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到过不少有名的风景区，但在我的脑子里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家乡门前的小溪。春天，春水涨满，桥的两孔像是一对微笑的眼睛。细雨如烟，桥上不时有人打着雨伞走过。对岸的红棉树开花了，燕子在雨中飞来飞去，一阵一阵的风，吹来了断续的笛声……

面对着巨流滚滚的扬子江，我想起了它的发展的历程。

最先它不过是雪山冰岩下面滴沥的小泉，逐渐才变成苍苔滑石间的细流，然后是深谷里跳跃着喜悦的白色浪花的溪涧。以后它又逐渐发展，一时它是澄澈的清溪萦回在牛群牧草之间，一时它又是沸腾咆哮、素气云浮的瀑布，一时它是波平如镜、静静地映着蓝天白云的湖泊，一时它又是飞流急湍、奔腾在崇山峡谷之间的险滩。不知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起伏，最后它才容纳了许多清的和浊的支流而形成了茫若无涯的、浩浩荡荡的大江。

我没有到过龙门壶口，没有看到过雁荡龙湫，却看过黄果树的瀑布和许多偏僻地方的大瀑布。

远离瀑布还好几里。就先听到雷鸣，先看到雾气从林中升起。走前去一看，只见一股洪流直冲而下，在日光映射下，像是悬空的彩练，珠花进发，有如巨龙吐沫；水冲到潭里，激起了沸腾的浪花、晶莹的水泡。大大小小的水珠，随风飘荡，上下浮游，如烟如雾，如雨如尘，湿人衣袖。上有危崖如欲倾坠，下有深潭不可逼视。轰隆的巨响，震耳欲聋，同游旅伴虽想交谈几句，也好像失去了声音。

看了瀑布使人感到有一股雄壮宏伟的气势，奔腾冲激的力量，云蒸霞蔚的氛围，它虽然没有具体说出什么，但它的冲劲的确使人振奋。    

小溪流唱着愉快的歌流走了，它将冲击着涯岸流向大海：静静的群山，则仍留在原来的地方，目送那盈盈的水波远去。

    流水一去是决不回来了，但有时也会化作一两片羽云瞭望故乡。

圆舞曲之王

    小约翰•施特劳斯于1825年10月25日出生在维也纳。在他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老施特劳斯已经是维也纳著名的圆舞曲大师，他的作品和乐队风靡全国。小施特劳斯从小就表现出杰出的音乐天赋。6岁的时候，就在家里的钢琴上弹奏出他自己构思的圆舞曲。他表示长大后也要成为音乐家。可是想不到，音乐家的父亲却反对孩子学习音乐 。一天父亲发现小约翰把时间“浪费”在了音乐上，一气之下找来一条皮鞭，凶蛮地抽打孩子。与父亲不同的是，妈妈安娜却为孩子在音乐上的早熟而感到骄傲，她悄悄地记下了孩子的处女作，从菲薄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请教师，指望小约翰有朝一日能超过他的父亲。

    小约翰向霍夫曼教授学习对位法，向指挥家德雷施勒学习和声，他的天赋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同样，他在小提琴家安东•科尔曼那里，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由于他父亲的巨大影响和势力，几乎没有任何剧院提供给小约翰演出的合约。小施特劳斯第一次的演出是在城郊的 一家咖啡馆的花园里举行的。 老施特劳斯宣布，在同一天晚上他也将举行一场音乐会。但到后来，他得知自己的音乐会票在黑市上还不如他儿子的票吃香，则又取消了举行音乐会的计划。老施特劳斯狂怒不已，终于病倒了。老施特劳斯忠心的经纪人赫希深为圆舞曲之父的健康担忧，居然想出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计划。他组织了一些人准备去小施特劳斯的音乐会捣乱。

