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惟愿长报国——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记者：顾瑞珍 吴晶晶 胡浩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

    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947年，庄逢甘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 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庄逢甘说，“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他的秘书代他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8226；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老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节选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9年11月）

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

李宗陶

    木心，那个戴礼帽、执洋伞、坐在大雪初霁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的目光炯炯的男子，2006年9月回到故乡，鬓发已白，面容消瘦，不断小声地说着俏皮话：“有人看了照片讲，恨不得把那顶帽子摘下来。我说我帽子都不能戴的啊？在西方，冬天叫人家光头啊？”口语的木心是家常的，吴侬软语略带阴性的，有一股骨子里透出来的好玩。那江南口音和老派的英文发音一样，没有改。

    我的祖先在绍兴，精神传统在古希腊

    上世纪30年代，浙江桐乡乌镇东栅财神湾。孙家雕梁画栋的老宅，紧挨着孔家花园。清末的举人穿过两进厅堂，穿过佣人们的宿舍，面对私塾里一班小孩子。主人家的小少爷大名唤作孙璞，乡邻有叫他牧心的。

    少年时读到《诗经》，孙璞惊艳，继而欢喜，“这就是我要的文体。”家人替他选定了志业，要么做法官，要么做医生。他却喜欢收来各种彩色纸头，一看半天；他还喜欢逃学、看戏，看终场时值台男子潇洒地甩出条木牌，“明日请早”。那双眼睛挑来拣去，只为色彩只为美，着迷。

他的阅读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美国一些读者说，木心的作品里仿佛总有一个深蓝的背景，非常神秘，让他们想到达·芬奇。木心在乌镇的客栈里说：“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

我以不死殉道

    20岁刚出头，他参与学生运动，还曾是领导者，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

    他是上海工艺美术制品厂的设计师，喜欢画画，热衷写作。从14岁起创作的100多个短篇和8个中篇集成厚厚20本，直到1970年被抄没。因言论获罪，他被关进废弃的、漏雨积水的防空洞。半年后转移到监牢时，关他的人想，该是爬着出来了吧。可他坐着。他从写交待材料的纸里克扣下66张白纸，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写散文，还作曲，藏在棉袄夹层里。墨水快要用光了掺点水进去，“不慎”打翻。看守凶巴巴又装一满瓶来：“老老实实写，不深刻休想过关！”

    平反那天，他还在扫地倒垃圾，食堂师傅冲他嚷：“哎，叫你装纱窗装纱窗到现在还不来装！”他问：“个么，到底要装几扇？…‘十扇！明天来装！”“噢，十扇。”这时有人告知大师傅：“明天人家就要到设计院做总设计师了呢！”第二天，他坐飞机去人民大会堂，负责修缮工作，因为他曾经参与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这种戏剧人生，他讲起来笑嘻嘻的。

    “我不喜欢哭哭啼啼，小女儿一样，要么就天地之间放声大哭，要么就闷声不响。而且聪明的读者能够读懂，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文革’期间，多少人自杀，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可以向死的机会很多，我都挺过来了。监狱里面，饭吃不下，硬塞也要活下去。小时候，家里几代传下来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后来那么苦，可是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后来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贵族到没落的时候愈发显得贵。”

    “您是悲观主义者吗？”

    “其实悲观主义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他的大雄宝殿题了四个字——‘勇猛精进’。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这就是悲剧精神。”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木心在纽约华人圈子里开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课后在中央公园散步谈笑，一位学生说，“先生一路看过去，能不能即兴写俳句？”

    话音才落，有位女子走来——“她围着黎明的围巾，牵了条黑夜的狗。”

    一辆旅游大巴开过，车身上涂料是红色与银色，好像救火车——“这个旅游团多仁慈，一边旅游一边救火。”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捕捉生活中的这种瞬间？”

    “长期的训练，像中国武功。我喜欢那个传说中用筷子夹苍蝇的高手。”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从前家里有人写错别字，那是奇耻大辱，现在马路上一走，三步一错，五步一错。从前社交客气而润滑，现在不讲客气了。有人请我吃饭，从开头讲自己，到最后第二句还在讲自己，把客人扔在一边，末了想起来，啊，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跟介绍的朋友讲，哎，你这个朋友怎么只管谈自己，我连发言余地都没有？朋友说，现在要找不谈自己的人是没有的。呵呵，倒是我错了。”

