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缺憾人生

卞毓方

    先生的《学海浮槎》，记录了他中学生活的一个细节，读后，令我眼前一亮。

    “在学习方面，我现在开始买英文书读。……买英文书，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每次接到丸善书店的回信，我就像过年一般地欢喜。我立即约上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午饭后，立刻出发，沿着胶济铁路，步行走向颇远的商埠，到邮政总局去取书，当然不会忘记带上两三元大洋。走在铁路上的时候如果适逢有火车开过，我们就把一枚铜元放在铁轨上，火车一过，拿来一看，已经轧成了扁的，这个铜元当然就作废了，这完全是损人而不利人的恶作剧。要知道，当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正是顽皮的时候，不足深责的。”

    少年的天真、活泼、顽皮，在这里表现得充分无遗，假若季羡林能以这种心态度过他的青春岁月，呈现在我们今天面前的，将会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可惜，那只是短暂的返璞归真。须知，这是在济南城，不是在老家官庄，这是寄身于叔父的家，不是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膝下，环境变了，季羡林的个性也随之发生改变。怎么变？朝哪一方向变？季羡林晚年总结，他说：从我小时候的作风看，我本是一个外向的人，然而，后来怎么就转成了内向呢？这个问题，过去从未细想，现在回顾在济南那段生活，忽然有所感触，也就顺便给它一个解答。我认为，“三字经”中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可以作为参考，古人说得对，“习”是能改造“性”的。我六岁离开父母，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试想，我能躺在一个父母之外的人的怀抱中，撒娇打滚吗？不，不能，这是难以想像的。叔父当然对我好，但他“望子成龙”，要求十分严格。课余除了抓学习，还是抓学习，偶尔有一点示爱，比如给我从乡下带回几只小兔，也让人感到距离，那种只能身感，不能言传的距离。说到婶母，我不能说她虐待我，那样说不真实；但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在她可能是不经意，在我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叔父有个女儿，我叫作秋妹的，她和我的待遇明显不一样。比如说，做衣服，有时就给她做，不给我做。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实事求是地说，拿一个母亲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叔婶，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话又说回来，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有大人的开通，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两件，我也许不放在心上，三件四件五件，经得多了，难免潜移默化，影响到自己的价值取向以至性情。

    季羡林的终生遗憾，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整整八年，他没有回家看望一次。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生女，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季羡林事后捶胸顿足，懊悔不迭，可以说，他一辈子浸泡在悔恨里。

    终生遗憾，应该还有婚姻。且慢，季羡林在《寸草心》中，不是对妻子评价很高吗？请看他文章开头的叙述：“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妻子的为人，那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正因为这一点，季羡林对她十分敬重。敬重是一回事，疏离隔膜又是一回事。不信，再请看下列事实：季羡林1929年结婚，次年离家上清华，1934年毕业，回济南教书，1935年赴德，一去就是11个春秋。1946年回国，进北大，按说，他应该把家属接来同住的，那时一没有户口障碍，二没有经济之虞，但是———他没有！直到1962年，德华才迁来北京。算算看，从结婚到再度聚首，夫妻分居竟长达31年！

    人生有憾，至少是不完满。朱光潜先生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像的田地。”季先生是大明白人，对一切早已参透，所以他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不完满才是人生”。

出淤泥而不染的林则徐

邵纯

    英国人包令与林则徐是同时代的人，他曾任港督，懂汉语，还会说广东方言，号称“中国通”。这个殖民主义者与林则徐是敌对关系，但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对林则徐佩服得五体投地。包令发表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生平及著述》一文，说林则徐“忠诚地、几乎不间断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了36年。在社会生活中，他以廉洁、睿智、行为正直和不敛钱财著称”。包令说对了，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清官。

