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上的小花

周海亮

    他知道这样不好。可是他喜欢这样。

    他喜欢将一朵淡蓝色的小花，插进他的枪口。

    他们一直驻扎在战壕。真正的驻扎，整整半年，吃在那里，睡在那里，警戒在那里，思乡在那里。战壕又深又宽，兵们横七竖八地睡着，如同古墓里复活的全副武装的干尸。战壕前方，空旷的原野一览无余。草绿得失真，花开得灿烂，土拔鼠从洞穴里探出憨厚的脑袋，野兔红色或者灰色的眼睛机警地闪动。一切那般宁静美好，看不出任何战争的迹象。可是他们不敢离开战壕半步，长官说，对方的狙击手藏在岩石的缝隙里，藏在土拔鼠的洞穴里，藏在草尖上，藏在花粉间，藏在尘埃中，藏在阳光里。狙击手无处不在，他们是死神的使者。

    他不相信。他不敢不相信。每一天他们都高度紧张，然而战争迟迟不肯打响。

    战壕的边缘，开满蓝色的小花。花五瓣，半透明，花瓣淡蓝，花蕊淡黄，花蒂淡绿。小花晶莹剔透，如同巧匠精雕细琢而成。他探出脑袋，向小花吹一口气，花儿轻轻摇摆，淡黄色的花粉飘飘洒洒。蜜蜂飞过来了，嗡嗡叫着，捋动着细小的长满绒毛的腿。他笑了。他不知道小花的名字。他想起故乡。

    故乡开满这种不知名的小花。初夏时，整个草原和整个河畔，全都是蓝的。有时候，他和她手拉手在花间奔跑，笑着，闹着，一起跌倒在地，让淡蓝的影子轻洒全身。还有时候，黄昏，他坐在木屋前，看她款款走来。她的头发高高挽起，两手在阳光下闪出微蓝的光芒。她提着长裙，赤着脚，脖子优雅地探着，长裙上落满淡蓝色的小花。她朝他走来，走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天空掠过浮云，炊烟升起，一头牛在远方唱起低沉并且深情的曲子。

    一切那般美好，看不到任何战事的迹象。可是战事还是按时到来，他应征入伍。他迷恋草原，迷恋木屋和那些淡蓝的花儿，迷恋她美丽的下巴和半透明的淡蓝的手。可是他必须入伍，从一个草原抵达另一个草原。潮湿的战壕里，他盯住那些小花，如同盯住她湿润的眼睛。

    他将小花小心地摘下，小心地插进枪口。小花在枪口上盛开，蜜蜂嗡嗡飞来，绕着花儿盘旋。他笑。他冲小花吹一口气，小花轻轻抖动。淡黄色的花粉，纷纷扬扬。

    长官不喜欢他这样做。长官说枪不是花瓶，枪的唯一作用，是杀人。他知道。可是他喜欢那些小花，更喜欢小花将枪口装扮，将战壕装扮。他从战壕里探出脑袋，他看到海洋般的小花终将草原覆盖。没有狙击手。他看不到。

    长官说，再这样做的话，把你送回家。

    家乡有和蔼的奶牛，笔直的炊烟，淡蓝色的小花和小花般芬芳的她。他想回家。可是，他不能回家。

    每一天，趁长官不注意，他仍然将小花插进枪口。夜里他抱着开花的步枪睡觉，梦里花儿开满全身。他幸福得不想醒来。

    他必须醒来。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十几个人趁着夜色，爬行在淡蓝色的花丛之间。他们拖着长长的步枪，头盔涂抹成花朵的蓝色，眼神充满恐惧和令人恐惧的杀气。长官冲他摆摆手，他起身。长官再冲他摆摆手，他将枪口捅进射击孔。长官又冲他摆摆手，他的枪口，便瞄准了离他最近的头盔。这动作他和长官演练过很多次，只要他扣动扳机，对方的头盔就会多出一个圆圆的小洞。死去之前对方甚至连轻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他百发百中。

    他在等待最后的命令。

    他看到枪口的小花。

    他愣了一下。

    刚才他将小花忘记。因为紧张，因为恐惧，更因为兴奋。他该将小花摘下，轻轻插进口袋，然后，端起枪，向敌人瞄准。那么美丽的小花，半透明，花瓣淡蓝，花蕊淡黄，花蒂淡绿；那么美丽的小花，如同娇嫩的姑娘。小花将会被射出枪膛的子弹击得粉碎或者烧成灰烬，这太过残忍。

