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精品与市场

    古往今来，每个艺术家都渴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精品，具有不朽的魅力。“文章千古事”正是这种观念的表达。而在大众传媒时代和市场竞争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精品呢？这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艺术作品只有受到受众的喜爱，具有接受上的优势和强劲的市场号召力，才能成为精品，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把精品与市场反应完全对应起来，肯定是有问题的。市场有“一时”和“长久”之区别。我认为，精品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要有穿越时空而愈增其审美价值从而也具有了市场价值的潜质。

    既然是文艺精品，就不能只是拥有当下的市场，而一定是也要拥有未来的市场。只有当下的市场而没有未来的市场，是不可能成为文艺精品的。到今天成为脍炙人口的文艺精品的，如《红楼梦》、《哈姆雷特》等，都拥有当时的市场，且拥有此后许多年代的市场。精品必定是具有能穿越时空并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的。

    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具有穿越时空而又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呢？我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文艺精品无论何种艺术门类或艺术体裁，通过一定的符号载体来表现人们的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则是共同的。真善美作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价值追求是共同的。诗词、小说、戏曲、绘画、音乐、雕塑以至于电影电视中的精品，能够真正受到最广泛的喜爱的，无不具有真善美的普世价值。如屈原《离骚》、绘画《最后的晚餐》、音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不胜枚举。

    文艺精品，无论是叙事的还是抒情的，也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其他门类的，都要显现出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或人格魅力。对于作品情节的投入，首先是基于对人物性格的认同。叙事性文艺精品中主要人物都是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的，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的，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如此。现在的电视剧更为突出。因为主要人物的性格丰富而与人们情感密切相关，才能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也才能使人们关注情节的发展；如果只有故事，没有丰富的、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人们很少甚至不会对它的情节发展有什么兴趣，这也是某些叙事类作品不能成为精品的重要原因。非叙事性的作品，没有人物和情节，但却是应该体现出作者的境界和人格魅力的，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绘画《江山如此多娇》等。

    文艺精品还应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艺术语言，即便是同一门类的艺术家，只要他是成熟的、有成就的艺术家，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艺术语言。同是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艺术语言不尽相同；同是画家，吴冠中和林风眠的艺术语言是不同的；同样是电视剧导演，李少红和高希希的艺术语言也颇有不同。人云亦云的模式化作品，不可能成为精品。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品，都有真正的艺术生命，也才能有市场，既有当下的市场，也有未来的市场。当代小说中，周梅森《国殇》、路遥《人生》等，可称为精品，都是以其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为其重要标志的。

    在对当前文艺创作的分析中，注重文艺精品的市场化因素无可厚非。而依我的浅见，精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也许和依凭于市场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或者说并不是志在市场才能出现精品，而是真正的精品拥有市场。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元封元年，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颖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编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改动)

    中国古代关于良法善治的追求，大致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以礼法为良法善治之法，以中道为良法善治之道，以德政为良法善治之政，以乡治为良法善治之基，以刑罚为良法善治之剑。而“中道”则一以贯之于其他几方面之中，成为传统中华法系的“法统”。

    传统中华法系中的“中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中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道”的基本涵义。和谐、和合、和衷共济、和而不同，都是“中和”的衍生词。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将自然、社会与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生生不息的大系统，“中和”便是这个系统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一种基本状态。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天人之间，都是和为贵。这种观念深深地渗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中。对于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立法偏私等等，古人将其斥为恶法、败法、非法之法，皆因这些法背离了中和。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稳定器，它所维护的是社会关系的平衡、稳定。稳定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中和”之道求统合、求和谐、求稳定的价值取向正与法的这一属性和功能相契合。

    二是“中正”。中，含有适当、适度、公平、准确、不轻不重、不偏不倚等内涵。正，意为端正、公正、合规矩。程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见，中道即是正道。中正而不偏颇是中道的又一基本义，其核心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也正是法的基本价值和属性。孔子主张博施济众、忠恕爱人、立人达人，反对聚敛和不教而杀；认为治国理民重在导德齐礼、宽严相济；要求统治者“使民以时”，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提出“政者，正也”，强调执政者首先要正己，言行合规范，秉公办事。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正是“天下有道”，“有道”，即有仁道，仁道也就是“正道”，亦即“中道”，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

