接：①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②“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52年）

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①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弟弟侯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这一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

    ②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正在读研完生的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抗战胜利一年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

    ③在英国期间，侯仁之逐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并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④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来后立即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从此，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转向“地理”，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内容。

    ⑤1958年以后，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漠进行考察。

    ⑥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沙漠中很多古城被废弃是“大漠流沙”造成的。而侯仁之却证明，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打下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⑦在这次考察中， 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⑧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他对许多城市做了深入的研究，充满着热爱。对他而言，北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侯仁之曾说：“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⑨侯仁之在北京定居60年，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进京要道。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受损严重。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了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⑩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 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可能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

（摘编自高毅哲《侯仁之：城市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