    他的嘴角轻轻抽动。

    长官的手向下劈去。他扣动了扳机。可是他迟疑了一下。或许一秒钟，或许半秒钟，或许四分之一秒钟、八分之一秒钟……他迟疑，然后，扣动扳机。可是晚了。他听到一声极轻的闷响，他的眉心，多出一个散着淡蓝色青烟的小洞。

    他念一声，小花。那是故乡的名字，也是姑娘的名字。

（选自《山东青年》2015年12月）

最初的温暖

邹扶澜

    男孩小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新衣服，甚至有时连上学的本子也买不起，这时，他就用完了正面用反面。一天，班里来了位新生，是个漂亮的女孩，扎着鲜艳的蝴蝶结，背着一个让全班同学都眼红的书包。

    女孩跟他成了同桌。她的文具盒里装满了各种漂亮的笔和橡皮，还有很多崭新的方格本，甚至有精装的笔记本。男孩偷眼看，既嫉妒又眼馋。

    男孩自尊心很强，怕女孩笑话，本子用完了便不再用反面，也就不记笔记，只靠脑子记。女孩感到奇怪，有一天问他，他说：“会了，不用记了。”女孩好像明白了什么，主动拿出两个本子给他，男孩拒绝了，女孩羞红了脸，几天不和他说话。有一次，班里组织看电影，每人交5分钱，男孩没有钱，就没有报名。女孩高兴地跑到他跟前，说：“明天下午看电影，我替你把钱交了。”男孩气恼地说：“我不去，用不着你给我交。”女孩委屈地哭了，说：“你长大后还我还不行吗？”男孩没有再说话，勉强答应了她。

    第二年，女孩要搬家了，男孩也不知道她要搬的地方在哪个方向，只觉得有一种留恋的感觉，有一种丢了东西的感觉。知道了她走的日期后，那一天他没上学，而是早早地等候在一个十字路口——县城开往外地的车辆都要经过这里。终于，一辆大货车开了过来，女孩跟他哥哥站在车厢两边的护栏里。女孩看见了他，高兴地向他挥手，男孩想跟她说点什么，跟在后边拼命追，可车速太快，一溜烟就从眼前开过去了。

    第二天上学，班里一个女同学给男孩送来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包，说是他的同桌留给他的。男孩打开，是厚厚一摞没有用的各式作业本，还有她用过的漂亮的文具盒，里面装满了铅笔，还有一支能抽水的钢笔。笔中间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送给我最好的同桌刘兵。”

    男孩哭了。他突然觉得，因为嫉妒，他对同桌太不友好了，但她没有记恨他。也就是从那天起，他的心知道了什么叫疼痛。

    那个文具盒，他一直保存着。有时拿出来看看，眼前会晃动着一对鲜艳的蝴蝶结，一跳，一跳……

    几十年过去了，男孩读完大学，又读博士，打拼多年后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阅尽沧桑后，他越来越怀念那个当年跟他同桌的小女孩，于是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那个叫王丽晨的女孩。

    电视台的记者闻讯后，邀请他做了一次访谈。面对现场的许多观众，他把掩藏在心底的那段往事说了出来，说到动情处，他几次哽咽，说如果能见一见当年同桌的女孩，他死而无憾了。

    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非要见她呢？相见不如怀念，保留最初的那份美好，为她祝福，不是很好吗？”

    他摇了摇头。

    主持人说：“王丽晨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也许已经发福，也许过得很不如意，如果是这样，你还会执意见她吗？”他说：“是的，我想当面对她说声谢谢，另外，如果她有什么难处的话，我想尽自己所能帮她一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她，甚至没有一天忘记过她。小时候，因为贫穷，我看过太多的冷眼，但她给了我最初的温暖，这成了我生命的动力，也让我一直洁身自好。我经常想，如果她也给我冷眼，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也许我的人生就会完全改写……”他已经泪光莹莹，“我想看见她还美好地生活着，跟我一样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对观众说：“那好吧，让我们大家一起帮忙，让刘总实现这个多年的心愿。”