林则徐26岁中进士后，在翰林院里当文官，36岁时离京出任杭州、嘉兴、湖州的“道员”，即这三地的行政长官。杭州风景如画，美女如云，是鱼米之乡。如果是个庸人，在这人间天堂当官，岂不悠哉游哉！但林则徐对于官场的种种陋习十分反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省垣孔道，冠盖如云，自辰迄酉，无非对客，事上接下而外，即为送往迎来，一切公牍管札，转待灯下理之，而精力固已惫矣。”后来林则徐在自己官府公堂上挂起了一幅自写的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副对联内涵的哲理，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价值。

    1830年8月，林则徐出任省级大员湖北布政使，掌管全省人事财政大权。林则徐每任新职，在赴任前常发出“传牌”。所谓传牌，就是事先向沿途各地发出一些必须执行的命令。林则徐自北京到武昌，从水路进入湖北省后立即发出《由襄阳赴省传牌》，全文不到二百字，主要说明的是：

    第一，我林则徐已乘船到达湖北境内。从襄阳到武昌这段路自雇船只，自付船费，不需要沿途各地交付一分钱，也不准派人添篙帮牵，溜须拍马。我和随行人员的一日三餐均自行实备，不接受任何酒食。

    第二，我路过各地时，只在码头上接见一下当地官员，不准远迎，不准送行，任何人不准打着我的旗号捞好处。只要发现行为不轨者，立即严肃查处，“不得稍有徇纵，切切”。

    林则徐每任新职，人还未到正气先行。这种“传牌”不仅是独善其身，也是告诫同僚和下属：对于官场的种种陋习和腐败，我林则徐绝不同流合污，你们也当洁身自爱，否则严惩不贷。

    林则徐在湖北政声甚隆，善者歌其善，恶者畏其威，这为后来他任湖广总督时大规模的、成功的禁烟运动打下了基础。林则徐在湖北禁烟的成效，又推动了道光帝在全国禁烟的决心。

    1838年的最后一天，林则徐在北京受命钦差大臣，他的任务是到广州收缴大量鸦片的同时，堵塞鸦片走私进口的源头。外有强敌，内有奸佞，林则徐深知此行如赴汤蹈火，以至他与座师沈鼎甫告别时，师生“相顾涕下”。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从北京动身，当天上午时分至良乡。林则徐开始发出传牌。指令沿途各地“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林则徐在途中还向广东发出监控汉奸的密令，于3月10到达广州，当天近年夜时分住进了越华书院。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首先拿“十三行”中的头目伍绍荣（又名伍浩官）问罪。此人因与英商勾结走私鸦片大发横财，已成巨富。林则徐审讯此人时，他以为钱可通天，有钱无所不能，所以对林则徐说：“愿以家私报效”，就是行贿。林则徐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伍绍荣吓得魂不附体，片刻不敢怠慢地向英商传达了钦差大人限期缴烟和“具结”的命令。

    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仅用了18天，就迫使英商的政治代表义律同意缴出全部鸦片，这固然与林则徐的智慧、气魄和邓廷桢等人的配合有关，而林则徐的清正廉洁，他的官风官德，却是这一巨大胜利的道德基础。

    林则徐是我国的民族英雄，在国外也享有盛誉。比如，1999年2月2日，国际天文学会将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又如，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市区辟有“林则徐广场”，广场中心耸立着高大的林则徐塑像。纽约百老汇的一条街命名为“林则徐街”。美国人和爱国华侨这样做，首先是把林则徐作为世界禁毒象征看待的，但也与他疾恶如仇、从善如流、清正廉洁、浩然正气的人格魅力有密切的关系。

（有删改）

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歌放者

    “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这是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唱红岩，唱蓝天，你一生都在唱，你的心一直和人民相连。是一滴水，你要把自己溶入大海；是一树梅，你要让自己开在悬崖。一个兵，一条路，一颗心，一面旗。”他，就是被评为2015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著名文学家、词作家、剧作家阎肃。