    三是“时中”。如果前面两层讲的是静态的中道，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动态的中道。“中和”的稳定、和谐、平衡、秩序，“中正”的适宜、公平、公正，不是绝对不变、静止不动，也不是因循守旧、掩盖矛盾，而是在动中求稳、在变中求衡、在发展中求正。这一原则可称之为“时中”。时中，就是依“时”而处“中”。“时”是流变不居，“中”是持守正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按照社会发展、时代前进和事物变化的实际情势去把握正确之道。“时中”绝非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媚世取容的处世哲学。“时中”包含着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等一系列价值判断和政治艺术，强调始终坚持原则，保持“中道”，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时世而变易”，“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中道蕴含着高深的智慧，需要我们认真地领会和借鉴。

（摘编自余荣根《中道：传统良法善治之道》，见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①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评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能够成功地应对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所以，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我们自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不自信的文化心理问题，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的困境。

    ②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立身之根，是我们的庇护之所和精神家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自近代以来，这部分思想文化已经与时代逐渐拉开了距离，在新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传统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变局和疑难问题方而，表现得无能为力；在与日益东渐的西方文化侵袭的抗衡中，表现得左支右细。在文化主体中，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撕裂，这种文化撕裂一直延伸到今天。这表明，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之间存在一种“文化堕距”（指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一种文化危机之中。

    ③无疑，文化危机既可以导致一种文化形态的衰落，也可以导向一种文化传统的创新。就像哲学家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每一种传统都有一些“边缘性”的“从属性”理论，也有一些“核心性”理论。在遇到危机时，其对传统的冲击是从“边缘问题”到“核心问题”的。在每一次冲击中，文化传统的主体都会“思考是否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可能提供的资源，以充分地描述和解释自己传统的失误或缺陷”。文化传统由于运用了对立面文化传统的资源补充自己，比对方更有利于解决危机，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④可见，文化危机原本具有两面性：它是陈旧文化的衰落，是文化新内涵生长的契机。没有文化新内涵的生长，文化危机就会成为文化衰落的起点；而没有陈旧文化的衰落，文化新内涵的生长就会窒息。正是在文化传统新旧内容的连续性和中断性的统一中，文化实现了它的生长性。可见，文化危机是文化传统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⑤文化不自信甚至文化自卑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看到文化危机中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文化危机会成为文化发展创新的契机。

    ⑥正是由于没有辩证地看待文化危机，文化主体对这些困境和危机产生了过激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那些原来或多或少有些文化自大感的文化主体身上，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自信甚至自卑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不相匹配的。所以，文化自信首先要克服这种文化心理，把传统文化的困境当作文化发展的契机，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增强文化软实力，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摘编自丁立群《我们为何要文化自信》）

明朝羊肉的没落

李舒

    有一次看改编版的《水浒传》，记得是杜淳演的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折，王婆为他们置了一桌酒席，主菜是炖羊肉。导演还专门为这块羊肉准备了台词：“娘子嫌这羊肉膻？小人却喜欢。最喜欢羊肉膻。”这导演应该没有读过《金瓶梅》。

    《金瓶梅》里，西门庆吃羊肉的次数不算多，虽然西门府家中倒是常备，但多半都是给下人吃。第四十六回里，一碗烧羊肉是给唱曲儿的李娇儿的兄弟李铭吃的；给官哥儿准备的寄名礼中虽有“一脚羊肉”，但哪里比得上“四只鲜鹅，四只鲜鸡”的排场大。

    我小时不大喜欢吃羊肉，只有在冬季，独爱一味带皮羊腩煲。羊肉带皮吃，似乎只是南方习俗，我家中来了里下河地区（今苏中一带）的亲戚，见到羊肉带皮，都大惊失色。周作人的家乡绍兴也吃带皮羊肉，据他考证，韩熙载出使中原，中原人便问起了“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由此可见，在五代时，江南便有带皮羊肉了。