    几天后，他收到一封信：

“亲爱的刘同学，不瞒你说，那天我就坐在观众席上。之所以不见你，并不是因为你太富有，或者我已经老了，而是越纯净越美好的记忆，越经不起现实的打搅。我很赞同主持人的那句话，有些美只适合放在心里，就像一坛陈酒，一旦打开味道就淡了。如果你对我心存感激，那就在心里保存那份最初的美好吧。感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活在你心里，并希望我能一直这样活下去……”

    这封信是那位主持人所写。刘兵所要寻找的王丽晨是她的妹妹，已经于3年前因病去世……

逍遥游

聂鑫森

    江南大学是一所老资格的大学，中文系又是江南大学的名系，中文系之所以名声赫赫，是因为有一批久负盛名的老教授，在许多专业上，可说是一言九鼎，领风气之先。

    名圣臣，字散木的贺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专长是古籍校勘与论证，最为人钦佩的是《庄子》研究，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专著。他字“散木”，也是取自《庄子》书中，自谦为无用之材，但“不材”即可免遭斤斧之苦而尽天年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五十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他喜欢着青色的衣裤，加上布鞋布袜，乍一看，俨然一乡下农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陶淘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

    事后，贺先生对陶淘说：“我让你等一下，是想提醒你，什么事都不必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陶淘说：“是，是。”

    贺先生喜欢独来独往，以书为伴。上课之外，不串门，不交际，不嗜烟酒。唯一的爱好是在休息日，带一两本古书和一些干粮到郊外的僻静处，赏玩山水后，坐在树下读书。他的眼睛真好，读了这么多书，却无须戴眼镜。他曾以诗嘲弄那些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辈：“终日耳边拉短纤，何时鼻上卸长枷。”

    “文化大革命”说来就来了。贺先生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小将隔三差五拉着他去游街批斗。他被戴上一顶很高很尖的纸做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写“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贺圣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他没有一点沮丧之色，从容地走着，锣声响得有板有眼。

    他的几个同辈人，有的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了；有的吓得旧病复发，住了院。他对他的老伴儿和儿女说：“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因病而逝，我还有几本书要写，我不能让天下人有憾事。”

    后来，贺先生又被遣送去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来改造他的思想。和他同居一室的是陶淘。这一老一少的任务是喂猪，不是关着喂，而是赶着猪野牧。他们两个人共一口锅吃饭，俨然父子。

    贺先生还采了许多艾叶，晒干，做成艾条。他说他稍懂医道，有些病可以烧艾作灸，十分见效。

    陶淘的情绪越来越坏。

    有一天出门牧猪时，陶淘说身体不舒服，想休息半天。

    贺先生说：“好吧。”

    贺先生把猪赶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让猪自去嚼草。他坐在树下，想他的《庄子》大义。坐了一阵，觉得陶淘的举动有些异常，慌忙往回赶。

    推开门，陶淘上吊在矮屋的梁上。

    贺先生忙把被子垫在地上，搬来凳子，站上去，用镰刀砍断绳子。陶淘跌落在被子上。

    贺先生寻出一截儿艾条，在煤灶上引燃，然后灸陶淘的“人中”穴。

    过了一会儿，陶淘醒来了。

    “贺先生，您不该救我！”

    贺先生说：“我已至花甲，尚不想死，何况你！我的《庄子》研究，想收个关门弟子，你愿不愿意？”

    陶淘哭了。他因出身不好，又搁在这似无穷期的“五七干校”，女朋友忽然来信要和他分手……

    “女朋友分手，好事！不能共患难，何谓夫妻？若你们真走到一块儿，有了孩子，再遇点厄难，那才真叫惨。”

    陶淘说：“我愿受教于先生。”

    此后，贺先生开始系统地向陶淘讲述《庄子》。没有书，没有讲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汉书》记载《庄子》一书为五十三篇，实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完气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伴随着日历，一篇一篇讲过去。

    陶淘觉得日子短了，生活有意思了，眼前常出现幻觉：贺先生就像那自由自在的鲲鹏，扶摇直上，“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自在，不以环境险恶为念，堪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世道终于清明了。

    陶淘一边工作，一边当了贺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在他的协助下，贺先生完成了几部关于《庄子》研究的重要著作。

    贺先生说：“陶淘，我也该走了，我的肝癌居然拖过了这么多年，实为奇迹。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我现在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写完了书，还有了你这个传人，此生无憾。”