    1930年5月，阎肃生于河北保定。从艺65年，他创作了1000多件作品，而且每个时代都有经典问世，是我国文艺界的一棵常青树。从一部荡气回肠的《江姐》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红灯照》《忆娘》等一部又一部的红色剧作；从一首传唱至今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到《军营男子汉》《长城长》《敢问路在何方》《雾里看花》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都成为留驻几代人心底的集体记忆。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走在时代前面，是不是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他65年艺术生涯的真诚告白。“要让好歌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铁肩担道义，传播正能量，他扛起了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和责任。

    1962年，国家刚刚经历3年困难时期，许多人困惑：新中国该往哪里去？共产党、社会主义好不好？阎肃受小说《红岩》启发，决定创作《江姐》，为我们的党提一提气，为人民鼓一鼓劲。它歌颂的“雪压不弯、风吹不倒，信念不变、矢志不移”的“红梅精神”，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感觉军装掉价了、军人贬值了，他用《军营男子汉》的响亮歌声告诉人们，天下最棒的男人是军人；长期和平环境下，人们的国防意识渐渐淡化，他创作的一首《长城长》，唤醒了多少赤子情怀；面对海峡两岸的融冰之旅，他用《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等京腔京韵的歌曲，呼唤着多少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母亲的心。

    从革命年代走来，编过样板戏的阁肃对流行文化却毫不排斥，还可以说是个“时尚老头”。很多跟阎老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爱听周杰伦的《菊花台》《青花瓷》《千里之外》，他还喜欢李宇春并自称“老玉米”，他创作的《雾里看花》《北京的桥》也充满了时尚元素。阎老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不仅跟随潮流，还去探究背后流行的原因。空政文工团创作室的舒楠介绍，2008年，自己创作电视剧《十万人家》的主题曲时遇到瓶颈，阎肃建议他将歌写成“周杰伦式说唱音乐”，结果效果非常神奇，“阎老太超前了”。

    “阁老是最能把握时代脉搏的一个作家。回顾他的作品，不论是立意，还是创作手法，都是紧跟着时代又具有引领效果的。”著名作曲家温中甲如此评价。

    不仅如此，阎肃还始终以培育新人为己任，关怀爱护、积极推介年轻人，并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和教育青年演职人员。

    “当我看到好的作品，就会有一种冲动，想把它推出去，让人们都知道它，都欣赏它。《常回家看看》就是这样被我推上春晚舞台的。”阎肃说，“那年，歌手陈红拿着这首歌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就觉得是首好歌，就推荐给总导演陈雨露。歌曲一经推出，反响强烈，感动了很多人。这样的事，几乎在我策划的每届春晚都会发生。”

    “阎老常对我们年轻人说‘不要看你演了多少，而要看你留下了多少；不要看你留下了多少，而要看别人记住了多少。’”空政文工团演员、第五代江姐扮演者的王莉说，“阎老对我们小辈的关心体现在点点滴滴，他抽烟，但是从来没有在我眼前抽过一根烟，这是对声乐演员的保护。”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阎肃平易近人，非常谦逊，从不要大牌，也不摆老艺术家架子。担任众多比赛和评奖活动的评委时，他是出了名的“只认作品不认人”，并且还告诫其他评委不要搞小圈子。耄耋之年，担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的首席策划和首席顾问时，每次开策划会他都是第一个来，每次排练节目他总是最后一个走，13次节目审查他次次都是提前到场。

相关链接：①除了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外，阎肃在幕后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参与策划了《祖国颂》《回归颂》《长征颂》《复兴之路》等100多场影响深远的重大文艺活动，还先后为20多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青歌赛出谋划策，被公认为“智多星”、“点子王”。②阎宇说，父亲没教过什么大道理，但一直在示范着一件事，那就是与人为善，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出门不管遇到什么人，阎肃总是主动先向对方微笑上身大声打招呼。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童话

李墨波

    2013年7月19日，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任溶溶以90多岁的高龄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他创作的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以真挚有趣的童心、炉火纯青的诗歌技巧征服了评委，无可争议地获得诗歌奖。