    和他父亲在巴黎的首场音乐会一样，小施特劳斯这天的第一个节目也是法国作曲家奥柏的一首歌剧序曲，这似乎是遵循一种家庭的传统。一开始，听众的掌声稀稀落落，他并没有感到沮丧，接下来演奏的是他创作的一支圆舞曲《母亲的心》，这是小施特劳斯献给他妈妈的一曲颂歌。美妙的乐曲使得听众欣喜若狂，他们爬上椅子，挥舞帽子，高声地喝彩欢呼。而另一支圆舞曲《理性的诗篇》，在如痴似醉的听众们一再要求之下，竟然反复演奏了十几次之多。使帮手们困惑不解的是，连赫希也兴高采烈地鼓掌欢呼起来了。诚然，赫希是老施特劳斯的朋友，而且还与之有着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但是他更忠实于音乐艺术，对于任何真正的艺术家，他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欢迎。最后，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小施特劳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地示意，请大家安静下来，乐队重又奏起柔和的乐章。当轻柔的乐声在夜空中回荡时，听众们面面相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不是老施特劳斯最负盛名的那首圆舞曲《莱茵河畔的迷人歌声》吗？在这首乐曲的抒情部分，小施特劳斯又加入了这么一种柔情蜜意……随着乐曲的展开，听众逐渐明白了这段插曲的深意。小施特劳斯演奏他父亲的这部作品不仅是作为子女对父辈的敬意，也是作为一种祈求，请求他父亲的宽恕。这使听众们不由得热泪盈眶，甚至男人也不例外。

     1848年3月，维也纳爆发了革命。小施特劳斯积极响应，站到了起义者一边。他穿起革命近卫军队长的制服，上街指挥演奏《马赛曲》。他还创作了许多赋有革命的标题音乐，如《自由进行曲》《革命进行曲》《街垒之歌》等作品，鼓舞人心。战争末期，为鼓舞士气，振作人民精神，他谱写了一首赞美祖国山河的大合唱歌曲《蓝色的多瑙河》。作品在初次与听众见面时，却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之后不久，小施特劳斯应邀赴巴黎参加国际博览会，他把《蓝色的多瑙河》改编为管弦乐曲，并在巴黎首演，这成了这届博览会一大轰动事件。

    五年后，美国以十万美元的特高报酬邀请小约翰，那一次他在波士顿指挥了十四场音乐会，演出的规模是空前绝后的。每场观众多达十万人，演奏者多达两万人，有一百多名副指挥用望远镜注视着他，协助他指挥。连演奏的开始都是用大炮的轰鸣来宣告的。演出轰动了全美国。小施特劳斯曾说过：“假如我真是天才，我首先将它归功于我心爱的城市维也纳，我全部的力量扎根于维也纳的土壤。维也纳的空气中飘着美妙的音乐，我的耳朵听到了，我的心陶醉了，我的手就把它写了下来。”

     1899年6月3日早上伟大的音乐家死于肺病。享年74岁。他给世界留下来大量作品。如《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春之声》《蓝色多瑙河》等脍炙人口的圆舞曲，以及《蝙蝠》《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吉普赛男爵》等轻歌剧。他在音乐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令人永远怀念。

（选自《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父子》，有删节）

章太炎

张中行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年）。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摘编自张中行《负暄琐活》）

【相关链接】章太炎 (1869—193 6)，著名民主革命家、学者。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0年入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七年。后创办《经世报》等，宣传维新变法。被通缉，流亡日本，结识孙中山。后回国在上海张园当众剪辫，立志革命。不久因苏报案入狱。次年发起组织光复会。后再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同时，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后回国，历任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枢密顾问、北京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东北三省筹边使、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策动倒袁世凯，被袁软禁，至袁死后获释。晚年讲学于苏州。著有《章氏丛书》等。（摘自《档案春秋》

石敬瑭（公元892-942年），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庙号为“高祖”。年轻时朴实稳重，寡言笑，喜兵书，重李牧、周亚夫之行事。隶属于李克用义子李嗣源帐下，为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冲锋陷阵，曾立下卓著战功。后唐末帝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双方互相猜忌。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反后唐。为取得契丹的支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市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历史上留下“儿皇帝”的骂名。在契丹的援助下，石敬瑭称帝灭后唐，定都汴粱，改国号为“晋”，史称“后晋”。天福年（公元942年）忧郁成疾死，时年51岁。（摘自“百度百科”）

六十岁说

陈忠实

    45年前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大约三千字的小说习作是第一次文学创作，不再属于此前作文的意义。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由此萌发。这种兴趣持续了45年，至今依旧新鲜而恭敬。即使“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时候，这种兴趣仍然没有转移或消亡，转变为一种隐蔽性的阅读。我说过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从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起始的：正是这一次完全出于兴趣性的写作，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近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把握是在1978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l982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l978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举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做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唯一恳求上帝的，就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相关链接：①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白鹿原》，于2016年4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本文是陈忠实在60岁时写的一篇回顾自己45年漫长创作历程的文章，带有自传的性质。②为了创作《白鹿原》这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波澜壮阔历史的史诗巨作，陈忠实蛰居乡间十年，他孤守原下一隅，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饱含激情，走访乡民，查阅史料，从民众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与素材，深深根植乡土，体现出一位人民作家的创作情怀。