    几天后，贺先生安详地去了，享年七十有二。

一天与一年

侯发山

    正月初六一大早，土豆和槐花便悄悄起床了，待一切收拾停当，天还不是十分的透亮，看了看熟睡中的女儿甜甜，槐花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叫醒给她说一声？”土豆没接话茬，背上行李就走。槐花见状，不舍地看了甜甜一眼，转身跟了出去。

    等走出院门，槐花看着土豆的后背，一边走一边说：“甜甜都六岁了，懂事了，咋着也得给她说一声。”

    “她哭死哭活，走得了？”土豆头也没回，没好气地说。

    槐花不吭声了。也是，每年他们出门，甜甜都要死死缠着槐花的腿，哭得稀里哗啦。

    土豆说：“今年过年不回来，明年才回来。”

    槐花还是不吭声。

    土豆说：“一年时间太短……一来一回光车票就得三千多，如果不回来，省下车票不说，还能多挣几百。”

    土豆说得倒是实情，他们村里的福全，三年都没回来了。跟家里人联系，都是通过电话。去年福全的手机上了网，通过村长的微信给老爹老娘拜了年呢。村长说，当时老两口都激动得哭了。

    土豆和槐花走到村口，三轮车还没来。土豆随口问槐花：“东西都带齐了没？身份证也带了吗？”

    槐花闻听，摸了摸口袋，说了声 “糟了，身份证没带”，然后撒腿往家跑。

    “回来！”土豆叫道。

    槐花停下脚步，扭头看了看土豆。

    “你瞧着行李。”土豆说罢，像头受惊的骡子，尥蹶子似的沿着来时的路跑走了。

    土豆跑到家，已是汗水淋漓，呼吸不匀。这时，老娘已经起床了，正在刷洗碗筷。老娘问道：“咋又回来了？”“身份证忘带了。”土豆说着，便翻箱子倒柜子地找开了。怕惊醒甜甜，也是消没声息的。

    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找到。土豆给槐花打手机，让她赶快滚回来。

    槐花回到家，直奔床头的箱子。

    土豆瞪了槐花一眼：“我都翻几遍了，影儿也没有。”

    “我记得回来就放那里了。”槐花小声说着，把手伸了回来，却又没地方放，一会儿拉衣袖，一会儿拽拽围巾。

    这时候，甜甜已经醒了，躺在被窝里瞪大眼睛，眼珠子滚过来滚过去。

    看到甜甜安静的样子，土豆想起什么似的，问甜甜：“身份证是不是你拿了？”他记得年三十回来那天收拾身份证的时候，甜甜曾经问过他，问身份证是干啥用的，他说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坐车，不能出门。

    槐花忙过去把甜甜的被角掖了掖，抚摸着她的头发：“乖，好孩子不能说瞎话，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不吭声。

    土豆瞪着甜甜，恶声恶气地说：“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哇地哭了。

    “有话不会好好说？瞧你那样子，跟个门神似的，就不怕吓着孩子？！”老娘赶过来数落土豆。

    “好女儿，不哭啊，不哭啊。”槐花哄着甜甜。

    “我们不打工，你吃啥喝啥啊？你不穿花衣裳啦？你不吃火腿肠啦？”土豆的声音明显低下来。

    “我不穿花衣裳，我不吃火腿肠……我不想让你们打工。”甜甜哭得更厉害了。

    显然，甜甜把身份证藏起来了。

    老娘也过来劝甜甜：“甜甜，你不是想上学吗？你爸你妈不出去打工，你就上不了学，你就背不上新书包……”

    嗨，你别说，奶奶的话就是管用，甜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哽咽着说：“妈妈，你们啥时候回来？”

    “两……一年时间。乖，听话。”槐花看了土豆一眼，边说边给甜甜擦眼泪。

    “一年时间有多长啊？”土豆盯着槐花的脸，好像那上面有好看的花似的。

    “不长……你看，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这么长，多快？”土豆一边说一边掰着自己的手指比划。

    甜甜看了槐花一眼。槐花点了点头。甜甜这才从枕头下摸出两张身份证。

    等到土豆和槐花风风火火地坐三轮到镇上，然后搭乘公共汽车赶到火车站，不料想，外出的人太多，接连几天的票都没有了。真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两个人只好失望而归。晚上八点回到家，甜甜见到他们，跑步迎上前去：“爸爸，妈妈，不是说一年吗？咋现在才回来？我都数了好几年了……”

