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台

王春迪

    老街有句老话：有钱不显摆，一生算白来。要说富人显摆，无可厚非，可老街上的穷人也喜欢显摆。譬如老街人买油条，卖油条的到了自家门前，他不喊，非等人走到街那头了，才出来，罩着手吆喝。等卖油条的过来了，他们左看看右看看，用一只手捏捏，然后挑一根稍微大一点儿的。转身进屋，把油条扔给孩子。直等孩子把油条吃得还剩下拇指大了，这边稀粥也喝完了，接过来，擦擦嘴，擦得油光光的，这就出门了!

    海爷号称老街首富，喜欢显摆也是出了名的，经常叫乞丐在他面前排成队伍进行施舍，生怕有人没吃到。两年前他建宗祠，从初一选到十五，好不容易看上一块地儿，可惜地面不平，不过就是垫点土的事儿，海爷愣是大老远儿地让人拉了几车煤块儿填上!那年月，百姓管煤炭叫“乌金”，金贵着呢!人家却用来填坑，虽然是煤渣儿，但比泥土不知要金贵多少。你说这人会显摆不?没想到，那年冬天冷的出奇，那些没有钱取暖的穷人则挖了这些煤渣烤火取暖，度过了这艰难的日子。

    过了几年，鲁东南遇上了百年不遇的蝗灾。鲁东南地界，家家院子里都种树。究其原因，其中一点，就是等闹饥荒时，没东西吃，还能用树皮果腹。要说这一场灾真的太严重了，这年冬天，还没到腊月，好几户以前穿长衫、吃细粮的体面人家，家里的树都没皮了，更别说普通百姓了。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儿上，海爷竟然还要搭一新戏台子!

    大奶奶三番五次劝海爷：“这个戏台子搭不得!外头饿死了那么多人，你这边还想着搭戏台子，老百姓要饭都没地儿要去了，你这边还想着乐和，太不地道了!你一辈子好玩好显摆，可在这节骨眼儿上，你不怕别人骂你?”

    大奶奶嘟囔了几次，海爷就急了，眼一瞪：“饿死人怎么了?外头死了人还不许我痛快了?这台子我还非搭不可了!”

    府里上上下下，对海爷搭新戏台子的事儿，议论纷纷，都觉得海爷这事做得不妥，所以，对于抬砖搬瓦拉料子之类的活儿，个个不太热情，叫谁谁磨洋工。

    海爷生气了，吩咐管家：“从明儿起，在门口支几口大锅熬粥，凡是给我搬砖抬泥的，哪怕搬一块，我也管他一顿饭!”

    大奶奶一听，当时就哭了：“老爷，您这是要败家呀，这样值吗……”

    海爷一笑：“不值，但痛快。”

    更离谱的是，新戏台子眼瞅着快搭完了，海爷又不知在哪儿听了一个风水先生的话，说戏台子方向不对，拆了重搭!

    如此这般，折腾了几个月，海爷府上的人，连个年都没过安生。

    不想，直至第二年开春，万物复苏，莺飞草长，海爷突然又不建了，半拉子撂在那儿，几次风吹雨打过后，豁得像是被哪个豁了牙的天神啃过了似的。

    大奶奶偷偷把管家喊了过去，捂着心口问管家：“老爷这一回又搭台，又施粥的，总共花了多少银子?”

    管家皱了皱眉头。大奶奶说：“你尽管告诉我，话进了我的耳朵里，就烂了。”

    管家近一步，悄声说：“近三年的生意，算是白赚了。”

    大奶奶眼泪唰地滚了下来。

    管家又说：“大奶奶先别急，老爷有话，没对您讲。”管家告诉大奶奶，年前这场灾，让老街上好多光景还不错的人家，都开始啃树皮了。在这条街上，他们本是有头有脸的人，以往出了门也都显摆得不得了，最好脸面。如今，突然要端着碗去要饭，他们可能放不下身段，拉不下面子。这寒冬腊月的，地上连根草都没有，河里也都结了冰，不饿死才怪。海爷就是想到这一点，才想了这个法子，这样，既帮他们过了冬，又照顾到他们的面子。

    大奶奶听罢，眼一亮，骂了海爷一句，转脸怪管家道：“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管家作揖道：“老爷不让我告诉您。”

    随后几个月，海爷屡次寻思起那个戏台子，说想把那个半拉子戏台搭完。海爷这么说，却实在抽不出时间。因为开春后，府上的生意不知怎么的，忽然比往年忙出好几倍来，每日车水马龙，宾客如流……

    不久，一股流窜的土匪听说了老街海爷的富有，想去打劫海爷，可让他们料想不到的是，别说在海爷府上找一个内应了，偌大一条老街，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一听说要打海爷家的主意，无论对方许以什么好处，愣是没有一个愿意给他们当耳目的!