    “讲话不好玩了，俏皮话也听不来了。这些，使人感到寂寞。”人类已经忘记了“灵魂”这个词——木心叹。

相关链接：①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他就着一盏灯，不停作曲，“即使狱卒发现了，至多没收乐谱，不至于请个交响乐队来试奏，以定罪孽深重的程度吧。”在那场浩劫中，他的整整20本心血之作被毁，但他并未动摇：他说，文学是他的信仰，是这信仰使他渡过劫难。（《木心：文学信仰使我渡过劫难》）②在历经社会与个人的变迁、磨难和颠沛之后，木心仍保持着高贵和自由的品格，他以文学和美学为背景的绘画艺术，以及散布在各种文学作品和访谈中的画论，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他不为任何浮云流霞所动，孜孜不移地坚守着独立和纯粹的绘画精神。（《木心绘画里的精神世界》）

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祖师冯祖荀

    冯祖荀先生1880年生于浙江杭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在家族的私塾中完成了他的启蒙教育，也养成了他一生中处处显出的儒雅风格。冯先生于1904年赴日，在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专修“微分方程”理论，是我们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位数学专业的留学生。当时到日本的留学生，有人玩物丧志，醉心舞蹈和其他技艺。冯祖荀先生却每天都要“三省吾身”，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他不仅读书成绩优秀，还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子发起成立了“京师大学堂留日学生编译社”，择选编译那些“纯正精确可适用于中国”的文章。冯先生创办的《学海》应是我国的第一本科学译刊。

    数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数学萌芽在秦汉时期，宋、元年间，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不过，令人扼腕的是中国的数学始终未受到重视，从未登上科举考试的大雅之堂。冯祖荀先生刚过而立之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系在1913年秋开始招收新生，虽然只招了两名学生，但这划时代的一步昭示着：中国有了第一个现代大学数学系。要知道，数千年来都是经、史、子、集独占学坛，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新体制从此发端。别看冯先生文质彬彬，走路踱着方步，但却是琴心剑胆，在这破旧立新的战场上是位大无畏的“急先锋”。

    冯先生是位难得的好教授，讲课逻辑严谨，分析周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说话一向温文尔雅，走路从来不疾不徐。他国学渊博，数学课上常有妙语惊人，古文、诗词，信手拈来，以形容数学的美与严谨。他从不照本宣科，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数学的内在思想。他的板书有时龙飞凤舞，有时中规中矩，都漂亮，令学生耳目一新，提振精神。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冯先生是当代世界大数学家樊畿的姑父，当年是冯先生鼓励他考上北大数学系。樊先生说：“姑丈是第一个让我懂得欣赏数学之美的人。”樊畿也很喜欢他这位姑丈，他给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冯先生：身穿长袍马褂，布履布袜，嘴衔外国烟斗，抽的却是中国旱烟丝。这位数学泰斗，极富文采，颇具雅兴，闲时或宣纸上写诗绘画，或庭院中莳花弄草。他淡泊名利，凡事满不在乎，散淡自在，洒脱飘然，像个神仙。我国数学界泰斗江泽涵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听冯先生的数学分析课。1931年，江先生从哈佛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成回国，立即被冯先生聘为数学系教授，成为在我国大学里开设“拓扑学”课程的第一人。

    冯祖荀先生是1931年西湖中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定会的发起人之一。这次会议确定了那些常用且基本的数学术语的译名和概念的阐述，诸如“函数”、“微分”、“积分”等等。在此之后的几年内，全国统一了大约七千多个数学名词的翻译和界定。1934年秋冬之际，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胡敦复教授写信给冯祖荀先生，商议筹建中国数学会。次年暑假期间，冯先生南下上海交大，主持召开了中国数学会的成立大会。中国数学会的诞生和学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数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影响深远。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各大学陆续南迁。冯先生那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身体状况糟糕极了，随北大南迁是根本不可能了。作为“留平教授”的他，自己日子很不好过，却时常遥想南迁的母校，思念他一手创办的数学系，惦记那些背井离乡、奔徙几千里、辗转到云南的师生。“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三年来关山阻隔，很少得到远迁南方的数学系的确切消息。内忧外困使他再也支撑不住了，1940年冯祖荀先生病逝。临死前，他手指南方，但已虚弱得说不出话来。

相关链接：①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要把马神庙的北大第二院（理学院）作为它的本部，为了保护理学院宝贵的实验仪器不被破坏，周作人曾和冯祖荀急忙去见已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的汤尔和，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最后理学院的仪器设备才得以保全。

（摘自杨涛《抗战时期的留平教授》）

②在回首往事时，樊畿先生一直感念冯祖荀先生的指引垂范。1989年樊先生曾去位于北京八大处福田公墓的冯祖荀墓前凭吊。1993年再度回京时，重修冯先生墓，并请苏步青先生重题墓碑。