    说任溶溶将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并不为过。他翻译过《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他写过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他写过儿童诗《我的哥哥聪明透顶》《强强穿衣裳》《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足够了，当我们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时，于是明白了这位老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

    鲁迅曾将好的翻译家比喻为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对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来说，任溶溶正是这样一位盗火者。尤其是他对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股热潮，给正处于转型期的儿童文学带来深刻的影响。《长袜子皮皮》的主角皮皮是个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9岁的小姑娘，她天性喜欢自由，古灵精怪，常有奇思妙想，缺点不少，喜欢恶作剧，但更多的是优点，制服过坏人和恶兽，干了很多好事。这个个性鲜明、真实可爱的儿童形象得到中国小朋友的热烈欢迎，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任老通过林格伦的作品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一股新风，结束了之前教训意味过重的儿童文学创作，而代之以充满儿童视角和游戏精神的全新的儿童文学。

    在从事翻译工作之余，他非常愿意去参加孩子们的集会，把国外新奇好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故事讲得多了，任溶溶觉得不过瘾，国外的故事同中国孩子的生活毕竟有些“隔”，于是他开始自己编创故事。他创作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与《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堪称姐妹篇。作家在其中构置起一种喜剧和荒诞，让人物身上的缺点在哈哈镜中显形，“用夸张来刻画童话形象，有鲜明的意蕴和佳妙的喜剧效果”。虽然只是初试创作，但这两篇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已臻成熟，并“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之后，任溶溶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强强穿衣裳》《我给小鸡起名字》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儿童诗。这些诗歌大都构思巧妙，童趣盎然，简洁明快，朗朗上口。这些儿童诗同样延续了他善于在夸张和喜剧中传递教育意义的风格，而有的作品，甚至干脆放弃掉所谓的教育意义，直接将生活中的童趣瞬间呈现出来，“将童趣推向一种极致”。

    他认为，诗的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得在生活中善于捕捉那些巧妙的、可以入诗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成为巧妙的诗，否则冥思苦想也无济于事。《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就来源于他自身的经历。而在写作的时候，又要从“诗人本位”向“儿童本位”转换，尽量使用清浅、好读的语言，教训意味不能过重，应该“不能只写要儿童做什么，同时也要写儿童们要做什么，这才是全面的儿童文学”。

    任溶溶说：“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被‘童化’了。”1968年，任溶溶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分配到饲养场养猪。他说很“幸运”，“养猪其实是很舒服的，连队里还要‘天天读’，有时候还要被训话，养猪就可以不用了。猪要吃东西的时候喂一下，其实呆在饲养场蛮开心的。”任溶溶非常喜欢意大利作家罗大里，之前曾译过他的《洋葱头历险记》和儿童诗，但是是从俄文转译的，实属遗憾。在牛棚里正好有大把的时间学习意大利语和日语。当别人在“十年动乱”中身心俱疲时，他却收获了两门外语，为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做好了准备。这样乐观和豁达的心态，其实正是儿童文学之于任溶溶的馈赠。

    任溶溶曾说过：“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他用一生的努力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构建起一个让人仰望的高度，高山仰止。他在我们心中真正成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相关链接】①渴望母爱与家庭的温暖，与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两大永恒的母题。林格伦的作品都贯穿着这两个母题，而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惟有前者却没有后者！是林格伦的这些作品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刘绪源（当代作家）②老人又望着我女儿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看不看课外书啊？”我夫人脱口而出，说刚买了任溶溶翻译的《夏洛的网》……正在看着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揺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陈贤德《巧遇任溶溶》（《新民晚报》2013年4月1日）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宋凤英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小男孩，在成年之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因为就是他，创办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顾拜旦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体育有广泛的兴趣，喜爱拳击、划船、击剑和骑马等运动。入学后，他很敬佩博学多才的修辞学老师卡龙神甫，因此对文史课程有浓厚的兴趣，并饶有兴味地涉猎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在11岁生日那天，顾拜旦一口气读完了都德的小说。当他读到那个沦陷区的老师在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时，不禁泪流满面。对战争的痛恨、逃亡的悲苦，让少年顾拜旦暗下决心，迟早有一天要让祖国复兴，但并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