（有删改）

槐树下的战争

老舍

    ①一号搬来了两家日本人，一共有两个男人，两个青年妇人，一个老太婆，和两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自从他们一搬来，冠晓荷俨然自居为太上巡长，他命令白巡长打扫胡同，通知邻居们不要教小孩子们在槐树下拉屎撒尿。他嘱咐倒水的“三哥”，无论天怎么旱，井里怎么没水，也得供给够了一号用的——“日本人是要天天洗澡的，用的水多！别家的水可以不倒，可不能缺了一号的！”

    ②一号的两个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的小商人。他们每天一清早必定带着两个孩子——都只穿着一件极小的裤衩儿——在槐树下练早操。早操的号令是广播出来的，大概全城的日本人都要在这时候操练身体。

③七点钟左右，那两个孩子，背着书包，像箭头似的往街上跑去，由人们的腿中拼命往电车上挤。他们不像是上车，而像两个木橛硬往车里钉。下学以后，他们赛跑，他们爬树，他们在地上滚，他们相打——打得有时候头破血出。他们想怎么玩耍便怎么玩耍，好象他们生下来就是这一块槐荫的主人。他们愿意爬哪一家的墙，或是用小刀宰哪一家的狗，他们便马上去作，一点也不迟疑。

    ④他们家中的妇人永远向他们微笑，仿佛他们两个是一对小的上帝。就是在他们俩打得头破血出的时候，她们也只极客气的出来给他们抚摸伤痛，而不敢斥责他们。他们俩是日本的男孩子，而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

    ⑤全胡同中，只有冠晓荷和一号来往。晓荷三天两头的要拿着几个香瓜，或一束鲜花，或二斤黄花鱼，去到一号“拜访”。他们可是没有给他送过礼。晓荷唯一的报酬是当由他们的门中出来的时候，他们必全家都送出他来，给他鞠极深的躬。他的躬鞠得比他们的更深。他的鞠躬差不多是一种享受。鞠躬已毕，他要极慢的往家中走，为是教邻居们看看他是刚由一号出来的，尽管是由一号出来，他还能沉得住气！即使不到一号去送礼，他也要约摸着在他们快要回来的时候，在槐树下徘徊，好等着给他们鞠躬。

    ⑥邻居们讨厌那两个日本孩子，因为那两个孩子喜欢用头猛撞冠先生，也同样的撞别人。他们最得意的是撞四大妈，和小孩子们。他们把四大妈撞倒已不止一次，而且把胡同中所有的孩子都作过他们的头力试验器。他们把小顺儿撞倒，而后骑在他的身上，抓住他的头发当作缰绳。小顺儿，一个中国孩子，遇到危险只会喊妈！

    ⑦小顺儿的妈跑了出去。她的眼，一看到小顺儿变成了马，登时冒了火。在平日，她不是护犊子的妇人；当小顺儿与别家孩子开火的时候，她多半是把顺儿扯回家来，绝不把错过安在别人家孩子的头上。现在，她却想到了另一条路儿上去，她以为日本人灭了北平，所以日本孩子才敢这么欺侮人。她不甘心老老实实的把小孩儿扯回来。她跑了过去，伸手把“骑士”的脖领抓住，一抡，抡出去；骑士跌在了地上。又一伸手，她把小顺儿抓起来。拉着小顺儿的手，她等着，看两个小仇敌敢再反攻不敢。两个日本孩子看了看她，一声没出的开始往家中走。她以为他们必是去告诉大人，出来讲理。她等着他们。他们并没出来。她松了点劲儿，开始骂小顺儿：“你没长着手吗？不会打他们吗？你个脓包！”小顺儿又哭了，哭得很伤心。“哭！哭！你就会哭！”她气哼哼的把他扯进家来。

    ⑧祁老人不甚满意韵梅惹日本人，但见孙媳妇真动了气，没敢再说什么，而把小顺儿拉到自己屋中，告诉他：“在院里玩还不行吗？干吗出去惹事呢？他们厉害呀，你别吃眼前亏呀，我的乖乖！”