（摘自保继光《在樊畿先生纪念会上的讲话》）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

（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老树画画：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老树不是画画的，他是个教书匠。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至今。老树本来不叫老树，叫刘树勇。也许像他说的，因为很小就长成了很苍茫的样子，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学生们就“树哥”“树叔”地叫他，要叫到“树爷”的时候成了“老树”，既然自己的本名叫起来有点不大顺口，他就找个大家都叫得顺的名字用起来。“我的长相太凄凉了，上下五千年提前都长好了。”他自嘲地呵呵一笑，大家跟着乐了，初见的拘谨和陌生就渐淡渐散了。

    老树书教得好，学生知道。学生描画他教授公文写作课的状态：“铃声响过，晃着进门，低头看一眼课本，抬眼扫一下我们，然后滔滔江水般流泻出真知灼见、性情心声。他讲西南联大里中国文化界的翘楚、讲风华绝代的林徽因，讲钱钟书的《围城》，讲张艺谋的《红高粱》，讲卢梭的《忏悔录》，讲诗经，讲高更、塞尚，讲波普艺术、解构主义，还有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些完全无法用‘公文写作’涵盖的东西听得大家如痴如醉。要下课的五到十分钟，他才会懊恼地讲一会儿课本，期间还夹杂‘公文写作，神马东西’之类的抱怨，直到下课铃响，仿佛扔掉了课本的郁闷，说声‘去也’，踹门而出……”

    老树的画中人，悠闲简静明朗。却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隐士形象，是街头巷尾市井喧哗滋味饱满的世俗常人，他们性情、生动、自然，关切现实又洞明人生。

    老树喜欢民国的趣味，而这民国又非确然的民国，只是他心里想象和希望的趣味——“女子温婉良顺，男子温文尔雅，世俗活泼生动，自由自在，一切都是慢慢的、闲闲的。人们的脸上看不到急切的欲望，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么一种意思。”画中那个长衫男子一会儿树下独坐，一会儿花旁独立，一会儿山间独行，一会儿屋中独酌，独来又独往，却怡然自得。

    “他是我，又不是我”。老树说。画中的长衫先生，闲适、率性，肆无忌惮。一如过去的老树，会戏谑地表达情绪。

    有读者提出，画中的闲适与现实的忙碌嘈杂完全不一样，你能接近画中的生活状态吗？老树回答说：“画里那么悠闲，生活却忙忙碌碌，怎么可能达到！因为没达到，所以才缺什么补什么。焦虑是常态，谁都一样，我也一样。我不可能像画里那么悠闲，但身体做不到，心境或者能做到。”

    于是他画，画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空间情境，他的画成了另一个老树在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的梦呓。

    对他，画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画的过程。他那些别人一掷千金想求的画，在地上桌上椅子上箱子里随意堆放着。“把内心关注放在怎么做好一件事上，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就可以了，最终东西拿出去别人说好，不重要。是让自己的内心丰富起来，而不是去炫耀，不是表演给人看，你要相信这一切东西都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让你自己通达、精细，对自己日常生活起居坐卧有要求，你这个人慢慢才像个样子了。”

    作家杨葵曾著文评说老树：“如果纯凭个人喜好，我甚至想说，老树文字第一，书法第二，画排其三。”又说：“老树文字有股特殊的稳，并非四平八稳那种寡淡之稳，亦非精巧设计那种做作之稳，更非所谓风轻云淡的鸡汤之稳；他是左冲右突，纵横捭阖，却又胸中有丘壑，可点百万兵的动态之稳。快人快语，口无遮拦，得意处长篇大论，愤怒时脱口骂娘，论人事也常有论据不足便下大结论之嫌……按说这么个写法非常危险，容易跌入莽撞汉子夸夸其谈的恶境，但是没有，得力于几点——力量、心智、修养。”

    老树的微博，粉丝近百万。他也曾开过博客，其思想其语言其风格吸引了大批簇拥者，2006年，他以一篇《走了》叫停了自己的博客。有粉丝留言，用“阿甘不跑了，我们怎么办”来形容心中的迷茫和困惑。其实阿甘跑或者不跑都不为什么，老树也是，博客想开的时候就开了，想停就停下，没有，也不想为什么。（选自《北京日报》2015年09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拥有山东大汉与生俱来的粗犷，内心却敏感细腻，情感也十分丰富”，老树的研究生曾泽鲲说。与课堂上诙谐豪放的树老师不同，私下里的老树很期待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孤独空间。②老树博闻强记，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文学、绘画、电影、书法等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而关注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有大量批评文章行世，著作数十种，策划诸多影像展览，摄影圈里，提到刘树勇，是响当当的名字。只是，他不把自己的博学当个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些不过是“看过些杂书，想过些事，码过些字”罢了。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了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