（节选自《怀念陈忠实，一位作家的担当与情怀》）

扎西的菜园子

邢庆杰

    扎西的菜园子，是来自山东的援藏干部老马帮扶着弄起来的。

    扎西本来对种菜不感兴趣，他已经习惯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放牧生涯，可当他看到老马什么都亲自动手，从翻地、施牛粪、扎棚、育苗，都盯在菜地里干，就不好意思推辞了。扎西一不好意思，干起活来的时候就特别卖力气。

一转眼就要过中秋节了，老马休假回山东。临走，他对扎西详细地交代了管理菜园子的方法。回到家后的第二天中午，饭后，老马正斜歪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就听到扎西急促的声音：“马顾问!马顾问!你快回来吧!出大事了!”

    老马的脑袋“嗡”一下就大了!扎西由于激动，有些语无伦次，“毒药，全是毒药，您快来吧!吓死人了!全是红的，您还是快点来吧!我们一家都不敢在菜园边住了。”

    老马坐飞机赶到日喀则，又坐车来到扎西所在的牧区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来到菜园子门口，扎西不敢再往里走了，他指着里边，战战兢兢地对老马说：“那里，就是那里，全红了，像血一样红。”

    老马只看了一眼，就有种想哭的感觉。那一片红，是刚刚成熟的西红柿。

    想到自己大过节的赶了几千公里路奔到这里，只是因为西红柿成熟了，他就有些生气。但他转念一想，这也不能怪扎西，西藏这个地方，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扎西从来没有见过成熟的西红柿，这是很正常的。

    恐怕，大多数生活在偏远牧区的藏族同胞，都没有见过像西红柿、黄瓜、茄子等内地司空见惯的蔬菜……想到这里，他感觉到鼻子酸酸的，心里沉甸甸的，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老马摘下一个大大的西红柿，用衣角擦了擦，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然后又摘下一个递给扎西，说：“你尝尝。”

扎西看了老马一眼，他相信老马不会骗他的，就学老马的样子，狠狠地咬了一大口!顿时，扎西瞪圆了眼睛，说：“好甜!这是糖菜呀!”

    扎西的菜园子丰收了，扎西一家吃不了，就到处送人。

老马知道后，给他打电话说：“扎西!帮你种菜，不是让你送人的，你要去卖。”

扎西惊讶地说：“卖?怎么卖?卖东西多丢人!”

    老马知道，传统的藏民，现在还保留着以物易物的习俗，他们还不习惯用人民币来交易。

    在老马的说服引导下，扎西终于答应去卖菜了。老马帮着扎西把已经成熟的西红柿、茄子、黄瓜摘下来，放在几只篓子里，然后绑在了两头牦牛的背上。

扎西要出发了，老马问：“你不带秤吗?”扎西一愣，问：“秤?秤是什么东西?”老马笑道：“秤是称分量的，没有秤，你怎么按斤收钱?”扎西摇摇头说：“这个你不用管，我们藏民，良心就是秤。”

扎西骑着马，赶着两头牦牛走了。老马望着他宽厚的背影，心想：这些菜，按斤论价，怎么也得卖个百八十块的，不知道这个憨家伙能不能卖到钱。

    老马钻进了菜园子门口的帐篷里，他要等扎西回来。一觉醒来，老马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老马走下山，远远的，就看到扎西赶着两头牦牛回来了。

看到老马，扎西忽然兴奋起来，他不管那两头牦牛了，打马快跑着赶到老马面前，身姿矫健地跃下马背，有些激动地说：“马顾问，钱，我卖到钱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纸币，炫耀般用双手捧到老马面前。

老马一看，这些钱有五十元的、二十元的、十元的、五元的……大约得三百多块。老马迟疑地问：“这都是今天卖的钱?这么多?”扎西拍拍胸脯说：“是的，都是今天卖的!”老马禁不住好奇，小心翼翼地问：“扎西，你没有秤，怎么收钱呀?”

扎西说：“菜就放在地上，谁喜欢哪样菜就拿走，拿多少都行，钱也是随便给，给多少随心……”老马心里一动，茫然地看着扎西问：“这就是你说的，藏民的良心秤?”

    扎西重重地点了点头!

    老马的眼睛湿润了。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