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与奢华无关

梁文道

    ①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要卖的商品有多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也可以很奢华，乃至于我刚刚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

    ②本来这种东西是可以见怪不怪的，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他还是未能免俗地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将其定位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位，再将品位等同于奢华。许多媒体早就在“奢华”和“品位”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了上去，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刺眼了。

    ③我的生活奢华不起，我的言行也离绅士甚远，可我总算读过不少传说中的英国绅士写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绅士和奢华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④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位，他们是这么说的：“×××的家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位。”“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作品位，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位。

    ⑤就以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吧，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一二十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的，不会在街上看见什么都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护理它，平常回家脱下来不忘为它拂尘拭灰，周末则悠悠闲闲地替它抹油补色，权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就算他有佣人，他也宁愿自己动手）。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它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是经过了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对它的爱惜。这叫作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随便花钱，朝秦暮楚。

    ⑥他的品位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的生活风格甚至为人；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⑦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地讲，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于今天何其陌生的词啊。这个词本来才是品位的绝配，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位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

    ⑧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我可以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酒臭骂上错菜的服务员小妹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

    ⑨教养不必来自家教，更不是贵族的专利，上进的绅士更看重后天的自我养成。然而，如今有力奢华地招摇过市之辈多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美的人却几不可闻，岂不可叹？

（选自《中华文摘》，有删改）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教授整年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他们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读过什么书？《哈姆雷特》根据哪些书写的？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这些功夫属于“考据学”。教授只做这种功夫，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并不过问。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是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看来，考据就是文学批评，但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的就是美，违背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摘编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

是时候关闭你的上帝视角了

王梦影

    ①和颐酒店遇袭女性，衣着得体，遇事冷静，还是遭遇了质疑：怎么这么晚回房间？上个月，一位母亲在电梯里阻止男子吸烟，被拳脚相加，却遭微博红人怒斥：“怎么做母亲的？不能忍气吞声么？”本月初，一位中国旅日女留学生在家中遇害，嫌疑犯是她友人的同居男友。据被害者母亲陈述，凶手有家暴倾向，友人不得不向遇害女生寻求庇护，借住家中。这位姑娘仿佛已经无可指摘了。可她似乎仍有“不足”之处：怎能如此善良？警惕心呢？

    ②在每一起事件中，不幸已经发生，公众讨论无法弭平伤害或挽救生命。它的意义在于警示：未来避免悲剧重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③可是焦点往往偏移了。“键盘侠”常常分成几派，争论受害者是不是还有改进的地方。更糟的是，对受害者的审视会变成某种暗示，从键盘上蔓延到人心里，内化成为整个社会心理的一部分——成为受害者是羞耻的。受害者有罪论并不新鲜。自1965年威廉·莱恩提出这个名词开始，不公正的社会文化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围观者的头脑，让他们下意识地认为受害者有罪。

    ④我更愿意相信，如今很多评论者并不想给谁冠上罪名。他们只是迫切地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幸找上这个人？肯定有哪些值得警惕的地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⑤当事件已经发生，过程已经了解，这种找寻似乎非常容易得到答案。身在其中的人总是显得漏洞百出。就像我躺在柔软的沙发里抱着爆米花，对着恐怖片里的傻白甜不断痛心疾首：门口就是怪兽啊，半夜三更听到响动，出去看个啥！我看到那个人进地下室了，你就别跟着下去了！如果是我的话，一定能活到片尾。这个逻辑似乎是通顺的，因为我们开着上帝的视角。

    ⑥当我们俯视受害者，他们似乎总有可以提高的地方：犯傻、心软、莽撞……但当自己置身真实世界，没有上帝视角，无法看到事态发展的进度条，不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再也不能够辨认每一个路人的忠奸，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简单的逻辑尽管方便，却通常并不可靠。我们站在当事人的位置，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⑦其实，我们的安全感或许根本就找错了方向——约束受害者再严厉也是没用的。

    ⑧用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能量，完全可以用来追问和督促——被诈骗者利用的个人信息是如何泄漏的？公共场所的监控和警察的及时反应如何到位？遭遇家暴的妇女有没有更安全的求助机构？

    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数十名高矮胖瘦的性侵受害者和歌星Lady Gaga一起走上舞台，共同演唱“直到它发生在你身上，否则你不知道我的感受如何”。当时的副总统拜登介绍他们时这样说：“他们不断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做错。”

    ⑩不幸永远在发生，之所以没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许绝不是某种优越，只是幸运而已。下一次，关闭上帝视角，像凡人那样去参与公共事务，会是更积极的态度。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之神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清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最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吏，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化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2015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大多数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

（摘编自《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这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还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

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很低。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没时间。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而工作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