    中学毕业后，顾拜旦先进入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校就读。不久，他从军校退学，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此时，整个法国仍然笼罩在战败的阴影中。法国正积蓄各种力量，伺机对德国复仇。他希望古代奥运会的“神圣休战”传统能在复活的奥运会上得到传承，以激发人们的和平意愿，壮大世界的和平力量。对于古希腊奥运会，顾拜旦充满憧憬之情。特别是古希腊人在奥运会开始前，火炬手一边高举火炬奔跑、一边高呼“停止战争，去参加奥运会”。顾拜旦感到，要让法国复兴，就应该走体育强国的道路，“用体育唤醒法国”。

    不久，顾拜旦又前往英国留学，潜心研究了英国教育史，撰写过有关18世纪英国儿童教育家汤姆士·阿诺特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阿诺特有一句名言：“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活动。”这句名言在顾拜旦的心灵中，诱发起致力于体育教育的火花。当时，他还考察了英国教育和体育的现状，对那里学校的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经常性的郊游十分赞赏，希望在法国各学校中也能设置体育课，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思想和刻苦锻炼、强健体魄的精神。那时，他对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

    1875年至1881年间，在欧洲考古工作者们的努力下，奥林匹亚的古代奥运会遗址不断被挖掘出来了，而且每年都迅速地公布挖掘的结果。因此，顾拜旦同其他一些对奥林匹亚感兴趣的人士一样，都能及时、详细地倾听到公布的情况。当时他曾写道：“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她古代光荣的历史呢?”

    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顾拜旦对英国体育运动开展的情况进行了考察。1887年，他做了《法国和英国中等教育制度对比》的报告，对英国将户外竞技游戏纳入教育内容给予很高评价，主张在法国学生中也开展竞技游戏，并以体育为重点来改革教育。1888年5月，顾拜旦针对学生因学业过重而过分劳累的问题提出：“唯一解决的办法是让孩子们游戏。”

    1899年，顾拜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一批国际性的单项体育联合会组织相继成立。例如，1881年建立了国际体操联合会，1892年建立了国际赛艇联合会和国际滑冰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都为现代奥运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890年，受法国政府委托，顾拜旦负责调查、研究大学的体育工作。他借此机会，向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出了体育状况调查表。通过调查，顾拜旦发现国际上各个体育组织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对立情绪十分严重，体育运动日趋商业化。这使他意识到，可以凭借古希腊体育的历史经验和传统影响，来推进国际体育运动。他同时深切地感到，应该尽快地以古代奥林匹克精神，把现代奥运会创办起来，用“团结、友好、和平”的精神来指导比赛，以消除体育领域内存在着的种种混乱的不良倾向。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发表了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倡议。

    从1896年至1925年，顾拜旦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负责该组织的领导工作。在他任职期间，国际奥委会成员由14个发展到40个。同时，在他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20多个国际专项运动联合会。1924年，他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去担任28年之久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但他被聘为终生名誉主席。

    1937年9月2日，顾拜旦因心脏病在洛桑与世长辞，终年74岁。遵照他生前的遗愿，顾拜旦的遗体安葬在瑞士洛桑，而其心脏则安葬在古希腊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奥林匹亚。他期望即使自己已长眠于地下，但其心脏仍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脉搏一起跳动。

(摘编自宋凤英《“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相关链接：①1913年，顾拜旦精心地为国际奥委会设计了会旗，它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以及全世界运动员以公正的比赛和友好的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见。②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多年努力和精心筹备，“复原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于1894年6月18日至24日在巴黎胜利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复原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相关链接：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