    ⑨晚间，瑞宣刚一进门，祁老人便轻声的告诉他：“小顺儿的妈惹了祸喽！”瑞宣吓了一跳。他晓得韵梅不是随便惹祸的人，而不肯惹事的人若一旦惹出事来，才不好办。“怎么啦？”他急切的问。

    ⑩老人把槐树下的一场战争详细的说了一遍。

    ⑪瑞宣笑了笑：“放心吧，爷爷，没事，没事！教小顺儿练练打架也好！”

    ⑫韵梅也报告了一遍，她的话与神气都比祖父的更有声有色。她的怒气还没完全消散，她的眼很亮，颧骨上红着两小块。瑞宣听罢，也笑一笑。他不愿把这件小事放在心里。

    ⑬可是，他不能不觉到一点高兴。他没想到韵梅会那么激愤，那么勇敢。他不止满意她的举动，而且觉得应当佩服她。由她这个小小的表现，他看出来：无论怎么老实的人，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会反抗。在黑暗中，才更切迫的需要光明。正因为中国被侵略了，中国人才会睁开眼，点起自己心上的灯！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悬赏举报人

    新生废品店的老板李云放出话来，说自己愿出两万块钱感谢当年那个举报他偷窃的人，只要那个人说清楚他那天晚上是怎样行窃的，就可以把这两万块钱拿走。

    有人说，只怕是李老板想钓那小子出来。然后再收拾他一顿吧。在里面待过的人，有几个是省油的灯？

    大家都纷纷点头。

    李云从小就好吃懒做，读书也不认真，经常逃学打架。

    李云初中毕业后，就和社会上的人混到一起去了。他母亲打他，他蹿得比猴子还快；他母亲骂他，他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照样白天吃饭睡觉，晚上三更半夜不归。他母亲一边叹气。一边偷偷地抹眼泪。

    李云刚开始和社会上的哥们儿在一起的时候，也没干什么大的坏事情，无非是今天摸一只鸡，明天偷一只狗。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开销也大了，他感觉钱越来越重要了，于是决定去干一票大的。

    这天白天，李云踩好点后，晚上，他趁着月黑风高，偷偷地出了门。由于是头一次干这样大的事情，李云心里很虚，总感觉身后有一个影子跟着自己，可是回过头来，却又发现没有人。

    偷窃很顺利，李云背着一袋子偷来的贵重物品翻出那户人家的院子后，撒腿就跑。在李云跑的时候，他还是感觉自己身后有一个影子跟着，可是他几次回过头来看，却还是没发现那个影子。

    李云心中很纳闷儿，是不是遇见鬼了？

    李云一口气跑到后山的破庙里，藏好东西后，正准备回家睡觉，不料几个黑影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就把他扭了起来。愣过神的李云一看，是警察！

    真是怪了，警察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李云的双手被戴上冰冷的手铐的时候，他没有忘记问上一句，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一个警察冷冰冰地说，有人举报了。李云被劳动教养了两年。在劳教所里，李云结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因为销赃而被关了一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李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收废品方面的知识。李云出来后，就踩着三轮车收起了废品，然后送到那个朋友那里。

    通过一年的努力，李云有了一点儿积蓄，自己也开了一个废品回收店。没几年，李云就盖起了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又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儿子。

    有了钱后。李云想找到当年那个举报他的人。李云对那些心存疑虑的人说，我是真的很感激那个人，没有那个人使我悬崖勒马，就没有我李云的今天。

    过了好多天，没有一个人来领这两万块钱。报社的记者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对李云进行了一次专访，写成了一则纪实新闻上了报纸。不料这则新闻没有帮李云找来举报他的人，反而给他的回收店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给他的人品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很多人都往这儿送废品，好多单位打电话来让他过去收废品。

    李云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开了一家废品回收公司。摩托车也换成了小汽车。李云于是把奖金提高到了五万块钱。

    许多人又在一起议论这事，有的人说，这小子脑子太精了，真是一石几鸟啊！既做了广告，也挽回了自己的名声，还有可能找出仇人来。

    大家又都纷纷点头。

    但是那个人好像从人间蒸发掉了一样。

    这年，李云的母亲病重。她把李云叫到了床边说，你帮我送五万块钱到劳教所里，让他们发给那些表现好的即将释放的孩子，让他们也像你一样，有点儿本钱自己去赚一碗饭吃。

    李云惊讶地说，为什么要送给他们钱？

    李云的母亲说，孩子，是劳教所的警察们让你重新做了人，你应该感谢他们，更应该帮助一下像你一样一时糊涂做了错事的人，鼓励他们早日出来，早日能自立生活。况且20年前那个举报你的人就是我，我有权支配这五万块钱。你不知道吧，我当时看不住你，就几乎天天晚上跟着你；管不好你，我就决定让政府来管教你。儿子，我害得你关了两年，你不会怪我吧？