    话没说完，甜甜眼里的泪已经流了出来。

（选自《天池》2016年4期，有改动）

丑娃守门

李争奇

    ①丑娃有胆，竟敢和新任乡长郑凤打赌，当上了乡影院的守门员。不过很多人却等着看他的好戏。按理说如今人富了，看电影买张票根本不在话下，但每场电影，偏偏有多半人不买票。有人凭劝、有人凭交往、有人凭裙带、还有人凭混……反正谁买票谁就是最没本事的窝囊废！丑娃这赌也打得绝：有一个没票入场者，认罚十元。

    ②丑娃守门没提小木棍。他身旁桌上放一架四喇叭收录机，正播放《影院管理规则》。别看硬巴巴的条文，经乡播音员一录，甜生生的语言配上颤悠悠的轻音乐，听上去还怪悦耳的呢！丑娃满脸挂笑，很礼貌地招呼观众按顺序入场。

    ③观众稍有骚乱，混头二愣子带着一帮小弟兄撞上台阶，正要挤门而入，不禁一怔，只见丑娃身后小黑板上写着：“如确有买不起票者，丑娃愿解囊相助……”

    ④二愣子瞟了眼黑板下压着的几张零票，张口骂道：“卖狗皮膏药！擒妖的，吃羔的——待会瞧！”便带着小弟兄退在门旁。

    ⑤不大会儿，台阶上走来一位摩登女郎，浓妆艳抹，妖滴滴满身香水味，她旁若无人，走近门前。丑娃伸臂挡住她道：“哎，请拿出票来！”

    ⑥“哟，我是——”女郎飞来个媚眼。

    ⑦“你是高副乡长的小姨子，雅号艳牡丹。对吧？请拿出票来！”

    ⑧“哼！老娘还没有掏票看过电影哩。”艳牡丹边嚷边往门里挤。不料丑娃一把拽住她的后衣襟，拉出门外：“嘿嘿，门外请便！”

    ⑨艳牡丹被揪出门外，观众一围，粉脸霎时比牡丹花还红。她双手往大腿上一拍，放声嚎叫：“哈呀呀，这是咋呀，俺头上有土呀不是？丑八怪也欺负俺！别人的票是票，俺刚刚交给你的就不是票哇！”

    ⑩人群轰动，有气愤斥责的，有息事宁人的，也有火上加油的……艳牡丹真撕破脸皮啦，又喊又叫：“哈呀呀，对着青天红日，你丑娃就这么诬赖人！”

    ⑪丑娃不动声色地回到桌旁，倒过磁带，“卡”，捺下放音键，磁带沙沙地转动着：“哎，请拿出票来！””“哟，我是——”……“哼！老娘还没掏票看过电影哩！”……人们听着录音哄然大笑。艳牡丹见“原声毕露”，一下子收住嚎闹，双手捂脸挤出人群溜了。

    ⑫这边二愣子正失望地摇着头，突然瞧见新任乡长和高副乡长从广场走来，他眼里又闪出光彩。丑娃也瞅见了乡领导，不过，他满有信心地冲着大伙高声说：“我丑娃守门，为的是社会风气的好转。大家瞧，乡领导经过整党后，决心很大，亲自来支持我的工作啦，都是买票看电影。”丑娃的话博得雷鸣般的掌声。

    ⑬正上台阶的高副乡长用肘子一碰郑乡长说：“这小子多混，连咱们也搁进去了！”郑乡长风趣地笑笑：“咱怕甚？据说他黑板下压着零票哩。”高副乡长一扭身：“算了，我不看了。”郑乡长一把拉住他：“嘿嘿，那哪行哩，今天我请客！”说着，到票窗买了两张票，撕下一张递给高副乡长。

    ⑭“丝——”在二愣子的口哨声中，小弟兄们一哄而去。丑娃忙抓起黑板下的零票，诚挚地喊出二愣子的大名：“振华——振华哎——”

⑮丑娃赌赢了。赢了甚？我还不知道。我只是在影院里听见两位乡领导的对话：高副乡长说，“哼！这样的人怎么能守门！”郑乡长说，“哦——我也这么想，这么个精明人，放在这儿守门真有点可惜……”