    羊肉统治中国人的餐桌的年代，已在千年之前。《礼记》里明确规定，君主祭祀时，“牛、羊、猪”是必备，称之为“大牢”，这是只有国君和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的肉食。“大牢”中，牛因为兼具劳动工具的地位，所以吃牛肉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到魏晋之后，人们逐渐减少了家猪的饲养，羊肉开始真正主宰中国人的餐桌。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曾写道“羊者是陆产之最”。唐代《太平广记》中有关肉类的记述总共105处，其中对羊肉的记载就有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

    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热爱到达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著名的故事来自宋仁宗。《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皇帝：“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想吃羊肉想到夜里睡不着，这大概对羊肉是真爱了。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需求确实很大，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不过，到了西门庆原型生活的明朝，羊肉已经不如过去那么金贵和流行。万历五年，羊肉1斤卖0.013两纹银，猪肉的价格则是0.018两纹银；到万历二十年，猪肉涨到0.02两，羊肉1斤则需要0.015两。《金瓶梅》中，羊肉只做了一回主角。那是在第五十六回，贫寒的常二找结拜兄弟西门庆借钱，西门庆踌躇半日，借了十二两银子，说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银子”，这句话颇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借给刘姥姥的给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常二拿到钱回家，却听到常二嫂的咒骂：“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于是连忙取栲栳上街买了米和一大块羊肉回来。

    回家时，老婆在门口接转——可见期盼之殷切——道：“这块羊肉，又买他做甚？”常二笑道：“刚才说了许多辛苦，不争这一些羊肉，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

    看到这对寻常夫妇的柴米文字，我忽然鼻头一酸，半晌没说出话来。

（选自《意林》2018年第14期）

汉字美学

骆冬青

汉字美学要关注汉字独特的美学创造的智慧，即汉字构造的原则。汉字的造字原理，以许慎《说文解字》所论影响最为深远。甲骨文的发现，固然令汉字造字在人们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复杂，来自远古的蛮荒之气、野性的思维，渗透到原初的汉字形态中，值得我们从美学思维的层面进一步探索；许慎揭示的“六书”说，在思维层面对汉字的造字原理，做出了堪称经典的阐说，或许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补正，但其无疑已为探讨汉字美学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致思方向。汉字构造以象形为根基，图象先于声音的原理，就是造字层面上的美学阐论。汉字美学真正的起点，正在汉字创造的美学原点之中。

这种关于造字的美学探索，也就与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以及楷书的不同书体的变易有关，更与汉字最终的“方块字”形态相关。其中奥妙，虽与书写的物质变迁、技术要求等相关，却更应当在一种美学的思维下予以理解。但最根本的，却在于汉字造字的美学原则的探索。这些原则的发现，当与汉字创生的原初情境息息相关。

由此原理、原则的探索，自然引入关于汉字美学、汉字文化精神的探讨。汉字之中的文化积淀，是与汉字的构成相关的。例如，一个“中”字，一个“道”字，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内核，需要多少部论著才能阐释清楚？西方文字也有类似情形，汉字之不同则在于字形、字音的分析中已经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史的内容，这种对中国文化史内容的积淀，成为汉字美学又一深刻的方面。若深究“文”①之含义，则“文化”本身即为“审美化”的重要体现。所以，在汉字中积淀的文化史，包含着许多美学的内容，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还是一种哲学。而这些内容，与其他文字不同，是深刻地蕴涵于汉字的训释之中的。训诂学或传统的小学②之所以重要，显然并非“识字”那么简单。或者说，广义的“识字”，正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审美的感悟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汉字“偏旁”的构成，形成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谱系。这当然与汉字创造时的物质条件相关，但是，汉字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应对物质世界的变迁，灵动自如地承担复杂的表达任务，自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关。汉字本身内在的美学谱系与汉字观照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许慎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里的“俯仰”、“观象”、“观法”，“近取诸身”等，昭示了文字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却在文字本身中如同活化石般被凝定。

汉字美学的蕴涵，不妨说是无尽的。中国文化的蕴涵，在汉字美学中具有相当充分的体现。从汉字到汉语，当是一个更广远、更深邃的美学境域。可是，“汉字美学”的独特性，却可以自成一体，与“汉语美学”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瞩目于“汉语美学”，但更注重“汉字美学”的奠基性。

(选自《文史知识》《汉字蕴涵的美学》)

（注）①文：许慎《说文解字序》：“文者，物象之本。”②小学：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隋唐以后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之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