    泪流满面的李云说，娘啊！我怎么会怪您呢？

    我这下就放心了。李云的母亲说完就闭上了双眼。

    李云朝着母亲的遗体“砰砰”地磕起了响头，直磕得额头鲜血直流。

    不久，市报就登出了一条消息：新生废品回收公司总经理李云向市劳教所捐资10万元，用来奖励那些表现出色的劳教释放人员。李云还表示，他将呼吁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成立“新生基金会”，他每年向基金会捐资五万元……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叮叮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街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好兄弟

    汤姆有一架私人小飞机。一天，他和如同兄弟般的好友库尔驾着飞机做一趟旅行，飞过一个人迹罕至的海峡。

    飞机已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再有半小时，就可达到目的地。

    忽然，汤姆发现飞机上的油料不多了，估计是油箱漏油了。因为起飞前，他给油箱加满了油。

    汤姆一边关小了油门，一边安慰库尔：“没关系的，我们有降落伞！”说着，他将操纵杆交给也会开飞机的库尔，走向了机尾；不一会儿拿来了降落伞，在库尔身边也放了一个降落伞包。

    他说：“库尔，我的好兄弟，我水性比你好，我先跳了！你开好飞机，尽可能给我把它弄回去，我夫人和孩子们把它当宝贝呢！我爱他们！当然，撑不到海岸你就跳吧！”说完，他就冲出了舱门。

    飞机上就剩下库尔。不一会儿，仪表显示油料已尽，飞机在无力地向前滑翔。库尔决定也跳下去，于是，他一手扳紧操纵杆，一手抓过降落伞包。他一掏，大惊，包里没有降落伞，是汤姆的衣服！库尔咬牙大骂汤姆！没伞，就不能跳；没油料，靠滑翔飞机却是飞不长久的！库尔急得脑顶冒汗，只好使尽浑身解数，能往前开多远就开多远。

    飞机无力地朝前滑着，往下降着，与海面距离越来越近……就在库尔彻底绝望时，奇迹出现了：一片海岸出现在眼前。他大喜，用力猛拉操纵杆，飞机贴着海面冲过去，“嗵”的一声撞落在松软的海滩上，库尔晕了过去……

    半个月后，库尔回到他和汤姆居住的小镇。他拎着那个装着衣服的伞包来到汤姆的家门外，发出狮子般的怒吼：“汤姆，你这个耍弄朋友的家伙，给我滚出来！”

    汤姆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跑了出来，一齐问他发生了什么。库尔很生气地讲了事情的原委，最后抖动着那个包，大声地说：“看哪，他就是用这东西骗我的！没想到我没死！真是上帝保佑！还有，他居然还要我尽可能保住那家破飞机，你的宝贝！哼！”

    汤姆的妻子被弄懵了，怔了半天，才吐出几个字：“可是，他，一直……”接着，她认真翻看着那个包，衣服被倒出来了，便从包底掏出一张纸片。她只看了一眼，就大哭起来：“好兄弟……”

    库尔一愣，拿过纸片来看。纸上写着两行极潦草的字：

    库尔，我的好兄弟，机下是鲨鱼区，跳下去难以逃生；不跳，飞机不堪重负，我们俩都得死……你一个人驾着飞机肯定能滑翔到海岸，相信，会成功的！

（根据苏景义《生死跳伞》改写，原载2005年6月19日《今晚报》）

巴施蒂希追踪记

[捷克]兹丹涅克·斯维拉克

    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我刚脱下外套，浴室门“砰”地打开，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穿着雨衣从里面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巴施蒂希。在那一刻，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紧跟着进去，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给其他客人送酒时，他起身离开了酒吧。我提醒女招待，说那人还没付账，女招待表情漠然地说：“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到“地窖酒吧”的吧台前坐下。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

    “很遗憾，先生，您是记者。”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单背面立了一份声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装潢社的普通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也是苦涩的。一天晚上，我在酒吧小坐，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看到外面的雨那么大，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这件事启发了我。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

（2016年05期《小说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