    （有删改）

那夜，那对盲人夫妻

周海亮

①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悲怆的声音一点点变得平和，变得快乐。因为一声稚嫩的喝彩。那是乡下的冬天，乡下的冬天远比城市的冬天漫长。常有盲人来到村子，为村人唱戏。他们多为夫妻，两人一组，带着胡琴和另外一些简单的乐器。大多时候村里会很晚。在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那是村里人难得的节日。

②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粗糙的表演，而是他们走路时的样子。年幼的我常常从他们笨拙的行走姿势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卑劣的快乐。那是怎样一种可笑的姿势啊！男人将演奏用的胡琴横过来，握住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胡琴的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自己的男人，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在狭窄的村路上，深一脚浅一脚，面前永远是无边的黑夜。雨后，路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洼，男人走进去，停下，说，水。女人就笑了，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然后换一个方向，继续走。换不换都一样，到处都是水洼。在初冬，男人的脚，总是湿的。

③那对夫妻在村里演了两场。地点在村委大院，两张椅子就是他们的舞台。村人或坐或站，聊着天，抽着烟，跺着脚，打着呵欠，一晚上就过去了。没有几个人认真听戏。村人需要的只是听戏的气氛，而不是戏的本身。

④要演最后一场时，变了天。严寒在那一夜，突然蹿进我们的村子。那夜滴水成冰，风像刀子，直接刺进骨头。来看戏的人，寥寥无几。村主任说要不明天再演吧？男人说明天还得去别的村。村主任说要不这场就取消吧？男人说，说好三场的。村主任说就算取消了，钱也是你们的，不会要回来。男人说没有这样的道理。村主任撇撇嘴，不说话了。夫妻俩在大院里摆上椅子，坐定，拉起胡琴，唱了起来。他们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抖。加上我，总共才三四名观众。我对戏没有丝毫兴趣，我只想看他们离开时，会不会被冰的水洼滑倒。天越来越冷，村主任终于熬不住了。他关掉村委大院的电灯，悄悄离开。那时整个大院除了我，只剩下一对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唱戏的盲人夫妻。

⑤我离他们很近，月光下他们的表情一点一点变得悲伤。然后，连那声音都悲伤起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那唯一的一盏灯已经熄灭，可是他们肯定能够感觉出面前的观众正在减少。甚至，他们会不会怀疑整个大院除了他们，已经空无一人呢？也许会吧，因为我一直默默地站着，没有弄出任何一点声音。我在等待演出结束。可是他们的演出远比想象中漫长。每唱完一曲，女人就会站起来，报下一个曲目，鞠一躬，然后坐下，接着唱。男人的胡琴响起，女人投入地变换着戏里人物的表情。可是她所有的表情都惨进一种悲怆的调子。他们的认真和耐心让我烦躁。我跑回了家。我想即使我吃掉两个红薯再回来，他们也不会唱完。我果真在家里吃掉两个红薯，又烤了一会儿炉子，然后再一次回到村委大院。果然，他们还在唱。女人刚刚报完最后一首曲目，向并不存在的观众深鞠一躬。可是我发现，这时的男人已经泪流满面。

⑥我突然叫了一声“好”。我的叫好并不是喝彩，那完全是无知孩子顽劣的游戏。我把手里的板凳在冻硬的地上磕出清脆的响声。我努力制造着噪音，只为他们能够早些离开，然后，为我表演那种可笑和笨拙的走路姿势。两个人同时愣了愣，好像他们不相信仍然有人在听他们唱戏。男人飞快地擦去了眼泪，然后，他们的表情变得舒展。我不懂戏，可是我能觉察他们悲怆的声音正慢慢变得平和，变得快乐。无疑，他们的快乐，来自于我不断制造出来的噪音，来自于我那顽劣的喝彩，以及我这个唯一的观众。我开始安静了下来……

⑦他们终于离开，带着少得可怜的行李。一把胡琴横过来，男人握着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得很稳。男人停下来说，冰。女人就笑了。她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

⑧多年后我常常回想起那个夜晚。我不知道那夜，那对盲人夫妻，都想了些什么。只希望，我那声稚嫩的喝彩，能够让他们在永远的黑暗中，感受到一丝丝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